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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克兰福镇》的反讽，对希利斯·米勒先生在《解读叙事》中的解释提出了怀疑。米勒将小说解读为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题乃是反对“父权”和“男权”，批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章指出，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使米勒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小说家，从最细微的细节中寻找证据。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可能造成整体语境的忽略和不应出现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容易使我们错过小说家更富洞见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情感。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ranford’s irony, the paper attempts to question what Hillis Miller have given us in his Narrative Reading. According to Miller’s interpretation, the novel is a pure feminist literary piece against “patriarchism” (or “phallogocentrism”), protestant ethics and capitalism. Such conclusions, however, are more likely to be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categories prevailing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than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Miller imposes his own value judgments on the novelist and seeks for evidence from the minutest details.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this method is, on the one hand, it may lead to the negligence of the whole context and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voided; on the other, leave us the regret of failing to catch the more insightful ideas and the subtler feelings of the author. 《克兰福镇》（Cranford，1853）原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应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请求，为他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1859）杂志供稿，后于1853年结集出版。作家自幼丧母，由姨母收养，住在离曼彻斯特约16英里的纳茨福小镇上，随丈夫定居曼彻斯特后，还不时回到这个小镇，探望亲友，以为休养之所。作为克兰福镇的原型，这里的节奏缓慢，气氛安宁，比邻工业重镇，却隔绝了繁华与喧嚣，持守着恬淡与安逸。两者之间的反差，在后来的《南与北》（North and South, 1855）中有生动具体的表现。《克兰福镇》着意刻画的，是小镇里一群老小姐和寡妇的生活状态。老实说，这些小姐和夫人的生活乏善可陈，终日里串门，打牌，聊天，编织毛衣之外，似无他事可为。至于小说的情节，除了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彼特的出走，玛蒂的破产这几件大事，也别无吸引眼球的故事。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从问世至今，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恐怕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作者的语言魅力，尤其是反讽的运用。 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在《解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的最后两章，正是以反讽为题，对《克兰福镇》做了一番大胆新颖的解释。[1]在他的笔下，《克兰福镇》成了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克兰福镇》虽然含蓄克制，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在维多利亚时期批评父权社会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甚至可以与20世纪更为公开的女性主义作品媲美，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Miller 216）近来从性别角度讨论盖斯凯尔的文章不在少数，gender study（性别研究）似乎成了一种风尚。然而，像米勒这样，把作者当成挑战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急先锋的，也不多见。盖斯凯尔究竟要用反讽来做什么呢？米勒说，是要谴责“男人的政治压迫和性爱压迫”。反对“男权”与“父权”，批判“新教和资本主义”，成为米勒替盖斯凯尔选择的主题。 《克兰福镇》的反讽，在我看来，不仅没有米勒发现的浓烈的火药味，反而有温情的一面。其所以如此，跟作者的态度大有关系。故事里的老处女和寡妇，大都出自体面人家，原型应是作者的亲友，从小朝夕相处。她们有保守可笑的一面，也有友爱真挚的另一面。作者对后一面的描述，渗入了真切的情感，使得反讽既有批评的效用，又不激烈过火。多年以后，盖斯凯尔在写给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信中，称自己的所有作品里，只有这一本“是唯一能反复阅读的；每当我生病，拿起《克兰福镇》——我要说——就感到欢喜！它总能令我发笑！”（Easson 199）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整体基调，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小说含有幽默色彩的同情，于同情之中，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反讽的使用，流露出作者对笔下人物与风尚的针砭。其大智慧，正体现在这貌似不温不火，实则富于穿透力的修辞中。它一方面揭露了人物的可笑，另一方面，又促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之后，掩卷思索可笑的根源。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1816-1855）在读这本小说时，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作品的讽刺力度。她甚至认为，盖斯凯尔的讽刺值得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好好学习。在写给盖斯凯尔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萨克雷先生应该把这些文章拿到卧房，躺在床上仔细研读一番——直到他弄明白，怎样运用讽刺才不至于尖酸刻薄。你有讽刺的意思——不过，我以为比你想的还多一些。”（Easson 193） 米勒在解读叙事的过程中，往往把目光盯住叙事的最小单位“词语”或“能指”，努力去挖掘它们各种可能的意义。这种阅读方法常有出人意料的阐发，见常人之所不见，然而，由于只注重碎片、不顾全整体，得出的结论，又往往令人心生疑惑。加之解构主义者的头脑里预先就设定了批判的目标，从细节上挖掘与预定目标的联系，成为这类批评的一个主要手段。拿《克兰福镇》来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米勒从“亚玻伦”一词衍生的联想。“亚坡伦”原本是《圣经·启示录》中的恶魔，小说里只出现过一次，教区长詹金斯先生布道时，将对英格兰构成威胁的拿破仑形容为“不折不扣的亚坡伦和阿巴东”。这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却被米勒当作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一个能够揭示小说主旨的关键词。亚坡伦象征什么呢？据说是象征父亲对儿女的专制，男性对女性的侵犯，新教与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毁灭。 米勒所谓反对父权和男权的主题，最主要的证据，来源于那位从未正式露面，只在信件和谈话里出现的前任教区长詹金斯先生。这位先生据说残忍专制，亲手扼杀了女儿的幸福，葬送了儿子的前程，不仅自己的家庭断子绝孙，连克兰福镇的衰败也好像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克兰福镇的女性“要为她们的不幸遭遇承担一些责任，但克兰福镇所描述的恶棍都是男人。因此，克兰福镇本身构成一个预言性的象征，展示出假如任由玛蒂父亲这样的男子为所欲为，整个社会将陷入何等境地。”（Miller 215-6） 如果说，盖斯凯尔对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深有反思，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说，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父权，反对新教伦理，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詹金斯一家。 一 詹金斯一家的故事占据了小说的一定篇幅。父亲詹金斯先生作为前任教区长，小说开篇已撒手人寰，他与儿女的关系，是通过小女玛蒂整理家信来追述的（盖斯凯尔 第五章）。长女詹金斯小姐一出场，俨然一副领袖的作派，喜欢颐指气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第二章结尾，随着她的过世，真正的主角玛蒂才从姐姐的影子里走出来，吸引读者的目光。两姐妹性格反差很大：姐姐像父亲，严肃刻板，自视颇高，什么都由她说了算；妹妹温柔谦逊，心地淳朴，善于为人着想。大凡自我感觉极好的人，自信过了头，凡事又要替人做主，就不免武断专横起来。玛蒂与霍尔布洛克的美满姻缘，就因父亲和姐姐的反对化为泡影。 詹金斯先生作为一家之长，亲手造成了家庭成员的不幸，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幸的根源，倒不是因为他的残忍，而是因为他的自负与专断。自负专断的人，往往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顾别人的感受，哪怕不招人待见，也浑然不觉。这类人的性格里天然就有滑稽的元素，很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詹金斯先生常以博学自居，给妻子写起信来，总要插上几句拉丁文，也不管收信的那一方在“英语语法和拼写上都有些小毛病”。有一次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古典诗，将妻子莫丽颂为“玛丽亚”，与妻子附在信封背面的话相映成趣：“敬爱的丈夫赠希伯莱诗一首，我本意（以）为会谈到宰猪之事，但没提起。”（盖斯凯尔 64）[2]教区长一味将妻子理想化，自然有办法让自己对感情生活心满意足。可是，对于儿女的感情，这位迟钝的父亲就捉襟见肘了。自负的性格，再加上专断的作风和保守的门第观念，使他无法理解儿女，最终令女儿错过了幸福的机缘，逼迫儿子离家出走，浪迹他乡。 淘气的彼特套上大姐的长衫，戴上她的帽子，把枕头当作娃娃拍着摇着，在花园的栅栏后面半隐半现，吸引众人围观。詹金斯先生看到这一幕，怒火冲天，当众把儿子狠揍了一顿。作者在描写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前，也有意插入了一幕反讽的场景： 父亲象往日里那样一本正经地从街那头走来，一眼看见黑鸦鸦一小群人——我敢说有二十多人——从花园栏杆往里张望着，起初他以为他们是在看杜鹃花，花园里有株新种的杜鹃开得正盛，他非常得意。他放慢脚步，好叫他们多欣赏一会，他还在寻思能不能就这件事写一篇传道文，他认为杜鹃和原野上的百合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盖斯凯尔，73－4） 这段往事是由玛蒂追述的。玛蒂很孝顺，对父亲的回忆，并无讽刺之意。读者看到这里，却会有别的感受：众人看的热闹，是未出阁的大姑娘突然之间抱了一个小孩，跟杜鹃花有什么关系！通过这层反讽，作者以一张一弛的笔法，巧妙地控制住了叙述的节奏，同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教区长的个性。 彼特被揍后，竟然负气出走，这是詹金斯先生始料不及的。事件发生后，小说借助玛蒂的回忆，仔细描写了他的慌乱、悲伤与后悔，读来令人不免心生同情。此后，他对于女儿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父亲变得极为温和，极为慈祥，他有时说话也会像从前那样——发号施令——但是一霎眼他又会走过来，抚着我们的肩膀，低声问他的话是不是伤了我们的心。”（盖斯凯尔 80）像大多数父亲一样，詹金斯先生对自己的孩子是怀有深切期望的。他在儿子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却都没有下到点子上。一个古板的父亲养出这么一个淘气的孩子来，本身就具有反讽的意味。盖斯凯尔生活的年代，不顾孩子的性格和喜好，用僵硬的教条强行约束他们的天性，又把他们的前程“象画地图那样给规划得一清二楚”的家长，何止教区长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锋芒所指，就不局限于一两个个体，而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习俗。 再来看玛蒂。造成玛蒂不幸的原因，虽有父亲和姐姐的干涉，而背后实则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根深蒂固的等级和门第观念。父亲和姐姐为何反对玛蒂的婚事？因为对方是一位自耕农（yeoman），非传统意义上的绅士（gentleman）。读过《爱玛》（Emma, 1815）的读者，应当记得这样一幕：当爱玛发现自己的保护人哈里特与一位名叫马丁的自耕农萌生情意的时候，她不失时机地向哈里特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阶层的不屑和冷淡：“一个骑马或走路的年轻农民，是我最没有兴趣的。正是自耕农这一类人，我感觉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Austen 29）爱玛的势利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阶级甚至于整个社会习惯于接受的定式思维。