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巨子高旭的曲折人生

樊庆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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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自始至终与当时的革命斗争有密切关系，它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斗争发展变化的过程。说到南社，不能不提及高旭。其实，早在南社成立之前，高旭就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而闻名于时。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与柳亚子、陈去病并驾齐驱的三位发起人之一，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而他的人生道路同样最为曲折。
青少年时期（1877——1904）
高旭，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等。1877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日）未时诞生于江苏省金山县张堰镇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家世读书，富有田产。但到其父高炜三岁时，高旭的祖父峙青公就去世了，家道衰落，而无田庐，高炜由母亲顾氏抚养成人，伯父近斋公爱他重逾己生，时时督教之。高炜“艰苦自立”，“孝养纯致”，“精悍坦白”，“行修学粹”，曾为清附贡生，训导。但他“得官不任，宁老乡里，排难解纷，倾善举”。平素“喜诵报端谭国事，处世深而益暗”。（陈蜕庵：《高吟槐先生墓志铭》）而且他还鼓励高旭加入同盟会，资助其创建健行公学和钦明女校。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对高旭及其弟高增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高旭幼而丧母，由高炜养大，与父亲感情极为深厚，事父至孝。1904年10月，高旭游学日本，此行之前未禀明家中，老父虽无所忤，但深为忧虑，苦思寄诗以慰，高旭得知后，“涕泣者三日，遂辍学归省”。在父病时，“日侍汤药，杜门不出。”1912年4月19日，高炜去世，享年58岁。高旭哀毁骨立，沉痛悼念：“共称我父慈善家，一言以蔽思无邪。秉性真实莫伦比，民生疾苦愁如麻……料识倚闾魂不灭，教儿何以永离诀，啼尽春风杜鹃血。”（高旭：《酒后哭题先考吟槐府君遗像》）又明年，葬先父于祖茔，高旭“匍匐数里，哭不绝声。既服阕，又绘《风木西悲图》，以志哀慕”。在此后高旭在世的十四年里，“每岁时伏腊，念之未尝不流涕被面”。（高镠：《高天梅先生行述》）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高旭谱名原为高垕，但入学以后曾改名为高堪。高旭“生而歧嶷，七岁就傅”，他曾师事其叔父高望之，继与叔父高燮（吹万）、同邑顾景渊、华亭张仲傅等同问学于乡里俞贞甫。高旭“敏而好学，晨夕攻读，自经史词章，以及百家诸子，罔不参稽博考”，13岁学诗书，16岁就读毕诸经，旧学基础极为深厚，在府县进学曾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后又受业于同邑光绪庚辰（1880）翰林顾莲芳和奉贤孝廉庄瘦岑，诗益猛进，17岁即作《咏史诗》百首，以能诗名噪乡里。同学之中，吹万与仲傅为人谨饬，文章精细。而高旭与景渊却是性情豪迈，意气傲岸，高旭曾自比为屈原、李白：“屈原狷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姚石子招饮湖上醉歌》），“我是青莲今在世，谪下人间”（《浮海词·浪淘沙》）。而且高旭自小就志向远大，曾自谓“深沉好读书，少小励奇节……发愿度众生，生性真痴绝”。（《侠士行》）他为刺秦王而死节的荆轲扼腕，为“斩断长桥蛟，射杀南山虎”的周处慨叹，为“诛子婴、掘始皇冢”的项羽击节；渴望像汉武帝一样征伐四夷，像祖逖一样誓师北伐，像刘寄奴一样经略中原；而对偏安南宋、后唐庄宗之流则鄙而视之（《咏史》）。而且他“自负弘远，喜饮酒，长于雄辩。醉辄侵其座人，或嬲为联句，不则自提笔为诗歌，缠绵数十言立就”。（陈去病：《高柳两君子传》）当时的名宿如奉贤孝廉庄瘦岑、浙江太守陈云曙等人，“莫不推叹标举，诧为定庵（龚自珍）复生”。（高镠：《高天梅先生行述》）
但是青年时期的高旭所处的时代已不可与龚自珍同日而语。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开始由盛转衰时期，昔日的东方帝国面临着四处潜伏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觊觎中国，时刻准备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即将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开始的潜伏期。而高旭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侵入的不断加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大大加重，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一步步深化，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饱受了深重的灾难。身为“自弱冠治春秋，即严华夷之辨”，满怀报国豪情的热血青年，这怎能不使高旭忧心殷殷呢。他日益关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和国家前途时时系于心中。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翌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震惊了朝野，“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章》）亡国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年轻的高旭义愤填膺，感受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作《咏史诗》百篇以抒怀。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提出了“兴民权、办实业、倡西学、练新军”等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特别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的两大愿望，又给了高旭极大的鼓舞，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开始由单纯的爱国热情转而倾向于维新，呼吁“驱策同向庄严涂，激起黄民热血濡”(《自题诗魂》)。然而维新变法仅仅经历了百日的辉煌，但人们当时把仇恨集中在反对变革的西太后身上，把同情倾注到被幽禁的光绪帝身上；康梁则被当作救世英雄，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欢迎。