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苏轼后期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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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轼后期的史论
(2010-12-20 19:15:55)
转载_阳光不锈_新浪博客 苏轼（１０３６－１１０１），北宋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才子。论其诗作，内涵丰富，境界开阔、清新豪健，独具风格，在宋代诗坛，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其词，去柔靡之风，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读其散文，即雄辩滔滔，又平易自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此外，人们于宋代书法家首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苏轼又居四家之首。同时，据说，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宋孝宗赵睿曾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作赞，称其为“一代文章之宗”。可见苏轼才艺有多高。
在苏轼的文章中，史论又占有很大一部分。各方面的记载表明，苏轼对历史的经验得失相当重视。苏轼论史，早期和晚年之间多有变化。早年之作，受当时教育体系的影响，儒家正统思想相当浓厚，对老、周、申、韩诸子以及儒家内部的非正统思想极力加以排斥，这和当年之书生，多读儒家经典，预备将满腹经纶“售与帝王家”有关。中晚年时期，历经诸多世事磨难以后，观点更务实，于老庄、释氏之说多有汲取，数教杂糅，立论更为公允。他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也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答王羼书》）《东坡志林》始作于他去世之前二年，正是所谓“既老”的晚年之作，其史论更值得读者关注。
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苏轼对儒家认为圣人的周武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挑战，这在青年时代的苏轼是断断不敢的，此中离经背道之论，现在看来可作一家之言。因为周武王是人不是神，过分的加以神化，只能适得其反，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但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的。
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之意者！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苏轼敢于质疑武王圣人的地位，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宋朝，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在《司马迁二大罪》中，苏轼认为：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富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言之则汙口舌，书之则汙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商鞅的连坐之法，苛政也。至于桑弘羊，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国家专卖政策，通过盐铁酒类的垄断，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国富民穷。苏轼从民生的角度，剖析了商鞅、桑弘羊的政策实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阻止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斥其灭国残民，覆族亡躯，其立论扎实，无可辩驳。这与以往立论者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其强国的作用，而忽视对民生的凋敝、残害，无疑触及到了事物的根本，如果苏轼没有长期受贬，深入民间，老百姓的感受如同身受，是断断写不出此等好文章的。
在《七德八戒》一文中，苏轼把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符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
同样苏轼把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武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这八个人，当时以忧国备乱之名，事后看来，都杀错了，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因引以为戒。
苏轼认为后来的人都认为前数人不杀造成了祸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当时看来，他们都是无罪之人，至于后来成为敌手，自有其演变原因，我们不能责怪执政者手软。接着苏轼用一系列雄辩的事实证明，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这样才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法治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罪罚相当，不能心血来潮，以莫须有的罪名滥杀无辜。当然苏轼那个时代的法治和现代法治有所不同，但罪罚相当，不能先作有罪推定等法治的基本精神，还是具有普适性的。在冤狱层出不穷的封建社会中，苏轼对法治的认识是进步的。
由此看来，苏轼晚年的史论，站在民生的高度有感而发，立论更客观平实，论据更反复推敲，围绕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说理更为透彻，读之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