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的深度打破报道的失衡

以理性的深度打破报道的失衡

“非典”报道，要透明更要平衡和深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才能够实现新闻报道的平衡和深入呢？本文重点关注《财经》、《经济观察报》等几份财经类媒体和《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南风窗》等新闻类杂志，谈谈“非典”中的深度报道在消除信息失衡、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意义。

一、非典报道的失衡和非理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平衡报道”，是一种广义上的理解，即媒体要在报道对象，报道数量、位置，言论立场等各方面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从而达到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平衡性。在新闻学上，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对于真实性的定义：“新闻中每个事实必须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而一系列报道又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地整体”(1)。平衡，是达到真实的前提。
自去年11月我国发现首例非典型肺炎以来，我国媒体对于SARS的报道经历了几个阶段，特别是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进入了直面SARS疫情的转折时期，“抗非传媒大战”也由此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总体上发挥了积极的沟通和引导作用，从及时报道疫情到动员甚至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抗灾，从传播医疗卫生知识到提供与抗非典相关的各种社会服务如热线咨询、专家答疑等，都得到了社会的肯定。(2)
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媒体对于SARS的报道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平衡的现象。《香港商报》就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报道数量远超911 ，SARS报道过头了”。实际上，“五一”以后，虽然很多媒体仍在非典报道领域做“饱和式轰炸”，来自一些媒体内的受众调查数据却显示，受众对“非典”报道的关注度开始缓慢下降了。
要论述非典报道的失衡和非理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转载、发布政府公布的信息多，自己调查、采访得来的信息少；
2、前期媒体的“沉默”与后期报道的“过剩”，有时候一份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几乎全都是SARS；
3、在大量的报道中，代表媒体观点的新闻评论少，出现在媒体上的是大量缺乏分析和引导的信息；
4、对于医护人员的报道几乎全是千篇一律的“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等战争宣传的用语，宣传味过浓。
之所以出现受众关注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时媒体提供的信息已经不能再继续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其实，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媒体更应关注和研究需求的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我国媒体在“非典”的报道上流于肤浅的报道远多于有深度的新闻，说明中国传媒善于“煽情”而缺乏“理性”，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研究问题的能力。”(3)，只有以深度和力度才能打破这种报道量上的不平衡和非理性现象。

