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控制人口论错在哪里？_

10月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在《缓解北京人口暴涨、交通爆堵的建议》一文中声称，“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一言激起千层浪。高房价是否真能控制城市人口膨胀？鼓吹高房价控制城市人口的论调，在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是否显得过于刺眼？
社会不是“动物世界”

房价的居高不下令社会上充斥着各种论调

高房价的背后是否真有这么多高收入群体
 
“适者生存”的谬误
陈贵在上述文章中声称，“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而陈贵的言论显示出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人类社会的竞争也应遵循自然界那样的“物竞天择”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主要被人用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通常用于为社会不平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辩护。
政府失职不能被掩饰
由于中国房地产收入与地方政绩的挂钩，地方政府一面依靠卖地生财，另一面建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不高。希望通过保持高房价，利用所谓的唯一生态门槛来控制人口，成为政府掩饰失职的最好理由。
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在号称“寸土寸金”的香港，特区政府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公屋运行机制，即由特区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公屋”，租金仅为同地区市场价的四分之一，这一机制解决了近三成香港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问题。
而在内地，住建部今年虽然提出建设580万套保障房和改造棚户区建设住房的任务，并已和各地签订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保障房建设的情况并不理想，即使是完成情况较好的福建省，目前共建成保障性住房25828套，完成投资39.5亿元，也仅占年度计划投资的42.2%。
文明社会更需关怀弱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公平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可以说，放任高房价，以高房价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一论调，是市场化改革被部分专家、学者极端解读的典型案例。
现代文明社会的体现，不仅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维护，更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弱势群体有积极正确的保护，方能体现社会的整体优越性，各群体也都无需担心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最后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局面。物竞天择的原则不仅与文明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与本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格格不入。
 
高房价难解人口膨胀

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人口的分布地区主要聚居在东南沿海
 
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
由于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资源向特大城市过分汇聚。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具有明显优势。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拥有这些城市户口，就可享受到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优惠。
数据显示，山东高考生数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华下达给北京市的招生指标却是山东的5-6倍。如此高的悬殊，成为北京户籍深受外地进京人员追捧的原因之一。
房价高涨 人口增加
2004年以来，尽管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而人口的增长却没有随着房价的上涨停滞。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每平方米商品房均价为6232元，截至2009年10月，北京市每平方米商品房均价已达到16057元，而2009年1月份时均价不过的10403元。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
分散大城市功能才是出路
资源过度向特大城市集中，一方面与权力集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有关。以北京为例，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而在国外，一些国家为了解决首都人口过多，采取分散首都功能的措施，将政治首都、文化首都、经济首都分离的方式，避免城市功能不堪重负。
南非政府、议会和最高上诉法院分处三个城市，故有三个首都。其中，行政首都为比勒陀利亚，也是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人口约240万；立法首都开普敦为全国议会所在地，同时为西开普省省会，人口约300万；司法首都布隆方丹为最高上诉法院所在地，又是自由州省省会，人口46万，有效分散了城市功能。
 
高房价降低城市竞争力

高房价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加剧人才外流
 
高房价增加商务成本
高房价对任何城市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房价过高会影响城市的商务成本，进而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此外，一线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也引发了人才外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在2006年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指出，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增强，目前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应有水平最严重的5个城市是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厦门，这5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认为“严重不健康”，另各有15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认为“不健康”和“基本健康”。
加剧一线城市人才外流
一线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也引发人才外流。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近年来，高房价的压力下，一些白领中盛行着“逃离北上广”的口号。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陈贵对《缓解北京人口暴涨、交通爆堵的建议》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
 
北京面对超负荷公共资源瓶颈，第一直观感受就是停车难，出行难！对于北京城海纳百川的和谐思想绝对不可持续，挤走了夹心层的知性青年，迎来的是吃苦耐劳的外地贫困阶层。近年来，感觉北京大街上走动人的整体素质在逐渐下降，财富水平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大。
北京城里的农民工子弟上学比北京市户籍孩子交的学费还要少。外地低收入群体认为，在北京比在老家还好混。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北京思想，要不得。
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试想，如果取消北京户口，一视同仁，敞开门欢迎全国人民来住，房价不上天才怪！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是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行政的关怀少一点为好，就像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只是降低了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联系并不大一样，计划的结果，是富人、名人、城市自由人生了两个或更多孩子以上。
结论是，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态门槛。
 
高房价和城市人口数量，两个冷冰冰的名词，通过前者来控制后者，可能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办法，但是建议者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请你对人有最基本的尊重。中国改革已经30年了，我们需要从效率转向对公正的关注，从增长转向对福利的认可，从强者通吃转向对弱者的保护。这是一个社会进化的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