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谰访谈录

《杨澜访谈录》

“广场上的施罗德”

以下文字来自《杨澜访谈录》节目组

导演：李冰

 “你怎么看施罗德？”

在北京的时候，问一位娶了中国女演员做太太的德国人。

“我挺喜欢他”，德国女婿用中文说，“不过，他卸任后去了Russian Gas，做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董事长，年薪150万欧元，有点那个，很多人批评”。

“你怎么看施罗德？”

我们到了德国，一大早儿，在汉诺威市中心的Kropcke 广场上，问一个小伙子。

“我喜欢他，因为他改革… … 虽然领救济的人不高兴，拿到的钱少了，但他是对的，现在人们知道了。”小伙儿带着阳光味儿的羞涩。“我们下午要采访施罗德”，我们有点炫耀的味儿。“是吗？那你该问问他，这些能实现吗？我也想知道他怎么回答。”小伙儿拿出社民党展台里的纪念品，上面印着竞选口号，又羞涩地笑了。

有点意思，是不是？

这两个德国人，虽然都喜欢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却并不盲目。他们能一分为二，甚至为三。更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侧面、考虑各方的利益。从他们身上，能读解出，源自内心的、独立判断的能力。有这样的选民，政治家不会只得到顺从，他在台上，要干好才行。有这样的人民，政府不会被信任，而会被监督，要透明才行。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次来到Kropcke 广场。不大的地方，已经聚满了人群。不仅有套着SPD社民党红衫的支持者，也有少数反对党的身影。施罗德和他的第四任妻子出现在前排，而台上的政客，用激情四射的语调，高呼着。人群随之起伏。

突然想起，多年前，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一跪。举世震惊。那一跪，不仅让德国后人得以在阳光中面对曾经黑暗的历史，也让德国人警惕盲目、不再狂热。

广场上的欢呼并不令人担忧。政治，本来就是每个人为自己利益的呼吁和主张。当人们学会思考、内心不再空空如也，任他怎样高分贝的喇叭，也喊不晕一个个有灵魂的头脑。

转身问正在拍摄的法国籍摄影师和录音师，“你们觉得萨科奇怎么样？”

“哦，我们不喜欢他”，三个人镇定地摇头，一起。

《比我老的老头》—专访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

导演：曲林

2009年岁末，一代文物收藏家、鉴赏家，王世襄先生突然辞世，这给文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对于王老，我知之甚少，但十分有幸，我有机会采访到收藏界的另一位传奇人物，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听他讲王世襄先生，听他讲他们关于收藏的那些点点滴滴。

采访的地点就在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当我们进入期间时，参观者可谓络绎不绝。每一个展厅、展台都是马未都自己精心设计的。从家具展品的摆放角度到室内的装潢、灯光，甚至是衬托展品的竹林都不曾假手他人。就在他接受胆摘除手术前一天也还在博物馆为展品布置的细节操劳。这份执著，这份痴迷全都体现在他美轮美奂又充满文化氛围的观复博物馆里了。而那份七巧玲珑心就在每一个细枝末节的角落里。

谈起王世襄先生，马未都的感情十分复杂。对于收藏的痴迷使王世襄和马未都这两代人成了莫逆之交。而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也让他们在文物收藏上展现出不同的风范。在王世襄老人去世之后，有人曾经这样感慨说：“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王世襄了。”这原因之一呢，是因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就见识过顶级的文物，养成了非凡的眼力；二来呢，他也曾经经历了社会大格局的动荡，从社会的顶层被抛向谷底，甚至经历过10个月的牢狱之灾。这一份具有戏剧性的人生跌宕也是很难被重复的。

虽然年龄不同，但是马未都和王世襄的成长的环境都是皇城根儿的文化。北京人管文物收藏叫“玩儿收藏的”，这一个“玩”字，听上去轻松随意，但是真要玩出道行来，那可没那么简单。单是“玩蛐蛐”，王世襄先生就玩出了别人需要一生时间所达到的境界——从“本叫”到“点药”，再返璞归真到最高境界的“本叫”。

王世襄与马未都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参悟到，要让自己心爱的藏品传承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散掉。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收藏家，无论他们怎样杰出，他们都只能成为文物的短暂的保存者。即使皇帝把自己的私人印章印在了最心爱的藏品上，他也不可能永远地占有他们。

在马未都看来，天下的宝物聚聚散散，自己现在拥有的不过是一段时光，一段情感，一种文化。他说抱着这些珍玩过一辈子并没什么意思，将博物馆托付给社会，对自己来说是“散”，但对社会来说却仍然是聚在一起的，并且可以让公众欣赏自己的文化。如果说王世襄老人将部分藏品拍卖是让它们去“随缘”，那么马未都选择建立私人博物馆将其完整地有效地贡献给社会则是将这种“缘”与乐趣传递给公众。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赋予马未都的优势。

时移世易，物是人非，但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代代相传。

海伦•克拉克：“最伟大的新西兰人”

导演：蔡晓莉

新西兰，它拥有《指环王》里的壮丽风景，它拥有全世界最棒的牛羊肉和黄油，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头衔，但是，如果问问新西兰人，他们会说我们还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政治家海伦·克拉克。

在2009年7月新西兰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前总理海伦·克拉克被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新西兰人，而此时她已经不在新西兰某个被海洋围绕的岛上的国会大厦工作，而是去了纽约联合国总部的38楼办公室。2009年4月27日，海伦·克拉克出任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署长，这是联合国第三重要的职务，她也是该组织自1965年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女署长。

尽管中国的观众可能并不熟悉这位干练，矫健的新西兰人，但是到新西兰留学工作生活的几十万华人对这位女士肯定相当熟悉。1999年，海伦·克拉克成为了新西兰的第二个女性总理和第一个在一次选举中就赢得执政权的女人。前一任（女）总理，珍妮·史普莉是在中期党内领导权之争后获得执政权的。接着，她又在2002年和2005年纽西兰进行的两次大选中，两次获得连任。在新西兰总理的位置上呆了足足有9年之久，也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政治家之一。而她更应该为人铭记的是她在任期间为新西兰带来的变化，克拉克创建了非常稳定的政府，使国家保持了许多年来不曾见过的高度的经济增长，并拥有所有工业国家最低的失业率。而且，在她的领导下，新西兰制订了果敢的对外政策，坚持保持无核状态和拒绝在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下加入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便是证明。

身处政坛几十年，克拉克也会遭到各种评论和攻击。对于各种指责，她只有一句回应，Sticks and stones might break my bones（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到底是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把她锻炼的超然物外，还是她的个性本就如此坚强，语言从来不会伤害她。如果是后者，那她真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了。

《孔子》导演胡玫和她理想中的大男人

导演：曲林

在电影《孔子》即将上映之际，导演胡玫可谓是忙忙碌碌，为电影做宣传，接受众媒体采访，可以说从电影《孔子》还未开拍一直到现在，她几乎一直处于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之中。虽然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头浪尖，但是当她从《孔子》看片会中提前出来化妆，准备接受我们的专访时，未显露一丝的不安和忐忑，依然是那副“平常心”。但是没想到在谈到票房问题时，她却说：“咱们说实在话，我真的进入到了一种非常忐忑不安的状态”。