《克兰福镇》的第一章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詹金斯小姐尚在人世，据此推论，霍尔布洛克的求婚被拒，当在与《爱玛》（1815）的故事相近的年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玛蒂的不幸更多是世风和俗见使然。詹金斯先生虽为教区长，自诩学识渊博，其实偏狭固执，盲目自信。他的眼光囿于一隅，泥于成见，如此，也就看不到霍尔布洛克先生的可贵品质，使女儿错过一桩美满的姻缘。盖斯凯尔明白，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许多多固守陈规的人必然要遭遇的不幸。爱玛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假如没有奈特利先生的耐心引导使其心智逐渐成熟，她给哈里特与马丁造成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波折了。再往深里推敲，谁又能保证，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没有这些陈规俗见的影响呢？盖斯凯尔要批评的，或者说，想通过反讽引起读者注意的，就是这种不经反思，随时准备向习俗妥协的惰性。而一味遵循习俗，给人带来的危害，往往是深重而不易察觉的。 所以，小说的反讽对象，绝不止于詹金斯先生一人。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因自己父亲与这位先生的密切关系，接触到这个家庭的隐私和秘密，成为玛蒂的密友，也碍于这层关系，她对他（包括詹金斯小姐）的反讽，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多为含蓄克制的情境反讽。而对小说的其他人物，比如高傲愚蠢的贾米逊夫人，庸俗势利的巴尔格小姐，虚荣夸张的波尔小姐，疑神疑鬼的福列斯特太太，玛丽就不那么客气了。甚至于她本人，跟在这帮队伍里，“我们”长“我们”短的，也常常成了反讽的目标。 对于婚姻，老小姐和寡妇们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和抵制的态度，丝毫不亚于詹金斯父女。除了杰西顺顺当当地嫁人，另外两件婚事在克兰福镇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尊贵的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订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玛蒂的女仆玛莎的恋爱，也屡受阻挠，因为“合同上明文禁止她招惹‘追求者’”。而杰西之所以顺利，也是因为父亲亡故后断了经济来源，举目无亲，难以生存，兼之前来求婚的戈登少校是她的初恋情人，恰好又门当户对，如此机缘巧合，才成就了这一对有情人。 同样囿于习俗的偏见，克兰福镇的女士对男爵夫人格兰玛女士“下嫁”霍金斯大夫，颇多不满和不屑。其中，福列斯特夫人的反应最强烈，她“和我们一样吃惊，但她感情上更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她想到了她的品级，所以比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这件事真正是玷污了贵族阶层”。（盖斯凯尔 161）格兰玛女士是新近造访小镇的外来成员，她聪明善良，和蔼有礼，深得镇上女士的喜爱，几乎已成为她们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然而，当她的订婚消息传开时，除了福列斯特夫人的激动与愤怒，别人的反应如何呢？波尔小姐立马想到了财产：“她嫁给他是为了有份家业，就是那么一回事，我看她把外科手术室也算进去了。”（盖斯凯尔 159）至于其他人想到的，也不外乎财产、名位和礼俗之类的事情： 然后我们又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互相询问这件事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在哪儿办？霍金斯大夫一年有多少收入？她会不会放弃贵族的名位？要是格兰玛夫人和霍金斯大夫这一对夫妇登门拜访，玛莎和其他正派侍女该怎样为他们通报呢？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他们？贾米逊夫人同意我们去吗？是不是非得在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和降低了身份的格兰玛夫人之间作一选择呢？（盖斯凯尔 160） 我们不免想起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的一段话：现今之人不问：“什么是我所偏好的？我的个性与气质，将以何道为适宜？什么能发挥我身上最优秀与最崇高的品质，并使之壮大成熟？”他们只问：“什么合于我的地位？爵位财力与我相当者，通常如何行事？那些比我尊贵富有的人，又有怎样的行事标准？”（Mill 61） 一为小说家语，一为哲学家言。假如我们读懂了盖斯凯尔的反讽，就会明白，她所描述的心态，实可作为穆勒之言的最佳注脚。小说家不像哲学家那样自信，第一人称复数的运用，表明她对叙述者玛丽·史密斯（甚至于自己）是否完全摆脱了这些俗见，还存有一点怀疑。正是这点自我怀疑，让我们意识到，她的目光可能不如穆勒锐利，但由此也多了一分对于人世的同情。作者没有在自己与笔下的人物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她仍然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所不同者，在于她以反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警醒和反思。反讽之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克兰福镇发生了偷窃事件后——偷盗乃小孩和小猫所为，女士们却以为来了外贼，闹得沸沸扬扬，各种揣测、谣言、传说如“野火一样四处蔓延”——波尔小姐被自己想象的“满脸凶恶”的盗贼吓得魂不守舍，跑去找玛蒂和玛丽，作者写道：“我们本可以得意一下，因为老是自吹胆大的波尔小姐也给吓成了这副模样；不过看到她原来也有着人所共有的弱点，我们心中很是高兴，也就不忍再使她难堪了。”（盖斯凯尔 128－9） “人所共有的弱点”（she shared in the weaknesses of humanity），这几个词很关键。正因为“人所共有”，小说立意反思的，就理应是人之为人不免要犯的毛病，并非“大奸大恶”的个人。其实，人生的悲剧往往不由罪恶造成，而由性格的弱点和习俗的力量导致。被米勒责为恶人的教区长正是如此。要说他“禁止女儿出嫁，将她们作为无用的干花或未经使用的橡皮筋储存起来”，（Miller 215）实在有些冤枉他了。冤枉詹金斯先生不要紧，毕竟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由此错过了盖斯凯尔最具启发意义的洞见，我们阅读所得的收益就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盖斯凯尔对于父亲的权威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思考，米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小说的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尊重父亲的权威，并从父亲那儿获得保障。她可以笑话父亲的信写得不好，但她对父亲发出的城乡银行即将破产的警告则深信不疑。”（Miller 221）其实，文学旨趣尚在其次，玛丽不认同父亲的地方，更多是明于计算、过分小心的商人气质。玛蒂破产后，不得不卖茶叶维持生计，因为城里另有一家铺子兼营茶叶，她跑去人家那里，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对方，问是否有损于他的买卖。玛丽父亲把这一举动称为“胡闹”，还有如下一番评价：“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的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结果却不如父亲所料，玛蒂的善良不仅为她赢得了对方老板的照顾，而且吸引了一批稳定的主顾。父亲呢，“对每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放心，尽管他谨慎提防，可就在去年一年里他还是给骗走了上千镑的钱。”（盖斯凯尔 198－9） 这里的对比，反映出叙述者（或者说作者）含而不露的批评。既不失尊重，又不失反思，这就是盖斯凯尔对于权威的态度。哪些地方值得尊重和服从，哪些应当反思并加以抵制，是她毕生都在努力思索的问题。在另一部小说《南与北》的结尾，她描写女主角玛格丽特经历父母双亡的变故后，试图“解决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服从于权威，又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自由活动的余地。”（Gaskell 2005: 377）这一句话，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惯于依从的女性有启发的作用，对于一百多年后言必称自由的现代读者，也有借鉴的功效。 二 近来西方学界女权主义盛行，批驳父权与男权，掘取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女性意识，已成为评论的一个常见思路。这类批评的积极面，在于引入新鲜的话题和视角，融入批评者自己的关怀；消极面，则在于先有成见，易走极端。米勒的解释，比较多地暴露出后一面来。 作者主要描写的，确实是一个女性的群体，而且是由寡妇和老处女构成的特殊的女性群体。这些女士没有工作，也不屑于工作，把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几乎与现代商业社会隔绝，不主动参与任何社会和经济的活动；没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顾，家务活也自有佣人做了去；更重要的，没有持续稳定的经济来源，只能守着丈夫或父亲留下的有限年金，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这样一群人，如果不是结成伴，抱成团，精神上相互依靠扶持，势必要独自面对凄凉落寞的晚年。 在这个自封为“亚马逊斗士”的圈子里，没有人对父亲公开表示不敬，对男士的不屑或反感，确是随处可见。像詹金斯小姐对于当时的人提倡男女平等，就深不以为然：“平等？这是什么话！她深知，女性比男性要强多了”。（盖斯凯尔 18）波尔小姐在第十章也发表了意见：“哼，男人总是男人，他们装得像参孙那样力大无比，狠得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又想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机灵得从来不会上当。您看好了，他们自吹凡事总有先见之明，但在出事之前又从来不肯打声招呼，告诉别人一声。我父亲是男人，我对男子的脾气是一清二楚的”。（盖斯凯尔 134）米勒称，《克兰福镇》“不动声色地谴责了男权引起的不公正，微妙地显示出男人的虚假和衰弱，并且十分巧妙地运用男人自己的方式来反对男人”。（Miller 215）他的一个主要例证，就是波尔小姐的这番高见。 据米勒讲，这段话表明，“男人宣称自己具备女人不具备的力量、智慧和远见，其实是站不住脚的”。（Miller 214）可是，再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波尔小姐的这篇议论最终证明的不是男子的虚弱，反倒有可能是她自己的虚荣和可笑。克兰福镇发生的偷窃事件本是毛孩子的小打小闹——本生家丢了几个苹果，海华特寡妇的摊子上少了几个鸡蛋——这位好事的波尔小姐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凭空臆想出一帮“杀人贼党”来。听到霍金斯大夫也受歹徒袭击，她以检查牙齿为由，前去打听内幕，想证实那伙“歹徒”就是与自己“遭遇”的“杀人贼党”。结果人家不承认遭抢，还说只是“食橱中少掉一只羊脖子，一定是猫儿干的事”，于是，便引发了这通“男人总是男人”的抱怨。只有读完全书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回过头来再品味这一节，其中的意趣与幽默才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也才真正理解到底是谁怕丢面子，谁急着掩饰。米勒先生对这里的反讽视而不见，单单要从字面义来理解，究其根源，是受了先入之见的影响。因为先有了“女权”的主题，就要寻出一些证据来，不料竟找了一个反证，这恐怕是断章取义最容易出现的纰漏了。至于詹金斯小姐，与其说她挑战了男权传统，不如说强化了这个传统。真正的反讽在于，她所谓的女性之“强”，恰恰是对父亲的模仿——模仿权威的作派和照搬不近人情的规矩。 给这群女性冠以“亚马逊斗士”的名号，其实暗含了揶揄的口气。跟史诗里勇猛善战的女战士相比，克兰福镇男性的消失，并非女士们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被迫接受的一个局面；独身的状态，也是她们在婚姻市场上遭遇挫折和失败后不得不面对的命运。18世纪以来，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有闲一族。然而另一方面，她们面临的生活道路也极为狭窄，除了家庭教师和护士，没有别的独立自主的工作供她们选择，婚姻几乎成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砝码。那些嫁不出去的，有的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或家底不够殷实，有的为门第局限，或容貌身材有所欠缺，总之，真正主动选择单身的极为罕见。（Basche 第一章和第十章）既然连自己的幸福也不能由自己把握，指望从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生活经历极其单纯的老太太身上挖掘出具有革命姓的女性意识来，恐怕就属于批评家的一厢情愿了。小说里的女士们个个嚷着“男人碍手碍脚”，连温柔可亲的玛蒂小姐也说：“男人在家总难免会多些麻烦”，可是，接下去的话才道出了这位老姑娘（也可以说是这群老姑娘）的真实心理：“不过，男人遇到困难总会有办法，身边能有个男人作作依靠总是好事。”（盖斯凯尔 175） 所以说，她们并非不想依靠，只是没得依靠罢了。靠自己，似乎也不切实际。当玛蒂入股的银行倒闭，几乎陷入绝境时，玛丽·史密斯思来想去，看看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她“挣些钱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发现这位善良可爱的老太太实在没有挣钱谋生的本领。既无谋生的手段，年金又有限，于是，在这个圈子里，节俭成为风尚。小说有一个很特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词，叫做elegant economy，“体面的算计”。算计本来和体面不沾边的，兴许还有点相反的意味，因为elegant从词源上讲，来源于拉丁词elegāre，意思是“精挑细选”，没有奢华的家底，如何精挑细选呢？而算计，偏重于“省”，要求尽量减少耗费。两个词凑到一起，便有了诙谐的色彩，将克兰福德镇的女士既想节俭又要体面的心态活泼有趣地勾画出来。节俭的习惯，虽然与新教提倡的宗教品质不无关系，恐怕也有“不得已为之”的苦衷。她们或丧偶寡居，或年老未嫁，皆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到晚年则更形窘迫。 然而，这些女士在没有男人依靠的情况下，却能做到相互扶持，同舟共济，这是不能不让人另眼相待的，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向我们揭示出她们生存的秘密。