3名民警审讯时打死犯罪嫌疑人被判无罪(云南网 2008-11-25)

3名民警审讯时打死犯罪嫌疑人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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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他真有罪，自有法律去制裁他，难道就可以这样胡乱打死了之？”八十高龄的李树红老人无法压抑自己的悲愤。老人所指的“他”，是最疼爱的孙子。4年前，宣威市三名民警在执行一次传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中，将这个25岁的年轻人带走。此过程中的细节颇有些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三民警用拳脚和胶木棍及金属线等器械，实施了“持续十多分钟”的殴打行为，“直到他没有反抗能力，动弹不得”。之后，年轻人死了。尸检报告显示，尸体表面“广泛性皮下淤血”，面积达9264平方厘米。检察机关指控三民警滥用职权，并认为殴打行为系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经过两审判决，三民警被宣告无罪。
执行传唤任务 把他打得“不能动弹”
2004年2月6日，正月十六。宣威市公安局宛水分局接到一起报案，住在宣威市榕城粮管所出租楼二楼的侯某称家中被盗。根据失主所说的情况，盗窃犯罪嫌疑人很快被确定为住在同一栋出租楼三楼的李兴辉。晚上，按照分局副局长吕伟的指令，高连友、彭文盛、周磊三名年轻干警带着传唤通知书，外出执行传唤犯罪嫌疑人李兴辉的任务。三人来到榕城粮管所出租楼，敲开了三楼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有一个男青年，后来查明，此人名叫李培卫。
民警高连友说，当时他们三人亮明身份，对此人进行盘问，此人自称就是李兴辉。于是，另一民警周磊拿出传唤通知书，让其在上面签字。对方一看就傻眼了，立即改口说他叫“陈力”，不是李兴辉，并拒绝签字。无奈之下，高连友只有在通知书上注明“本人拒绝签字”。
见屋内有些东西与失主侯某报警所说的失物比较相似，民警周磊下到二楼，找来侯某辨认。侯来一看，称电饭煲、煤气罐等物确系其被盗之物品。三民警由此初步认定，此人就是要传唤的嫌疑人李兴辉。
据三民警称，刚下楼，被误为李兴辉的李培卫就拔腿“逃跑”。他们立刻展开追捕。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李培卫被打倒在地，“不能动弹”。之后，被押回宛水公安分局。在进分局院子经过水龙头时，民警周磊让李培卫就着自来水洗了洗脸。之后，周磊外出去接自己的女朋友，高连友和彭文盛则对李培卫展开审讯，直到凌晨两点。紧接着，彭将李培卫带到值班室看管。凌晨四点，高连友前来换班，见李培卫“闭着眼睛坐在凳子上，没有讲什么话”。
上午九时许，恍惚中的李培卫突然说胸口很疼，有人送上几粒“芬必得”，但他吃后十几分钟依然喊疼。稍后，挣扎中的李培卫被送进宣威市人民医院。简单的抢救后，他停止了呼吸。
尸检报告显示：可以排除各种有毒物质中毒的表现。死者双上肢、双下肢及背部广泛性皮下淤血，面积约9264平方厘米，另外，顶额部头皮下也有淤血。结论：李培卫系外力所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一万元丧葬费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得知死讯的第一个家属，是李培卫80岁的爷爷李树红，是警方打电话到西泽乡马嘎村村公所，然后辗转通知到他的。
“我们家怎么就这么苦啊！”老人痛哭失声。这位老人小时候曾读过两年私塾，头脑还算比较清晰，而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文盲，显得更加不知所措。
李加正夫妇都是当地农民，共生了三子一女，李培卫是老二。在全家人看来，他是脑子最“最灵光”的一个孩子。李培卫出生于1979年6月，由于家里穷，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20岁前后，独自到宣威城里打工，攒了一小点钱，考了驾驶执照。到2003年下半年，李培卫帮人开上了出租车。这份工作，对于他和家人而言，已经觉得相当不错了。“老二偶尔会拿点钱回来给我们，还算是个蛮孝顺的孩子。”母亲余冬莲说了这句就不停地哭。
车没开多久，李培卫又失业了。2004年的春节，母亲余冬莲听说老二找到了女朋友，高兴极了。过完年，李培卫就从乡下到宣威城找工作，几天了还是没着落。等到爷爷李树红再次见到孙子时，孙子已经是一具尸体，而且“全身没有一处是好的，全都被打坏了。”
当地的一位律师得知此事，出于义愤而无偿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由于该案属于“直接向公安机关叫板”的恶性案件，这位律师有诸多顾虑，称不便披露其具体身份和真实姓名，为报道方便，姑且以“X律师”称之。
经过X律师与当地公安部门的艰难交涉，死者家属终于拿到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支付的一万元丧葬费。在死后的第129天，李培卫终于得以下葬。
二审维持原判 三民警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案发两个多月后的2004年4月，高连友、彭文盛、周磊三民警陆续被采取强制措施，月余后，又一一被准予保外候审。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本案提出公诉。
知情人士透露，三被告民警均是警官或司法类学校毕业生，接受过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其中，最大的高连友出生于1979年6月，案发时25岁，与被害人李培卫同龄；最小的是彭文盛，案发时仅20岁。
关于对李培卫实施追捕的过程，三名被告均承认使用过胶木棍等工具对其进行殴打和“制服”。直到他没有反抗能力，动弹不得。整个制服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分钟。