二、理性的力量与报道的深度
在此次关于“非典”的报道中，几份财经类媒体和新闻类杂志的表现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与大部分媒体被“非典”牵着鼻子走，被动追随受众的信息需求相比，它们在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面前却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力求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
1、较早介入，积极预警
SARS是2003年2月11日在广州首次成为舆论焦点的，当时，广东当地的媒体开始对SARS进行报道，《羊城晚报》2月10日开始报道SARS，2月11日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突然增多。到2月22日连续报道，最多一天报道5次（2月12日）。广东电视台从2月10日开始报道SARS新闻，到2月23日每天都有连续报道，最多一天报道4次（2月11日、13日）。但是，全国性的媒体在这时还没有引起对SARS的重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从2月12日首次对SARS进行报道，整个2月，这两家全国性的重要报纸对于SARS的报道都只有四次，并且篇幅都很小。
是“非典”在广东成为焦点以后，2月20日《财经》出版了一期杂志，报道了整个广东发生非典型肺炎的全过程，题为“‘非典型肺炎事件’回放——从疫情初生到讳疾忌医到传言四起到信息披露的全过程”，在这篇调查性的报道之外，还发了一篇较长的分析性文章：《广东之疫——碰撞国家防疫体系》——这篇报道采访了卫生部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中国在疾病控制方面的专家学者，还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北京代表处。文章还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的中国疾病控制体系的缺陷有比较直接的触及，与其他媒体相比，这一话题和立场应该是深层次的，是有预警意义的(4)。
《新闻周刊》也在2月17日以“广东怪病恐慌”作为封面文章，推出了关于SARS的特别报道。一共有“惊恐广东”、“第五媒体助纣为虐”、“专家：广东要检讨”、“旅游：影响暂未显露”、“谣言考验政府”五篇文章。
《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在2月24日的一期中，也策划报道了关于SARS的文章：《 “非典型恐慌：只说真理不说真相”》，这篇报道的题目颇为耐人寻味，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媒体报道的基本问题：在真理与真相之间媒体应该如何取舍？与《财经》的报道思路一致的是，在这篇带有评论和分析性质的文章之外，《三联》同时也发表了一篇事件描述性的报道：《“非典型”的广州二月》。但与《财经》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回放——从疫情初生到讳疾忌医到传言四起到信息披露的全过程》相比，这篇对客观事实进行反映的文章显得有些平淡，只重视了面上的描述而忽视了对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梳理。
即便如此，这种对新闻事件的综述性报道与关于SARS的零散信息相比，对于受众的“解渴程度”来说也要大一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危机事件刚刚出现的时候，这种思考的态度和危机意识可能比报道本身更重要。
2、闹中求静，理性思考
4月20日是国内媒体SARS报道的转折点，早期采访事实困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随着政府公开性的加强，可报道的东西一下子增多了。
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媒体对SARS进行了“轰炸式”的报道。在这期间出现了四次报道高峰。分别是在4月18日， 4月24日， 4月30日， 5月9日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联播、《中国日报》等媒体的报道量大增。在这种高密度的报道中，与综合性的日报不同的是，几份主要的财经媒体和新闻类杂志都策划推出了关于SARS的特别报道或封面文章。而且，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现象是这些媒体都尝试了对于SARS传播链的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在5月19日报道了“各地SARS传播源头追踪”、“世界SARS病例分布图”、“北京医护人员SARS高感染率真相”等内容，在近乎狂轰滥炸式的“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宣传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新民周刊》在4月28－5月4日的这一期发表了题为“与SARS赛跑”的文章，图文并茂、简单清晰地对SARS的传播链进行了归纳和介绍。《财经》也在5月5日这一期的报道中，早于其他媒体发表了SARS在全国的传播链。
这里为什么要专门提出对传染链的调查问题呢？传染链，是这次非典疫情中普及的一个医学名词，它揭示的是病毒传播的轨迹。当时很多媒体对非典病毒踪迹的报道是散点式的，八九路记者让受众看到了八九个有可能存在非典病毒的点。如果媒体只向公众传递这些散点式的信息，身处危机之中的受众无从判断“非典”病毒的走向，会愈发觉得恐惧。而科学研究证明，非典病毒的传播其实有着一定的轨迹，有着其内在的规律。调查传染链的意义，就在于把零散的点信息变成了有规律的线信息。就新闻媒体的组织运作来说，报道点信息是相对容易的，而捕捉和挖掘线信息则更富挑战，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的冷静、缜密和执著。
除了传染链这一点以外，各财经媒体和政经类杂志在SARS报道上还表现了它们积极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
《经济观察报》在4月28日/5月5日的合刊中推出了“SARS特别报道——走向健康国家”，在紧接着5月12日的一期中，从A1到A12版以较大的篇幅分别策划了这样几个专题：北京攻坚、守住上海、广州探源，对三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全面的信息介绍。
《财经》自4月5日就开始策划关于SARS的特别报道，在接下来的几期，一直到5月20日，连续4期均以SARS作为封面文章，并在5月9日推出了《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在选题上，《财经》做了一组弱势群体遭遇SARS的报道——中西部遭遇SARS、城市农民工遭遇SARS，同时探讨了中国医疗体系等深层次问题；在报道的地域上，涉及了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主要城市，更关注了内蒙、山西、甘肃、四川等发病率较高的偏远地区，还报道了河内、新加坡、多伦多等世界城市；在报道的形式上，采用了调查、背景、全局、分析、评论、特写等多种方式，给受众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胡舒立在谈到《财经》对SARS的报道时，曾经说： “在报道中西部地区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不仅知道动态，还需要反思原因。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场空前的灾难，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们觉得要研究调查这场灾难中的主要事件，一个一个调查，最终用事实而不是分析重构出整个事件的全貌。(5)”
《南风窗》对于SARS的报道是不得不提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它做的比较极至。5月上的这一期，《南风窗》的封面文章是“好好呼吸”，一共有全民呼吸、公共视野、文明史观、生态反思、事态人情几个子专题，在“全民呼吸”中，又分别列出了羊城观察、香港50天、华东细节、京城纪事和狮城经验。从事实到分析，从综述到反思，可以说各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在接下来5月下的一期中，《南风窗》策划了“SARS为镜”的封面文章，这个标题本身就带有了评论的性质。在SARS这面特殊的镜子之下，《南风窗》策划了这样几个专题：领导人的镜子——《端详这朵乌云》 [文明史观]；精英的镜子——《SARS折射了什么》 [人文反思]；科学工作者的镜子——《诚实的胜利》 [新闻幕后]；市民的镜子——《学习上海好榜样》 [沪上观察]；社会分化的镜子——《走进“他们“》 [底层视角]；全球化的镜子——《社会责任，不可歇肩》 [全球伦理]。当然，由于杂志媒体的特性，杂志与报纸、特别是日报相比的优势就在于深度报道，这一特性决定了杂志在做新闻报道时自然会从深度入手，但新闻报道中思考的深度和全面程度并不是杂志媒体所特有的，这一素质应该是所有新闻工作者都具备的。
3、主动反思，不断深入
随着“非典”战斗的继续，媒体的“非典”报道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在继续注意提供信息、增强信心的同时，也在引导人们反思。5月下旬以后，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从数量上看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但随着其他报道的日渐丰富，应该说，各媒体的总体内容结构与这一阶段的受众需求更加吻合了；媒体对非典报道的介入程度也在经历了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多次转变后，趋向更加理性和稳健的水平。(6)
这一阶段，很多媒体都开始了SARS危机中的反思问题，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个突发的新闻事件，而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危机，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传媒等各领域出发，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加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和理解。
《经济观察报》专门策划了“SARS反思”专题。5月26日，《经济观察报》在头版推出了“SARS反思：公共问题”，在接下来的6月2日和6月9日的报道中，分别推出了“SARS 反思：就业困局”和“SARS 反思：信息公开”。同时，《经济观察报》还走出版面，走向线下，在其“观察家论坛”这个活动中，将5月论坛的主题定为“SARS危机如何推动中国改革”，邀请了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展开对SARS危机的讨论。
从《经济观察报》的做法来看，我们发现它已经跳出了财经媒体的范畴，除了像一般财经媒体那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来探讨“非典”与经济的关系之外，它更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更大的角色背景之下，承担起了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提供给受众有效的信息，并且以自己的良心和思考来影响世界。
《财经》在6月5日也发表了题为“SARS在中国流行引起的思考”的文章；《新民周刊》在5月19日—5月25日的一期中发表《言论：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在接下来的一期（5月26日－6月1日）“抗击非典特别报道”中对媒体自身进行了反思：《恐惧来自何方——关于非典报道的媒体批判》；《南风窗》6月上的一期中也策划推出了“当SARS碰撞中国传媒”的讨论。……