胡玫很早就说过，导演本身就是以男人为主的职业，然而她却一定要走出另外一条成功女导演的路，那就是既要做女人，有自己的人生、有家庭、有爱人，又要做成事业。她的事业观众都看在眼里了，她作为女导演的成功，评论界也都给与了肯定，然而做女人，我们不禁要问：你从事的这样一个职业，尤其是长篇电视剧的拍摄一出去就背井离乡，人生基本上都是在招待所、旅馆里度过的，又耗体力、又摸爬滚打，还要指挥整个现场，也得有点大将风范吧？是啊，当她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她已经把摄制组当家了，一般到招待所，她都会把它布置得有家的温馨，买点花、换上漂亮的家具用品，用颜色把这一切点缀起来。因为在她看来，“做一个导演，重要的是你的智慧、头脑，而不是在于一种外表的强悍和权威”。作为女导演，她希望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氛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去探班看到她，依然会化着淡妆、穿着漂亮的衣服，那么女人的一番精心打扮的她了。

她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孔子”？面对一片质疑的“孔子感情戏”，她又是怎样解读的呢？从《雍正王朝》到《乔家大院》，从帝王到晋商，她理想中的那些“男人们”到底是如何塑造的？拍习惯了男人戏的她，退出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的导演位置，却要重新操刀拍摄电影版的《红楼梦》，她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本期的《杨澜访谈录》带我们一同走进导演胡玫，为您一一作答。

姚明：三十而立

导演：蔡晓莉

应该没有哪一家媒体像《杨澜访谈录》这样能够8年3次专访姚明，从2002年带着忐忑离开中国奔赴NBA，到2008年带伤盼望北京奥运，以及2009年带道义回国拯救上海男篮，每当姚明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主持人杨澜都像一个姐姐和他一起探讨着他这一步生命的足迹。

采访前，为了使采访的环境让大个儿的姚明能够更加舒适，节目组本来选择的是一个室内的篮球场。然而，去往篮球场的过程会有不少台阶，我们没有料到姚明的脚伤，其实是不允许他上下台阶的。想想也是，在不久前，姚明的行走还得依靠拐杖，好容易能够抛开拐杖了，这伤脚肯定还是得保护好细细调养。想起上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因为脚伤不能全力打奥运会的痛苦，这次长达一年的养伤过程对他来说应该也相当不好过吧。

不过，好在，他借养伤之机也完成了不少人生大事，比如说，要当爸爸了，比如说，当老板了。

姚明这次是穿着西服来接受采访的，看上去老板的派头已经出来了。但采访时，我发现成为老板的姚明除了行头的改变，其他似乎也并没什么变化，他还是慢慢的思考主持人杨澜抛给他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回答都很诚恳，却又适可而止，似乎每个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这种言谈中表现出来的成熟与精明，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这应该也是人们都说他聪明的原因之一吧。

这次姚明的采访的话题集中两个主题上：一个是转变，一个是成长。最后也会分成两部分播出，第一集会讲述他姚明身份转变后的感触，当爸爸的喜悦兴奋，和做老板的酸甜苦辣。而第二集则会汇总2002年2008年以及2010年

《杨澜访谈录》三次采访姚明的内容，拼接出小巨人的成长轨迹。

2010年，姚明三十岁了，三十而立，姚明立了些什么呢，他对自己的成长与转变有何感触呢？在采访中，他也对自己的三十岁发出了一声长叹，这叹息里又包含着什么呢？ 2010年也是所谓八零后这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或许姚明这样一个非典型案例的三十岁，也能唤起整个八零后的共鸣吧。

王者归来——专访 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队长

导演 曲林

这个冬天，一位25岁的中国女孩，在温哥华的东奥赛场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她和她的队友们重新书写了女子短道速滑的历史，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全部四枚金牌，而她一人独得三金，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卫冕冬奥会冠军的运动员，她就是王濛。

在她夺得的三枚金牌当中，她究竟最看重哪一枚呢。

在温哥华冬奥会的赛场上，王濛和她的教练李琰之间的关系为人所津津乐道。先是王濛在获得了500米冠军之后对师傅的深深一拜， 随后呢，又在获得1000米的冠军之后将金牌挂在了教练的脖子上，并称其为“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师徒情深一时传为佳话，又有谁能想到， 4年前两个人还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对的冤家。

究竟4年之前，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又是因为什么，两人成为现在的亲昵师徒？

冬奥会后，三冠王王濛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和喜爱，网友们送她一个绰号叫“濛主”。人们都喜欢她身上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霸气”。在赛场上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她尽显风流，不过在日常的训练和生活中， 她这种狂劲也给她惹了不少的麻烦。

回首往事， 今天已经成为女子短道速滑队队长的王濛，为什么笑自己当年太“幼稚”？

在很多人眼里， 王濛无论是穿着还是举止都是一个假小子，不过在采访中我发现她的心思甚至比一般的女孩还要细。给周洋磨冰刀算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王濛看上去大大咧咧，确是一个体恤父母的孝顺闺女， 平时的训练无论多么辛苦，只要一回家，她就会包揽所有的家务 ，好让爸爸妈妈休息一下 ，而父母对她的疼爱她也都一点一滴的记在心上。但是说起自己的男孩子的性格，王濛却坦言是受了父亲的巨大影响，而且父亲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亲昵的称呼——“老儿子” 。

从都灵奥运会至今4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一位更加成熟的王濛， 这不仅是指她在赛场上所发挥的技战术的水平，更是指她做为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的队长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凝聚力。当然，有一点不会变 ，那就是王濛直率的性格，就像她那一口带着大茬子味的东北话一样 ，极具感染力 。在我们采访她之后不久，王濛就和队员们一起征战保加利亚的世锦赛了。腿伤痊愈的刘秋红也做为主力队员随队前往，在保加利亚，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的姑娘们还有新的梦想要去实现 。

杨丽萍：起舞云南

人说杨丽萍怎么不变啊，20年前看她是那样，20年后看她还是那样，似乎青春在这个人身上永驻了。的确是这样，当穿着一身花衣裳来接受访问的杨丽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啧啧称奇，她哪里像一个52岁的女人呢？这点，似乎真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有点巫女的感觉。

而她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超长的舞蹈生命。跳舞近40年，她用一双梦幻般的手传神地演绎了孔雀高傲而孤冷的美，她用曼妙的舞姿在月光里投下精灵的剪影，她的《云南映象》把观众带入云南山村的田间地头，体味美不胜收的多民族风情。2009年她又给观众们献上了一场大型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让观众除了看，还能用听，来感受大自然的虫鸣鸟叫、风吹草动，以及那些生命中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从《雀之灵》到《云南映象》再到如今的《云南的响声》，杨丽萍从当初的独舞，到双人舞，再到到如今她自编自导了几台大型舞剧，她舞蹈上的杰出能力已经得到全世界公认，而她从舞蹈者到编舞者的华丽转身得到观众和舞蹈专家们的全面肯定。如今，她也是文化公司的经营者，要掰着手指头计算收支，养活她的那群从山间地头捡回来的舞蹈演员们。她还是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者，她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四处采风，是吸取营养，也是搜集传奇，她说云南映象，响声，甚至孔雀舞都不是她的作品，它们来自民间，她只是传递者。而正是她的美丽传递，走出了一条最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之路。

杨丽萍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就是太云南了》，的确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里，我们都能感受到浓重的云南气息；从她的谈话中，我也能体会出她对云南深深的依恋。人说彩云之南，人杰地灵，文化丰茂，绚丽多姿。杨丽萍舞蹈的灵魂，毫无疑问是来自她的美丽的家乡，云南。她是如何在这样美丽的家乡绽放舞蹈天分？舞蹈《雀之灵》的灵感源自她在云南乡间怎样的奇遇？《云南的响声》里那高达3米的大鼓，又有怎样的神迹？她如何在美好的大自然，汲取舞蹈精华？她又是如何不断地在那里找到一个又一个像虾嘎那样的舞蹈人才？

