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廉政史话（看看有益健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4 22:49:24
毛泽东是咋反腐败的？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廉洁状况之优，有口皆碑。然而，毛泽东并不刻意防治腐败，但却收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效果。条规简约，却令行禁止；杀人不多，却警钟长鸣。毛泽东反腐败为啥游刃有余？笔者以为，毛泽东反腐败如同研习中国书法，讲究“字外功”。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反腐败主要有五大“字外功”：
一是“读书功”，防患未然。毛泽东十分重视看书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他的一个重大历史创造。他曾深刻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在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上下功夫，消除各种隐患于未然，不断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二是“纪律功”，防微杜渐。毛泽东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作风纪律养成从点滴抓起，遵章守纪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以致出现秋毫无犯“落地红枣也不吃”那样的情景。
三是“民主功”，监督有效。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被认为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打仗是这样，党风建设也是这样。
四是“示范功”，不令而行。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其身正，不令而行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批评功”，闻过则喜。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蠢，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解决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
除了以上五项“字外功”，毛泽东反腐败还有扎实的“字内功”，这就是“惩戒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曾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明朝巡视工作的总则
编者按：巡视工作作为一种监督方式，发轫于我国古代社会，是正宗的国货而不是舶来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唐、明三朝都曾开展过巡视工作，其中又以明代的巡视工作推行时间较长，制度较为完备。明朝官方编撰过一本大部头的文件汇编———《明会典》，专门收录当时的法令规章，其中第二○九至二一一卷记载了明朝不同时期陆续颁布的开展巡视工作的内容。翻阅这些材料，等于打开了一扇尘封数百年的窗户。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了解明朝巡视工作的情况，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或许能有所启发。为此，作者修晓波同志以“明朝是怎样开展巡视工作的”为题，对明朝开展巡视工作的法令规章，选择有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分类。本版从即日起，分八期予以刊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对监察体制进行改革，撤销了御史台，在中央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都察院，总揽全国监察工作。都察院的中坚力量是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范围很广。从他们中挑选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巡视工作，叫巡按御史。地方的监察机构叫按察司，类似于今天各省（区、市）的监察厅。按察司也有人参加巡视工作。古代监察官也叫风宪官。《明会典》卷二○九有一部分叫“风宪总例”，“总例”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总则。
（一）中央都察院、监察御史以及地方的按察司，担负着维护国家法纪、纲常的重任，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他部门的官员不能出于私心干扰他们的工作。违反规定的人打八十板子；如果有人以权谋私或对违法现象隐瞒不报，就与犯人一道治罪。
（二）都察院的官员、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委托其他部门的官员办私事，妨碍公务。违反者比一般人的处罚重三等；如果受贿，加重处罚。
（三）监察御史处理过的材料，都察院要进行审理；按察分司处理过的材料，按察司要进行审理。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如有冤案，应如实向上呈报。
（四）在巡视中发现地方或部门官员处理公务不当的，都察院和按察司可以随时纠正，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如果监察御史、按察分司的官员处理不当，须向上呈报，得到批准后才能追究。
（五）举报官员索贿受贿，被举报人是京师地区的（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但地域并不完全相同），可向巡视人员反映；是外地的可向按察司、按察分司及巡视人员反映。情况属实，依法追究。应向上反映的，呈报批准后才能追究。
（六）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在巡视中，发现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官员，要及时推荐；发现贪赃枉法、损害百姓利益的官员，要及时处罚。应该向上反映的，必须向上呈报。如果对优秀的官员不推荐，对贪婪的官员不处罚，要打一百板子，发配到边远地方；如果收受贿赂，从重处理。
（七）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在巡视中，要监督被巡视地区执行朝廷大政方针的情况，考察军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要在巡视报告中如实反映，公正地予以评论。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把握好分寸。
（八）按察司官员处理问题不公，有违法行为，受害人可向巡视人员申诉；巡视人员处理问题不公，有违法行为，受害人可以通过通政司向都察院申诉（通政司是专门受理官民举报信的机构，与今天国家信访局的职能相似）。都察院不受理或者制造冤情，受害人可以击打登闻鼓喊冤（登闻鼓是向皇帝反映问题时击打的一种鼓，通常悬挂在朝堂外，有专人负责将击打登闻鼓人的材料进呈给皇帝）。
