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运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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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保守主义运动(10)
但另一方面,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