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生命政治的温情诗学——评林那北中篇新作《息肉》

穿透生命政治的温情诗学
　　
　　——评林那北中篇新作《息肉》
　　
　　
　　
　　廖述务
　　
　　
　　
　　
　　
　　毫无疑问，人物何光辉对于“息肉”这一病症刻骨铭心。术后，惊怖烟消云散。他向部下娓娓道来：“息肉是指黏膜面突出的一种赘生物，属于良性肿瘤的一种，不致命。”“但有恶变倾向，所以要及时切除治疗，治疗了，就不会成为危害。”这一赘生物附着于主人公何光辉肠体——躯体的中间部位，其后果也是一种游移的中间状态：恶变与否取决于手术切除的时机。
　　
　　这块赘肉像个神秘的木楔，它将悄然开启文本的内部秘密。
　　
　　如此这般地关注躯体病变的醒目存在，在作家林那北那里并不常见。文本的机巧在于，躯体病变与精神煎熬相依相随。正因此，小说展现了惊人的穿透力与包容性。《息肉》令人惊喜地将我们牵引到了“社会赘生物”这个义涵丰富的语汇上。这个词是作家敏感的独创，它（社会/赘生物）神似阿甘本所谓的“牲人”概念。在阿甘本那里，“牲人”是供奉于权力祭坛上的肉体，标示着生命价值的取缔倾向。通过政治的力量以及医学等科学话语的介入，生命的先天合法性将面临解构危机。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的拒斥，意在消解这一生命/权力形式的专断与无情。在小说中，“息肉”这一病症与“社会赘生物”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互文关系。至少在最初交锋的大部分时间中，何光辉将朱成民的抵抗当成是完全无意义的徒劳行为，是拖累所有人的疯狂举止。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种社会“赘生物”。交锋接近尾声之时，此一判断已由果决转为犹疑：“一个人把这么多人都狠狠拖累了，而且已经这么久，说他是社会赘生物过分吗？这一点何光辉没有把握。”显然，这里的躯体与文化政治已构成时紧时松的隐秘关联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政治。
　　
　　在《息肉》中，生命政治还表现为自然躯体与社会躯体之间的一种象征性映射与对应。小说这样描述自然躯体的“为非作歹”：“一个人从头到脚分为三截，中间那一截密集纠合了一群以‘月’字为偏旁部首的零件，黏黏乎乎地绞在一起，深藏腹中。它们全不跟世界交流，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仿佛很驯服，任你怎么随身携带，其实最桀骜不驯的就是它们了，拉个肚子真是小意思。”这一自然躯体的疾病症候与社会的病变有着惊人的类似。若将这里头的一些描述性语汇——“不与世界交流”、“神秘莫测”、“仿佛很驯服”等，转嫁以界定社会个体朱成民，在逻辑关联上并无太大的阻隔。文本中，朱成民神出鬼没，并在何光辉面前表现出一种貌似温顺的姿态。但在具体的每次交锋中，他都可以不动声色地一举逃逸出何光辉周密布置的“天罗地网”。
　　
　　不过，《息肉》在内部展示了一种可贵的自反性弹性机制：在建立这种貌似紧密的语义关联的同时，又亲手打破和摧毁它。也就是说，《息肉》一直试图穿透与拆解生命政治的蛮横统制。朱成民如果仅仅是“社会赘生物”，意味着如同“息肉”一样，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面临躯体病变时，何光辉选择了医学手术。那么，面临朱成名这一精神煎熬，可否采取“手术”方式一劳永逸呢？我们紧跟叙事节奏忐忑前行，本以为到何光辉医院虚惊一场就已预示某种武断而僵硬的结局：要么何光辉在此事上全身而退；要么下一步针对朱成民采取断然的“手术”措施。《息肉》以迂回的方式巧妙地回绝了这两种可能。这两种结局其实都是消极的，它与人物的行动与性格相悖，因此，任何委顿的退却抑或果敢的出击，都意味着已有叙事伦理的撕裂与破毁。热衷如是结局的叙述方式在许多庸常的文本中已经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一些展现底层所谓殊死抗争的叙述中，力量的二元对立——对垒、冲撞、决绝，乃至鱼死网破，基本成了不二的定局。这种“抗争”模式也就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手术”方式——一种力量果断地“摘取”另一种力量。此类无法呈现包容性与复杂性的暴力型叙述模式与武侠类通俗文学无形中已握手言和，轻巧地走到了同样简明省事的叙事路径上。