听说玛蒂面临破产的困境，她们纷纷慷慨解囊，从略有宽余的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来周济朋友。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not only a duty but a pleasure）。（盖斯凯尔 188） “DUTY”一词还出现在另一个场合：当玛蒂意识到自己入股的县镇银行可能破产，坚持着要把自己值五个英镑的金币和一位农民手中由这个银行发行的已经一钱不值的钞票兑换，“往常她总是优柔寡断，别人一句话就会使她改变主意。可这一回却毫不为之所动。”促使玛蒂如此坚决果断的根源就在于“责任”两个字：“我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我真是十分高兴，真的，那个可怜的人就在我旁边。”（盖斯凯尔 174） 1825年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股票猛烈下跌，信用关系破坏，银行纷纷倒闭。玛蒂的处境，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譬如，我们熟悉的小说家萨克雷就在1833年冬，得知自己的存款银行倒闭，财产一扫而空，只剩下每年一百镑的收入。（Thackeray 508）当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恐慌和混乱之际，玛蒂身上表现出来的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以及她的朋友体现的友爱互助的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意义上，克兰福镇的女士值得人们尊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两个章节里，作者一直保持了同情的口吻，鲜有反讽的笔调。即使在旧的秩序里，作者也有她当真的东西，有她要肯定的价值。反讽只是《克兰福镇》的一面，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盖斯凯尔至关重要。米勒先生大谈作品的女权色彩，对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女性之间的关怀与同情，却并不着意，不免令人生憾。 需要说明的是，责任与友爱在克兰福镇并非女士的专利，在男士身上同样有所体现。上尉布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上尉刚到小镇时，他的到来被说成是“侵入了女人的辖区”（invasion of their territories）。“invasion”本来是军事用语，用到这里，颇能反映这些女士的夸张心态。这样一个微妙的反语，米勒先生竟然没有读出来，反籍此认为小说的主题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上尉到底哪里侵犯了女士呢？米勒不去追问。其实，仅仅因为上尉的男性身份和他的作派不合高雅的标准（“他当众叫穷，拉开嗓门说话，还有呢，竟然在可恶的铁路上谋差事”），就将他排斥于社交之外（“小姐和夫人们一致决定，决不上门拜访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反映的恰恰是克兰福镇女士们不够宽广的心胸。幸好上尉并不灰心，一年之后，当玛丽·史密斯回到这个小镇，惊讶地发现布朗上尉在克兰福镇“居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不仅“先前决心不跟他来往的人上他家的门了”，而且“他的意见被奉为金科玉律”。（盖斯凯尔 6） 布朗凭什么赢得的尊敬呢？首先是“有男人气度”（excellent masculine commonsense），“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其次是男子汉的坦率（manly frankness）和大度，“过去遭人白眼，他毫无觉察，现在受人爱戴，还是毫无觉察，依旧我行我素”。（盖斯凯尔 6）再其次，就是友善和乐于助人（尤其乐于为女士效劳）的品格了。在小说的头两章，布朗是一个极有风采的人物，与詹金斯小姐的专断、自负和小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克兰福镇的女士誉为“真正的男子汉”（a true man throughout）。假如不是因为盖斯凯尔当时并无写作小说的计划，为了应付狄更斯的催稿，以布朗之死匆匆收尾，他在小说里也许不止于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据说，罗斯金读到布朗的见义勇为，不忍继续，写信给盖斯凯尔抗议道：“你应该把玛蒂也弄死，既然你这么喜欢好人没有好下场的话”。（Easson 198） 可见，男性不仅没有成为批驳的对象，真正的男子汉反而受到钦佩和爱戴。米勒称，小说通过反讽的质疑方式，“对文学和家庭生活中的男性统治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甚至认为“《克兰福德镇》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暴力故事，家庭中的男男女女以爱和得体为幌子，相互侵犯”，（Miller 182，185）显然是过激之言。其实，米勒所谓的“恶棍”、“暴力”、“罪恶”在这个充满田园情调的小镇里并不存在。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盖斯凯尔的《克兰福镇》呈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神话，在这里，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存在真正相互冲突的利益，他们只需要彼此了解来达成和解”。（Spencer 87）言下之意，盖斯凯尔对于两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幅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的图景。这个批评有一定的理据，但我们也要看到，作者描写的女性群体在相对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受到尊敬的事实，她们与下层百姓之间，确实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至于她们与男性的隔离，一方面当然是独身或寡居的事实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她们刻意地回避男士，视之为“危险”和“俗气”的心理有关。对于这种心理，作者有同情的成分，也有批评的意思。所以，她安排了几场婚姻，试图来打破小镇守旧的心态，消除颓废的气象。 小说的前半部分不乏衰败的意象：撑不起红绸伞的老姑娘，泛黄的家信，年久失修的会堂……这里既没有人生儿育女，也无婚丧喜庆，整整十五年间，除了杰西小姐，玛蒂小姐没有听到任何朋友熟人结婚。玛蒂的失恋，彼特的出走，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都发生在前6章。从第7章开始，小说一改怀旧和忧伤的笔调，色彩变得明朗起来，甚至有了喜剧的味道。巴尔格小姐的茶会，男爵夫人的造访，魔术师的表演，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欢快归欢快，反讽却一点不少，势利、虚荣、傲慢和迷信，正是在娱乐与聚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偷窃风波，救助魔术师，男爵夫人订婚，玛蒂破产，朋友相援，最后彼特回归。盗窃是无中生有，平添了一分喜剧色彩；破产呢，众人齐心，共渡难关，也给人以温暖的希望。恋人们如愿以偿，彼特回归小镇，更带来了活泼的生机。可以说，小说结尾描绘的是一幅富于生气和希望的景象。 对于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米勒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结局会再度肯定那些受到挑战的社会、性爱、伦理和美学方面的价值，即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而这似乎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努力想质疑的对象。”（Miller 218）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什么要名之为“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彻底加以否定呢？况且，什么是“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小说到底哪里表现了这些价值？米勒只一句笼统的结论，没有下文。我们不免怀疑，这里的“新教和资本主义”同前文的“女性主义”一样，更像是一个空洞的标签，里边既没有明确的内容，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 在克兰福镇这个貌似平静的社会里，确实隐藏着各种令人不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道德伦理与商业精神、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儿女、金钱与身份等等。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寻找可能消除或者缓解冲突的途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有智慧的眼光，有宽容的襟怀，有真诚的友爱，也许能打破陈旧的思维定式，解除相互的隔膜与怨愤，建立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会。米勒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中的冲突与对立，却不能体味作者用心良苦的社会关怀。于是，在他笔下，种种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以更加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上升到尖锐的、绝对的、无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米勒难以说服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 拒斥男性，可以视为詹金斯小姐，波尔小姐，甚至整个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们的立场，却不代表作者或者作品的立场。除了男女的对立，小说借以反映固守成见的封闭心态的，还有高雅（gentility）与粗俗（vulgarity）的对比。 “gentility”译为“高雅”，并不十分恰当。根据《牛津英文辞典》（OED），这个词的本义为“高贵的出身；尊贵的血统；出身贵族家庭的事实”，由此衍生出“贵族特有的风度、举止、生活习惯”，才有“优雅的气质”一说。总之，它首先表示尊贵的身份，然后才是高雅的品味。同样，“vulgarity”源于拉丁文“vulgus”，意指“平民百姓”，也是先指身份，然后才指“粗鄙低俗”的趣味。所以，高雅与粗俗，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的眼里，既指身份的悬殊，又指品味的差异。 克兰福镇的女士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出身了。贵族的身份，哪怕再久远，只要名册上记录在案，那就错不了！最有趣的是福列斯特夫人，据说她出身于泰莱尔家，“是打死卢浮斯王的那位瓦尔特大爵爷的后人，祖先当中还有一个便是将伦敦塔中的小王子杀死了的”。（盖斯凯尔 145）作者选择两个凶手来做她的祖先，对于攀附贵族的势利心态，显然大有嘲讽之意。在这个群体里，地位既然由出身决定，出身越高贵，地位自然就越显赫。谁的地位最高呢？竟然是那位一脸木然、整天打盹的贾米逊夫人。她不过是某位男爵的小儿媳罢了，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中，却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格兰玛夫人（真正的男爵夫人）光临小镇，波尔小姐们正商量着怎样称呼这位贵族才不失礼节，贾米逊夫人前来告知各位女士勿要拜访，因为她希望“她那高贵的妯娌以为她的交游只限于郡里的名门望族”（county families）。（盖斯凯尔 99）什么是county families？其实就是拥有田产、掌握郡县经济命脉的家族。这两个词既透出贾米逊夫人的无情与势利，又显出老太太们的天真与单纯来。她们自我标榜的上等人身份（gentility），一旦以经济实力来铨衡，就不免相形失色了。 所以，波尔小姐们最忌讳叫穷。她们千方百计地要把“穷”遮掩起来。福列斯特夫人忙了整整一上午，亲手做面包和松饼招待朋友，等客人来的时候，却“大模大样地坐着，装作不知道仆人要端上什么点心来”，其实“她自己心中有数，我们心中也有数；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也明知道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盖斯凯尔 4）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句子，蕴含了典型的盖斯凯尔的幽默。明明穷，不愿意露出穷相也就罢了，还要装出从容悠闲的贵族样来。作者寓反讽于幽默的笔法，细细品来，尤其耐人寻味。 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来，像布朗上尉那样，当众承认自己没钱才租不起好房子，简直俗不可耐。“粗俗”（vulgar）在这个地方是个“可怕的字眼”。什么最俗呢？第一是金钱。“我们向来不谈金钱，因为这个话题很有些做生意的铜臭”（盖斯凯尔 4）。詹金斯小姐举办的茶会上，泽西小姐无意中说她有个舅舅在爱丁堡开店，詹金斯小姐拼命咳嗽加以掩饰，“因为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就坐在泽西身边的桌子前打牌，要是让她知道屋里女客中还有个小店东的外甥女，她会有何想法呢？”（盖斯凯尔 11）与贵族沾亲带故才值得夸耀，像这种与生意人的亲戚关系，当然是尽量藏掖的好。 另一个被称为俗气的对象是“男性”：“我们喜欢高雅，讨厌男性，几乎相信男人天生就是‘俗气’的”。（盖斯凯尔 9）上文提到，上尉“闯入”小镇时，不招人喜欢的原因正是他的粗俗。另一位长住克兰福镇的男士——霍金斯大夫——就更成了粗俗的典范。“作为医生，大家为他骄傲；但作为一个人——说确切一点，是作为一个上等人——那么，对他的姓氏和举止我们只能摇头。”（盖斯凯尔 144）Hoggins的前一半是“猪”的意思，这么一个粗俗的姓氏，显然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不符合小镇女士的交往标准。何况这个人不单是名字难听，“他的声音，他的面貌，他那带着马厩气味的高统靴和他浑身上下的一股药味儿”，（盖斯凯尔 136）都叫贾米逊夫人受不了。既然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受不了，将他拒之于小镇的社交圈子之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凭姓氏来评判一个人，本身就很成问题，且不论在当时的英国，血统早已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至于声音、面貌、穿戴与气味，都属外在的表现，根本不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何况贾米逊夫人呆头呆脑，毫无识见，她的意见又怎能奉为权威呢？