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天——赵玉春

夏商周断代工程转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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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三、“岁在鹑火”问题

　　现在终于到讨论“岁在鹑火”问题的时候了。尽管前贤都对此大感兴趣，但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和日程来说，“岁在鹑火”的条件是完全不必要的。不过此项记载既然甚得学者们厚爱，自应有所交代。

　　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实际上包括四条独立的信息：即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后三条经过上面的推算及多重验证，表明它们皆能与《武成》、《世俘》、利簋铭文等相合，可见伶州鸠之说相当可信。然则“岁在鹑火”一条何以就偏偏不可信？

　　先考察当时岁星的位置：由计算可知，从周师出发到甲子克商，岁星黄经约在168°～170°之间，这是在那个时代的寿星之次（这当然只是表示回推计算的结果，那时未必有十二次的概念），确实与“岁在鹑火”不合。

　　然而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武王伐纣”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它应有广、狭二义。就狭义言之，是从周师出发到甲子克商。若取广义言之，则可视为一个长达两年多的过程──就象我们说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解放战争进行了3年一样，“武王伐纣”的战争进行了两年，以牧野克商而告胜利结束。例如据《史记·周本纪》：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

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武王已经进行了一次军事示威，表明了反叛的姿态，八百诸侯会孟津，这完全可以视为“武王伐殷”的开始。这一年，按照我们推算的伐纣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047年。用DE404计算的结果表明，这一年岁星的运行范围在黄经68°～107°之间，而此时鹑火之次的黄经范围在96.63°～129.91°之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岁星都在鹑火之次！[xvi]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伶州鸠所说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也是正确的。但这当然不能用来证明《左传》、《国语》中其它岁星记载的正确性──该问题还需另外解决。

四、结果及讨论

　　在我们开始工作时，并不必断定伶州鸠所述天象真是武王伐纣时之实录，但视为故老相传，当有所本之史料可矣。若以天文学方法回推计算，彼时果有此种天象，则自不可遽指为后人伪作也。然而计算的结果，非但与实际天象精确吻合，而且与《武成》、《世俘》、《淮南子》、《荀子》、利簋铭文等文献文物中的有关记载处处吻合，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伶州鸠所述各项天象，其顺序大有文章──它们实际上是按照伐纣战役进程中真实天象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载的。这样看来，说伶州鸠所述天象是武王伐纣时留下的天象实录，实不过份。

　　李学勤先生最近撰《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一文，[xvii] 　讨论了如下问题：“岁在鹑火”以下一段话，是否可能系后世插入？伶州鸠是怎样的人，他怎么会传述武王时的天象？这段话究竟应当从哪一角度去解释？他的结论是：

　　“岁在鹑火……”一段话，是《周语下》原文，不可能为后世窜入。

　　伶州鸠家世任乐官，武王时天象应为其先祖所传述。

　　五位三所是武王伐殷过程中一系列占候，不能作为同时天象来要求。

旨哉斯言，对于我们理解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天象，以及其它文献中的有关天象记载，皆有极大启发。

　　对于史籍中众说纷纭的记载，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困扰，那就是：古籍中的记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然而当我们研究的结果逐渐浮现出来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只是在对古籍记载存疑的前提下，用天文学方法“姑妄算之”，但是在经过非常复杂、也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验算和筛选之后，而且是在完全不考虑考古学、甲骨学、碳14测年等方面结果的条件之下，发现各种文献竟然真能相互对应，而且能够从中建立起唯一的一个伐纣日程表（因为这是严格筛选出来的最优结果），这不能不使人由衷感叹：古人不我欺也！所以由本文的结果，或许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绝大部分记录都是真实的。许多关于刘歆伪造天象史料之类的说法，其实是缺乏根据的。

　　最后，我们综合了《武成》、《世俘》、《国语》、《淮南子》、《荀子》、《史记》等史籍中对武王伐纣之天象及史事的全部重要记载，作成反映重现的武王伐纣精确日程之一览表，如表2所示：

