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你从哪里来？

真相│果敢，你从哪里来？

文/王屾

缅北，在我们的脑海里一直都是那片盛产毒品、动荡混乱的金三角。直到2009年，缅甸军政府一场突如其来的“扫毒行动”，让我们知道那里不止有远征军的骨骸、败退蒋军的孤旅，还有一块华人世世代代聚居的独立王国——果敢特区。果敢这个词从此进入我们的视野。

2014年底的缅北民族混战，让果敢再次成为焦点。先是有人讨论果敢算不算中缅两国的“克里米亚”，接着，果敢地方武装开始反攻，甚至一度宣称光复果敢，这也引来了驻扎缅军全城戒严，甚至当街施暴。在舆论纷纷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属于缅国内政，国内媒体跟进指出果敢华人实为明朝遗民......

明朝遗民怎么会出现在国境另一侧？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会冒出个华人特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1942年以前的果敢。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这些“明朝人”出现在缅甸，还要从一个不太为我们熟知的政权——南明说起。

被遗落的明朝子民

时光回到公元1644年五月，此时的中国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刚刚入关的满清，正在败退回陕西根据地的大顺（李自成创立），四川的大西（张献忠建立），还有长江以南的明朝残余势力——南明，正好一桌麻将。

崇祯一下没想开为国死节了，可是江南、湖广、两广、云贵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日子还得接着过，于是明朝残余势力立南逃到南京的福王为帝，是为南明。虽然江北板荡，但此时的南明还是有一手好牌的：明朝的两都（北京、南京）制度为南明保留了一整套行政班子，淮河一线聚集了四镇强军，和流贼缠斗了半辈子的左良玉坐镇武汉，手下拥兵号称80万。牌不错，也要看是谁来打。大明王朝早已在极端皇权的淫威和畸形的政治生态中丧失了自我修复能力，新立的弘光皇帝更没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中兴名臣，要想像南宋的赵构一样保住江南半壁江山，难矣！此后十几年里，南明朝廷被清军打的满世界乱窜，皇帝也换了四任，到第四任永历帝的时候，已经只能流窜到云贵了。

在云贵迎接永历的是大明朝曾经的死敌——大西农民军，不过此时他们已经奉永历为正朔，成了有正式编制的大明军队。原来，张献忠早在六年前就被攻入四川的清军击毙了（此人有屠川之罪，和清军刚一接战就遭天谴了），被清军打败的大西军残部在张献忠的“干儿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带领下退入云南，镇压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后，在云南、贵州站住了脚，现在果敢人的祖先就有部分来自这批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军，日后吴三桂造反的主力军也有这伙人。由于几个“干兄弟”实力相当，清军压力又近在眼前，遂决定归附南明，共同抗清。

永历入黔之后，南明朝廷还真的一扫颓势。在孙可望、李定国的领导下，二十四万明军反攻进入四川、湖南、广西，将原本岌岌可危的云贵变成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控制区大幅增加，还在桂林击毙了“老汉奸”孔有德。此时的南明朝廷形势大好，如此发展下去，即使不能反攻江南，保住滇黔湘川根据地继续和满清周旋应该问题不大。好景不长，老大孙可望野心膨胀，觊觎皇位，其他几个“干兄弟”不干了，双方刀兵相见，孙可望大败，走投无路之下，一跺脚剃发降清了。

黔剧《龙城惊变》中的孙可望

满清朝廷正愁啃不下西南这块硬骨头，孙可望来降，如获至宝，遂调集吴三桂、洪承畴的部队，在孙可望的指点下进攻贵州。老中青三代汉奸同台献艺，孙可望指点清军攻破了自己一手打造的严密防线。

消息传入昆明，明廷震动，才消停了几年，这又要跑路了，但是跑路去哪成了讨论焦点。

小朝廷还是有明白人的，他们提出逃入四川。那里明军控制着大片土地，只要永历在，全国各地的反清势力就有主心骨，还可以斗争下去。不过，大明皇帝要是能听明白人的早不是今天这样了，永历最后采纳了奸臣马吉翔的意见——逃入缅甸。马大人的理由是，缅甸是明朝臣子（明初册封的西南宣慰司之一，不过那是200多年前的事了），逃入缅甸可以远离清军，清军迫于“国际压力”一定不会追入缅甸。于是，南明朝廷放弃昆明，有不少昆明百姓也追随永历向西溃逃。