冯小刚-咱们有话好好说

导演：曲林

一部《唐山大地震》，讲述了23秒和32年的悲欢离合。一期《杨澜访谈录》，讲述了一个导演十几年的电影生存法则他说自己属于文艺界，不属于娱乐圈；他说烦透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他说现在自己敢说真话，却不怕“封杀”；他说不要再做梦进军欧美市场；他说《唐山大地震》的广告软植入是恰到好处；他说就等着观众看《非诚勿扰2》时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这个人就是冯小刚。

在采访刚开始，说起《唐山大地震》的话题，冯导很严肃，不太像我们印象中那个快人快语的冯小刚，几乎回答都是对各路媒体给出的标准答案，作为这期节目的导演，当时我的心底就一凉。本以为采访冯小刚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怎么会如此严肃呢？

不过，当话题离开电影本身，转向冯导在中国电影丛林中的各种生存法则时，整个采访就变得好玩了。冯小刚无所顾忌，淋漓尽致的说出了自己对电影圈众生百态的看法。从市场到票房，从评论界到口碑，从娱乐圈到媒体，简直是畅所欲言。而他举出的种种例子，把在场的集中注意力工作的摄像师、音频师，也包括导演我自己和主持人杨澜，逗得是乐不可支。我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这期节目，的确有看头了。

和采访过的很多导演一样，冯小刚身上有着作为一个导演的张扬和霸气。但是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在他的成功之外，我们也读出了很多他没有在其他场合说起过的辛酸和郁闷。比如自己的票房次次说到做到，可每次预估票房还是会引来媒体一片质疑；比如自己拍贺岁片拍的成功，却得不到认可；比如自己不想和媒体打口水战，可每次都被逼得“口出狂言”，甚至被说成是“炮轰”，比如广告植入自己无奈为之，不得一分钱，却背着一身骂名。

中间休息的时候，冯小刚点了一根烟，主持人杨澜劝他说，不要太和娱乐媒体认真了，很多时候，娱乐和被娱乐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冯小刚笑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记者给你打电话，问杨澜，某某导演的片子去奥斯卡了，申奥了，你对这个事怎么看，你说对不起，我正忙着开会呢，我没法回答你，再见了，把电话给挂了，过两天看媒体报道说——对于这件事儿，这个人怎么怎么说，那个人发表什么什么意见，到了杨澜这儿，是这样写的——杨澜听到记者问他，马上不屑的挂断了电话。”这种无奈，作为冯小刚来说，很多时候就忍不了了，所以经常在媒体中留下一种“大嘴开炮”的印象，其实自己真是烦透了，不想再较劲了。

都说冯小刚的电影好看，有意思，有趣，其实真正的根源是——冯小刚这个人就有意思，是个“玩主”。

不管你对他贺岁片之外的转型电影有着怎样的解读，不管你是不是每次都能被他的电影逗乐，但这样一个开创了中国“贺岁片”的导演，他和杨澜一场嬉笑怒骂的真实访谈，我觉得，真是不可不看。

瞧这一家子

本期编导：蔡晓丽

威尔.史密斯是个非常神奇的人，他幽默风趣人见人爱，他的成就非常人所能及。他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顶级说唱明星，20岁之后，他又变成全美人民喜爱的电视剧明星，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好莱坞2000万俱乐部的成员，4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拥有全球最高票房纪录（52亿）的演员了，拳王阿里说最像我的人是他，奥巴马说能演我的只有他。虽然现在他才42岁，但是他已经可以像他的电影名《我是传奇》那样被称为传奇了。

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采访对象了。但是，这次采访的主角却不是他一个人。

其实2009年，威尔.史密斯为了小儿子贾登的电影《功夫梦》的拍摄，在北京足足待了2个月。然而，那段期间我们约好的采访，却因为种种原因在一年后电影首映时才得以兑现。不过，和我们约访的初衷不一样的是，他们来了一家子。这个好莱坞最贵的星一家，在2009年拍摄《功夫梦》时就全家出动，除了在上学的大儿子Trey，包括监制爸爸，妈妈，主演小儿子，以及小女儿都来了北京。一年后，为了宣传儿子的电影，史密斯家又是全家总动员，一气来了四位家庭成员，爸爸威尔.史密斯，妈妈贾达.萍克.史密斯，小儿子贾登.史密斯，还有小女儿维罗.史密斯。这次《杨澜访谈录》里，他们一起坐在了杨澜的面前。按威尔的经纪人的说法，这家人可是首次4位一起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这样的机会尤为珍贵。

近年来，史密斯家族的日益强大一直令人称奇，威尔.史密斯就不用说了，他的妻子Jada也是个优秀的电影演员，在《骇客帝国》、《借刀杀人》等电影中出演过重要角色。大儿子Trey现年18岁，6岁时就在父亲的MV里出演角色，如今是美国的橄榄球明星。二儿子Jaden子今年12岁，这孩子从小就有明星相，2006年与父亲合演的《当幸福来敲门》演技就得到盛赞，如今主演《功夫梦》又首周获得北美票房冠军。小女儿Willow今年10岁，也曾在电影《我是传奇》里出演威尔女儿的角色，近期她的新专辑也即将发行。这一家子进军娱乐界的架势，实在是来势凶猛。

不过，对于史密斯一家来说，他们的幸福不是外在的星光熠熠，而是来自家族内部的最纯粹的羁绊。威尔.史密斯曾说过：我真诚的觉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起生儿育女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如今，他似乎做到了。瞧这一家子，爸爸幽默，妈妈温柔，女儿活泼，儿子很酷，而这个家庭的欢乐，亦极具感染力，采访就在一阵阵欢笑中进行着。

威尔．史密斯和儿子谁会最先得到奥斯卡奖？儿女们会支持爸爸去当美国总统吗？著名的罗曼蒂克先生威尔.史密斯如何给妻子浪漫惊喜？史密斯夫妇最不理解儿女们的地方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采访现场带来连连爆笑，也给带来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欢迎收看《杨澜访谈录》专访威尔．史密斯一家，东方卫视，本周六播出。

他不是卖手机的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有3个手机以上的，就是卖手机的！”

有这样一个人，他平时使用的手机至少有5部，但他绝不是卖手机的。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车上，他总会让一部手机始终开机，和固定电话连线，看这手机的信号什么时候中断。

什么人会对手机信号的质量如此上心呢？您猜对了，搞移动通信的人。这期《杨澜访谈录》，我们就采访了全国，不对，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宙。

前几年用的是另一家运营商的手机号，可每当在地下机房做片子，手机信号就全无。要知道，我们机房所在大厦，可是这家运营商某分公司所在，占了整整一层楼。打了几次客服电话反映情况，又做了几期片子，发现这手机信号还是没啥起色。悲愤之下，换了中国移动的号，这之后我再在机房加班，家里人也能找着我了。

虽然地下机房有了手机信号，但我每当钻进地铁接听手机时，还是会习惯性地说：“我在地铁里，一会儿就没信号了，赶紧说！”可是最近我欣喜地发现，北京地铁里可以畅通地打手机了，没留意是从哪年哪月开始的呢？

这些改变，少不了王建宙的一份功劳。2004年，当他来到中国移动执掌帅印时，中国的移动通信还是三分天下：电信、联通、移动，而且当时三家公司旗鼓相当。可如今，8亿中国手机用户，中国移动独占5亿多；去年中国移动净利润1400多亿，而另两家主要竞争对手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到移动的零头。

除夕之夜，全国人民发短信，一条才一毛钱，看似不起眼吧，可这一晚中国移动光凭短信就进账7000多万；去年中国的电影票房60多亿，创纪录了吧，可手机音乐下载的收入是200多亿。

