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泽东写给杨开慧哥哥等亲属的信

“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对亲友来信提出的一些符合情理的要求，毛主席通常都是尽量予以满足。
张维是毛主席早年交往较多的故乡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教授。1950年9月，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到自己母亲八十寿辰。毛主席回信中写道：“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他将自己写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夹在复信中寄给了张维。
罗元鲲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教员。他于1952年10月来信，要求毛主席为当年也在一师执教的国文教员袁吉六题写墓碑。毛主席慨然应允，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随回信给罗元鲲寄去。
1963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他女儿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其时张干已经79岁了，在20世纪60年代确属高龄老者。毛主席在看了张干的信后，曾给予帮助解决此事。他在给一师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老校长张干先生，寄我两信……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毛主席对亲戚是深爱的，对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时又要求他们自律自重，不能因为与自己沾亲带故就可以搞特殊。
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湘乡唐家坨毛主席舅家的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随即给唐家坨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后，有一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信的最后，毛主席写道：“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给唐家坨大人们看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有进步的。”
在主席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1962年四五月间，我到湖南湘乡的唐家垞了解情况时，见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涧泉已年过八旬，尚在田间劳动。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反映情况很欢迎，他把这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一条渠道。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来信谈到当地乡间缺粮的问题，毛主席5月11日复信表示感谢，并要他再来信时详细告知缺粮的情况。
1950年5月15日，毛主席在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特别嘱咐：“乡间情况，尚望随时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给他湖南省高等中学同学易南屏复信中也说：“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说他有一些关于乡间情况想要反映。毛主席看了他的信，于10月26日回信同意表侄来京当面详谈，并在信中说明“自备路费，由我补发”。
谭世瑛是毛主席小时候在湘乡东山学校上学时的同学，他于1955年五六月间几次给毛主席写信，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在信中说他是贫农成分，做过几十年教员，只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科员，并未做坏事。然而因他的两个儿子有血债被枪决，他也被管制一年，现在管制虽被解除，却仍不许他加入农会。
毛主席在接信后，亲自去信向湘乡县委了解情况。湘乡县委专就此事向毛主席报告说，谭世瑛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而且是在宽大后继续犯罪，政府处理是应该的。谭世瑛是在对待两个儿子的问题上态度不正确，因而给予一年管制，他并无其他罪行，一年后即已解除管制。
见湘乡县委报告后，毛主席于6月8日给谭世瑛复信，告诉他，当地政府对待他是公道的，并在信中开导谭世瑛：“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些了。”
在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十余年间，一直担负着协助处理毛主席亲戚朋友来信的工作。毛主席在处理同亲戚朋友的关系方面，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和政策，又继承了中华民族尊重亲情友谊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一再亲身感受到的。（沈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