三被告案发前所在单位宣威市公安局宛水分局副局长吕伟，向法庭提交证词，证明其三名属下当晚确系奉其之命，外出执行传唤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三被告及其律师的辩护思路，也围绕着这一核心观点展开。他们称：三被告的行为是在执行公务，法律规定民警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使用相关警械的权利，该行为是依法进行的，不存在滥用职权。至于对李培卫逃跑和袭警的行为进行武力制服，属于警察职责的延伸。而李培卫在这个过程中受伤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三被告迫不得已采取制服手段才形成的，对于被告而言，这同样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经过一审，宣威市人民法院判决三民警无罪。2005年1月21日，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宣检刑诉抗字(2005)第1号抗诉书提出抗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三被告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就对李培卫实施强制措施，三被告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三被告在制服李培卫的过程中，使用胶木棍等物进行殴打，导致李培卫因外力所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三被告滥用职权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依法改判。”
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该院反驳：三被告在依法传唤犯罪嫌疑人李兴辉时，发现李培卫所住房间内有被盗物品，遂将其带出寻找其他同住之人。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越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范围，故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2005年5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家人眼中的孝子 “偷牛王”的得力助手
在家人的记忆中，李培卫显然不是个坏人，人都已经死了，他们不愿再听到关于他的半句“坏话”。但记者通过调查，还是发现了被他们忽略的李培卫的另一面。
李培卫的同乡李树培是出了名的“偷牛王”。1999年10月，他邀约李培卫一道，接连在马嘎村委会岩头村偷了4头黄牛出售。钱花完后，他们又一起偷了4头。据估价，8头耕牛价值人民币24600元。2001年10月4日，李树培正牵着一头偷来的牛和买家谈价，很戏剧性地被老牛一路拉着跑到了主人面前。当日，李树培被刑拘，同年底，他被宣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以总共盗窃了44头牛的“纪录”，李树培在乡里被人愤懑地称为“偷牛王”。根据2004年9月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偷牛王”时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李培卫曾参与其中偷过16头牛，堪称是“偷牛王”李树培的得力助手。这次，李树培被取消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被法院认定确实参与了偷牛的李培卫，当时并未归案，更没与同伙一起受到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事实，并没被列入三民警被审判的刑事判决书中。但该判决书中提到李培卫曾经于2003年7月25日，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其家人称，这次“前科”，纯粹是被“脑子有点问题”的四弟连累的。
“可是，即便他真有罪，自有法律去制裁他，难道就可以这样胡乱打死了之？”李培卫80岁高龄的爷爷李树红不停地追问。　本报记者
□ 律师说法
此前，李培卫家属虽然八方反映、上访，但尚未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赔偿。原因在于，只有在确认三民警有罪的前提下，才可能申请国家赔偿。“而确认三民警有罪，唯一的渠道就是启动再审程序，对整个案件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其委托人X律师称，他不日即将赶到昆明，向省里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诉材料。
该律师分析：终审判决中将错被三民警追捕、殴打的李培卫称为“犯罪嫌疑人”，是故意混淆视听的一种做法。在李兴辉涉嫌盗窃的案件中，李培卫是并不相干的案外人，仅仅因为二人租住在一起，三民警在李培卫也就是李兴辉的住处发现了赃物，就错误地将李培卫当作了犯罪嫌疑人。“另外，从传唤嫌疑人的法律程序上来说，必须持有传唤通知书才合法，而三被告民警却拿着传唤李兴辉的通知书，把李培卫给强行带走。这种情形，难道还不叫‘抓错了人’？”X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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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致人死亡被判无罪续:检察院受理家属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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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民警审讯时打死“犯罪嫌疑人”被判无罪
在执行一次传唤任务的过程中，宣威市公安局三民警没能找到《传唤通知书》所载明的犯罪嫌疑人，而将另一名青年带走。之后，该青年被三民警武力“制服”了至少十几分钟，并于日次上午死亡。三民警被指控滥用职权，但最终被宣告无罪(详见本报昨日独家报道)。
昨日正好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接待日”，该案死者的姑妈、叔叔，及“站在幕后”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热心律师一道，向省检察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请求对宣告三民警无罪的案件判决进行重新认定。接到材料后，相关负责人做了登记，并表示将展开调查。