表2：武王伐纣天象与历史事件一览表

公历日期

（公元前）
干支
天象
天象

出处
事件
事件出处

1047
岁在鹑火（持续约半年）
国语
孟津之会，伐纣之始
史记周本纪

1045.12.3.
丁亥
月在天驷

日在析木之津
国语

1045.12.4.
戊子
东面而迎岁（此后多日皆如此）
淮南子

荀子
周师出发
三统历世经

1045.12.7.
辛卯
（朔）

1045.12.8.
壬辰
壬辰旁死霸
武成

1045.12.9.
癸巳

武王乃朝步自周
武成

1045.12.21.
乙巳
星在天鼋（此后可见5日）
国语

1045.12.22.
丙午
丙午旁生魄（望）
世俘

1044.1.3.
戊午

师渡孟津
史记周本纪

1044.1.5.
庚申
既死霸
武成

1044.1.6.
辛酉
（朔）

1044.1.9.
甲子
岁鼎（木星于清晨4:55上中天）
利簋铭文
牧野之战，克商

利簋铭文

武成

世俘

1044.2.4.
庚寅
星在天鼋（此后可见20日。又朔）
国语

1044.2.19.
乙巳
既旁生霸（望）
武成

1044.2.24.
庚戌

武王燎于周庙
武成

1044.3.1.
乙卯

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武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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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比如倪德卫就曾将《国语》中伶州鸠的这段话指为伪作，认为是“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有一个狡猾的学者真相信了《武成》的日期”而伪造的。见倪德卫：国语武王伐殷天象辩伪，《古文字研究》12号，1985。但倪氏首先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认定伶州鸠所述诸天象必定是同一天的天象，而实际上自然不是如此。倪氏论武王伐纣之年有数篇论文，皆好为新异之说，其大胆假说固有余，小心求证实不足也。

[ii]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一。

[iii] 　有人认为也可指中国古代的“天驷”星官（由包括天蝎座π星在内的四颗黄经几乎完全相等、与黄道成垂直排列的恒星组成，古人将之比附驾车之四匹马）。

[iv] 　详细说明请见下文。如果将“天驷”理解为四颗星组成的星官，也要平均3年才能被观测到一次。

[v] 　DE404精度极高，其误差估计：行星每世纪在百分之一角秒量级，月球在一角秒量级。这样的误差对于本课题所涉及的计算来说，已经完全不必考虑。

[vi] 　DE404软件给出的结果是历书时，考虑到地球自转速度的长期变化，为在准确时间上重现历史天象还需要做一个修正，在距今3000年时，这一修正的结果是一个将近8小时的量。我们给出的结果已经考虑了这项修正。SkyMap3.2软件在其给出结果中也已经考虑了这项修正。

[vii]　前贤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新城新藏就试图对此事实给出一种解释，他从《左传》、《国语》中若干次有关岁星记载的年代向后推算，假定人们是认定岁星正好12年一周天，则可推算出一个年份，即公元前376年，认为这是《左传》、《国语》中有关岁星天象的起算年代，见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1933，页391～392。但其说并不能解释《左传》、《国语》中所有有明确年代的岁星天象记载，况且公元前376年这一起算点从何而来也难以说明。

[viii]　从“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入手进行推算时，也可以采用比本文所用宽泛得多的

　　设定，例如在另一个方案中，我们采用了：

　　（1）太阳黄经在215°～255°范围内（比析木之津略宽）

　　（2）月球黄经在天驷四星（该四星黄经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都在200°～201°之间）前后±15°之间（明显比“月在天驷”宽泛）

　　（3）月球黄纬不限。

　　这样的设定，使得第一步的筛选结果不是13个日期而是145个，但是经过后续的各个步骤进一步筛选之后，最终仍然得出与本文完全相同的结论！

[ix] 　这是由天蝎座π星之位置所决定的。该星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时，黄经为200.74°，黄纬为-5.09°；而月球运动偏离黄道的极限约为5.5°，故取月黄纬小于4.5°则有1°之变动范围，而天蝎座π星恰在其中位处。

[x] 　关于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载，在各种古籍中共有十余条。以往对武王伐纣之年的研究中，有涉及天象记录者，往往仅取一二条立论，故言人人殊，难有定论。而实际上正确的原则，应该对所有记载逐一考察，不可用者应证明其何以不可用，而所得武王伐纣年代日程应与所有可用者同时吻合。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细论述。

[xi]　“上中天”是指天体运行到当地子午线上，或者说在正南方达到最大地平高度。太阳上中天时就是当地正午。关于利簋铭文，这里必须提到李学勤先生在1998年12月20日撰写的一篇文章：《利簋铭与岁星》（提要），指出张政烺在1978年第1期《考古》上发表的《利簋释文》一文，最先提出利簋铭文中的“岁”应释为岁星，李先生认为认为：“张政烺先生首倡的这一说法，能照顾铭文全体，又可与文献参照，应该是最可取的。”

[xii]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学者们从来都假定纪日干支是自古连续至今而且从不错乱的。这虽是一个有点无奈的假定，但一者没有这个假定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二者也确实未发现过决定性的反例。

[xiii]　根据下面的讨论可知，实际上周师在此日前后若干天内出发，都合情理。

[xiv]　李学勤：《尚书》与《逸周书》中的月相，《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2期（夏季号）。

[xv]　自周地至牧野约900里，史籍中从无周师在途中遭到抵抗的记载，故设伐纣之师日行30里，自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为宜。这种“反叛中央”的战役，理应速战速决，而绝不能迁延缓进──万一“勤王之师”来救，行动就可能失败。

[xvi] 《汉书·律历志下》刘歆《三统历·岁术》记载了十二次与二十八宿之对应，其中的鹑火之次是“初柳九度，……终张十七度”，柳、张距星在当时的黄经很容易以岁差推算而得，据此就可求出鹑火之次的黄经范围。周初是否已有十二次，此处不必肯定，因为关键是传下来的数据，而不是表达数据的方式──方式可以随时代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