康有为随后于1899年在加拿大的千岛创立“保皇会”，会员遍及美国、墨西哥、中南美、日本、南洋等地，一度声势浩大，他也成为万众瞩目、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高旭更是对率领众举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膜拜有加，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1900年唐才常、林圭、秦力山领导的自立军武汉起事还未发动便被清朝当局血腥镇压的事实，使高旭深受刺激，悲痛万分，写有“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口发愿建新邦”之句，对六君子和唐才常深悼的同时，也感受到在中国维新的艰难，曾经想去遁世，学过一段佛，自改名慧云，也写过一些禅理诗，抒发心中的忧闷，“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但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援佛入儒的进取哲学思想的影响，和他本身即以“政治家兼哲学家”自期的愿望，反倒使他把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佛学的“无我”思想统一起来，从而更加积极入世，关注社会。随着梁启超在海外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以后，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仍积极在维新派的舆论主阵地上为之摇旗呐喊：“不忍坐视牛马辱，宁碎厥身粉厥骨”，渴望“文明运启兮日当中，扼腕发愤兮思大同”（《唤国魂》）。但秦力山在事败后“买舟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计划再举，因而尽知汉局之败，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遂对康宣布绝交”，“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黄中黄译:《孙逸仙》）康有为的形象开始在高旭的心目中黯淡下来。
甲午战争后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等斗争继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汇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八国联军发动了疯狂的侵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联合清剿下遭到失败。高旭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明朗，在与友人顾九烟的唱和诗中借“咏梅”抒发自己的反清意向。而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更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广大群众急遽地革命化，引发了拒俄、拒法运动，各地人民抗捐、抗税、罢市等事件继起，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愈益成为人民的斗争目标。“我国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二十世纪之中国》）成为一切爱国志士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此时的高旭更是感到“兴亡皆有责，爱国我尤深”。（《兴亡，用蒋观云〈菊花〉韵》）
1903年是中国思想界转变的关键年头。如果说，1900年自立军运动的失败使两湖地区一部分人脱离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樊篱，抛弃了对清朝政府或地方官僚的幻想，迅速成为革命派；那么，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的失败则是在更为广泛的地区内实现了这一点。先后出现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及章炳麟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极具感染力的爱国革命宣传书。而此时的维新派已经变质为忠实的保皇派，成为阻碍革命进展的绊脚石，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节节败退，爱国志士们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迅速扩大。“出保皇党以入革命党者，不可以千数计”（《民报》第五期）高旭更加认识到，单单依靠打着维新旗号的康梁保皇派是无法挽救国家的，他的立场开始转变，与康梁划清了界限：“君自为君我为我，不相菲薄不相师”（《读〈南海政见书〉》），逐渐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9月，《国民日日报》创刊，他积极撰稿，经常发表充满强烈革命思想的战歌。章太炎、邹容入狱后，他作《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声言“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11月，他又与叔父高燮、弟高增等在家乡张堰镇创办了《觉民》月刊，自任主编。《觉民》宗旨明确，态度坚决，“大声疾呼，思改新中国”，号召全国人民都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苟有热血人，安忍坐视祖国之沦亡而不为援手，使重见天日耶！”（《〈觉民〉发刊词》）而且在这个刊物中，高旭开始发表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的诗歌，可以说是他思想的又一进步。
当时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革命派需要庞大的宣传队伍向人民灌输他们的思想，促进革命的迅速扩大。而清廷经过庚子事变的浩劫，被迫实行“新政”，对舆论控制相对松动，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迅速活跃起来，大量爱国团体和进步报刊借机蓬勃发展起来。上海曾经是维新派的第二大据点，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林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这是当时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它与属下的爱国学社、《苏报》三位一体，很快构成了上海革命宣传的中心，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加入革命。“苏报案”后，中国教育会虽形困顿，但其余绪相沿，仍有可观者在，报刊中《警钟日报》和《中国白话报》最值得重视。前者创于1903年12月，初名《俄事警闻》，由蔡元培主编；1904年1月后改名为《警钟日报》，由刘师培主编。《中国白话报》同时创刊，由林獬主编，刘师培是主要撰稿人。两者都是鲜明的革命刊物，这对高旭有着极大的诱惑。1904年初，他频繁地赴上海，经常出入《警钟日报》社，和陈去病、刘师培、林獬等论交，参与撰文。他声称要“仗义逐胡虏，正气壮山河”，并歌颂自投入狱的邹容为“宁为自由死，不做牛马生”，盛赞力驳保皇派的章太炎“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名”（《题章太炎近著》）。他作《近世新乐府·沈荩绞死》，为被清政府杖毙的名记者沈荩伸张正义。针对梁启超发表的伯伦知理学说君主共和的谬论，他以“汉剑”之笔名，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呼吁要“洗旧腥膻”、“建新国”。并先后在两报上发表《大汉纪念歌十八章》、《光复歌》、《逐满歌》、《中国八大奴隶歌》等，把康梁维新派讥之为“进退失据空彷徨”的奴隶。这时，他又接触到王夫之的《黄书》、刘师培的《攘书》、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章士钊的《孙逸仙》等书，为《陆沉丛书》、《攘书》、《孙逸仙》等书题诗，鼓吹民族革命，明确地形成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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