短信、彩信、音乐下载、手机报、手机电视。一面感叹王建宙们真是生财有道，一面不得不承认，移动通信的发展，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北京奥运，鸟巢里究竟安装了多少台基站？（您估计猜来猜去也猜不到）
珠穆朗玛峰上有手机信号吗？
汶川地震，被废墟掩埋的人怎样用手机呼救？
还有咱们手机用户最关心的问题：能不能再把资费降一降？
——7月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23：00，东方卫视，答案揭晓。

总理三人话狮城

李光耀资政的采访，《杨澜访谈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了两次。当然不是上次的话题没谈完，而是和这位87岁的老先生还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上次采访是在新加坡总统府，那个他工作了近40年的白色小楼。那个宫殿一样的总统府，绿树白楼鲜花围绕，漂亮极了，令人印象深刻。这次中国是东道主，为了上海世博会新加坡馆的开馆仪式，李光耀先生来了上海。今年也是中国与新加坡建交20周年，李资政此行应该也有为20周年庆祝预热的目的。

据李资政自己的说法，中国他来过不下30次，每次都有新变化，让他吃惊。想想也是，这位新加坡国父，也见证了几十年来几乎所有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你们中国的木匠工艺棒极了，有一种木制的椅子历史长达几千年。”当我们谈到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时，李光耀突然谈起了一把木椅子。“要复制它，太难了。”他的话语中似乎包含着一丝羡慕，而这可是这位自信过人的老人在所有的谈话中从未表现过。即使是当年他与邓小平谈话时称赞中国有的是状元、文人、知识分子，新加坡都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代，没办法和中国比较时，也另有下挑战书之意，话语中始终都有一股自得的傲气。

他接着说到“如果别的国家想复制，它就必须有一个意志坚定的，组织能力良好领导，这个领袖不能是腐败的。这样的领导才能带领政府机器向着确定的方向前进。”果然是李光耀，傲气又回来了。他说的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的新加坡，45年的国家记忆里，三位领导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确都意志坚定，组织力良好，拒绝腐败，带领新加坡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他们就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的三位总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

《杨澜访谈录》值得自傲的是，这三位新加坡总理我们都采访过。翻出当年采访吴作栋、李显龙的记录，发现果然不同的时代对政治家有不同的要求。李光耀是绝对的强人领袖，果敢严厉，从不退缩，毫无疑问新加坡国父；吴作栋像是一块有弹性的钢，温和过渡，即使被称为“暖席人”也不在意；李显龙则人生曲折，历经坎坷，虽然背负“世袭者”之名，但也从不言弃。三位总理的访谈里不仅能看到他们三人不同的个性及领导方式，也能看到新加坡的国家历史，而且还能看到中新两国远远长于20年的交往历程。

于是我们把以前的采访重新编辑，加上这次上海世博会对李光耀先生的采访，汇总成一期新的《杨澜访谈录》，也当做中新建交20周年的一个贺礼。

编导手记：最后的天王—郭富城

导演：汪涛

每个人都有忘却不了的记忆，也许是初恋的羞涩；也许是少时的梦想；再或者是些如今看来充满幻想的梦。所有的这些往往被附着在一个画面、一首歌或是某个遥远的记忆片段中。工作之余，你可能会突然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回想起那时的我们在做着什么，梦着什么，纠结着什么。

采访郭富城之前，照例要做些准备功课，一边听着那些遥远的歌曲，一边翻看着资料。我得承认，做这一期节目我很享受，因为每听一首歌曲都会让我回想起某个已经模糊地记忆。90年代初，每次踏进理发店，都会被郭富城的“蘑菇头”震撼一把，然后看看自己怎么也留不长的短寸唏嘘磋叹半天。记得那个没有MP3、MP4的年代里，每个女生都会有一个精心装扮过的笔记本，贴着各种星星月亮，充满着粉红色的梦寐，里面则是一首接一首的歌词和偶像的图片，郭富城又是赫然陈列其中。那时的少男少女们如今早已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另一半，但是当初的那些梦依然还会在我们心底不时的泛起，那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一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烙印。

45岁的郭富城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青涩形象，黑色镜框在遮住眼角皱纹的同时也使得他更显成熟与内敛。从歌手转型为演员的他带给我们很多惊喜，《三岔口》中情感细腻而又专注的警察，《父子》中可恨可耻而又可怜的父亲，《白银帝国》中在商场上功伐决断在感情上却又纠结缠绵的三少爷。一出出一幕幕无处不在的彰显着郭富城的演技水准。以前有部电影叫《二十三十四十》，郭富城的履历也是亦然，十年又十年，这个从90年代走到至今的巨星如今俨然已是最后一位活跃在台前幕后的天王。

编导手记：我一定会回去 钱文忠

对于在北京住惯的人，还真不适应上海8月那说变就变的天气。去采访现场的路上，还是顶着明晃晃的大太阳，可等进屋后摄像机还没支好，就听见哗哗哗的雨声。

站在钱文忠工作室的窗口，我不住向外探望。这会儿可没心思欣赏雨中即景，心里嘀咕着：“这么大的雨，杨澜的飞机该不会没法降落吧？”我们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半天到达，做好拍摄准备，就等杨澜一下飞机就直奔采访现场了。

终于等到消息：西边雨大，飞机由虹桥机场改降浦东了。虽然采访时间也因此推后了一个多小时，但我们终于没有错过钱文忠讲述的那一段段精彩故事。

我试过，当提起“钱文忠”这个名字，90%的人只会说一句：“是那个上过好几次《百家讲坛》的人吧。”难怪，7月底，《钱文忠解读 《弟子规》》刚刚在央视播完，而早在几年前，由于《玄奘西游记》和《解读《三字经》》在《百家讲坛》的热播，钱文忠已然成为大众眼里的又一位“学术明星”。 

 
也有10%的人会在那一句话之后再加上句：“他是季羡林的学生。”1966年，钱文忠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少年时，随家人来到上海。

17岁那年，历史课上听到老师谈及的“梵文”世界，使这位少年的心变得不再安分。于是，高中二年级学生钱文忠提笔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北京大学，季羡林。

梵文、巴利文都是古印度语言，现存的大量佛教经书都是用梵文书写而成。他们的语法规则繁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被公认为已知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而且，作为古印度语，他们早已不再通用。目前在中国，掌握梵文、巴利文的只有屈指可数几个人。

高考时，钱文忠以上海市外语类考生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巴利文，开始他“季门立雪”的经历。

后来，由于梵文的冷僻与难学，当年同时考取的8名学生，大都转到了其它专业，只有钱文忠依旧乐在其中。

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谈及这位年轻的弟子：“这小东西，是我50年教学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具备语言天才的人，所以我把那古怪的语言教给他了。”

刚刚读完大学二年级，钱文忠就被保送到德国去攻读硕士。

然而，回国不久，年少轻狂的钱文忠就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得不离开北大。曾经的“学术天才”钱文忠开始混迹于上海滩，成为无业游民。

1996年，远离学术圈的钱文忠已经在商场打拼得有声有色。白天，他走进江湖，谈生意、会朋友；而当夜深人静时，他又一头扎进梵文世界，与古人们谈天说地。

这一年，30岁的钱文忠身份发生了转变，他在几位德高望重老学者的引荐下，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传统观念中安贫乐道、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形象截然不同，这位年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哪怕是去给学生上课，也会有专职司机送到教学楼下；他收藏名表、穿戴讲究，服装鞋帽大多是专门定制的；他常出入各种时尚场所，拿着红酒、抽着雪茄。这副做派，令很多人看不惯，这很是让钱文忠纠结和郁闷。