永历出逃之后，李定国、白文选带领明军（此时实力还很可观）退入明缅边境一带接续对抗清军。

永历一路狼狈至极，护军夜里哗变，抢夺随行财物，沿路土司也大肆迫害随行人员，大发横财。终于走到了缅甸国境，缅甸人被这么一大帮人吓尿了，怎么也不相信大明上国皇帝会来“幸”他们。就在缅人狐疑之际，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鹿鼎记里的沐王府大家不陌生吧）出来说话了，缅人对这位爷可是毕恭毕敬（云南土司都是沐家下属，缅甸理论上也是），这才准许南明朝廷入境，但是必须解除武装。于是，在关前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兵器甲胄之后，一行2000余人仓皇逃入缅甸。

永历出逃缅甸，国内反清势力的斗志大大受挫，南明军队开始大规模降清，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基础。国境外，缅甸人也犯嘀咕。他们真的是来避难，还是打算占据缅甸呢（边境还有忠于明廷的大军）？不管咋样，先把这几千人控制起来，看看时局再说。

这时，白文选带大军赶来，要迎永历回国，继续指挥边境的明军。缅甸人脑袋不太灵光，以为白文选也是落魄来投。说来也巧，白文选部入缅，士兵难敌酷热，纷纷卸甲休息，缅人错以为这伙人是装备不整的溃军，又想捏软柿子。他们哪知道白可是南明出名的勇将，北伐的时候打得清军满地找牙。明军渡河强攻，缅军被杀得大败，最后只能让永历下旨，要求白文选退出缅境。此后，李定国、白文选多次入缅要求迎回永历，都被缅人用这个办法逼退了。

李定国、白文选的军事行动给缅甸很大压力，而此时的清廷已经表现出冠军相，再留着南明朝廷，肯定会得罪清廷。在云南吴三桂的武力威胁下，缅甸决定出卖永历朝廷换取清军攻打明军残部。

1661年七月，缅甸谎称要求明廷部分高级官员渡江，并饮“咒水”盟誓，一干明臣已经感觉到形势不祥，奸臣马吉翔强烈要求黔国公沐天波同往（缅人对沐氏十分尊重，马吉翔也认为有沐天波同行就算买保险了）。明臣刚到，就被3000缅军包围，沐天波一见有诈便夺下缅人军刀，连毙九敌（本来缅人要将他拖出包围圈，这位“沐王爷”最终用自己的勇武为大明殉难），明臣中的武将也有多人以木石拼死抵抗。最终，一行人全部死于缅军枪（火绳枪）下，史称“咒水之难”。

此后，缅军大掠明廷随行，只剩下永历的太后、太子、皇后等二十几人幸免，曾经的赫赫大明就在这不毛之地终结了。

接下来，永历被解送昆明，吴三桂将其勒死于“逼死坡”。据说，果敢人回昆明祭祖，还会祭奠逼死坡，这里可以算是果敢民族的起点。

昆明的永历帝殉国处碑成了果敢人的“歪脖树”

永历死了，徘徊在边境的白文选也已山穷水尽。吴三桂派出白的老战友马宝（还是鹿鼎记里的人物，本是南明朝廷里的能人，后来做了平西王的首席军师，永历逃缅后后悔薄待了他，民间传说吴三桂死后是他和陈圆圆护送吴三桂尸骨回滇）前来劝降。白文选既降，李定国悲愤之下病死于边境，临终前嘱托大军不得降清。可是，大军困顿边陲，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在李定国儿子带领下降清。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愿降清的明军小股部队辗转来到了果敢。当时此处是真正的蛮荒之地，除了为数不多的“老葫人”就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这些孤军就在此安置下来。

此后，其他不愿降清或担心清军报复的前明军人、百姓陆续聚集于此，这里面既有逃难的云南人，也有一路追随明廷的江南人，还有张献忠部的川陕老兵。果敢的历史由此开始。

独立王国的肇兴

果敢的面积只有小小的两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大明的难民们起初的落脚地更小，果敢能有今天的规模，除了明朝遗民们的不断开拓，还要归功于一个执掌果敢200多年的家族——杨氏家族。

杨家的后人出版过一本关传记，让我们能够详细了解杨家以及果敢的历史。

杨家的始祖杨高学是一位一直追随南明皇帝的武官。杨氏祖籍江苏，这里是南明的起点，最终落脚于南明的终点，可见杨高学对大明的忠诚。但杨高学并不是最初落脚果敢的那批李、白残军，杨高学并没有追随永历入缅，而是来到了云南顺宁，并在此安家置业（当时很多人觉得前途无望而四处逃散）。

