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他提出的三个新观点

提起李一氓，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是新四军的将领之一、外交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学者式的革命家”，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很有启迪价值
李一氓小传
李一氓(1903-1990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全党的思想并非在这次会议闭幕后就立刻彻底解放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在全会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很艰巨。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并实际主持中联部日常工作的李一氓同志，是一位 “学者式的革命家”。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时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就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提出了三个很有理论创见的观点。回顾他当年提出这些观点的情形，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国际共运是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
1979年秋天，李一氓应邀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他在《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中谈了许多新思想。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报告一开头就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此言敏锐地抓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带全局性的大变化，真是落地有声。
一氓同志是如何提出这一观点的？下面是他当时的阐述：
关于国际共运一个总的看法。1962年以前，就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大论战以前，有这么一个国际共运。但是六十年代大论战以后，再加上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势就变了。现在还提国际共运，这就很难说了。我以为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那是可以这样讲。现在两者都没有了。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中联部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的报道刊物，原来题《国际共运》，现改题《世界共运》。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用世界共运这个名词可能好一点。为了照顾习惯，我今天还是用因袭下来的“国际共运”这个词。
如何理解李一氓同志说的“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依我的理解，一氓同志说“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运动”还是存在的，不过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所以他主张改称“世界共运”。二是这个运动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国际性”（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是不存在了。
至于这第二层意思，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否定了共运的“国际性”，但实际上只否定了国际性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非彻底否定国际性“本身”。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具有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它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需要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总的说来，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现在与过去的强调点不同，以前强调“国际联合”和“共同规律”，而现在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但仍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运动。
我赞成一氓同志的思想和观点，但为避免误解，主张明确地提为：“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性”前面加上“原来意义上的”几个限定词。1989年5月，我在《国际内参》上发表的《对国际共运形势的几点看法》，对此做过说明。随后我将此文送一氓同志征求意见。一个月后，正在病中的一氓同志口授并签名给了我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虽然隔多少年了，我那些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这说明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但对我说的“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也没表示不赞成。
值得注意的是，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是在报告一开头作为对国际共运“总的看法”提出来的。他这么做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即决不只是想简单地改动一下提法（将“国际共运”改为“世界共运”），而实际上是要人们由此出发，对国际共运有一个“总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共运的形势、如何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在他看来，原来存在过的“国际共运”已不存在了，当代“世界共运”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国际共运”。这是一个很大的带全局性的变化，他称之为“总的看法”。
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我们党对外工作环境的一种新认识、新概括。所谓从实际出发，对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来说，就必须从这一新实际出发。因此，这一理论创见对调整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是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
●“我们的国际战略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这个‘理论’，要重新研究”。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基本上还是老看法、老提法。不必说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提法仍基本沿袭“文革”时期的提法，就是到1980年代初，我们党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所依据的仍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仍强调“战争不可避免”。
这就是说，到1980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及我们当时的外交政策，都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一氓同志在中联部组织了对“大论战”问题的清理，以及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分别写出了一批《讨论稿》上报中央。
当时我被调去参与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问题的重新研究，知道的情况更直接、更具体一些。那时我们国内各部门还很强调毛泽东同志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而一氓同志却对此已有不少想法和看法。他在向我们交待意图时说，首先，将这一划分称为“理论”看来不甚恰当。列宁、斯大林不同时期对世界政治力量都作过不同的划分，但他们本人和别人都没将其称之为“理论”。我党十一大的文件，甚至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就更值得研究了。现在我们党主张各国党要独立自主，可又把自己提出的这种“划分”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似乎别人都要照此办事，岂不矛盾？岂不让人产生误解？其次，偌大的世界，粗略地划一下，似乎还像，战略上也有此必要。但是细划起来，问题不少。三个世界，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特别是哪些国家属第二世界，很难划得清。不宜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划成几块，实际斗争要比这复杂得多。再者，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突破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框架，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应改变从“三个世界划分”出发所形成的，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我们现在应强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后来中央听取和讨论中联部这些《讨论稿》时，李一氓同志参加了。记得他回来传达过中央讨论后的意见，大意是中央当时接受了我们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不要称之为“理论”的意见，决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今后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也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继续讨论。
●“世界大战在相当长时间内打不起来”
“战与和”的问题，是当时李一氓同志组织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我因没直接参与这个专题，所知情况不多，只记得李一氓同志当时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很强调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一面。
最近从网上读到一篇何方同志谈《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的回忆文章，其中较具体地谈到一氓同志当年组织中联部同志研究战与和等问题的情况，特引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补充。
何方同志回忆说：“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的六个重大问题，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由于他同我的关系和了解我在这方面多少懂得一点，单独找我同他议论和改稿。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对外谈话常说，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我们希望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与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啊，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和思考。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以“总结”式的口吻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他所说的“第一个转变”，指的是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就可以使我们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转变”，指的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搞“一条线”的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看来，李一氓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世界战争在相当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等观点，在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党的上述“两大转变”中显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作者附识
龚育之认为：“官方研究”要允许不同意见争论
2003年我写《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时，曾请龚育之同志写序，他因没可能读我的全书而只是写了些“感想式的意见”作为《代序》。他在这篇代序中，除赞扬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理论创见之外，还就“官方研究”（或内部研究）发表了一要有“创造性”，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重要意见。龚育之同志不幸已离我们而去，今天重温他的这些意见，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当年龚育之同志在给肖枫同志的信（发表于2003年11月17日的《学习时报》）中是这样提出他的看法的：
我很有兴趣地读了你这部著作的目录和前言，尤其是前言的第一节《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李老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国际共运”的提法只是历史的沿袭，现在怎么提，也要重新研究，这是很有理论勇气，也是很有理论创见的。
这使我回想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内理论思想活跃的生动景象。李老那时是在党中央一个部门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可以说是一位“高官”吧，他研究这两个问题（不只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官方研究”吧，他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观点，如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全党的同意，可以说就成了“官方观点”吧。可见，“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非官方。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日报 肖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