化妆师老黑以往大多只趁摄像师换带子的间隙去给主持人补补妆，其余时间常不见踪影，可这回，他愣是守在门口，从头到尾听完两个小时，之后用他的东北腔说道：“我这回可爱上《杨访》（《栏目组平日对《杨澜访谈录》的简称）了！”

等节目播出时，相信不细心的观众都会看到，杨澜身后的窗帘会偶尔闪一下，以至于后期制作时我乍一看到这画面就气愤地惊叫起来：“谁，谁用闪光灯呢！”后来才回过神来，那是闪电！老天爷要闪亮，咱也管不着啊。
不光闪电，仔细听，您还能听出轰隆隆的雷声呢。——要说钱文忠人气真是旺，雷公电母都来捧场了！

《杨澜访谈录》林兆华：大导传奇

导演：蔡晓莉

记得上次采访孟京辉有一段特别逗，就是问到他最尊敬的人是谁？本来以为以他这样一个特例独行唯我独尊的个性，他应该不会有多么尊敬的人，就算有或许也会考虑一下。结果他居然毫不犹豫的就回答：“林老师。他是个特别棒的导演，服了，真的服了。”哈，他居然还有服了的人？但是，接下来他的话让我开始怀疑他说的林老师是不是就是我想当然认为的林兆华。他说：“ 就这种人，就是那么年轻，他那么年轻，太棒了，不容易，不容易。”我疑惑了，我知道的林兆华老师可是个74岁的老人，谈何年轻？他继续说，我明白了：“年轻人，有的时候显得很老成，他们的皱纹长在心里。这个人满脸皱纹，但是皱纹里都是年轻，写着俩字，年轻年轻，特棒。”从此我对这个满脸写满年轻的老人充满了好奇。是怎样的一个戏剧老顽童才能让孟京辉这样的小顽童佩服的五体投地？更厉害的是，不止是孟京辉，中国戏剧界的大腕们都对他挺服气的，不信，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他的：

濮存昕：林兆华是中国戏剧的忠臣。

梁冠华：林兆华是真正优秀的导演，别人无非就是组织者。

赖声川：他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位艺术家。他的戏很霸气，胆子很大。

余秋雨：林兆华是一个真正进入自由王国的导演艺术家。

徐帆：如果有一天，“大导（林兆华）”不导了，我们就陪着他不演了。

他是怎么能让这些个大腕都服他的？实在太令人好奇了。

再看他的作品，有的如《茶馆》，《窝头会馆》票房千万，有的像《三姊妹等待戈多》门可罗雀。戏剧评论文章管这位年过74的老导演叫先锋导演，有些他的作品也让人云里雾里，着实看不懂。这个大导太有趣了，有机会一定要采访一下他。没想到，不到半年后，这个机会就来了。

确定采访时间后，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约在林兆华新戏的排练场拍摄。采访前一天，我们去确认拍摄场地，并准备拍点大导排戏的画面。去之前我还有些期待，当初拍孟京辉的时候，对他的蜂巢剧场很是满意，由于剧场的舞台效果，我们设计镜头时很有感觉，最后拍出来的采访画面也非常漂亮。谁知到大导那一看，就是个玻璃屋子，空的，基本没啥玩意可拍。想下也是，这就是个排练用的场子，哪能又多好看。过一会，大导出现了，身材瘦削，头发花白，披着件白色亚麻西装。如果把他放在人堆里，怎么看他都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顶多也就是帅老头。但是，我知道，就这么个小老头，却能当之无愧的坐上中国当今戏剧导演的头把交椅。

我们上前去打招呼，并提出希望拍摄排练的画面。大导脸一黑，“拍什么排练，今天不排练。”说完就转身走了。工作人员马上给我们解释，今天预定排练的，但是好多演员都没按时到，大导正生气呢。哦，幸好不是我们惹怒了他，要不明天的采访怎么办。

第二天，采访时，大导更有趣了。他望着我们布置好的面对面的两把椅子惊慌的说：“你们得这么采访吗？这样可不行，我不习惯。”不过，可能是看我们忙活了半天，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们，还是坐上去了。只是采访的一个小时里，他在椅子上坐着怎么看都不舒服，不是东看西看，就是一直低头看肚子。最后主持人杨澜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不是肚子里有灵感，所以老望着它？”大导笑说“我就是饿了。。。”哈，是啊。采访结束已经6点多了，是晚饭的时间了。

采访时问到才知道，大导基本不做这种面对面的专访，接受电视媒体这么正式的访问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难怪他会这么不习惯。不过，不习惯归不习惯，大导在采访中可是有问必答，而且是真心实意毫不拐弯的回答，有时直率的让我们吃惊。一个老艺术家的风骨，在生硬的态度下，反而更加突显出来，的确让人心生敬意。

李敖：别以为我没有过十七岁

 1961年，李敖26岁，写了一篇文章《老年人与棒子》登在当时台湾青年人目为“心声”的《文星》杂志上，从此一炮打乱天下。《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接力棒不往后传，反而打向年轻人头上。文章因旁征博引、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得到当时年轻人的共鸣，亦引起引起的惊叹之声，给李敖带来不小的声誉。

时隔近50年，这篇文章又频频出现在媒体，只是如今引用此文中“老年人”所指，却是李敖自己。这一切源于他刚满18岁的儿子李戡的一句话。

2010年年中，某杂志报道李戡在采访时说“韩寒算老几，连大学也考不上。”此番评论一出，引起媒体大量关注。一个是著名骂将李敖之子，一个是影响力巨大的公民韩寒，原本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互相沟通，立时变成人人期待的一出好戏。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李敖出马了。直指韩寒“要是只写小说、只赛车完全没有问题，但一进入知识的境界就出局了”。说起来，李敖写书一百多本，两千多万字，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经他抨击过的人据说超过3000人。批评对象从政坛到文坛，方方面面都几乎无人幸免。贬损韩寒，除了老牛护犊，对他来说也是例行公事。

2010年，李敖75岁了，的确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年人。8月那次世博游，采访中李敖说了好多次，我老了。上海回到台湾后，他硬是休息了一两日才得以恢复。而我们这次的采访拍摄结束后，看着李敖脱下招牌红夹克身着白汗衫在厨房自己烧水泡茶的背影，我们也不由得叹一句，李敖真的老了。不过这位老年人，不论是所谓继续乱挥棒子，棒打一切他不顺眼之事物，还是干脆在台湾立法委好似泼猴孙悟空，演出一幕幕大闹天宫的好戏，都依然有着一番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气象。

杨澜曾在1999年,2001年2次采访李敖，近的那次距今也有快十年了。这十年里，李敖一面一周六天闭门读书写作，能躲人就躲，还做了三次手术；一面又在术后没多久就带着清纯中学生小女友上“康熙来了”，戴着防毒面具大闹立委会。期间他两次大陆行，一次在大陆顶级高校四处演讲，一次在世博园处处题字。他以73岁高龄写了本情色小说，75岁又写书骂尽美国43位总统。如今他教出了个有才的儿子李戡，也挑起了与韩寒的舌战。

令李敖大为欣慰的是，他倒真是把接力棒传了一根给儿子李戡。李敖说自己17岁的时候不如如今的李戡，但是17岁儿子的一身反骨一看就是源自父亲李敖。李敖17岁，不堪忍受台湾高中教育，从学校休学，自己在家饱读诗书。而李戡17岁就写书痛骂台湾教育制度，文风言辞颇具其父李敖之风范，果然子承父业。不过，介于李戡现在在北大读书，问起李敖损贬韩寒是否会怕人家找他儿子的麻烦，李敖还有当年之洒脱，回答只有一句：“父债子还，理所当然！”

