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对十一国“宣战”的前后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7/02 16:05:33

慈禧对十一国“宣战”的前后　　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在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获得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情绪之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6月16日，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当时，慈禧太后还没有打算和洋人决裂，只是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没见到联军。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却是风云突变。
　　据称，慈禧太后在会上拿出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这是一份洋人的照会，其中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将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人发誓要效忠慈禧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只有和洋人决一死战了！
　　其实，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六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
　　6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朝廷已经陷入了洋兵和义和拳的双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抚通盘筹划，联络一气，接济京师，共挽危局，这道上谕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称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彼等”“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个诏书颇耐人寻味。首先，诏书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直隶总督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已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宣战，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其次，诏书宣战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其三，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什么宣战书。由此，说慈禧太后对十一国“悍然”宣战，显然是重大误解，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误解，可能基于以下事实的发生：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单独前往总理衙门，路上被清军小队长恩海所杀；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也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外交人员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国公使们彻底失去了对清廷的信任，在清廷已经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馆中坚守待援。由此，清军对使馆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开始了。
(《女人当国》作者金满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谢臻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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