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们的叛逆培养了公务员的“弱势国民”心态

鲁迅们的叛逆培养了公务员的“弱势国民”心态

    前段，媒体爆出公务员普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新闻。这令很多国人为此纠结，但舆论汹汹的背后，国人更应看到，公务员群体自我认证为“弱势群体”，就可以看到国家普遍存在的“弱势国民”的情结。现代梁任公和当下的余秋雨就很明确地指出，中国的走向在于精英阶层而非普通民众。

    记得上个世纪，中国足坛开始大量引进外籍人士或邀请国外球队比赛。每每赛后，中国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是要问被采访的外籍人士，您怎么看我们的球队。起初，外籍人士往往如实作答，那就是差距极大。这往往让国人很不高兴。后来，外籍人士搞懂了一个问题，便高唱赞歌。第二天，各大报便是某某大牌教练认为我国足球随时可以拿到世界杯的头条了。

    这往往让人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做什么偏要让外国人去证明。不过，现在答案更明确，因为我们的国民心理本身如此——“弱势国民心理”。

    其实，历史虽将满清描写成闭关锁国之状，但乾隆一朝，皇上面对马尔嘎尼的使团，也真正体现出天朝的威仪。估计生活在那时的国人，往往对洋人是瞧不上眼的。后来，被洋人打了几顿，便又极度恐惧起来。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为了振奋国民，直接抛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这样的书来告诫华夏民族，我们本来就是有血性的民族，本来就带有攻击性。

    然而，之后的学者就往往不理解任公本意了。自清末严复将华夏比作“东亚病夫”后，五四之后的一些主将又将“东亚病夫”发扬光大，似乎国民皆尽病夫了。这里不能不提到鲁迅的叛逆与当今若是国民情结的联系。

    鲁迅具有批判精神，不过批判必须是从叛逆发轫。关注到鲁迅的叛逆精神，就会发现鲁迅70多年前骂过的，我们现在还在骂。台湾文化人陈文茜直接对大陆年轻人说，年轻人不要一味叛逆。并且指出，大陆年轻人存在着“只要是政府提出的，就是要反对的”的叛逆心理。而这些年轻人在叛逆的过程中，也奉鲁迅为圭臬。

    鲁迅对什么叛逆过，那实在是太多。

    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于孝道的批判，后人似乎也只认为鲁迅只将《二十四孝图》当做了一部杀子文化。但鲁迅其实还说过一句话，“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不过，后人往往在引用的时候，这句话就忽略了。不过，当原来的上层建筑所大事渲染的“孝道”被全盘否定的时候，就会出现之后的“汉贼不两立”的局面了。

    如果说，鲁迅对于“孝道”的叛逆存在的后人的误解，那么鲁迅先生反对汉字一事，实在令今人全不理解。“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方块字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和艺术，这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而将方块字看做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实在是叛逆之极。他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你这里的救国之策是要消灭汉字，这种认定民族文化是糟粕的思想，注定让国民觉得自身文化的脆弱与落后。

    同时，鲁迅对中医、国画、京剧等国粹的否定，更是让人感到民族的更是一无是处。余秋雨曾说过，中医呵护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怎么就能轻易地否认呢？的确，中医可能不是科学，但它绝不是伪科学。这点鲁迅也没能享受到西医的便利，他还是死于肺结核。

    鲁迅对文化叛逆，对周围更是叛逆。

    在女师大事件中，因为观点与校长杨荫榆不同，便将杨女士定位为反动文人。且不管杨荫榆女士当时的初衷是怎样，但杨女士的结局却让国人扼腕痛心。苏州沦陷后，她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同胞，大义凛然地斥责敌酋，最终命丧日寇之手。而同一时期的鲁迅先生，恐怕只能与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练习拥抱了。而在女师大事件中，许广平最终成为鲁迅的妻子。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是也是一件可以爆炒的师德事件呢？

    同样留学日本，对日本人的态度却是截然不一。由于鲁迅对杨女士的定位，杨荫榆的历史评价在很长时间都难以翻案。

    不过，鲁迅最叛逆的也就是影响国人最深的，还是“只要是政府提倡的，就是要反对”的遗毒了。

    鲁迅在《伪自由书》中曾经有对一二八空战一段评价：

    “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鲁迅先生所提到三个愿望，在旅日作家萨苏笔下被评为“对于抗战的史实有误导的嫌疑”（《国破山河在》254页）。“路要认清”，实际上是一个单飞的美军志愿空军与日军的机群打了遭遇战而阵亡，却被说成“如要认清”；而广州支援上海的空军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极为英勇，却被说成要“飞的快些”；而第三个愿望更是让后人认为国民党抗战的不抵抗。而史实是，当时的空军是泪洒长空，让国人仰望长天，不胜叹息，这可以辩白鲁迅的“不知道会不会炸弹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看来，鲁迅不是愤青就是因为躲在租界里，怕炸弹误伤自己。

    不过，鲁迅这种叛逆的风格不仅影响着国人，更影响着侵华的日本人。鲁迅死后，日本兴起了鲁迅热。所有的日本名家都在读鲁迅。鲁迅对数千年吃人的中国礼教的控诉，对民国政体的倔强抗议，以及满纸晦涩黑暗悲哀的文笔，引诱了日本文学界对中国的错觉——对中国的主人感觉（张承志语）——个中国的另类，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读。日本国民在鲁迅的文字里找到了中国人的映像，甚至他们的国民认为，中国的落后就是要由日本拯救的。

    外国人认为你不行了，更何况中国的精英人士都认为自己不行，公务员们把自己当成“弱势群体”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整个国民都把自己定位在“弱势国民”的心态中了。这一点，叛逆“居功至伟”啊。想想伏尔泰对中国道德体系的高度赞美，再想想国歌中那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弱势国民心态下中国人，的确活得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