可见，这些女士排斥男性的理由，如果细究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多为常年独居所产生的自闭心理。同样，她们对金钱的鄙视，更多出于匮乏的逆反心态，而不是漠视钱财的清高。波尔小姐在看到格兰玛夫人的前五分钟里，就上上下下把她的衣着估了个够，第二天对玛丽·史密斯说：“亲爱的，她身上的穿戴连花边全包括在内也只值十镑钱。”（盖斯凯尔 107）听到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订婚，她的第一反应也跟钱有关。相比于贾米逊夫人，这位小姐的势利在那一刻绝不逊色，刻薄则更甚之。 可见，克兰福镇的女士给自己划了一个圈，圈内的是高雅，圈外的，则是粗俗。凭借高雅相对于粗俗的心理优势，她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坚守着某些传统的价值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圈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赋予她们以安全感和澄澈宁静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之中遮蔽了她们的视野，加剧了封闭和保守的倾向，使克兰福镇在地域上与二十英里之外的大商埠德伦布尔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还虚构了一个与男性绝缘的女人王国的幻相。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化与法国革命引起的政治变革，使原来划分严格的等级界限，在19世纪的英国，逐渐走向松弛。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结合，以及玛蒂破产后，女仆玛莎反而成为房东的事实，表明克兰福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可是，老太太们对此视而不见，依然固守传统的身份观念，并将身份作为评判人事的最高标准，殊不知仅凭身份而高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已丧失了权威，不足以当作仿效的榜样。与盖斯凯尔同时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宣称，贵族不再有“刚强的意志和积极活跃的思想”，只剩下一个优雅的外壳。（Mill 2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中也告诫众人，贵族徒有温文尔雅的品质，却不具备思想。（阿诺德 79）[3]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重的gentility，正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智之光（light）的美好气质（sweetness）。优雅的标准在她们手里甚至于变得更精细，更严格，更僵硬。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不乏可爱，却没有一个人具备理智的判断能力。因乎此，她们也就屡屡做出可笑的事，说出可笑的话来，成为作者笔下的反讽对象。 盖斯凯尔是目光敏锐的小说家，在繁荣之中，她看到了心灵的困惑和道德的沦丧。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指出，表面辉煌的大英帝国其实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因为旧的文化秩序已经弛废，新的精神权威尚未树立。新的秩序应当如何建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思考着这个问题。盖斯凯尔怀着同样的忧患意识，试图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到某个可能的结合点。新秩序的建立，不可从无生有，需从旧秩序中去芜存菁，脱胎换骨而来。其中保守的、起阻碍的因素，就该果断地剔除，施予变革，而仍具有促进作用的传统价值，也应小心地守护和传承。作者的这种立场从她对克兰福镇老太太们的态度上可见一二：一方面，她以反讽的方式嘲弄了她们的食古不化，墨守陈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身上潜藏的某些积极的价值，她给予了细致的刻画，并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敬意。“变”与“不变”的主题为作者确立了反讽的目标，同时传达出她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立场，使作品在温婉的批评中保留了一份对于理想社会以及和谐的人伦关系的寄望。如此鲜明的一个取向，米勒却不置一词，我们不免又要为这位以细读著称的大家感到些许的遗憾了。 盖斯凯尔的讽刺相比于奥斯丁，显然要温和许多。奥斯丁下笔够辣，有些人物，比如考林斯先生与班内特太太，像一幅绝妙的漫画，集中了人世间的种种愚蠢与可笑，仿佛纯然是为了嘲讽而生。而克兰福镇的女士们，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现实生活，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情感，令人读来觉着亲切，仿佛这位就是自己的亲友，那位就是隔壁的邻居。这篇小说之所以打动我们，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体验。米勒不在意这份情感和体验，却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大做文章，读不出反讽里边蕴含的深厚的同情来，也就不奇怪了。他只破不立，为了“破”得彻底，又往往采取过激的手法。我们为米勒的遗憾，正缘此而来：他将激进的批判立场施于盖斯凯尔，不谈作者写作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实行彻底颠覆和否定的策略，忽视价值评判的复杂性；又一味遵循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不顾文本的上下文语境，由此出现了原本可以避免的牵强与漏洞。 仔细阅读米勒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所谓的意义的模糊不定，寻其根源，往往不在文本，而在解读者自身。比如，他反复论证“男人在克兰福镇受到了质疑，遭到了谴责，甚至被打发出局”，紧接着又不得不承认，“小说中反复再现的情节，与其说是某个危险的男人对这个女人社会灾难性的入侵，倒不如说是男性的成功回归，是女人对男人的接受——她们意识到毕竟还是需要男人，不能‘全靠自己往前走’”。（Miller 216）如果男性真正遭到了彻底的质疑，毫无存在的价值，他们怎么可能被女性接受呢？如果他们真像米勒所讲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恶棍”，即使成功的回归，又有何意义呢？这些明摆着的矛盾，米勒毫不在意，也不试图解决。因为克兰福镇女士的命运，甚至可以说，盖斯凯尔时代女性所处身的困境，以及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都不在米勒的视野之内。归根结底，米勒没有为他的伦理关怀找到一个根，他的批判，无论是指向男权中心，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新教伦理，听起来像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给人一种漂浮和空洞的感觉。 其实，这里出现的矛盾并非小说本身的矛盾，也非解构主义津津乐道的字面义（literal meaning）与修辞义（rhetorical meaning）之间无可选择的困境，而是解释者悬置主体的立场，不肯在字面义与修辞义之间做出选择而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米勒作为一个读者，又不太可能不做选择。怎么办呢？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把常人理解为字面义的地方，当成修辞义来读；反过来，如果按常理应该选择修辞义，他径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样一来，詹金斯先生象征专制魔王，波尔小姐成为女权主义先锋，也就合乎解构主义的逻辑了。 我们通常以为，反讽是正话反说，或者是“言此意彼”。米勒想打破这个常规，将反讽变成“既正说”，“又反说”，或者，“既意此”，“又意彼”。反讽在他笔下，被界定为“语言和被表象的事件的两面性”（duplicities of language and of represented events）。（Miller 36，76）[4]但是，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他无法向我们展现“两面性”而不陷入矛盾。米勒的“反讽”与另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的“寓言”（allegory）颇为相似。他们都以为，反讽和寓言造成双重意义或多重意义，使我们无从判定哪个意义为真，简言之，乃意义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 of meaning）。这究竟是阅读过程中读者注定要遭遇的困境，还是解构主义者人为设定的困境？希望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已有了然的判断。 反讽在米勒看来，不仅可以消解稳定的文本意义，还可以瓦解主流意识形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讽因为蕴含与字面义相反的含义，确有使文意曲折、丰富、活泼的作用，却未必如米勒所言，一用反讽，文本就化为碎片。理解反讽，不仅不能从碎片着手，反而要从整体的语境入手。断章取义的作法，往往会形成阅读的盲区，有反讽的地方看不到反讽，没有的地方，又生出反讽来。反讽有批评的功用，但究竟何为批评的对象，需从文本分析得出，不能简单地名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不容否认，解构主义在探索意义的多重可能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试图打破常规的勇气仍然值得钦佩，假如再多一点耐心细致的推敲，想必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值得借鉴的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盖斯凯尔本人。她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婚后育有四女，每日除了持家教子，还帮丈夫分担一些教区事务，忙碌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必须“绝对准时”（“desperately punctual”）。（Gaskell 1967：72）这位作家38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思想的深刻性也许不及简·奥斯丁、夏洛特·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女性作家，然而，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她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为人妻母的艰辛和责任，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日常事务与艺术冲动之间的矛盾。（Gaskell 1967：108）[5]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怎样形成健全理性的人格，怎样把命运的缰绳握在自己手里，这些虽然不是《克兰福镇》的主题，却能在作者的其他小说和书信里寻到蛛丝马迹。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 [1]两章标题分别为“间接引语与反讽”和“亚伦坡在克兰福镇”。除了《克兰福镇》，米勒还讨论了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养老院院长》、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本文只涉及《克兰福镇》。此书已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译文从《克兰福镇》，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参照Elizabeth Gaskell, Cranford, Penguin Classics, 2005，略有改动。[3]对于当时的贵族，阿诺德发表了如下看法：“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他们中的另一半，即最迷人的贵族女性——对他们的美貌和文雅，作出修正性的评价，我们会说，如以理想的完美标准看，在他们的天赋魅力中，是否还应该多一点点心灵的东西？”[4]米勒举了一个例子：天在下雨，我却说“天气真好”。他认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要传达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否定的事实，而是“同时表达了两个或者更多的意义。反讽语言不仅受制于一个双重的逻各斯，而且受制于无限多重的逻各斯”。推而广之，“叙事中的一切反讽都讲述着双重的故事，使意义最终无法破解，甚至无法作为德曼所谓‘不可读的寓言’来读”。[5]盖斯凯尔坦言自己有多重的自我：“一个自我，我相信是虔诚的基督徒，另一个是妻子和母亲……还有一个自我，对美与和谐怀着由衷的喜爱……我怎样去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自我呢？” 中文引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克兰福镇》，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英文：Austen, Jane, Emma, Penguin Classics, 2003Basche, Francoise, Relative Creatures: Victorian women in society and the novel, Schocken Books, 1974Easson, Angus, Elizabeth Gaskell: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Gaskell, Elizabeth,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edited by J. A. V. Chapple & Arthur Pollard,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North and South, edited by Alan Shelston, W.W.Norton & Company, Inc., 2005—— Cranford, Penguin Classics, 2005Mill, John Stuart, Essays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Doubleday & Company, 1973——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edited by Stefan Colli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Miller, J.Hillis, Reading Narrati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8Spencer, Jane, Elizabeth Gaskell, London: Macmillan, 1993Thackeray, W.M, The Letters and Private Paper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Gordon. N. Ray, volume I: 1817-184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周颖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克兰福镇》的反讽，对希利斯·米勒先生在《解读叙事》中的解释提出了怀疑。