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那刻骨铭心的日子 少将彭富九授衔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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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
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一词应运而生。
此时的高丽使 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 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 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
“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 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 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 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 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 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慧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 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 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 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 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 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 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 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慧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 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 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 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 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 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 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 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慧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 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 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
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
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
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
APEC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 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 “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 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 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
“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
“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辫子戏”仍在上演。
《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
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
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
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
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
“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
“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
以及“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为我国人口密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鲜花与掌声中，“汪精卫纪念馆”、“溥仪神社”正式对外开放。“皇军入关百年纪念”正式举行。
不可能？我不敢说。
我们除了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已经无所继承了。但这也足以激励我们。 只愿有朝一日，能与众人一道，剪辫束发，身着汉服，向谎言挑战，追寻古老的复兴.
《开放的帝国》说明末约有3.1亿人

这是彭富九（右二）1936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石阡和电台战友的合影
1955年9月初，我到中央党校带职学习。国庆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在9月29日(或28日)到中南海参加授衔仪式。
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我们那批是少将专场，约一二百人，上午9时前进场，对号入座。授衔仪式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并点名，他叫到谁，谁就上台领取证书和勋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 汪东兴。我正随大家一起鼓掌时，没想到第二个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向我颁发了授衔证书和三枚勋章。
返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邓颖超在观众席指着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成将军了!那年我37岁，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年轻后生。以后查资料得知，在1955年的少将当中与我同岁或略小一点的共有三十几位。
授衔的同时，我们都领到一个写有号码的字条，是到礼堂内的一侧领取将军礼服的凭证。礼服装在一个纸盒里，已经别上了肩章。当晚，我穿着将军礼服，偕妻子周博雅参加了在怀仁堂院子里举行的鸡尾酒宴会，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握手庆贺。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兴，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将军--她的父亲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丈夫被授予少将军衔。
军队首次授衔时，有不少主动让贤的事例。比如我的直接上级李涛就认为自己授上将衔高了，主动向总干部部提出要降下来。在战争年代，干部会因为部队建制变化而出现级别升降，那时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怨言。1955年大家扛上了肩章，级别差距一下子都显露出来，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个别同志认为自己评低了，许多年之后心情还不愉快。
国庆节后，李涛向单位的校官授衔，我从中央党校回到部队，主持了直属机关的尉官授衔仪式。
有一位叫钟其汉的老红军被授予了尉官军衔。钟其汉是江西人，长征路上冒着枪林弹雨把充电机一直抬到陕北，那部充电机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钟其汉能吃苦，工作认真，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大生产，为改善部队生活作出不少贡献，荣获特等模范称号。进城以后，他自知没有文化，难以适应部队的要求，主动提出转业。后来因他生活困难，我们又重新在部队为他安排了工作，任后勤部门的一个副科长。虽然军衔不高，钟其汉依然忠于职守，认真完成仓库保管工作，既没有怨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大家都很尊重和信任这位“钟科长”，因他种庄稼是把好手，所以又亲切地称他为“钟老汉”。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把自己种的果蔬拿来给我尝鲜，我家省下的票证也常给他使用。两家孩子是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
授衔之后，自己感到光荣，但没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同志和已经离开部队的老领导。比如曾希圣和曹祥仁他们长期担任军委二局的领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在军队任职军衔肯定会比我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在那些战功显赫的将领面前，我还属于小字辈，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所以，荣获将军称号对我来说除了感到光荣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鞭策，唯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和荣誉。
岳丈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作风严谨，注重纪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因同为高级干部，所以我们之间也不例外。1955年授衔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翁婿将军”，而关系依然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战备、科研始终贯穿于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战争年代头绪更多，一年到头也难得与他见上一面。我们级别虽有高低，但无隶属关系，偶尔拜访或相遇，双方只谈家事，托对方向熟人问好。周士第知道我单位的性质，所以从来不问我的工作。个别时候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时与他下盘象棋。
“文革”期间我受到严重冲击，受坏人挑拨的军事院校学生把我劫持到军校秘密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学生们把勋章、肩章、照片等物品还了回来，唯有1955年周总理签发的授衔证书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一名学生在大串联时曾用这份证书冒充是我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设法还给我--毕竟那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大部分已经去世，“开国将军”这类荣誉称号，我还有幸听到人们这样赞誉，但在我心目当中，“开国”这样的词汇，永远属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朱德、彭德怀这些军队的元勋。（彭富九，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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