三、由深度报道引出的思考
以上我们重点分析了本次SARS报道中的深度报道，虽然就局部来看，这些带有“思考”性质的深度报道都做得不错，在报道手法和思想深度上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此次中国传媒对于SARS的报道还是教训多于经验、缺点大于成绩，在整体的报道中，媒体“思考”的声音太弱，以至被淹没在大量低水平和过剩信息造成的嘈杂之中。
1、加强“思考”的份量，以理性引导舆论
“思考”的声音之所以太弱，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思考”主要集中在周报、杂志等类型的媒体中，而通过对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调查，受众主要的媒介接受渠道是电视和报纸。(7)

可见，电视和报纸为最重要的两大信息渠道(首选该两种渠道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61.3%和24.6%)，目前，杂志在整个社会和媒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相对较弱的。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情况下，政府要在危机传播的各个阶段（斯蒂文·芬克在1986关于危机传播提出了四段论模式：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期）。都能较好地控制社会舆论和事件发展进程，必须重视主流媒体的力量，因为主流媒体影响的是社会大多数人。
调查表面，我国目前社会中两大主流媒体——电视和报纸——的报道水平欠佳，特别是在社会危机面前更是如此。此次关于SARS疫情的报道大量内容重复，各类媒体间的报道方式和内容也相互雷同，缺乏平衡的手段和方法，而且太多情绪化，缺乏科学理性的色彩。
2、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更止于理性
危机公关中有一个“4S”理论，其中有一个“S”是“STOP”，就是要使危机事件和谣言立即打住，不能令其继续发展，并着手处理危机事件。
2003年2月12日，针对广东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进行快速抽样调查，电话访问了12个区（市）的525位不同收入、年龄和性别的市民。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七的人表示“知道” 广东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性肺炎这件事，他们获取这一信息的主要途径依次是亲朋好友（45.7％），电视（31.3%），报纸（13.4%），互联网（3.2%）等(8)。可见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发生重大事件以后要想“瞒天过海”，其难度和成本是相当大的。政府的决策迟钝，媒介的沉默或虚假报道将导致信息屏蔽，小道消息乘虚而入，谣言滋生，公众最终将失去判断，社会将失去平衡。只有政府采取科学决策，媒介及时客观报道，才能有利于信息的畅达和公众的正确选择，从而也就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平。
但是，信息的公开透明不等于放任自流。(9)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媒体应该客观、如实地把事实真相报道给群众。但要想“消除受众因不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仅靠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是不够的。
有学者指出：“应对突发事件并非提供全部信息就可以解决好这个危机的。这样的设想是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只要获得全部信息就可以做出正确判断。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10)”那么传媒的责任就在于代替普通大众来进行理性分析，让普通大众成为“智者”，提供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进行独立判断的基础。
媒体应该提供一个真实，全面，客观的现实世界，切实履行其环境监测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以便让他们在各个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及时掌握外界动态，做出合符自身利益的反应和行为。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更止于理性，要以理性来引导舆论。

注：

(1) 刘建明 著，《宏观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 出自《当SARS碰撞中国传媒……》一文中蔡雯的发言，《南风窗》，2003年6月上，第55页。
(3) 出自《当SARS碰撞中国传媒……》一文中蔡雯的发言，《南风窗》，2003年6月上，第55页。
(4) 据《胡舒立：SARS报道，《财经》的选择与思考》，《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日，B5版。
(5) 据《胡舒立：SARS报道，《财经》的选择与思考》，《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日，B5版。
(6) 杨禹，《反思国内媒体非典报道》，《中国记者》，2003年第6期。
(7) 数据来源：丁未、王轩，《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上海“非典”事件传播调研》，中华传媒网：http://chinese.mediachina.net。
(8) 陈绚，《中国媒体应避免“期待性沉默”——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新闻传媒的“不作为失控”》，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9) 马瑞洁，《从SARS报道反思灾难新闻的社会责任》，《中国记者》，2003年第6期。
(10) 陆小华，《危机中传媒力量的思考》，《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9日，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