米勒将小说解读为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题乃是反对“父权”和“男权”，批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章指出，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使米勒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小说家，从最细微的细节中寻找证据。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可能造成整体语境的忽略和不应出现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容易使我们错过小说家更富洞见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情感。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ranford’s irony, the paper attempts to question what Hillis Miller have given us in his Narrative Reading. According to Miller’s interpretation, the novel is a pure feminist literary piece against “patriarchism” (or “phallogocentrism”), protestant ethics and capitalism. Such conclusions, however, are more likely to be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categories prevailing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than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Miller imposes his own value judgments on the novelist and seeks for evidence from the minutest details.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this method is, on the one hand, it may lead to the negligence of the whole context and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voided; on the other, leave us the regret of failing to catch the more insightful ideas and the subtler feelings of the author. 《克兰福镇》（Cranford，1853）原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应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请求，为他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1859）杂志供稿，后于1853年结集出版。作家自幼丧母，由姨母收养，住在离曼彻斯特约16英里的纳茨福小镇上，随丈夫定居曼彻斯特后，还不时回到这个小镇，探望亲友，以为休养之所。作为克兰福镇的原型，这里的节奏缓慢，气氛安宁，比邻工业重镇，却隔绝了繁华与喧嚣，持守着恬淡与安逸。两者之间的反差，在后来的《南与北》（North and South, 1855）中有生动具体的表现。《克兰福镇》着意刻画的，是小镇里一群老小姐和寡妇的生活状态。老实说，这些小姐和夫人的生活乏善可陈，终日里串门，打牌，聊天，编织毛衣之外，似无他事可为。至于小说的情节，除了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彼特的出走，玛蒂的破产这几件大事，也别无吸引眼球的故事。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从问世至今，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恐怕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作者的语言魅力，尤其是反讽的运用。 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在《解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的最后两章，正是以反讽为题，对《克兰福镇》做了一番大胆新颖的解释。[1]在他的笔下，《克兰福镇》成了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克兰福镇》虽然含蓄克制，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在维多利亚时期批评父权社会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甚至可以与20世纪更为公开的女性主义作品媲美，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Miller 216）近来从性别角度讨论盖斯凯尔的文章不在少数，gender study（性别研究）似乎成了一种风尚。然而，像米勒这样，把作者当成挑战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急先锋的，也不多见。盖斯凯尔究竟要用反讽来做什么呢？米勒说，是要谴责“男人的政治压迫和性爱压迫”。反对“男权”与“父权”，批判“新教和资本主义”，成为米勒替盖斯凯尔选择的主题。 《克兰福镇》的反讽，在我看来，不仅没有米勒发现的浓烈的火药味，反而有温情的一面。其所以如此，跟作者的态度大有关系。故事里的老处女和寡妇，大都出自体面人家，原型应是作者的亲友，从小朝夕相处。她们有保守可笑的一面，也有友爱真挚的另一面。作者对后一面的描述，渗入了真切的情感，使得反讽既有批评的效用，又不激烈过火。多年以后，盖斯凯尔在写给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信中，称自己的所有作品里，只有这一本“是唯一能反复阅读的；每当我生病，拿起《克兰福镇》——我要说——就感到欢喜！它总能令我发笑！”（Easson 199）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整体基调，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小说含有幽默色彩的同情，于同情之中，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反讽的使用，流露出作者对笔下人物与风尚的针砭。其大智慧，正体现在这貌似不温不火，实则富于穿透力的修辞中。它一方面揭露了人物的可笑，另一方面，又促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之后，掩卷思索可笑的根源。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1816-1855）在读这本小说时，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作品的讽刺力度。她甚至认为，盖斯凯尔的讽刺值得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好好学习。在写给盖斯凯尔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萨克雷先生应该把这些文章拿到卧房，躺在床上仔细研读一番——直到他弄明白，怎样运用讽刺才不至于尖酸刻薄。你有讽刺的意思——不过，我以为比你想的还多一些。”（Easson 193） 米勒在解读叙事的过程中，往往把目光盯住叙事的最小单位“词语”或“能指”，努力去挖掘它们各种可能的意义。这种阅读方法常有出人意料的阐发，见常人之所不见，然而，由于只注重碎片、不顾全整体，得出的结论，又往往令人心生疑惑。加之解构主义者的头脑里预先就设定了批判的目标，从细节上挖掘与预定目标的联系，成为这类批评的一个主要手段。拿《克兰福镇》来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米勒从“亚玻伦”一词衍生的联想。“亚坡伦”原本是《圣经·启示录》中的恶魔，小说里只出现过一次，教区长詹金斯先生布道时，将对英格兰构成威胁的拿破仑形容为“不折不扣的亚坡伦和阿巴东”。这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却被米勒当作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一个能够揭示小说主旨的关键词。亚坡伦象征什么呢？据说是象征父亲对儿女的专制，男性对女性的侵犯，新教与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毁灭。 米勒所谓反对父权和男权的主题，最主要的证据，来源于那位从未正式露面，只在信件和谈话里出现的前任教区长詹金斯先生。这位先生据说残忍专制，亲手扼杀了女儿的幸福，葬送了儿子的前程，不仅自己的家庭断子绝孙，连克兰福镇的衰败也好像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克兰福镇的女性“要为她们的不幸遭遇承担一些责任，但克兰福镇所描述的恶棍都是男人。因此，克兰福镇本身构成一个预言性的象征，展示出假如任由玛蒂父亲这样的男子为所欲为，整个社会将陷入何等境地。”（Miller 215-6） 如果说，盖斯凯尔对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深有反思，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说，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父权，反对新教伦理，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詹金斯一家。 一 詹金斯一家的故事占据了小说的一定篇幅。父亲詹金斯先生作为前任教区长，小说开篇已撒手人寰，他与儿女的关系，是通过小女玛蒂整理家信来追述的（盖斯凯尔 第五章）。长女詹金斯小姐一出场，俨然一副领袖的作派，喜欢颐指气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第二章结尾，随着她的过世，真正的主角玛蒂才从姐姐的影子里走出来，吸引读者的目光。两姐妹性格反差很大：姐姐像父亲，严肃刻板，自视颇高，什么都由她说了算；妹妹温柔谦逊，心地淳朴，善于为人着想。大凡自我感觉极好的人，自信过了头，凡事又要替人做主，就不免武断专横起来。玛蒂与霍尔布洛克的美满姻缘，就因父亲和姐姐的反对化为泡影。 詹金斯先生作为一家之长，亲手造成了家庭成员的不幸，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幸的根源，倒不是因为他的残忍，而是因为他的自负与专断。自负专断的人，往往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顾别人的感受，哪怕不招人待见，也浑然不觉。这类人的性格里天然就有滑稽的元素，很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詹金斯先生常以博学自居，给妻子写起信来，总要插上几句拉丁文，也不管收信的那一方在“英语语法和拼写上都有些小毛病”。有一次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古典诗，将妻子莫丽颂为“玛丽亚”，与妻子附在信封背面的话相映成趣：“敬爱的丈夫赠希伯莱诗一首，我本意（以）为会谈到宰猪之事，但没提起。”（盖斯凯尔 64）[2]教区长一味将妻子理想化，自然有办法让自己对感情生活心满意足。可是，对于儿女的感情，这位迟钝的父亲就捉襟见肘了。自负的性格，再加上专断的作风和保守的门第观念，使他无法理解儿女，最终令女儿错过了幸福的机缘，逼迫儿子离家出走，浪迹他乡。 淘气的彼特套上大姐的长衫，戴上她的帽子，把枕头当作娃娃拍着摇着，在花园的栅栏后面半隐半现，吸引众人围观。詹金斯先生看到这一幕，怒火冲天，当众把儿子狠揍了一顿。作者在描写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前，也有意插入了一幕反讽的场景： 父亲象往日里那样一本正经地从街那头走来，一眼看见黑鸦鸦一小群人——我敢说有二十多人——从花园栏杆往里张望着，起初他以为他们是在看杜鹃花，花园里有株新种的杜鹃开得正盛，他非常得意。他放慢脚步，好叫他们多欣赏一会，他还在寻思能不能就这件事写一篇传道文，他认为杜鹃和原野上的百合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盖斯凯尔，73－4） 这段往事是由玛蒂追述的。玛蒂很孝顺，对父亲的回忆，并无讽刺之意。读者看到这里，却会有别的感受：众人看的热闹，是未出阁的大姑娘突然之间抱了一个小孩，跟杜鹃花有什么关系！通过这层反讽，作者以一张一弛的笔法，巧妙地控制住了叙述的节奏，同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教区长的个性。 彼特被揍后，竟然负气出走，这是詹金斯先生始料不及的。事件发生后，小说借助玛蒂的回忆，仔细描写了他的慌乱、悲伤与后悔，读来令人不免心生同情。此后，他对于女儿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父亲变得极为温和，极为慈祥，他有时说话也会像从前那样——发号施令——但是一霎眼他又会走过来，抚着我们的肩膀，低声问他的话是不是伤了我们的心。”（盖斯凯尔 80）像大多数父亲一样，詹金斯先生对自己的孩子是怀有深切期望的。他在儿子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却都没有下到点子上。一个古板的父亲养出这么一个淘气的孩子来，本身就具有反讽的意味。盖斯凯尔生活的年代，不顾孩子的性格和喜好，用僵硬的教条强行约束他们的天性，又把他们的前程“象画地图那样给规划得一清二楚”的家长，何止教区长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锋芒所指，就不局限于一两个个体，而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习俗。 