1682年，杨高学的儿子杨映一家遭告发，称杨家为前明忠臣之后，不得不逃往兴达户（果敢的前身，就是今天的大水塘）。杨家后人书中并未说得很详细，不过在前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清廷彻底镇压，清军于1681年收复云南。不知道杨映的被告发和出逃，是不是与清军入滇后更加紧张的政治形势有关。从杨映逃跑的去向来看，当时的兴达户应该已经小有规模，所以才能吸引落难的汉人前来。

安定下来之后，杨氏家族开始壮大，不过此时的兴达户土地狭小，人心涣散，首领“陈驸马”（不知道是音译，还是官名）并不能带领大家抵御土匪和周围的少数民族侵扰。果敢周围有克钦（我国称为景颇）、佤、掸等多个少数民族土司，民族矛盾十分复杂，种族战争常年不断，汉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在之后的斗争中，杨映的儿子杨献才脱颖而出，被大家公推为领袖。

杨献才要求民众接受军事训练，但又不完全依仗武力的强大，而是积极发展和周围的关系，还制定了基本法律，使兴达户保持稳定和发展。在杨献才时代，兴达户得到了极大发展，为杨氏土司管理果敢200余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献才死后，儿子杨维兴继任兴达户首领。在杨维兴的带领下，汉人多次击退了克钦人的进攻，兴达户的土地也较杨献才时代扩大了10倍，果敢的雏形开始显现。这时候，不消停的缅甸把北京城里的“十全老人”（乾隆，其中一全就是征缅甸）惹毛了，清帝国派出大军讨伐缅甸，同时要求边境的各个土司出兵助战，果敢也派了300人（实力还是比较有限）。距李定国、白文选入缅迎永历帝100年之后，中缅两国再次交锋。

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满洲铁骑这次却在缅甸吃了大亏，前后打了四次，连平定新疆有功的名将明瑞都战死在了缅甸，最后连阿桂都派出去了，也没把缅甸怎么样，只能草草撤军。100年间，清军早已不是那支能追着南明暴打的满洲铁骑了，缅甸的国力倒是大涨，和大清交手前刚刚攻灭暹罗。

大清吃了哑巴亏，缅甸也是见好就收。毕竟大清要死磕，20个缅甸也受不了。果敢人在清缅战争中的损失情况不详，但是已经表明了对清廷的归顺。同时，果敢也向身边的木邦土司（掸族）纳贡，在大土司与皇帝的夹缝中生存。

把乾隆心疼坏了的明瑞

杨维兴死后，杨有根继承父位。在杨有根执政期间，“果敢”这个名字正式出现。杨有根进一步拓展果敢的疆界，同时清朝也派人对果敢的土地进行了勘察，并将果敢划归永昌府。果敢每年要向中央进贡，战时还要征调士兵出战——这是典型的对待土司的办法。到了1840年，清廷正式承认了果敢的自治地位，第四代领导者杨国华被清朝册封为世袭果敢县令。

此后的果敢不断壮大。1867年，果敢击败木邦军队，还参与到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之中。

这会的云南比明末还乱，自打天平天国起义以来，整个中国都乱了，云南也有这么一伙人趁机举事。造反的是云南回民，为首的是杜文秀，史称“云南回民起义”。杜文秀没有采取西北回乱的民族仇视政策，而是选择和各民族合作反清，当时杜文秀手下号称有“十八司”，果敢就是其中之一。

果敢为什么跟随杜文秀反清？还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必须要依附周围的大势力，对大明的怀念，远不如现实生存的压力。

杜文秀1867年率领“十八司”攻打昆明，果敢军队也参加了。清朝调集优势兵力，击溃了“十八司”的攻势。此后，清军加大进剿力度。1872年，清军攻破大理，杜文秀被杀。杜文秀死后，有一支回民部队逃入果敢，怎么对待这支武装成了棘手的难题。土司杨国华主张善待回军，遭到了弟弟杨国正的反对。杨国正在清军的帮助下赶走了回军，果敢从此开始和回族相互攻打。等到回民起义势力被彻底镇压，果敢的土地再次得到了扩展。

经过差不多200年的发展，果敢从最初的“难民点”发展成了一个汉人独立王国。这些大明忠臣的后代，在故国消亡的地方不断发展壮大，在各种势力之间游走，找到机会就发展自己，把这片蛮荒之地发展成了汉人的永久家园。但是，形势很快就要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股新的势力已经开始向果敢渗透。

