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抗战》（2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08:13:55
八百孤军——那首不应被遗忘的壮歌
1937年的上海，已经变成一座血与火交织的城市，日军铁蹄来侵，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淞沪会战——这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正在上海城中上演。 同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为了吸引日军注意，掩护主力撤退，452名官兵奉命死守四行仓库。为迷惑敌人、鼓舞士气，团长谢晋元对外号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从接到命令的第一刻起，“八百壮士”们就抱定了血战一死的决心，因此个个争先杀敌。谢晋元团长曾在四行仓库的墙壁前，用一根木炭留下了自己的遗书：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这一刻，他们无惧无畏！
然而，就在他们与上万日军激战了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后，就在他们4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筑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他们却接到撤退的命令，这让一心赴死的战士们感到痛心不已。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终，幸存的100多位壮士含泪冲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
对于幸存的壮士来说，这是命运给他们的人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人生总有荒谬之处，活着并不意味着幸运，死去也不仅仅只是悲剧。
然而，我却固执的认为，如果这一刻他们战死了，那他们将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们选择活下去，那么他们将是一群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与艰难。勇敢与伟大，在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气做出决断。
当这群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壮士们撤入租界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的压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这时，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在以后的近4年时间里，壮士们一直被囚禁在这里，虽然深陷“孤军营”，但他们仍然坚持活着，他们不仅修建了十几幢房子，还建造了足球场、中山堂、大礼堂，甚至还开办了许多小工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英租界，壮士们又成为日军战俘。不久，他们被日军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送到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一部分被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的一个荒岛上做奴工。战俘的日子并不好受，劳动强度非常大、吃住条件十分恶劣，甚至连生病也得不到医治，但是他们却一直在坚持活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或许，对于坚持这两个字，王文川会有更多的体会。作为当年“八百壮士”中的一员，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始终在坚持活着。在1937年的炮火中坚持；在孤军营与日军的抗争中坚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荒岛上坚持；甚至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在“文革”中、在开放后的人情世故下坚持，然后一个个地离去，又一个个地被遗忘。
这是个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却又如此的清晰可见。
王文川一直在隐瞒，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过去的历史，甚至是面对自己的子女。在儿女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脾气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王文川的长子王家宾也在寻找。2007年，当王家宾搀扶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再次回到四行仓库时，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的父亲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王文川带着他的口琴声，带着对老团长谢晋元的无比思念，带着将近70年的永恒记忆，带着再去四行仓库的最后愿望，永远地告别了。
上一篇：在白山黑水间的苦战 全文完
1937年的上海，已经变成一座血与火交织的城市，日军铁蹄来侵，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淞沪会战——这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正在上海城中上演。 同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为了吸引日军注意，掩护主力撤退，452名官兵奉命死守四行仓库。为迷惑敌人、鼓舞士气，团长谢晋元对外号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从接到命令的第一刻起，“八百壮士”们就抱定了血战一死的决心，因此个个争先杀敌。谢晋元团长曾在四行仓库的墙壁前，用一根木炭留下了自己的遗书：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这一刻，他们无惧无畏！
然而，就在他们与上万日军激战了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后，就在他们4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筑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他们却接到撤退的命令，这让一心赴死的战士们感到痛心不已。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终，幸存的100多位壮士含泪冲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
对于幸存的壮士来说，这是命运给他们的人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人生总有荒谬之处，活着并不意味着幸运，死去也不仅仅只是悲剧。
然而，我却固执的认为，如果这一刻他们战死了，那他们将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们选择活下去，那么他们将是一群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与艰难。勇敢与伟大，在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气做出决断。
当这群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壮士们撤入租界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的压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这时，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在以后的近4年时间里，壮士们一直被囚禁在这里，虽然深陷“孤军营”，但他们仍然坚持活着，他们不仅修建了十几幢房子，还建造了足球场、中山堂、大礼堂，甚至还开办了许多小工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英租界，壮士们又成为日军战俘。不久，他们被日军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送到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一部分被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的一个荒岛上做奴工。战俘的日子并不好受，劳动强度非常大、吃住条件十分恶劣，甚至连生病也得不到医治，但是他们却一直在坚持活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或许，对于坚持这两个字，王文川会有更多的体会。作为当年“八百壮士”中的一员，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始终在坚持活着。在1937年的炮火中坚持；在孤军营与日军的抗争中坚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荒岛上坚持；甚至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在“文革”中、在开放后的人情世故下坚持，然后一个个地离去，又一个个地被遗忘。
这是个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却又如此的清晰可见。
王文川一直在隐瞒，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过去的历史，甚至是面对自己的子女。在儿女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脾气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王文川的长子王家宾也在寻找。2007年，当王家宾搀扶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再次回到四行仓库时，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的父亲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王文川带着他的口琴声，带着对老团长谢晋元的无比思念，带着将近70年的永恒记忆，带着再去四行仓库的最后愿望，永远地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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