再来看玛蒂。造成玛蒂不幸的原因，虽有父亲和姐姐的干涉，而背后实则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根深蒂固的等级和门第观念。父亲和姐姐为何反对玛蒂的婚事？因为对方是一位自耕农（yeoman），非传统意义上的绅士（gentleman）。读过《爱玛》（Emma, 1815）的读者，应当记得这样一幕：当爱玛发现自己的保护人哈里特与一位名叫马丁的自耕农萌生情意的时候，她不失时机地向哈里特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阶层的不屑和冷淡：“一个骑马或走路的年轻农民，是我最没有兴趣的。正是自耕农这一类人，我感觉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Austen 29）爱玛的势利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阶级甚至于整个社会习惯于接受的定式思维。《克兰福镇》的第一章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詹金斯小姐尚在人世，据此推论，霍尔布洛克的求婚被拒，当在与《爱玛》（1815）的故事相近的年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玛蒂的不幸更多是世风和俗见使然。詹金斯先生虽为教区长，自诩学识渊博，其实偏狭固执，盲目自信。他的眼光囿于一隅，泥于成见，如此，也就看不到霍尔布洛克先生的可贵品质，使女儿错过一桩美满的姻缘。盖斯凯尔明白，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许多多固守陈规的人必然要遭遇的不幸。爱玛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假如没有奈特利先生的耐心引导使其心智逐渐成熟，她给哈里特与马丁造成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波折了。再往深里推敲，谁又能保证，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没有这些陈规俗见的影响呢？盖斯凯尔要批评的，或者说，想通过反讽引起读者注意的，就是这种不经反思，随时准备向习俗妥协的惰性。而一味遵循习俗，给人带来的危害，往往是深重而不易察觉的。 所以，小说的反讽对象，绝不止于詹金斯先生一人。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因自己父亲与这位先生的密切关系，接触到这个家庭的隐私和秘密，成为玛蒂的密友，也碍于这层关系，她对他（包括詹金斯小姐）的反讽，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多为含蓄克制的情境反讽。而对小说的其他人物，比如高傲愚蠢的贾米逊夫人，庸俗势利的巴尔格小姐，虚荣夸张的波尔小姐，疑神疑鬼的福列斯特太太，玛丽就不那么客气了。甚至于她本人，跟在这帮队伍里，“我们”长“我们”短的，也常常成了反讽的目标。 对于婚姻，老小姐和寡妇们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和抵制的态度，丝毫不亚于詹金斯父女。除了杰西顺顺当当地嫁人，另外两件婚事在克兰福镇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尊贵的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订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玛蒂的女仆玛莎的恋爱，也屡受阻挠，因为“合同上明文禁止她招惹‘追求者’”。而杰西之所以顺利，也是因为父亲亡故后断了经济来源，举目无亲，难以生存，兼之前来求婚的戈登少校是她的初恋情人，恰好又门当户对，如此机缘巧合，才成就了这一对有情人。 同样囿于习俗的偏见，克兰福镇的女士对男爵夫人格兰玛女士“下嫁”霍金斯大夫，颇多不满和不屑。其中，福列斯特夫人的反应最强烈，她“和我们一样吃惊，但她感情上更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她想到了她的品级，所以比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这件事真正是玷污了贵族阶层”。（盖斯凯尔 161）格兰玛女士是新近造访小镇的外来成员，她聪明善良，和蔼有礼，深得镇上女士的喜爱，几乎已成为她们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然而，当她的订婚消息传开时，除了福列斯特夫人的激动与愤怒，别人的反应如何呢？波尔小姐立马想到了财产：“她嫁给他是为了有份家业，就是那么一回事，我看她把外科手术室也算进去了。”（盖斯凯尔 159）至于其他人想到的，也不外乎财产、名位和礼俗之类的事情： 然后我们又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互相询问这件事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在哪儿办？霍金斯大夫一年有多少收入？她会不会放弃贵族的名位？要是格兰玛夫人和霍金斯大夫这一对夫妇登门拜访，玛莎和其他正派侍女该怎样为他们通报呢？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他们？贾米逊夫人同意我们去吗？是不是非得在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和降低了身份的格兰玛夫人之间作一选择呢？（盖斯凯尔 160） 我们不免想起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的一段话：现今之人不问：“什么是我所偏好的？我的个性与气质，将以何道为适宜？什么能发挥我身上最优秀与最崇高的品质，并使之壮大成熟？”他们只问：“什么合于我的地位？爵位财力与我相当者，通常如何行事？那些比我尊贵富有的人，又有怎样的行事标准？”（Mill 61） 一为小说家语，一为哲学家言。假如我们读懂了盖斯凯尔的反讽，就会明白，她所描述的心态，实可作为穆勒之言的最佳注脚。小说家不像哲学家那样自信，第一人称复数的运用，表明她对叙述者玛丽·史密斯（甚至于自己）是否完全摆脱了这些俗见，还存有一点怀疑。正是这点自我怀疑，让我们意识到，她的目光可能不如穆勒锐利，但由此也多了一分对于人世的同情。作者没有在自己与笔下的人物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她仍然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所不同者，在于她以反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警醒和反思。反讽之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克兰福镇发生了偷窃事件后——偷盗乃小孩和小猫所为，女士们却以为来了外贼，闹得沸沸扬扬，各种揣测、谣言、传说如“野火一样四处蔓延”——波尔小姐被自己想象的“满脸凶恶”的盗贼吓得魂不守舍，跑去找玛蒂和玛丽，作者写道：“我们本可以得意一下，因为老是自吹胆大的波尔小姐也给吓成了这副模样；不过看到她原来也有着人所共有的弱点，我们心中很是高兴，也就不忍再使她难堪了。”（盖斯凯尔 128－9） “人所共有的弱点”（she shared in the weaknesses of humanity），这几个词很关键。正因为“人所共有”，小说立意反思的，就理应是人之为人不免要犯的毛病，并非“大奸大恶”的个人。其实，人生的悲剧往往不由罪恶造成，而由性格的弱点和习俗的力量导致。被米勒责为恶人的教区长正是如此。要说他“禁止女儿出嫁，将她们作为无用的干花或未经使用的橡皮筋储存起来”，（Miller 215）实在有些冤枉他了。冤枉詹金斯先生不要紧，毕竟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由此错过了盖斯凯尔最具启发意义的洞见，我们阅读所得的收益就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盖斯凯尔对于父亲的权威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思考，米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小说的叙述者玛丽·史密斯“尊重父亲的权威，并从父亲那儿获得保障。她可以笑话父亲的信写得不好，但她对父亲发出的城乡银行即将破产的警告则深信不疑。”（Miller 221）其实，文学旨趣尚在其次，玛丽不认同父亲的地方，更多是明于计算、过分小心的商人气质。玛蒂破产后，不得不卖茶叶维持生计，因为城里另有一家铺子兼营茶叶，她跑去人家那里，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对方，问是否有损于他的买卖。玛丽父亲把这一举动称为“胡闹”，还有如下一番评价：“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的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结果却不如父亲所料，玛蒂的善良不仅为她赢得了对方老板的照顾，而且吸引了一批稳定的主顾。父亲呢，“对每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放心，尽管他谨慎提防，可就在去年一年里他还是给骗走了上千镑的钱。”（盖斯凯尔 198－9） 这里的对比，反映出叙述者（或者说作者）含而不露的批评。既不失尊重，又不失反思，这就是盖斯凯尔对于权威的态度。哪些地方值得尊重和服从，哪些应当反思并加以抵制，是她毕生都在努力思索的问题。在另一部小说《南与北》的结尾，她描写女主角玛格丽特经历父母双亡的变故后，试图“解决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服从于权威，又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自由活动的余地。”（Gaskell 2005: 377）这一句话，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惯于依从的女性有启发的作用，对于一百多年后言必称自由的现代读者，也有借鉴的功效。 二 近来西方学界女权主义盛行，批驳父权与男权，掘取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女性意识，已成为评论的一个常见思路。这类批评的积极面，在于引入新鲜的话题和视角，融入批评者自己的关怀；消极面，则在于先有成见，易走极端。米勒的解释，比较多地暴露出后一面来。 作者主要描写的，确实是一个女性的群体，而且是由寡妇和老处女构成的特殊的女性群体。这些女士没有工作，也不屑于工作，把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几乎与现代商业社会隔绝，不主动参与任何社会和经济的活动；没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顾，家务活也自有佣人做了去；更重要的，没有持续稳定的经济来源，只能守着丈夫或父亲留下的有限年金，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这样一群人，如果不是结成伴，抱成团，精神上相互依靠扶持，势必要独自面对凄凉落寞的晚年。 在这个自封为“亚马逊斗士”的圈子里，没有人对父亲公开表示不敬，对男士的不屑或反感，确是随处可见。像詹金斯小姐对于当时的人提倡男女平等，就深不以为然：“平等？这是什么话！她深知，女性比男性要强多了”。（盖斯凯尔 18）波尔小姐在第十章也发表了意见：“哼，男人总是男人，他们装得像参孙那样力大无比，狠得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又想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机灵得从来不会上当。您看好了，他们自吹凡事总有先见之明，但在出事之前又从来不肯打声招呼，告诉别人一声。我父亲是男人，我对男子的脾气是一清二楚的”。（盖斯凯尔 134）米勒称，《克兰福镇》“不动声色地谴责了男权引起的不公正，微妙地显示出男人的虚假和衰弱，并且十分巧妙地运用男人自己的方式来反对男人”。（Miller 215）他的一个主要例证，就是波尔小姐的这番高见。 据米勒讲，这段话表明，“男人宣称自己具备女人不具备的力量、智慧和远见，其实是站不住脚的”。（Miller 214）可是，再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波尔小姐的这篇议论最终证明的不是男子的虚弱，反倒有可能是她自己的虚荣和可笑。克兰福镇发生的偷窃事件本是毛孩子的小打小闹——本生家丢了几个苹果，海华特寡妇的摊子上少了几个鸡蛋——这位好事的波尔小姐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凭空臆想出一帮“杀人贼党”来。听到霍金斯大夫也受歹徒袭击，她以检查牙齿为由，前去打听内幕，想证实那伙“歹徒”就是与自己“遭遇”的“杀人贼党”。结果人家不承认遭抢，还说只是“食橱中少掉一只羊脖子，一定是猫儿干的事”，于是，便引发了这通“男人总是男人”的抱怨。只有读完全书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回过头来再品味这一节，其中的意趣与幽默才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也才真正理解到底是谁怕丢面子，谁急着掩饰。米勒先生对这里的反讽视而不见，单单要从字面义来理解，究其根源，是受了先入之见的影响。因为先有了“女权”的主题，就要寻出一些证据来，不料竟找了一个反证，这恐怕是断章取义最容易出现的纰漏了。至于詹金斯小姐，与其说她挑战了男权传统，不如说强化了这个传统。真正的反讽在于，她所谓的女性之“强”，恰恰是对父亲的模仿——模仿权威的作派和照搬不近人情的规矩。 给这群女性冠以“亚马逊斗士”的名号，其实暗含了揶揄的口气。跟史诗里勇猛善战的女战士相比，克兰福镇男性的消失，并非女士们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被迫接受的一个局面；独身的状态，也是她们在婚姻市场上遭遇挫折和失败后不得不面对的命运。18世纪以来，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有闲一族。然而另一方面，她们面临的生活道路也极为狭窄，除了家庭教师和护士，没有别的独立自主的工作供她们选择，婚姻几乎成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砝码。那些嫁不出去的，有的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或家底不够殷实，有的为门第局限，或容貌身材有所欠缺，总之，真正主动选择单身的极为罕见。（Basche 第一章和第十章）既然连自己的幸福也不能由自己把握，指望从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生活经历极其单纯的老太太身上挖掘出具有革命姓的女性意识来，恐怕就属于批评家的一厢情愿了。小说里的女士们个个嚷着“男人碍手碍脚”，连温柔可亲的玛蒂小姐也说：“男人在家总难免会多些麻烦”，可是，接下去的话才道出了这位老姑娘（也可以说是这群老姑娘）的真实心理：“不过，男人遇到困难总会有办法，身边能有个男人作作依靠总是好事。”（盖斯凯尔 175） 所以说，她们并非不想依靠，只是没得依靠罢了。靠自己，似乎也不切实际。当玛蒂入股的银行倒闭，几乎陷入绝境时，玛丽·史密斯思来想去，看看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她“挣些钱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发现这位善良可爱的老太太实在没有挣钱谋生的本领。既无谋生的手段，年金又有限，于是，在这个圈子里，节俭成为风尚。