“脱中入缅”的开始

1886年，曾经强大的缅甸没了！那个曾经羞辱大明，打退大清，占领暹罗的地区强国没能经得起工业化帝国的碾压，被大英帝国收入囊中，成了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要说这和“自古以来属于我国”的果敢没什么关系，再说中间还隔着几个土司，远着呢。

但就是这几个土司成了大清和英国之间拉扯不清的糊涂账，为啥呢？

相比起大清和缅甸，这些土司和果敢一样很弱，只能两头讨好。问题来了，这些土司到底是谁的呢？缅甸和大清很像，都是朝贡体系，只要你服了，就是我的人。这会儿来的是什么都讲国际法的英国人，不承认朝贡体系，领土就是领土。

麻烦大了！鸡同鸭讲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还好，英国人从1860年以后就不那么爱来拳脚功夫了，虽然谈判很费功夫，但双方还是想出了办法——暂时一人一半。

此后，中英就边境划界问题一直进行谈判，以这会儿大清的实力，基本没有谈判的资本。1897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签署，果敢被划入了英属缅甸国境，果敢华人成了日不落帝国的子民。

英国人能占领那么多殖民地，还真不是一味靠着蛮横武力，其对殖民地情况的了解是深入的，管理也是比较有效的。英国对缅北的土司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基本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利，土司仍然管理着土地和人民，英军只是象征性的进驻。土司在英国做官和在大清做官没什么区别，但是英国的实力和大清的衰落是明摆着的，这些本来看实力下菜碟的土司，当然不会傻到和英国人作对了。

杨氏土司对果敢的有效管理得到了肯定，英国人还为杨氏颁发了奖章。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明朝遗民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精神，在英国人眼中，他们比起华北平原上到处撒癔症的“大师兄”们要好的多，也更值得尊敬。

果敢土司杨文炳（1897-1949）

但是，英国人在带来文明曙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为祸果敢的植物——罂粟。此前到过果敢的商人发现，这里不适合稻米的生长，果敢一直以茶叶作为主要作物。但是当鸦片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四川、云南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出名的云土一直到民国仍然是云南一大财政收入），很快也波及到了果敢。这里的土壤种鸦片再适合不过，到19世纪后期，鸦片已经占据了果敢2/3的土地，如果没有鸦片种植，果敢将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

英国人还带来了缅北短暂的安定。英国人软硬兼施，分化利用，很快就摆平了整个缅甸。在英国统治下，缅北的各个土司不再能随意发动攻击，桀骜不逊的克钦人也没能抵挡住英国人的进攻，果敢迎来了“最稳定、最安全”的时期。受地理条件限制，一直到上世纪中叶，毒品仍是果敢的经济支柱。在米字旗下虽然稳定安全，但对毒品的过度依赖也成为了果敢后来长久的伤口。

1942年，日军攻入缅甸，缅甸迎来一个新的时代，缅北充满了变数，果敢也无可幸免的卷入了新的纷争。日军入侵成为果敢历史的分水岭（个人观点），这之后的事情就不是单单说一个果敢能理清的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果敢问题伴随着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块土地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象克里米亚一样买“票”回国，但是当作异域一样漠视也是民族感情所不能接受的。

果敢先民誓死不愿入清，在原始丛林里保持着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臣节和民族的倔强，即使落魄到与难民无异也比剃光脑门的封疆大吏们高尚；果敢子孙们在万难之中靠双手打拼出一片天下的生活远比被一条发辫禁锢到麻木的秀才们过的精彩。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铭记和怀念的。

中缅关系和缅北战事频发的历史根源

近日，备受关注的缅北战事胶着陷入拉锯。对中国来说，缅北局势直接关系中缅边境安全，以及中国在西南的地缘政治利益。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一直存在多股地方武装，而且多集中在缅北地区。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割据由来已久，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其中，乾隆朝的中缅战争虽列入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却是颇有争议的一件，就是乾隆本人也说过，“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近代中缅边界的判定颇具意义。

2014年9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该书作者杨煜达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教授是云南腾冲人，那里靠近中缅边境，生活经验和学术兴趣使他对缅北地区的历史冲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近日，杨煜达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以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之“征缅甸”的前因后果。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张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煜达