李敖说自己的17岁是人生最关键的年龄，怎样的17岁造就了今天的李敖？75岁对李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7、75这两个数字，印证了李敖多年不变的斗士个性，也流转了期间近60年的岁月。

 “聪明人”如何做慈善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两位联手称霸福布斯财富榜榜首达14年之久的财富传奇，如今一同来到中国，自然要掀起一阵不大不小得风波。

周围有很多从事金融的朋友，听说巴菲特要来中国，激动不已。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巴菲特能活到100岁，这样他有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够资格和他对谈的人。还让我一定要在采访结束后，向巴菲特表达这样一个普通中国投资人的美好祝福。

对于狂热的崇拜者而言，巴菲特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在他们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巴菲特传记以及有关巴菲特投资法则的书，对他所有的言论和故事都了然于心。所以当巴菲特本人真正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反倒有些大跌眼睛。套用某本巴菲特传记里的形容，他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美国西部大叔。虽然穿着笔挺的西装，但是脑袋后头的白发翘起两撮，一见到主持人就像大孩子似的提高嗓门连叫两声：早上好！早上好！你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啊！

而另一旁的盖茨却要温文尔雅得多，一直保持着温和的笑容和优雅的举止。很难想像，性格差别如此巨大的两个人竟然能成为忘年交的好友。盖茨说到巴菲特给他上过的最难忘的一堂课：两人第一次见面便相谈甚欢，于是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这时巴菲特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日历，令人惊奇的是，上面一片空白。盖茨说，这让他学会了如何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时间。而与巴菲特相比，盖茨更像个工作狂，他说自己每年52周有50周都在工作，剩下的2周会抛开工作去思考；巴菲特却说，他每年有50个思考周，只有2周拿来工作，而且这两周也都是极其混乱、没有条理的。

他们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大概是“聪明”和“财富”。财富的相似毋庸置疑，根据福布斯排行榜最新的数据，盖茨和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分别为530亿和47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而“聪明”也是二人的共性的。曾有媒体评论二人的友谊，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在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能够对谈的人，于是二人便有相间恨晚的感觉。

在经历了最初的个人创业和财富积累之后，二人不约而同、也是相互影响地将财富捐献给慈善，也各自承诺将在死后将99％的财富捐出，去帮助更需要他们帮助的人。而相对于财富积累而言，他们的“聪明”用于慈善，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贡献——他们运用在商业领域的智慧和经验，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率。对巴菲特而言，这意味着把钱投给正确的人，而对盖茨而言，就是拿这些钱去做正确的事。

盖茨基金会算得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为专业的组织，商业在其中扮演者关键的角色。以基金会最主要的全球健康项目为例，他们寻找那些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健康造成最大危害、而政府和市场都不愿或者没有能力防治的疾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以及疟疾。他们联合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研究最新的疫苗。同时向疫苗生产商提供经费及订单，鼓励他们降低成本与价格。通过这些措施，盖茨基金会从创造了一个市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疾病的防治问题。

尽管如此，盖茨基金会仍然会有很多失败的项目，比如他们认为小规模高中教育质量相对较好，于是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丹佛市的一所高中被拆分成为3所学校，结果生源流失严重，2006年就关门大吉了。2008年11月，盖茨公开承认，仅靠将现有大学校拆分成小学校的做法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

然而，作为最大捐赠人的巴菲特却对这样的失败有着极其的宽容。他说，当然不是我们所有领域都能做到成功，但是如果有一个领域成功就可能会让数百万的孩子免受疟疾带来的痛苦。所以每个人都会经历酸甜苦辣，人人都要忍受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煎熬。那么就满足于自己能做到的，他认为这也是培育慈善事业的应有之意。

这一态度和他买入后极少卖出的投资理念一致。一方面来源于对自己眼光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他对远景的重视，和对当下的宽容。对于中国慈善而言，尽管现在民间慈善规模较小、制度也相对不健全，富人的慈善观也需要更多的改善。但是这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必经之路，我们需要的正是巴菲特所有的那份“宽容”，更多的从自身做起，去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才是中国慈善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杨澜访谈录》星云大师的人间

导演：李冰

从高雄机场出来，一路向北，到了大觉山，蓝天白云、青松翠柏，佛光山就藏在里面。

寺庙依山而建，覆盖了整个山坡。因为年资尚浅，并不似大陆那些深山古刹般阴暗、狭窄。马路宽阔、绿树成荫，古式和现代建筑交错其间——红墙黄瓦的大殿、玻璃的穹顶、方块的图书馆、步道边的小沙弥卡通塑像、满眼的热带植物。没有烟雾缭绕的香火和摩肩接踵的游人，穿着统一灰褂、身背布袋的年轻佛学院学生们排成整齐的队列走步上早课，比丘尼们三三两两地闲庭信步，遇见时两颊微笑、双手合十叫“师兄”、“师姐”、“师傅”，笑容真实、真挚。

用过斋饭，开始匆匆准备采访事宜。采访安排在佛光山的禅房，是僧人们打坐修行的地方。光亮的木质地板、金色的灯光从佛像后照射出来，朴实庄重。

刚一上楼，一位瘦脸浓眉的法师便上来双手合十，向我们问好。他很害羞，操着浓重南台腔，话都说不利索，但是为了表达他对我们的欢迎，迅速的从办公室里拿出一摞塑封的佛像照片，送给我们一人一张以保平安，不在场的同事他也嘱咐带到。一直陪同我们的妙至法师特别得意的说：“这些照片都是师兄自己拍摄的。”听完这话，我再看看照片，果真安详静谧。

妙至法师是在佛光电视台工作的小比丘尼，全程陪同我们搬设备、布置场地。大概因为是辈分尚浅，她管几乎所有的佛光山人叫师兄师姐。她长着光光的脑袋、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我刚拎起一袋电池，她立马就跑上来：“我来、我来！”不由我分说，抓起就跑。摄像机、三角架、红木椅…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干得乐乐呵呵。台湾的天气湿热，妙至穿着层层叠叠的袍子，不一会儿就汗入雨下。她从袍子里抓出一块手帕，在光头上擦来擦去，看见我盯着她，害羞得脸红。

在佛光山，几乎每个人都相敬如宾、面带微笑，不仅不收门票，有信众前来寺院也予以接济，这样的氛围和善缘大概和星云大师年轻时颠沛流离的经历相关。

1939年的初春，12岁的星云跟随母亲沿江浙一带，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父亲。一天，他和母亲偶然路过南京栖霞山寺庙，一位和尚问星云，你愿意出家吗？星云竟然不假思索地答道：愿意。而这一句回答，成为星云人生的转折点，随后，他拜至开上人为师，踏上了漫漫求法之路。

1949年，星云22岁。他参加了“护法救护队”，几经辗转，来到台湾。但是，等待他的却比年少时，更为艰苦的生活——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他当时立下志愿，日后自己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现在，佛光山的各个寺院在星云法师的倡导下，仍然保持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餐，多设两个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而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一律供养500元车资。对此，感同身受的星云法师曾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道可以来来去去的门。

佛光山号称是南台佛都，有着自己的佛堂、医院、学校、社区、图书馆等等，几乎可以完成生老病死的循环。佛家讲究的都是出世，但是星云大师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社会。他的苦心经营，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杨澜问，这样的一种比较先进的一种管理的理念是从哪里得到的？