（九）都察院和按察司的官员，必须在参加国子监考试的学生和准备录用的官员中挑选。不许选用有犯罪和贪污前科的人。 （修晓波）
史上清官反腐的伦理审视
“清官”是老百姓赋予官员的美誉，它既反映官员的政治道德理想，也反映老百姓对清官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期待。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反腐倡廉的清官，他们凭借刚正不阿、秉公执法、舍生请命、除暴安民的道德品质留下了千古美名，深受世人爱戴和称颂。封建社会里清官反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惩治腐败，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本文在总结清官共有道德品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清官反腐的局限性，希望能为当今反腐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代《从政录》曾将“清官”概括为三种类型：“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此观点言之有理，它告诉我们清官是指那些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忠君为国、体恤民情的官吏。历史上许多清官的事迹告诉我们，他们往往共有以下道德品质：
忠君。清官
爱民。清官之所以让老百姓如此怀念、歌颂，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清官都有爱民、恤民的思想。他们爱民如子、敬民如天、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如深受百姓爱戴的“包青天”包拯，任开封知府一年零三个月，撤门牌司，大开府门，诉讼者可以直接到庭前申诉，使无权无势的百姓求公道的机会大大增加，在短期内把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因此当时京师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王包老。”
清廉。生活俭朴是诸多清官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是清官选择清正廉洁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体制下，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官员不贪贿，就必然清贫如洗。如包拯一生清廉俭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而海瑞则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他去世时遗物只有“奉银十两，绫、绸、葛各一匹，旧衣数件，清苦不如一般寒士，家资不够丧葬之用”。
不畏权贵。清官与贪官势不两立，要与贪官污吏、豪强劣绅抗争，势必不畏权贵。如包拯为人刚直，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毫不留情。轰动朝野的“三弹张尧佐”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张尧佐为皇帝最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此人无真才实学，但很会投机钻营，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节度使等重要官职。包拯力陈其辞，数次弹劾张尧佐，指责宋仁宗“宠私”，仁宗皇帝无奈之下只得撤掉张尧佐。
重孝道。“孝，礼之始也。”孝亲是历代清官的普遍道德素养。包拯早年就以孝闻名乡里。二十九岁时包拯考中进士甲科，授建昌县。因父母年事已高，要求改授近郡安徽和州，又因父母不愿离开故土，包拯便毅然辞官归里，居家尽孝，直到父母亡故。包拯死后，谥曰“孝肃”，应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他孝道的肯定。
回顾我国历代王朝的反腐史，清官前赴后继，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和腐败作斗争，但腐败却依然猖獗，甚至愈演愈烈。由此可见，指望几个清官去挽回一个深陷贪污腐化之中的王朝终究是不现实的，究其原因有五：
根深蒂固的人治体制对清官反腐形成了严重限制。专制社会下百姓没有基本权利，只能逆来顺受。这种环境下，百姓只能寄希望于出现几个“青天大老爷”，救苦救难，这便体现了一种人治思想。而人治体制注定了反腐败不可能成功。
首先，人治体制在本质上与腐败属于同一性质。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人治体制的本质则是以私谋权，以私治权。因为人治体制是一个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以个人意志支配整个社会包括支配法律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除非治人者没有任何人性上的阴暗面，否则他很难不踏上以私谋权、以私治权的不归之路。
其次，人治体制下，官员的最高目标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谋求更大的官职，皇帝的最高目标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望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是否要反腐败，如何反腐败，都以此为标准。只要腐败不影响或者还能增加官员的利益，绝大部分官员会阻碍反腐败行动。而对于皇帝来说，只有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稳定的时候，才会去反腐。
再次，人治体制下的用人标准是忠诚。封建王朝举臣任事的第一标准，往往是“忠”而不是“清”。对于朝中官员来说，“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因此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铲除异己而不是清除腐败。
最后，人治体制下的忠臣不能摆脱“愚”的桎梏，这也决定了清官反腐的不彻底性。从清官忠君、爱民、孝亲的品质来看，其核心是“忠君”。“孝”本是“正家”的礼教，但后来被逐渐扩延为治天下的政治法则。孝道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政治行为准则，实际上成为政治权力的主要支柱之一，历代封建王朝都用法律手段加以维护，最严重的不孝行为是对君主不孝。因此孝的实践，最终是以政治活动为内容，以事君为归宿。“爱民”也是以“忠君”为核心的。清官的爱民行动确实有利于下层民众政治经济生活的改善，但清官的爱民，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往往成为一种联络民间与皇权的纽带。