澎湃新闻：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杨煜达：就缅北现状来说，其历史来源非常久。

从缅甸的角度来说，从北部的克钦邦到掸邦是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高原地区。然而，缅甸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部的曼德勒平原，就是伊洛瓦底江中部的平原地区。历史上，缅北高原实际上变成了云南高原向缅甸中部平原过渡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是新兴的缅甸王朝要争夺的地区，也是中国的中央王朝或者地方政权努力要控制的地区。

缅北行政地形图

澎湃新闻：具体讲来，缅北地区在中缅历史上有怎样的记载？

杨煜达：在中国史书中关于缅甸最早的记载，我们叫它骠国，这是在魏晋时期，记载有骠国进贡，所以唐代宫廷音乐中有一部是骠国乐。但是在缅甸自己的编年史里，在此之前它还有很多王朝，问题是这些历史都是后来追记的，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就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早期的缅甸王朝，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北部山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缅北地区涉及中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对中国、缅甸和印度的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很大，它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永昌郡具体在哪儿？学界尚有争论。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保山金鸡村，是根据传说所定。方国瑜先生把它定在施甸，我觉得在位置上可能还是有点偏。近年考古普查说现在保山城汉营有蜀汉前后的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发掘程度不高，但我认为可能就是永昌城。

在东汉时期，历史记载说在永昌做官可以“富及十世”，因为当地产珠宝，玛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根据上报的人口数字，永昌郡是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前人研究都认为是此地与其他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南中（今天的云南、 贵州、四川西南部）几个郡中最繁华的当是滇池周围，即当时的益州郡，而益州郡统计的人口数量不足永昌郡的10%，想益州郡统计的可能是汉族人口，永昌郡的人口数字则包括了投附民族的人口。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现在缅北的很多地方是永昌郡管辖的，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还不是定论。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在缅北地区更为确实的冲突关系发生在何时？

杨煜达：比较确定地，对这一带进行管理的是南诏和大理。

八世纪中叶南诏建立，八世纪后期它突破了吐蕃对它的束缚，到和唐王朝结成同盟关系之后，也就是在国王异牟寻的时代，南诏有一个大扩张。《蛮书》有南诏远征骠国的记载，说它向南打到了海边。我认为这个时候南诏至少对这一带有相对间接的控制，骠国，对南诏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甚至不光是缅甸这一块，包括泰国中南部一些小的王朝实际上也对南诏大理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

南诏太和城遗址

到了南宋时，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迂回而行先打垮大理，在这里设置了云南行省。之后蒙元帝国和缅甸王朝发生了冲突，导致中原王朝对缅甸的第一次大规模征服，这次征服使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蒲甘王朝被摧毁，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后，元朝在缅北地区，包括中缅边境地区就建立可若干个掸族和傣族的土司政权。

其后，明王朝完整地继承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明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九个宣慰司，包括了泰国北部到缅甸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麓川政权的兴起，麓川的核心地区就在现在的瑞丽，这个政权的兴起导致了明王朝对它的三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多发生在现在的中缅边境地区。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史书讲是因为麓川向内地扩张，缅甸史书则同时记录了麓川政权向缅甸一侧掸族土司地区的扩张。大规模的征伐肢解了麓川政权，其政治后果就是缅北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形成了若干个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争斗的土司政权，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一种分割的状况，成为若干个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

麓川政权实力很强大，明王朝将它肢解，分割成若干土司之后，它还几次入侵缅甸的腹心地区。到十六世纪中期，缅甸兴起一支势力，产生了两位非常伟大的君主莽瑞体和莽应龙，他们统一了缅甸中部，建立了缅甸的东吁王朝。

莽瑞体和莽应龙是两位君主在中文里的名字，相应地，他们这支势力在中国被称为东吁宣慰司。这里就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明朝设立这些宣慰司起什么作用？明朝对于这些宣慰司的管理和内地的土司相比有无异同？

东吁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要征服的是南部孟族的残余势力，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在这之后就要处理北部的掸族土司。我有一个比喻，缅甸的中部就是它的黄河流域，缅甸南部就是它的长江流域，统一了这两个地区转过来就一定要打“蒙古高原”——掸邦就是蒙古高原。因为一旦掸邦强大，从掸邦居高临下冲入缅甸腹心地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从缅甸王朝的角度来讲，掸邦高原是势在必争的。

明朝和缅甸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在战争，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出境，而是当地的土司在和缅甸在打仗，只是当战争打到了今天的德宏州、保山市一带，明王朝才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击，将它们打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在争夺的过程中，缅北就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中缅之间大体稳定的国境线——比现在的国境线靠外一点，但不是太多。