小说有一个很特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词，叫做elegant economy，“体面的算计”。算计本来和体面不沾边的，兴许还有点相反的意味，因为elegant从词源上讲，来源于拉丁词elegāre，意思是“精挑细选”，没有奢华的家底，如何精挑细选呢？而算计，偏重于“省”，要求尽量减少耗费。两个词凑到一起，便有了诙谐的色彩，将克兰福德镇的女士既想节俭又要体面的心态活泼有趣地勾画出来。节俭的习惯，虽然与新教提倡的宗教品质不无关系，恐怕也有“不得已为之”的苦衷。她们或丧偶寡居，或年老未嫁，皆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到晚年则更形窘迫。 然而，这些女士在没有男人依靠的情况下，却能做到相互扶持，同舟共济，这是不能不让人另眼相待的，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向我们揭示出她们生存的秘密。听说玛蒂面临破产的困境，她们纷纷慷慨解囊，从略有宽余的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来周济朋友。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not only a duty but a pleasure）。（盖斯凯尔 188） “DUTY”一词还出现在另一个场合：当玛蒂意识到自己入股的县镇银行可能破产，坚持着要把自己值五个英镑的金币和一位农民手中由这个银行发行的已经一钱不值的钞票兑换，“往常她总是优柔寡断，别人一句话就会使她改变主意。可这一回却毫不为之所动。”促使玛蒂如此坚决果断的根源就在于“责任”两个字：“我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我真是十分高兴，真的，那个可怜的人就在我旁边。”（盖斯凯尔 174） 1825年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股票猛烈下跌，信用关系破坏，银行纷纷倒闭。玛蒂的处境，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譬如，我们熟悉的小说家萨克雷就在1833年冬，得知自己的存款银行倒闭，财产一扫而空，只剩下每年一百镑的收入。（Thackeray 508）当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恐慌和混乱之际，玛蒂身上表现出来的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以及她的朋友体现的友爱互助的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意义上，克兰福镇的女士值得人们尊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两个章节里，作者一直保持了同情的口吻，鲜有反讽的笔调。即使在旧的秩序里，作者也有她当真的东西，有她要肯定的价值。反讽只是《克兰福镇》的一面，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盖斯凯尔至关重要。米勒先生大谈作品的女权色彩，对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女性之间的关怀与同情，却并不着意，不免令人生憾。 需要说明的是，责任与友爱在克兰福镇并非女士的专利，在男士身上同样有所体现。上尉布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上尉刚到小镇时，他的到来被说成是“侵入了女人的辖区”（invasion of their territories）。“invasion”本来是军事用语，用到这里，颇能反映这些女士的夸张心态。这样一个微妙的反语，米勒先生竟然没有读出来，反籍此认为小说的主题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上尉到底哪里侵犯了女士呢？米勒不去追问。其实，仅仅因为上尉的男性身份和他的作派不合高雅的标准（“他当众叫穷，拉开嗓门说话，还有呢，竟然在可恶的铁路上谋差事”），就将他排斥于社交之外（“小姐和夫人们一致决定，决不上门拜访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反映的恰恰是克兰福镇女士们不够宽广的心胸。幸好上尉并不灰心，一年之后，当玛丽·史密斯回到这个小镇，惊讶地发现布朗上尉在克兰福镇“居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不仅“先前决心不跟他来往的人上他家的门了”，而且“他的意见被奉为金科玉律”。（盖斯凯尔 6） 布朗凭什么赢得的尊敬呢？首先是“有男人气度”（excellent masculine commonsense），“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其次是男子汉的坦率（manly frankness）和大度，“过去遭人白眼，他毫无觉察，现在受人爱戴，还是毫无觉察，依旧我行我素”。（盖斯凯尔 6）再其次，就是友善和乐于助人（尤其乐于为女士效劳）的品格了。在小说的头两章，布朗是一个极有风采的人物，与詹金斯小姐的专断、自负和小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克兰福镇的女士誉为“真正的男子汉”（a true man throughout）。假如不是因为盖斯凯尔当时并无写作小说的计划，为了应付狄更斯的催稿，以布朗之死匆匆收尾，他在小说里也许不止于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据说，罗斯金读到布朗的见义勇为，不忍继续，写信给盖斯凯尔抗议道：“你应该把玛蒂也弄死，既然你这么喜欢好人没有好下场的话”。（Easson 198） 可见，男性不仅没有成为批驳的对象，真正的男子汉反而受到钦佩和爱戴。米勒称，小说通过反讽的质疑方式，“对文学和家庭生活中的男性统治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甚至认为“《克兰福德镇》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暴力故事，家庭中的男男女女以爱和得体为幌子，相互侵犯”，（Miller 182，185）显然是过激之言。其实，米勒所谓的“恶棍”、“暴力”、“罪恶”在这个充满田园情调的小镇里并不存在。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盖斯凯尔的《克兰福镇》呈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神话，在这里，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存在真正相互冲突的利益，他们只需要彼此了解来达成和解”。（Spencer 87）言下之意，盖斯凯尔对于两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幅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的图景。这个批评有一定的理据，但我们也要看到，作者描写的女性群体在相对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受到尊敬的事实，她们与下层百姓之间，确实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至于她们与男性的隔离，一方面当然是独身或寡居的事实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她们刻意地回避男士，视之为“危险”和“俗气”的心理有关。对于这种心理，作者有同情的成分，也有批评的意思。所以，她安排了几场婚姻，试图来打破小镇守旧的心态，消除颓废的气象。 小说的前半部分不乏衰败的意象：撑不起红绸伞的老姑娘，泛黄的家信，年久失修的会堂……这里既没有人生儿育女，也无婚丧喜庆，整整十五年间，除了杰西小姐，玛蒂小姐没有听到任何朋友熟人结婚。玛蒂的失恋，彼特的出走，布朗中尉的舍身救人，都发生在前6章。从第7章开始，小说一改怀旧和忧伤的笔调，色彩变得明朗起来，甚至有了喜剧的味道。巴尔格小姐的茶会，男爵夫人的造访，魔术师的表演，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欢快归欢快，反讽却一点不少，势利、虚荣、傲慢和迷信，正是在娱乐与聚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偷窃风波，救助魔术师，男爵夫人订婚，玛蒂破产，朋友相援，最后彼特回归。盗窃是无中生有，平添了一分喜剧色彩；破产呢，众人齐心，共渡难关，也给人以温暖的希望。恋人们如愿以偿，彼特回归小镇，更带来了活泼的生机。可以说，小说结尾描绘的是一幅富于生气和希望的景象。 对于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米勒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结局会再度肯定那些受到挑战的社会、性爱、伦理和美学方面的价值，即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而这似乎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努力想质疑的对象。”（Miller 218）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什么要名之为“男性统治的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彻底加以否定呢？况且，什么是“新教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小说到底哪里表现了这些价值？米勒只一句笼统的结论，没有下文。我们不免怀疑，这里的“新教和资本主义”同前文的“女性主义”一样，更像是一个空洞的标签，里边既没有明确的内容，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 在克兰福镇这个貌似平静的社会里，确实隐藏着各种令人不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道德伦理与商业精神、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儿女、金钱与身份等等。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寻找可能消除或者缓解冲突的途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有智慧的眼光，有宽容的襟怀，有真诚的友爱，也许能打破陈旧的思维定式，解除相互的隔膜与怨愤，建立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会。米勒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中的冲突与对立，却不能体味作者用心良苦的社会关怀。于是，在他笔下，种种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以更加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上升到尖锐的、绝对的、无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米勒难以说服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 拒斥男性，可以视为詹金斯小姐，波尔小姐，甚至整个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们的立场，却不代表作者或者作品的立场。除了男女的对立，小说借以反映固守成见的封闭心态的，还有高雅（gentility）与粗俗（vulgarity）的对比。 “gentility”译为“高雅”，并不十分恰当。根据《牛津英文辞典》（OED），这个词的本义为“高贵的出身；尊贵的血统；出身贵族家庭的事实”，由此衍生出“贵族特有的风度、举止、生活习惯”，才有“优雅的气质”一说。总之，它首先表示尊贵的身份，然后才是高雅的品味。同样，“vulgarity”源于拉丁文“vulgus”，意指“平民百姓”，也是先指身份，然后才指“粗鄙低俗”的趣味。所以，高雅与粗俗，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的眼里，既指身份的悬殊，又指品味的差异。 克兰福镇的女士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出身了。贵族的身份，哪怕再久远，只要名册上记录在案，那就错不了！最有趣的是福列斯特夫人，据说她出身于泰莱尔家，“是打死卢浮斯王的那位瓦尔特大爵爷的后人，祖先当中还有一个便是将伦敦塔中的小王子杀死了的”。（盖斯凯尔 145）作者选择两个凶手来做她的祖先，对于攀附贵族的势利心态，显然大有嘲讽之意。在这个群体里，地位既然由出身决定，出身越高贵，地位自然就越显赫。谁的地位最高呢？竟然是那位一脸木然、整天打盹的贾米逊夫人。她不过是某位男爵的小儿媳罢了，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中，却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格兰玛夫人（真正的男爵夫人）光临小镇，波尔小姐们正商量着怎样称呼这位贵族才不失礼节，贾米逊夫人前来告知各位女士勿要拜访，因为她希望“她那高贵的妯娌以为她的交游只限于郡里的名门望族”（county families）。（盖斯凯尔 99）什么是county families？其实就是拥有田产、掌握郡县经济命脉的家族。这两个词既透出贾米逊夫人的无情与势利，又显出老太太们的天真与单纯来。她们自我标榜的上等人身份（gentility），一旦以经济实力来铨衡，就不免相形失色了。 所以，波尔小姐们最忌讳叫穷。她们千方百计地要把“穷”遮掩起来。福列斯特夫人忙了整整一上午，亲手做面包和松饼招待朋友，等客人来的时候，却“大模大样地坐着，装作不知道仆人要端上什么点心来”，其实“她自己心中有数，我们心中也有数；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也明知道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盖斯凯尔 4）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句子，蕴含了典型的盖斯凯尔的幽默。明明穷，不愿意露出穷相也就罢了，还要装出从容悠闲的贵族样来。作者寓反讽于幽默的笔法，细细品来，尤其耐人寻味。 在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来，像布朗上尉那样，当众承认自己没钱才租不起好房子，简直俗不可耐。“粗俗”（vulgar）在这个地方是个“可怕的字眼”。什么最俗呢？第一是金钱。“我们向来不谈金钱，因为这个话题很有些做生意的铜臭”（盖斯凯尔 4）。詹金斯小姐举办的茶会上，泽西小姐无意中说她有个舅舅在爱丁堡开店，詹金斯小姐拼命咳嗽加以掩饰，“因为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就坐在泽西身边的桌子前打牌，要是让她知道屋里女客中还有个小店东的外甥女，她会有何想法呢？”（盖斯凯尔 11）与贵族沾亲带故才值得夸耀，像这种与生意人的亲戚关系，当然是尽量藏掖的好。 另一个被称为俗气的对象是“男性”：“我们喜欢高雅，讨厌男性，几乎相信男人天生就是‘俗气’的”。（盖斯凯尔 9）上文提到，上尉“闯入”小镇时，不招人喜欢的原因正是他的粗俗。另一位长住克兰福镇的男士——霍金斯大夫——就更成了粗俗的典范。“作为医生，大家为他骄傲；但作为一个人——说确切一点，是作为一个上等人——那么，对他的姓氏和举止我们只能摇头。”（盖斯凯尔 144）Hoggins的前一半是“猪”的意思，这么一个粗俗的姓氏，显然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不符合小镇女士的交往标准。