过分依靠人性之善的做法限制了清官反腐的力度。清官反腐重在强调官员个人的道德力量。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性本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期望利用道德教化的力量加强官员自律。然而仅仅靠道德是不够的，因为人性具有两面性。历史表明，封建官僚队伍的主体士大夫阶层具有双重人格，他们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追求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仰慕为政清廉的道德典范，为人处世往往都立于道德制高点。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理想与现实的对撞迫使士大夫不得不牺牲道德纯洁性，在保持道貌岸然的同时，对“冰敬”、“炭敬”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行贿行为怡然自得，这便是其双重人格的真实写照。而且道德约束极易失效。如果说道德源于人的羞耻心，那么当人不知廉耻时，道德会失效；如果说道德源于人的恐惧心，那么当人不怕惩罚时，道德亦会失效；如果说道德源于社会舆论的约束，当人不怕千夫所指时，道德仍会失效。
清官本身因地域、生理等原因造成的个体能力局限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反腐的效果。
清官凭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和为官原则，在其管辖的范围肃贪倡廉，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种影响力实在有限，一般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或地区造成影响，对于其管辖之外的就鞭长莫及了，对于整个社会的肃贪倡廉则更是力不从心。也许有人认为，当清官官至宰辅，主理朝政时，能力范围就可及于整个国家了。其实不然，清官一旦位列朝纲，其反腐能力反而会相对缩小。因为封建统治机构实行高度集权的等级控制方式，“自内而公卿台谏，外而督抚，数百十人以外不能递折”，信息传递通道十分狭窄。百姓冤屈很难传到清官的耳朵里，即使传到，清官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是二手的，或已经粉饰加工了的。即便清官要下基层调查，在当时交通不发达、信息传输缓慢的情况下，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清官愈是居高位，就愈难接触到真相。
从生理原因上讲，无论多么清廉的官员，其反腐力量还是要受到生命规律的限制。当清官病了、老了、死了，反腐行动也往往随着他职位的失去和生命的终结而终止。因此，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清官纵有福国之心，也终因个体能力有限而无法扭转整个国家腐败的局势。
家庭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清官反腐的力量。清官张玮曾经感慨地说：“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改其守矣。”因为，清官赖以生存的小环境至为重要。若妻儿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腐败现象此起彼伏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清官反腐。在一个贪贿成风的封建官员群体中，一人清廉就会反衬出他人的贪墨，这势必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排挤。而贪官往往比清官处世更为圆滑，他们用平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上司、巴结同僚、笼络下属，在官场中结成严密的关系网。而清官若伤及这个网中的一员，其他“网民”必会群起而攻之，使得清官的反腐举措举步维艰。如西汉时期的赵广汉，他为官廉洁清明，打击豪门大族势力，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深得百姓赞颂。但却因常常冒犯贵戚大臣，被诬告为“有伤风化，大逆不道”，落得个被腰斩的下场。多年后，班固叹道：“广汉虽坐法诛，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可见专制体制下，当清官的风险成本往往高于贪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抹杀清官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法治社会仍然需要清官，而且清官越多，政治越清明，社会越和谐。（作者系湖南商学院副院长）
谈谈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廉政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同敌人展开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已就如何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
“三湾改编”首创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政治平等和经济民主的观念在全体官兵中深入人心。
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组织部队向南退却。但由于秋收起义部队中的一些旧军官留恋所谓“三金五皮”（金戒指、金牙齿、金边眼镜和皮鞭、皮带、皮靴、皮挎包、皮枪套）的气派和“四菜一汤”的生活，所以内部仍然充斥着一定的军阀习气。那些高高在上的官长，把打骂士兵视为常事，导致官兵关系紧张。加上强敌前堵后追，部队一路艰苦作战，伤员不断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条件太过艰苦不辞而别，有些人因伤病而掉队，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仅剩不足千人。1927年9月29日，在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在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增补了前委委员后，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开展群众运动；五是开展士兵政治教育。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关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陈毅在