边境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包括木邦、八莫、孟养这些土司，它们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宣慰司，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缅甸；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土司对缅甸有某种臣属关系，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中国。就是说，中缅边境既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这就是我书中介绍的“花马礼”形成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中缅边疆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

澎湃新闻：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和顺古镇。和顺是云南的第一侨乡，明清时已有许多和顺人往缅甸经商、谋生。和顺商人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开矿，主要是银矿，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止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澎湃新闻：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澎湃新闻：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略节》。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 “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进行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杨煜达：从当地关系来看，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一是王朝之间的关系。王朝之间实际上有清楚的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有一个矛盾就是“花马礼”（花，即花银，马，即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的问题。
前述中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几个边境土司因为常受缅甸的侵扰，而不得不向缅甸缴纳贡税，即“花马礼”。对土司来说，这是花钱买平安。对此，清政府是知道的，但并不干涉。在清政府看来，虽然我不能禁止这些土司向缅甸缴纳“花马礼”，但是我对土司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你缅甸不能干涉。然而，缅甸却有不同的认识。缅甸的国家领土观念发育较清朝落后，它还是传统朝贡、属邦观念，把向其进贡“花马礼”的土司看作是它的属邦，认为对其有一定的权力。
清代前期进贡“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有两个：孟连、车里（今西双版纳）。问题是“花马礼”是缅甸东吁王朝强盛时期向北征服的产物，在东吁王朝覆灭后，这些土司已经停止进贡“花马礼”。缅甸新王朝要恢复“花马礼”，有的土司愿意给，有的土司不愿意给。其中孟连土司给了，但车里土司没有给，于是导致了缅甸对车里的入侵，当然缅甸入侵车里也还涉及别的原因。

孟连金塔。孟连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通向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

但是后来缅甸要求征兵孟连，攻打车里，孟连拒绝，于是也起来反抗。从孟连的角度来说，可以花钱交“花马礼”，但是帮缅甸出兵打车里，就是形同叛逆，所以他理所当然拒绝，那么，就被缅军蹂躏。另外两个被缅军侵扰的土司是耿马和孟定，但这两个土司实际在清前期并不存在“花马礼”，因此当然拒绝了。

冲突一开始，云南总督吴达善不愿调绿营兵，仅调取文山的沙练和边境的厂练（银厂中的矿民自卫武装）去防堵；而当刘藻接任总督的时候，沙练、厂练已经不能抵御缅军，这才调绿营兵防御，战争于是全面升级。

澎湃新闻：王朝之外的另一个层次是土司？

杨煜达：对，还有一个是土司层面。

中缅之间一部分土司归缅甸，一部分土司归中国，但是土司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的，因为它们都是同等地位相互交往的，没有这么清楚的王朝认同，这些土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可以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来理解，比如中世纪的德国，德国由很多诸侯邦国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姻、打仗。

西南傣族-掸族土司之间也是这样。土司可以娶很多夫人，但是只有掌印夫人有地位，这是傣族政治制度中很特别的一点。掌印夫人的权威特别高，子以母贵，只有掌印夫人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的继承权。掌印夫人一定要找门第高贵的，为了显示门第高贵就会陪嫁很多东西，包括土地。所以，缅北的一些土地会在土司之间倒来倒去，也搞不清楚土地的具体流转，果敢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王朝对土司的管理，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王朝主要管土司的继承（保证土司的合法性以防止土司内部的动乱）、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包括进贡和出兵等等。至于基层事务，王朝并不直接管。土司之间的往来，王朝也不完全知道，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内地的两个土司把土地作为嫁妆陪嫁来陪嫁去没有关系，但边境土司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前期，王朝对边境上的这些土司的控制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中缅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杨煜达：战争结束，在乾隆中期以后，王朝越来越强调对土司下层土目的控制，把这些土目也变成土司，由王朝直接任命。这一方面可以分割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土司下层控制得更为具体，以前大的土司有一个府的面积，小的也有一个县的面积，后来就是要将其控制到一个乡的级别，通过这样逐步分割土司的权力，加强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就中缅关系来说，经过20余年的冲突，清王朝和缅甸重新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在按中国大一统观念建立的宗主藩属关系下实现的，即使在缅甸看来，它并不认为是清王朝藩属，但是中缅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直维持下来，直到英军占领缅甸，对其进行殖民统治。

经过这场冲突，实际上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对话机制。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这种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