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的产生和早期维新思想（404）

新阶级的产生和早期维新思想

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建各种建筑工程，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至1894年，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之外。产业工人共有10万人左右。在约10万工人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工人约占28％。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因此，从产生的时间上说，中国无产阶级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三十年。而中国近代工业大部分不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也主要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来，而是破产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几年，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一个来源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这两部分人，形成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坚决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带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时又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19世纪70至9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映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由洋务思想中分化出来，著名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早先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洋务实践活动。不少人曾较多地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对西方文明和列强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主张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初步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设想，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初期对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政治方面。早期维新派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王韬评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具有“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的优越性。郑观应指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马建忠盛赞“三权分立”有“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的优点。早期维新思想家普遍认为，英、德两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最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提出了设立议院、实行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并相信这样就能做到“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他们的这种政治主张，表明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

经济方面。早期维新派提出“商战固本”的重商富民思想，积极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其改革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自然经济观，宣扬“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恃工为体，恃商为用”等主张。其中，郑观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论断，代表了早期维新派“商战固本”的基本观点。他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结为军事和经济两种方式，并认为经济侵略是造成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中国要走富强之路，就得“兵战”与“商战”并举，“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以兵战“治其标”，以商战“固其本”。这种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来侵略联系起来的认识，是早期维新派在经济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早期维新派还批评了清政府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揭露统治者“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的行为，反对洋务派对新式企业的把持和垄断，认为“官办不如商办”，指责官督商办是“名为保商实剥商”，主张一切企业都应“无所禁止”地让民间自由开设。另外，他们还提出了立商部、开商会、办邮政、设银行等设想。显然，早期维新派是把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救国方案来看待的。

对外关系方面。早期维新派力主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对侵略者表示强烈不满，谴责道：“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他们对片面最惠国条款提出了“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的诘问，指出领事裁判权是“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的保护伞。他们对关税权的丧失感到痛心，认为这些是“国家自主之权也，非他国所得把持而搀越者也”。他们高呼收回国家主权，取消列强的侵略权益，提出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要求，表现出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义愤和抗议，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的思想和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基本上已超越了封建主义的思想藩篱。早期维新思想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不成熟性软弱性。他们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不敢正面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他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想触及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要求抵抗列强的侵略，却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不足，希望通过谈判等温和方式来取消列强在华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了早期维新派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不可能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同时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同外国侵略势力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