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胡适要“毁党救国”

闵良臣：胡适要“毁党救国”

　　一

　　先说胡适1949年3月23日从大陆到台湾安顿妻子江冬秀。3月27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3月29日又回到上海，4月6日由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最后一句是“此是第六次出国”。此次出国，与其说是胡适的意愿，不如说也有蒋介石的“安排”。

　　1949年1月8日晚7点半，胡适在蒋介石南京总统官邸晚餐。期间，“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元，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⑴一个“仍劝”，表明胡适去美，蒋介石的意思很重。

　　到美国两年后，1951年的5月30和31日，胡适连续两天给蒋介石写信，他在195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昨今两天，写了一封长信，交杭立武兄带呈蒋总统。信中先谈我两年来教育我自己，次谈“知己知彼”，劝他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

　　最后我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第一要件为“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附带的，立法院现行的“无记名表决”，必须修改，必须改为“唱名表决”。）

　　…………⑵

　　可查看不论是胡明主编、1998年出版的16卷本《胡适精品集》，还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都见不到这封书信。而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卷本《胡适文集》，也只在第7卷后面《胡适简明年谱》“1951年”中记了这么一条：“5月31日  写信给蒋介石，劝他多读中共出版的书，‘知己知彼’，‘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及‘先辞去国民党总裁’的事”，并告诉读者这些话是来自胡适“（日记）”⑶。要知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条，在号称《胡适全集》的44卷本中的《胡适著译系年·1951年》中居然没有。

　　那么这封书信有多“长”呢？据知名学者吴江写于1999年的《平心论胡适》一文中说，胡适这封信“长达四千余字”，“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

　　笔者至今没有读到这封书信的原文，故只能引吴江先生在文章中的话：

　　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着重分析和批判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原文如下：“今日似可提倡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此信写过一年多后，胡适由美国转机，于1952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回到台湾，作短暂逗留。

　　在由美回台之前的1952年9月14日，尚在美国的胡适，又“写长信给蒋总统，共八页”。大约是出于同样的缘故（即敏感和犯忌），查44卷本《胡适全集》1944年～1955年的“书信”卷即第25卷，同样也没看到这一封长信。

　　据2010年第17期《凤凰周刊》上文章，蒋介石日记今年底就有可能在台湾出版，而复旦大学也正在积极争取大陆版的出版，胡适的八页“长信”不知在蒋的日记中是否会提及。

　　即使看不到也不要紧，胡适在当天日记中把信的主要意思都记了下来：

　　“大旨说十月十日召集的国民党大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有明白的表示：

　　“①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②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③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④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今日宪法的种种弊端，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许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

　　“⑤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罪己’的表示。国民党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⑷

　　也不知因为什么，胡适要用两天的日记来叙述长信的“大旨”。在 9月15日的日记中又接着前一天续记：“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是我去国三年半之中，最受感动的一条新闻”。也就是说，胡适在给蒋介石八页长信最后写的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说的是1950年5月16日，美国各报发表了土耳其大选结果，基马尔首创的共和国民党专政27年，在这一次选举中遭到惨败，从议会487席中只得到69席；而另一个于1945年创立的民主党、昔年的经济部长、国务总理巴也居然获得408席，取得决定性胜利。胡适认为“这是土耳其六百年中第一次尊从民意，和平的转移政权”。⑸

　　胡适长信以这个故事结尾，应该说大有深意：你蒋公不是要我胡适“出去看看”吗，这个故事就是我“看”到的。

　　二

　　胡适从1952年11月19日回到台湾，到1953年1月17日离台返美，待了约两个月，他自己在离台的当天日记中说“共住了六十日”。在离台前一晚，蒋介石请胡适共进晚餐，显然是为他饯行。胡适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把他与蒋会谈的主要意思也记了下来：“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接受了。”我们从下面所引胡适那些话来看，不是一般地“逆耳”，而是相当“逆耳”，然而，蒋也还是接受了，所以胡适用了一个“居然”。估计对胡适而言，多少也感到有点意外。不过，从这一点来看，虽不能说蒋介石多么大度，但至少让有人——哪怕只有胡适一人——敢于讲非常“逆耳”的话，就很了不起。有比较即有鉴别。当然，一是也只有胡适有资格“如此大胆”；再一个，蒋毕竟是败退到台湾，其“底气”不可能与对岸的“大救星”毛泽东比。

　　胡适到底说了哪些又是多么“逆耳”的话呢？大陆不少学者在谈胡适的文章中都已提到过，不过，既然那么“逆耳”，就容我再录一次：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⑹