星云说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但是爱读书。“从历史故事、小说、武侠小说，我几乎都无有不看，看看看到西洋小说，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宗教、社会、国力。我从佛教的书里发现到这个佛教的企业管理，佛教对社会的关怀，甚至我现在的这个佛教里的感觉到的就是所谓普渡众生，要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服务，不可能拿一个，今后的社会是服务的社会。”

他也不无得意的说：“我们这不讲管理，就讲究服务。你问到这一点，我就顺便告诉你，佛光山有45年开山以来，我们这里没有人吵过架。”

采访结束之后，星云大师的侍者觉念法师对我们说：“你们大陆的媒体来，都问历史、佛法和故事；不像台湾的媒体，它们就是想从你嘴里套出话，选举你支持谁、不支持谁，然后断章取义，回去大作文章，好没意思的。”
要想知道星云大师说了那些佛法和故事、哪些经历造就佛法大家？欢迎收看本期杨澜访谈录。

《杨澜访谈录》世界因你而改变

导演：蔡晓莉

采访之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对首季《中国达人秀》冠军“断臂钢琴师”刘伟，季军“胖妞歌后”蔡岫勍，24强“农民歌唱家”徐宏东这三位达人的采访竟然会是如此艰难。毫不夸张的说，这次采访绝对可以排进《杨澜访谈录》十年节目史上最辛苦采访的前十名。

本来对于节目组来说，这样一次采访和杨访其他采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采访对象虽然与平时节目的常态ONE ON ONE一对一的采访有些区别，杨澜要一次面对三个采访对象。但是鉴于有之前采访威尔•史密斯一家四口的例子，这也不算什么。

那么采访的艰难在哪呢？在路途上。

由于达人们的大本营在上海，采访的场地就定在了上海，而摄制组的大本营在北京，于是导演摄像师音频师等人得带着庞大的拍摄设备奔赴上海。这也不算什么，我们经常异地甚至出国采访，庞大的设备只是意味着机场要多支付的行李超重费。但是，采访时间是一个周末，并且是世博最后一周的周末，拍摄时间定下来得又晚，居然硬是买不到北京去上海的机票，连中转的都没有。于是只能想其他办法。火车也是一个途径，但是，居然连火车票也买不到。

最后摄制组只能租车一部，请靠谱司机两位，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及设备奔赴上海。出发前，司机告诉我们，到上海开车需要12个小时。路上花的时间比飞机时间一下子多了10个小时，已经很难以想象了。但是，待到出发那天，全部人员起了个大早，6点直奔高速公路，希望晚上能早点到上海，吃个晚饭，再好好休息，为第二日的采访养精蓄锐。走到靠近高速公路入口处，却发现大量各式车辆拥堵在一团，居然是大雾封路。绕到另一个入口，还是封路。只能无奈的堵在路口，纹丝不能动。等到10点制片人电话来询问我们车行到哪里时，他得到的答案让他吃了大惊：“我们还没出北京”。

好容易太阳出来，雾气散去一些，高速公路开路了。车行依然极不顺畅，无数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漫漫长路看不到未来。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休息站吃了午饭，再吃晚饭，预计的12个小时过去了，眼见天已黑了，路程还未走完一半。待我们到达上海住宿的酒店时，已经是凌晨5点了，路上整整花了23个小时！

赶紧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就得采访了。采访完，回程为了避开早晨拥堵的道路，我们凌晨3点出发。在上海就待了22个小时，还不及我们来程路上的时间，就往回走了。回程稍微顺畅一些，也花了16个小时。

好在，这次的采访效果极为出色，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三位达人浑然天成的个性，刘伟超乎他年龄的从容和沉稳，蔡蔡的可爱和简单，徐宏东的纯朴和直接。而三人一同接受采访，也产生了很妙的化学效果，采访结束后三人都觉得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达人比赛秀才艺，为何选手故事更吸引人眼球？比赛结束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选手之间怎样看待彼此，他们会如何来讲对方的故事？当世界对他们不公时，他们如何改变世界？

《杨澜访谈录》陈凯歌——我只拍牛人

接到拍摄陈凯歌导演的任务着实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拍摄三天后就要出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紧，任务急”。而且在我以往印象中，陈导是个严肃的人，所以，不由得心生寒意。

因为，在拍摄之前导演都会给采访对象传几个相关问题，所以，我也把大概的问题方向传给了陈导，本以为陈导可能都顾不过来看，没想到，现场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陈导来到拍摄地时，最先拿出的是几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在纸上，一条条问题下面，是陈导工整的字迹，我突然间很感动，这样一个把每件事都做得极其认真的人，很难有理由不成功。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陈导的语气一直很平，没有过多的激昂也没有过多的低郁，他的语气与他所表达的内容很统一，平常心。也许这个词在几年前，人们不大会相信出自陈凯歌之口，可现在它确实成了陈导的信条，这个一身书生气却不得不在商业电影圈里沉浮的=•导演如今让人们看到了他身上更为深沉的部份。

陈凯歌其实很不容易，身为第五代导演，经常会被拿来与张艺谋PK，不论结果如何，总是难免会有纷扰，同时，身后还有一大批第六代导演穷追不已，在“票房就是硬道理”的今天，文人陈导也不得不变成商人了。但是，我们之所以今天仍能在大银幕上看到陈导名字，取决于他稍有些“轴”，有些“天真”的性格，一个人若要总能天真不泯，既是好事，亦是坏事。好是指，天真的人内心永远都会激情充盈，即使愤怒、绝望、沮丧，也能极其感染别人。坏事是，凡天真之人秉性、脾气都难免非常执拗一根筋，绝不会“吃一堑而长一智”，甚至还会“不见棺材不落泪”。

陈凯歌的家族并无早生白发的遗传，可他，人过三十之后，却已经在两鬓及头顶多见白发。十多年来，正因为他的执拗，他个人的电影一路走来，有时既令人期待和希望，同时也绞缠着他个人内心很深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他总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表达得更出色、更审美；另一方面，他又总想让自己的电影，装得更多更满一些。如此执执拗拗磕磕绊绊之后，又怎能不早生华发呢？有朋友曾因此开玩笑说，当陈凯歌犯起执拗时，必须有人在旁边儿骚扰他，而不是过分迁就他，不要让他把太沉重的理性、太丰富的感觉统统都塞进同一部电影里。这玩笑在我听来，却是对陈凯歌导演电影“去热解表”的至理明言。

《杨澜访谈录》：陈凯歌 放下野心

(2010-11-26 11:17:02)

 以下文字来自于《杨澜访谈录》节目组

编导：任娜

　　因为要采访陈凯歌，我们得以比首映时间提前半个多月，在他的一处工作室里看到了粗编版的《赵氏孤儿》。

尽管通片还没有后期配音、一些特效只是用字幕，如：“此处屠案贾中箭特效”来代替、演员身上吊的威亚有几处还没去掉、甚至拍摄战争场面防止马儿乱跑而设置的马道，也就是在林子里绑的那一道道绳索都还在，但陈凯歌的诉求、对原着的演绎、演员功力的高下都清晰可见。看完样片，走在北京初冬的深夜，虽然对影片各有褒贬，但有两点我们达成了共识：

    一，葛优扮演的悲剧人物程婴，无论作派还是台词，都没有像当年那部古装片一样令人发笑；这一点，也要归功于陈凯歌把准了葛大爷的脉；

　　二、没有过于宏大的场面、没有炫目的特效，《赵氏孤儿》是陈凯歌放下野心、收敛自身光芒的平实之作。

　　为了与陈凯歌的身份、气质相符，我们把采访地点选在了一对台湾夫妇开的艺术室里，古香古色的茶壶、年代久远的字画、横在案几上的古琴，倒是挺配。

　　这已经是杨澜第三次采访陈凯歌了。第一次是在11年前，《荆轲刺秦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映礼，那时的陈凯歌架子有点大，说话也挺深刻。第二次是在2005年《无极》上映之初，他正憧憬着中国商业大片的美好未来，言语中也透着“舍我其谁”的气势。