　　
　　那么，《息肉》是如何打破这一叙事模式的呢？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消解了生命政治的禁锢与牢笼？
　　
　　其实，与“息肉”扯牵的不止是生命政治，还有不时浮现的日常温情。也就是说，在文本中，围绕这一病症形成了相互抵消的两种力量：生命政治的力量与温情的力量。后一种力量的产生，源自人物性格的内部张力所培植的一种消解机制。在何光辉那里，其行为的主体方面体现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它外化为生命形态的紧绷。而朱成民的行为，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经济功利与伦理报复。在纯粹的利益层面，两者无法协调，构成尖锐的对立关系，恰如前面言及的“抗争”模式。但两人都有温情的一面，这为紧张对峙留下纾解的余地，张开了人性的豁口。在何光辉近乎先天的自保行为中，依旧存留通融的可能。他为朱成民递水，既有讨好、屈尊的意味，也有着人性关怀的流露。至于朱成民在医院院墙上的胡闹，宛似千遍一律的抵抗，其实当中暗含狡黠的温情。显而易见，日常温情俨然成为一个有效的缓冲地带，它出色地化解了生命政治导致的人伦紧张。
　　
　　在这里，必须提及何光辉的爱人周微陌。这是一个颇难妄加臧否的人物：她的慵懒、任性，以及与日常达成的甜蜜关系，既是一种规避与退守，也是一种很具力量的耗散式抵拒。周微陌的生存姿态与巴塔耶所指斥的功利社会“有限经济原则”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她通过整日地投入健美等自恋式行为，较大限度地摆脱了工具化、功利化的社会角色。这当中，日常温情是一种常见的耗散方式。日常温情不生产产品，不产生政治效益，更不介入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它诉诸内心，在对象的内心世界中发生最为微妙、深切的影响。正因此，它能有效突破功利-文化政治的坚硬躯壳。文本中，周微陌对何光辉的影响相当关键：她暗示了生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好好地、舒坦地活着。尤为重要的是，她慵懒的生活态度对于周遭过于紧张的理性化生存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冲击与销蚀。
　　
　　《息肉》中浮现的温情诗学并不来自某个确定的人物。即便是周微陌，叙述者也吝啬给出由衷的赞词。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一些毛病，而且全都在角落里悉心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但他们都有着某种节制，在诸多碰撞中自觉地为人性的温情留存一隐蔽的空间。《息肉》的这种温情诗学给予文坛诸多启示，或者它至少暗示了另一种可能。它处理的问题是当下十分棘手的拆迁难题，与许多底层小说在题材上有着某种接近。但在后者那里，底层人物不止是与压制性力量对峙，底层之间也有着分明的区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底层力量处于一种无法融合的状态，他们的立场、处境最终决定了所有的行止与趣味。而《息肉》所张扬的温情诗学恢复了人性的复杂与包容。温情诗学的前提是宽容人性的复杂多元，承认利益的高度分化。它甚至坦率地直面消费语境中个体原子化后的真实面孔。这时，再希求一声哨响，骤令笔下人物分清“左”“右”一字排开，颇似沉迷于隔代的幻梦。这时更需要寻求一种和谐交往的公约数。不难看出，温情诗学较好地规避了狂躁偏执症，毕竟它对诸多当代人的前提有着周全的考量，并秉持尊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