死者曾有劣迹：多次参与偷牛
昨日本报的报道中提到，被三民警“殴打制服”后致死的被害人李培卫，曾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罪名是盗窃。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由此展开采访。根据李家人的回忆，当年初，李培卫“脑子有些问题”的四弟偷了别人的黄牛，打算拉到比较远的地方出手。由于李培卫学过驾驶执照，会开车，四弟便叫李培卫找个车，帮忙拉牛。案发后，四弟被判了半年的实刑，作为从犯的李培卫也被认定构成盗窃罪，但只象征性地被判了个缓刑。
这个”前科“，被例在了三民警案件的判决书中。但除此之外，记者还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了李培卫此前的许多劣迹。
李树培也是宣威市西泽乡农民，和李培卫是同乡。1999年10月，他邀约李培卫一道，接连在马嘎村委会岩头村偷了4头黄牛出售。钱花完后，他们又一起偷了4头。据估价，8头耕牛价值人民币24600元。
2001年10月4日，李树培正牵着一头偷来的牛和买家谈价，很戏剧性地被老牛一路拉着跑到了主人面前。当日，李树培被刑拘，同年底，他被宣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以总共盗窃了44头牛的“纪录”，李树培在乡里被人愤懑地称之为“偷牛王”。根据2004年9月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偷牛王”时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李培卫曾参与其中偷过16头牛，堪称是“偷牛王”李树培的得力助手。
这次，李树培被取消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被该案判决书查明确实参与了偷牛的李培卫，当时在逃，并未归案与同伙一起受审。
死者家属申诉，提出“八怪质疑”
“偷牛当然是犯罪，应该受到法律制裁。问题是，制裁小偷有制裁小偷的法定程序，那就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现在的情况却是，在其他的案子中，曾经偷过牛的小偷被打死了。这合法吗？”并未正式接受委托，却一直“站在幕后”无偿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说。
昨日，该律师和死者李培卫的两名亲人一起，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接待日”上，得到了相关负责人的接待。他们递交的申诉材料中，包括一份言辞颇为激烈的上访信，题目为《残忍的暴力夺命 真实的无罪判决——法律还是公正的吗？》。
这份申诉材料中，对李培卫非正常死亡后三名民警受审的整个司法程序提出诸多质疑，认为这些都是“严重违法”的咄咄怪事——
“怪事之一：本案2004年2月6日发生，但三名犯罪嫌疑人却一直逍遥法外到4月5日，检察院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拘留决定，却又没有执行拘留，其中原因何在？如果换作一个平民老百姓，结果还会这样吗？怪事之二：三犯罪嫌疑人要传唤的是李兴辉，而不是李培卫，民警是不是有义务对所要传唤的对象的身份进行核对查实呢？即便李培卫自称是李兴辉，这是不是就可以作为错传唤的理由？怪事之三：本案是一起明显的伤害致人死亡案，但在指控三犯罪嫌疑人时，却定性为‘滥用职权’，不知是什么法律赋予了民警随意‘制服’公民的‘职权’？　首席记者 温星
云南大学法学院邵卫锋教授——三民警构成滥用职权罪
宣威三民警执法致人死亡案的性质，检察机关认为是滥用职权，原审法院认定为只是执法过程中“有一定过错”，而死者家属则坚持称，这是一起手段残忍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那么，其中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界定？昨日，本报记者走访了云南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邵卫锋，他一一进行了剖析。
针对本案中第一个传唤环节，邵教授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传唤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办理书面的传唤手续，而且，必须向传唤对象出示，不存在任何“口头传唤”的说法。三民警没有本案被害人李培卫的传唤手续，却强行将其带走，这第一个环节就已经违法。如果李培卫确实曾说过自己就是三民警要传唤的对象，稍后又改口否认，这种情况下，民警必须加以调查核实，才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关于三民警所使用的“武力制服”方法，邵教授认为已经远远超出法律所赋予的正常范围，即便是对一个真正的罪犯，也绝对不能这样使用多种器械，直接把对方打到“无法动弹”才罢手。
“我认为，本案的定性有关是滥用职权，三民警的行为构成这项罪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关于赔偿问题，被害人家属应该是三民警受审时，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主张经济赔偿。现在，也可以直接对三民警提出民事起诉，虽然三民警已经被错误地宣告无罪——即便他们真的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既然其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这样实际的恶果，还是应该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邵律师给死者家属指出了这样的维权思路，他认为本案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情形，如果家属申请国家赔偿，将无法得到支持。 (生活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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