后期制作时，我翻出过往的采访资料，显而易见今天的陈凯歌语速慢了、心态平和了、野心放下了。

陈凯歌与电影的缘分其实与生俱来，父亲陈怀皑就是一位电影导演，曾合作执导过《青春之歌》、《平原作战》等影片，母亲则是一位电影编剧。

　　1978年，26岁的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两年后，他开始与摄影系校友张艺谋、顾长卫合作，《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相继横空出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可谓生逢其时，国际上，他们的作品屡屡在各大电影节获奖；在国内，他们被奉为“大师”、被视作一面面旗帜，引领着中国电影的发展。然而，在向商业化道路转变时，面临个性思考和票房压力的矛盾，他们有的渐行渐远、落得“江郎才尽”的叹息；有的不断变换风格，寻找着市场的趣味；有的已经归于沉寂、多年没有作品问世。

　　相比较而言，陈凯歌的风格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无论是早期的《黄土地》、《孩子王》、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都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探询社会和人性的最深处。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题材里，他虽然也会偶尔失手，倒也不失“大师”水准。直到《无极》的出现。

　　这部融入了动作、魔幻、明星等大量商业元素、历时3年、耗资3亿多的影片是陈凯歌“包罗万有”、“很膨胀”的一次尝试。《无极》上映后，引来一片质疑和批评的声浪；而一部网络短片进行的“恶搞”，引来陈凯歌当众表达愤怒。到最后愈演愈烈，甚至完全超越了电影本身，造就了那一年最热闹的娱乐事件。

　　时隔5年，当再次坐在镜头前、不可避免地谈到曾面对的批评和“恶搞”，陈凯歌显得平和、宽厚了许多。他承认，《无极》“有很多缺陷”，但“不至于不堪”，他也感慨“批评会使人变快乐”。

　　采访中，陈凯歌不时引用《心经》里的话，用“颠倒梦想”来描述《霸王别姬》之后的心境，认为当时的自己“觉得能拿第二个金棕榈，干什么都能成。”用“佛反复说，天天说要普渡众生的人，定然不是菩萨”来表明自己绝无“再用电影教育人”的野心。

　　身处电影江湖，饱尝个中荣辱滋味的陈凯歌，是否真的开始追求另一种事业和人生的境界？

《杨澜访谈录》林丹：证明自己 待续…

     林丹的采访地点选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内，走进羽毛球和排球的训练馆，迎面装饰墙上赫然悬挂着林丹2008年奥运会夺冠的照片，照片下面的电视机里播放着亚运会上正在进行的比赛。排羽馆的五楼就是林丹平时训练的场地，放眼望去，我们很快被场地内最耀眼的光荣榜一角吸引，它鲜亮的红色与蓝绿色球场形成鲜明对比。橱窗里陈列着从上世纪羽毛球传入中国以来所有世界冠军的照片和奖杯，还有他们的签名，我们当即决定林丹采访的背景就是它了。

    羽毛球是亚运会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代表世界顶级水平的项目之一，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等几个羽毛球项目的强国都集聚广州亚运会。林丹这枚羽毛球男子单打的金牌不仅让他再次证明了自己，也使他成为羽毛球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汤姆斯杯和苏迪曼杯等所有冠军头衔的“大满贯”选手。策划会上我们与专家一同细数了一下，林丹的世界冠军头衔有12个之多，而加上世界羽联的各个大奖赛，他的冠军头衔加起来有几十个。采访中，林丹却没有表现出丝毫要放慢脚步的迹象，他让我抓住的第一个字眼就是“待续”。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被寄予厚望的林丹，在首轮就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对手，四年之后，他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和2006年多哈亚运会，林丹两度打进单打的决赛，却都因不敌对手错失金牌，四年之后，他在广州亚运会上再次证明了自己；他5岁开始打羽毛球，9岁进省队，12岁进八一队，16岁进中青队不久后因在亚锦赛上表现不佳被开除，然而被调回八一队的第二年，他就用成绩证明了自己，进入了国家队；如今进入国家队十年的他，一个“老将”的称呼都还可以激起他再次证明自己的欲望，采访中他说道：“老将就感觉职业生涯所剩无几，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证明给他们看”。就这样一个不服输，不断挑战自己的林丹当被问及“退役”时，也毫不掩饰他会像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等待职业生涯抛物线的下落，他说：“虽然有一点悲哀，但是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悲哀”。

    很多人会思考为什么当亚运会的预热散尽，林丹的热度却在一天天的增加，我觉得是他的影响力在增加，很多人崇拜林丹，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帅气的外表和出色的成绩，更因为他那种敢于做回真实自己的态度。他觉得：“人就是需要有目标然后不断的跟自己较劲儿，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没有一个冠军是没有顺其自然的，要争取一样东西，你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

    获得“大满贯”之后的林丹还没有来得及狂欢，就投入了接下来的比赛训练中了。对于他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通往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重要一步，也许现在我们暗暗期待林丹的不仅仅是另外一块金牌，而是创造一段前所未有的体坛传奇，林丹，待续…。

《杨澜访谈录》崔健：最后的老青年

    1986年，崔健23岁，他第一次登台，穿着不合身的大褂，裤腿一长一短，颇似现今的嘻哈范儿。当人们惊讶于这个混子般的年轻人为何站在舞台上时，他开口唱起“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下面的观众瞬间被镇住了，他唱的是《一无所有》。从此，崔健成了那时中国最牛X的青年，以及之后成了八十年代的音乐符号，中国摇滚第一人。

    二十年多过去，中年男女们清晰的记得当年朝圣般的去看崔健演唱会的激动心情，崔健在台上挥舞着梦想的大旗，他们在台下燃起要撕裂社会丑恶的雄心，如今他们很多已经退守于现实的人生，遗忘了当初的梦想。只有崔健还是当年那个崔健。他的音乐还是先锋的令音乐人们感到钦佩，歌词还是如手术刀般的锋利的割开社会掩饰好的伤口。

    但是，年轻人们却在问：崔健是谁？这个问题听起来那么令人忧伤。然而，事实就是，崔健用了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与大众渐行渐远。他不是故意要远离大众，而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足以令青年变为中年人，也足以令新的年轻人改变他们的音乐诉求。在一片商业味道浓重的欢乐歌曲中，崔健继续寂寞的严肃的远离人群，他说“我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社会问题，这是我永远的一个方向。”可惜的是，他却不复再有当年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了。

    在青年崔健即将迈入五十岁之际，我们采访了他。他还是带着那顶带红五星的白帽子，破的像是最新潮的；还是穿着那件曾经让人惊艳的花西装，旧得像是最时尚的。采访中我们能看到他还是一胸腔对音乐的激情，和一脑子对社会问题的批判。

    但是，当你坐下来仔细听崔健讲述自己现在的梦想，依旧令人吃惊。他听起来那么年轻，他想给年轻人做好榜样，他想开学校，他想有大团队做大音乐节，他拍电影，他开摇滚交响音乐会……他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而他对时代的观察依旧那么清晰，思考依旧那么透彻，对年轻人的批判比年轻人对老人的鄙视还要有力得多。他高兴的前行着，即使前方是即将步入的中年--崔健的定义，五十岁以前都是青年—他依旧还是青年，或者说是，愤怒的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