这样一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自身利益得到了保障，革命热情被大大地激发起来，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增强了。部队中出现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关系，旧式军队沿袭下来的做法被彻底摒弃。曾经担任营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回忆说：“那时候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那种习气作斗争。”王紫峰也回忆道：“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管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士兵委员会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奠定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原则的基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人心作用。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军政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军民一心官兵一致共渡难关成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自觉行动。
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井冈山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是空前的。首先是吃饭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成了大难题。尤其是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有三个师九个团，加上妇女和娃娃，突然新增了上万人。这在“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其次是缺少冬衣冬被。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这个报告是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部队的冬衣问题，一直到1929年1月部队出击赣南闽西的时候都没能解决。再次是日用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谈到经济问题，感叹地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这是当年红军官兵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吃苦，勤俭节约，依靠军民一心官兵一致共渡难关。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陈毅1929年9月1日在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的那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就是当年红军官兵一致生活的真实记录。
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渡过由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和危机，毛泽东、朱德领导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军需工业，开辟红色墟场，组织熬制硝盐，发动官兵挑粮，创办造币厂，设立公卖处，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朱德等军政领导处处率先垂范。以挑粮为例，毛泽东当年35岁，朱德42岁，他们处理完繁重的党政公务后，带领年轻的红军官兵，每次来回上百里，亲自背粮、挑粮上山。刘显宜少将回忆起毛泽东当年参加挑粮的情景时就说过：“1928年冬天，毛泽东同志跟我们红军战士一起到茅坪一带把粮食背到大井贮备起来。那时没有米袋，也没有其他袋子，大家就把裤子扎起来装米，然后放在肩上背回来。”脍炙人口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实行严格的纪律，严惩违纪行为，使党政军各级工作人员廉政建设警钟长鸣。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和颁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严明了部队的纪律,有利于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与此同时，边界党和红军还开办党团训练班和工农干部培训班，加强教育引导。湘赣边界特委于1928年5月和10月，在茅坪步云山、象山庵等地，举行过多期党政干部培训班，通过给党员上课、印发学习材料、组织讨论等形式进行教育，有针对性地摆问题、谈认识，帮助他们铲除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对于发生的各种腐败现象，边界党和红军都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例如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县葛田乡向农民买猪，谎称没有带钱，就把猪赶回来。这件事被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立时向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作了报告。事情被查实以后，红四军军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认为古某严重违反纪律，应当受到严厉惩罚。处决古某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宁冈县查处了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是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洋；二是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染指被关押的土豪女眷。案件查实后，工农兵政府立即撤销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使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红军反腐倡廉的决心。
井冈山的斗争只有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到建立红色政权、分配土地，再到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困难，都是围绕着边界群众的根本利益来展开的。而且，通过加强对广大苏维埃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真正建立起了干部廉洁自律的、群众信得过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党和红军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
井冈山斗争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廉政文化建设活动，更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孕育和培养了红色区域干部廉洁自律的作风，在当时斗争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作者肖居孝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