何况这个人不单是名字难听，“他的声音，他的面貌，他那带着马厩气味的高统靴和他浑身上下的一股药味儿”，（盖斯凯尔 136）都叫贾米逊夫人受不了。既然尊贵的贾米逊夫人受不了，将他拒之于小镇的社交圈子之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凭姓氏来评判一个人，本身就很成问题，且不论在当时的英国，血统早已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至于声音、面貌、穿戴与气味，都属外在的表现，根本不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何况贾米逊夫人呆头呆脑，毫无识见，她的意见又怎能奉为权威呢？可见，这些女士排斥男性的理由，如果细究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多为常年独居所产生的自闭心理。同样，她们对金钱的鄙视，更多出于匮乏的逆反心态，而不是漠视钱财的清高。波尔小姐在看到格兰玛夫人的前五分钟里，就上上下下把她的衣着估了个够，第二天对玛丽·史密斯说：“亲爱的，她身上的穿戴连花边全包括在内也只值十镑钱。”（盖斯凯尔 107）听到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订婚，她的第一反应也跟钱有关。相比于贾米逊夫人，这位小姐的势利在那一刻绝不逊色，刻薄则更甚之。 可见，克兰福镇的女士给自己划了一个圈，圈内的是高雅，圈外的，则是粗俗。凭借高雅相对于粗俗的心理优势，她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坚守着某些传统的价值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圈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赋予她们以安全感和澄澈宁静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之中遮蔽了她们的视野，加剧了封闭和保守的倾向，使克兰福镇在地域上与二十英里之外的大商埠德伦布尔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还虚构了一个与男性绝缘的女人王国的幻相。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化与法国革命引起的政治变革，使原来划分严格的等级界限，在19世纪的英国，逐渐走向松弛。格兰玛夫人与霍金斯大夫的结合，以及玛蒂破产后，女仆玛莎反而成为房东的事实，表明克兰福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可是，老太太们对此视而不见，依然固守传统的身份观念，并将身份作为评判人事的最高标准，殊不知仅凭身份而高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已丧失了权威，不足以当作仿效的榜样。与盖斯凯尔同时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宣称，贵族不再有“刚强的意志和积极活跃的思想”，只剩下一个优雅的外壳。（Mill 2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中也告诫众人，贵族徒有温文尔雅的品质，却不具备思想。（阿诺德 79）[3]克兰福镇的女士们看重的gentility，正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智之光（light）的美好气质（sweetness）。优雅的标准在她们手里甚至于变得更精细，更严格，更僵硬。克兰福镇的老太太不乏可爱，却没有一个人具备理智的判断能力。因乎此，她们也就屡屡做出可笑的事，说出可笑的话来，成为作者笔下的反讽对象。 盖斯凯尔是目光敏锐的小说家，在繁荣之中，她看到了心灵的困惑和道德的沦丧。穆勒在《时代之精神》中指出，表面辉煌的大英帝国其实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因为旧的文化秩序已经弛废，新的精神权威尚未树立。新的秩序应当如何建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思考着这个问题。盖斯凯尔怀着同样的忧患意识，试图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到某个可能的结合点。新秩序的建立，不可从无生有，需从旧秩序中去芜存菁，脱胎换骨而来。其中保守的、起阻碍的因素，就该果断地剔除，施予变革，而仍具有促进作用的传统价值，也应小心地守护和传承。作者的这种立场从她对克兰福镇老太太们的态度上可见一二：一方面，她以反讽的方式嘲弄了她们的食古不化，墨守陈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身上潜藏的某些积极的价值，她给予了细致的刻画，并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敬意。“变”与“不变”的主题为作者确立了反讽的目标，同时传达出她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立场，使作品在温婉的批评中保留了一份对于理想社会以及和谐的人伦关系的寄望。如此鲜明的一个取向，米勒却不置一词，我们不免又要为这位以细读著称的大家感到些许的遗憾了。 盖斯凯尔的讽刺相比于奥斯丁，显然要温和许多。奥斯丁下笔够辣，有些人物，比如考林斯先生与班内特太太，像一幅绝妙的漫画，集中了人世间的种种愚蠢与可笑，仿佛纯然是为了嘲讽而生。而克兰福镇的女士们，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现实生活，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情感，令人读来觉着亲切，仿佛这位就是自己的亲友，那位就是隔壁的邻居。这篇小说之所以打动我们，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体验。米勒不在意这份情感和体验，却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大做文章，读不出反讽里边蕴含的深厚的同情来，也就不奇怪了。他只破不立，为了“破”得彻底，又往往采取过激的手法。我们为米勒的遗憾，正缘此而来：他将激进的批判立场施于盖斯凯尔，不谈作者写作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实行彻底颠覆和否定的策略，忽视价值评判的复杂性；又一味遵循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不顾文本的上下文语境，由此出现了原本可以避免的牵强与漏洞。 仔细阅读米勒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所谓的意义的模糊不定，寻其根源，往往不在文本，而在解读者自身。比如，他反复论证“男人在克兰福镇受到了质疑，遭到了谴责，甚至被打发出局”，紧接着又不得不承认，“小说中反复再现的情节，与其说是某个危险的男人对这个女人社会灾难性的入侵，倒不如说是男性的成功回归，是女人对男人的接受——她们意识到毕竟还是需要男人，不能‘全靠自己往前走’”。（Miller 216）如果男性真正遭到了彻底的质疑，毫无存在的价值，他们怎么可能被女性接受呢？如果他们真像米勒所讲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恶棍”，即使成功的回归，又有何意义呢？这些明摆着的矛盾，米勒毫不在意，也不试图解决。因为克兰福镇女士的命运，甚至可以说，盖斯凯尔时代女性所处身的困境，以及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都不在米勒的视野之内。归根结底，米勒没有为他的伦理关怀找到一个根，他的批判，无论是指向男权中心，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新教伦理，听起来像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给人一种漂浮和空洞的感觉。 其实，这里出现的矛盾并非小说本身的矛盾，也非解构主义津津乐道的字面义（literal meaning）与修辞义（rhetorical meaning）之间无可选择的困境，而是解释者悬置主体的立场，不肯在字面义与修辞义之间做出选择而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米勒作为一个读者，又不太可能不做选择。怎么办呢？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把常人理解为字面义的地方，当成修辞义来读；反过来，如果按常理应该选择修辞义，他径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样一来，詹金斯先生象征专制魔王，波尔小姐成为女权主义先锋，也就合乎解构主义的逻辑了。 我们通常以为，反讽是正话反说，或者是“言此意彼”。米勒想打破这个常规，将反讽变成“既正说”，“又反说”，或者，“既意此”，“又意彼”。反讽在他笔下，被界定为“语言和被表象的事件的两面性”（duplicities of language and of represented events）。（Miller 36，76）[4]但是，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他无法向我们展现“两面性”而不陷入矛盾。米勒的“反讽”与另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的“寓言”（allegory）颇为相似。他们都以为，反讽和寓言造成双重意义或多重意义，使我们无从判定哪个意义为真，简言之，乃意义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 of meaning）。这究竟是阅读过程中读者注定要遭遇的困境，还是解构主义者人为设定的困境？希望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已有了然的判断。 反讽在米勒看来，不仅可以消解稳定的文本意义，还可以瓦解主流意识形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讽因为蕴含与字面义相反的含义，确有使文意曲折、丰富、活泼的作用，却未必如米勒所言，一用反讽，文本就化为碎片。理解反讽，不仅不能从碎片着手，反而要从整体的语境入手。断章取义的作法，往往会形成阅读的盲区，有反讽的地方看不到反讽，没有的地方，又生出反讽来。反讽有批评的功用，但究竟何为批评的对象，需从文本分析得出，不能简单地名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不容否认，解构主义在探索意义的多重可能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试图打破常规的勇气仍然值得钦佩，假如再多一点耐心细致的推敲，想必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值得借鉴的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盖斯凯尔本人。她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婚后育有四女，每日除了持家教子，还帮丈夫分担一些教区事务，忙碌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必须“绝对准时”（“desperately punctual”）。（Gaskell 1967：72）这位作家38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思想的深刻性也许不及简·奥斯丁、夏洛特·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女性作家，然而，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她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为人妻母的艰辛和责任，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日常事务与艺术冲动之间的矛盾。（Gaskell 1967：108）[5]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怎样形成健全理性的人格，怎样把命运的缰绳握在自己手里，这些虽然不是《克兰福镇》的主题，却能在作者的其他小说和书信里寻到蛛丝马迹。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 [1]两章标题分别为“间接引语与反讽”和“亚伦坡在克兰福镇”。除了《克兰福镇》，米勒还讨论了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养老院院长》、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本文只涉及《克兰福镇》。此书已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译文从《克兰福镇》，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参照Elizabeth Gaskell, Cranford, Penguin Classics, 2005，略有改动。[3]对于当时的贵族，阿诺德发表了如下看法：“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他们中的另一半，即最迷人的贵族女性——对他们的美貌和文雅，作出修正性的评价，我们会说，如以理想的完美标准看，在他们的天赋魅力中，是否还应该多一点点心灵的东西？”[4]米勒举了一个例子：天在下雨，我却说“天气真好”。他认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要传达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否定的事实，而是“同时表达了两个或者更多的意义。反讽语言不仅受制于一个双重的逻各斯，而且受制于无限多重的逻各斯”。推而广之，“叙事中的一切反讽都讲述着双重的故事，使意义最终无法破解，甚至无法作为德曼所谓‘不可读的寓言’来读”。[5]盖斯凯尔坦言自己有多重的自我：“一个自我，我相信是虔诚的基督徒，另一个是妻子和母亲……还有一个自我，对美与和谐怀着由衷的喜爱……我怎样去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自我呢？” 中文引用：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克兰福镇》，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英文：Austen, Jane, Emma, Penguin Classics, 2003Basche, Francoise, Relative Creatures: Victorian women in society and the novel, Schocken Books, 1974Easson, Angus, Elizabeth Gaskell: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Gaskell, Elizabeth,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edited b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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