　　这天日记中还记下了蒋公的“丑态”：“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什么“最怕开会”，主要还是怕要真的实行选举，会把自己选了下来。所以胡适在后面还记了一句：“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可话说回来，“最怕开会”四字也可作另解，说明蒋介石当年多多少少也还有点“畏惧”之心，不像对岸的领袖，1949年后，就像他自己不打自招的一样，无法无天，几乎不存在丝毫的“怕”了。

　　三

　　我们不论从前面胡适致蒋的第二封长信结尾那则故事还是与蒋共进晚餐时的两小时会谈，都能感觉到胡适希望台湾能自由选举“总统”；特别是在那八页长信的“大旨”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并“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可说是说了，胡适见说了——并且是一说再说——之后仍无效果，只好在美国接着说。

　　在195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留下了一则无报名也无日期的华文新闻剪报，内容是胡适向美国记者谈话：政府必须超越党派界限。新闻引了当时台北《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曾在纽约向外界透露的有关“胡适博士‘毁党救国’的主张”，“大意认为，国民党虽经改造，但改造后的国民党圈子更小，人数更少，不如把党毁弃”。⑺记者随后又到胡适住处采访了胡博士，胡适告诉记者：

　　“他感觉政府在今天，如不放开手做，便不能争取全国人民的拥护，仅仅五十万国民党党员的支持是不够的，全台湾省人民的支持也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以国家至上为最高的原则，超越党派的限制，争取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支持。

　　“胡适博士表示，多年以来，他一贯主张国民党应走上自然分化的道路，任其党员分裂，形成数个政党。他认为这是中国实现政党政治最好的途径。但近年来，当政党在台湾固步自封，不但不能充分争取党外人士的合作，甚且丧失了许多忠诚的国民党员的支持，这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胡博士认为，在今天提出‘毁党救国’的口号，决不是反对政党政治，而是希望当政党痛下决心，放弃门户之见，将政治的重心放在复国运动上面。”⑻

　　其实，胡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劝蒋介石不要管那么多事，放弃一党专制，希望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甚至还挑明地说过：“有聪明而不与别人比聪明，这是做领袖的智慧，这是最高最高的聪明。”⑼然而，劝了几十年都没管用。可要说毫无作用，恐怕也不符合事实。胡适一生相信“功不唐捐”。而从后来台湾社会的走势来看，虽说蒋经国临终前把台湾带上民主道路的背景比较复杂，但不能不说，与胡适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抑或在海外，都是不遗余力地向“蒋家王朝”宣传、倡导放弃专制、实行民主，甚至希望“毁党救国”有极大关系。

　　四

　　自然，不必避讳，胡适一生虽然都在劝蒋介石放弃专制，但毕竟还是拥护蒋的，这除了在他看来蒋介石是“正统”之外，也还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本人并不算坏，主要是身边缺少像他这样的诤臣。甚至不仅缺少诤臣，而且蒋的身边多是阿谀奉承之徒。我们从胡适1957年1月5日的日记中来看一则东西：

中央委员会昨签名祝寿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恭祝总裁七秩华诞，于卅一日在会内设立寿堂，全日举行签名祝寿。寿册前有寿序，序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明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邠之际，乱忾维股，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日月，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祝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签名者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千余人。⑽

　　这篇报道发表在1957年1月1日的台湾《中央日报》，胡适在美国看到时已经是1月5日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附了这则剪报后，加了一句注：“国民党的思想如此！”从这简短的八个字及一个感叹号可以想象得出，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尤其对那一班为蒋总统祝寿者是多么地不满和失望。我们知道，胡适是在1957年12月才得知蒋介石要他回台湾接替朱家骅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的，而在1957年初，这还是没影子的事。

　　短文至此，原本可以作结，可不能不说的是，作此文，最好能再读一读胡适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讲演的《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可惜，不仅在胡明先生主编、1998年光明日报社出版的16卷本《胡适精品集》中没有找到这篇演讲辞，就是在2003年9月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中也没能找到。不知是我查找的不细，还是根本就没有收录，对我这个准读书人而言，实为憾事。

　　至于人民出版社1998年虽也出了7卷精装本《胡适文集》，可以想得出，自然也不可能查到。不过，在第7卷后面《附录·胡适简明年谱》记到1958年这个演讲时，认为胡适这个演讲“又为《自由中国》杂志争取自由民主的舆论运动和雷震的组党活动加了一把火” ⑾，这在即使44卷本比较详细的《胡适全集·著译系年》第44卷中也是见不到的。

　　注释

　　⑴⑵44卷本《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4页、第34卷第1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⑷⑸⑹⑺⑻⑼⑽《胡适全集》第34卷第239～240页、第240页、第266页、第445页、第446页、第512页、第450页。

　　⑾见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