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六任文革办事组组长唯一善始善终是李讷(2)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三

向：“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他是管理毛泽东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向：你对江青总体印象怎样？

阎：大家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面孔。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她跟我不只一次谈过她在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指挥自己的军队，还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陪她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江青说，“师长到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向：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阎：江青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那天，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她的护士和服务员是两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一点也不避讳地对我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我本来比较腼腆，被她这一说，弄得我脸热热的，不知回答什么好。当然，她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

向：江青的厨师一直是程汝明吧？

阎：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

向：江青吃什么还是蛮刁的？

阎：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四

向：请你说说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阎：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当年红卫兵就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当事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回忆过。陈伯达就说“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首长”。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穆欣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向：就你所看到的，感到这些说法站得住吗？

阎：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是江青说了算。我们工作人员也感觉得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而对江青的话，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小组成员对江青都是毕恭毕敬的。

向：“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阎：1966年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向：王力回忆录还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这是怎么回事？

阎：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1月8日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毛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其实那是江青硬拉着陈伯达一起搞的，吓得陈伯达都要自杀了。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向：你亲眼看到什么吗？

阎：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向：还碰到些什么事情？

阎：1967年1月的一天，我在十六楼值班室里，曾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赶忙退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