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 - 一个台湾女子眼中的大陆-凤凰论坛

一个台湾女子眼中的大陆：从台北到北京
    
    台湾，在地图上遥远，书里很近；在影像间熟悉，却始终更像个传说。她明明白白存在，又清清楚楚地不同。她与大陆就像一个原点的两条射线，已在渐行渐远的轨道中走过了太多不同的风景。失却相同乳汁的同胞，还能否仅靠着血脉的连接亲切如初？剥除了好奇和想当然的猜测，我们究竟用过多少心力和情感，去贴近她的心跳呢？
    《从台北到北京》就是作者行走两岸间，以新闻人的敏感对大陆和台湾两岸不同文化的感触和体悟。它会带你走进台湾，更会带你走近台湾人——在此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一个台湾女子梦的蒙太奇。她穿越过现代的北京和前世的北平，在陌生和出离中惊醒过，在残酷与伤害中破灭过，又在友善与希望间涅槃，成就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或许当你意识到所谓“不可分割”不只是生硬的口号，更是两岸人心灵相通后的柔软与坚定时，才能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情怀吧。大陆与台湾的联通，原本就不是一个海峡的距离，而是你，和另一颗心的距离。

[作者简介]

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人，祖籍安徽。台湾资深媒体人，先后从事广播、报纸、电视与网络媒体，专职采访台湾时政与两岸新闻。2004年起，多次跨越两岸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05年，报道中国“两会”，获温家宝总理提问。曾随行采访胡锦涛主席与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首次会面。

被《南方人物周刊》称为“大陆互联网上走的最远的台湾人”，期望能与网上的好友们，创造一个重视平凡人价值的“微亮时代”。

[作品简介]

　　◎ 从台北到北京直航不过三小时，但两岸人的心理距离有多大？
　　◎ 60年的距离，两岸人的心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 宋楚瑜题写书名并作序推荐！
　　◆ 继《我们台湾这些年》之后，两岸交流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之作！引发两岸高层关注，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台湾热。
　　◆ 一个台湾女子关于两岸最真挚的情感解读，让13亿大陆人真正了解台湾人民的心声
　　◆ 两岸之间第一本以民间为起点的书，有利于两岸之间彼此相互体谅谅解、促进两岸交流。
　　◆ 细腻的观察、比较两岸各地方文化上的差异，整理了两岸间观念与习惯上的不同，实质上也解释了两岸交流间，若干争议背后的深层因素，非常发人深省。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1） 写书，在我心里是极为神圣与崇高的。而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做这件事。自认文笔尚可却不够精彩，十几万字，每个字都是考验。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言著书被放在最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所以，举凡是“作家”，我都无上崇敬，我想过，就算将来会有一本自己的书，大概也就不过是本自传吧，恐怕还得是自己出钱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如此而已。然而人生是充满惊奇的。我没想过到了大陆还能够接触媒体，还能够以这样一个台湾人的身份说说话、写写东西。而一切的开始不过是我为了对其他台湾朋友在网络上受到攻击兴起的“我先挡着”这样的义气。

无所求，却收获丰富。
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写文章而获得几万点击时，我是诧异的。虽说过去在电视、在报纸都曾有过“受众”，但我仍然想着：“何以这些人要看我的文章？”写完文章的我总是感性，看着许多人的反应，我常想，“你们是谁？你们有所收获吗？我们彼此能够了解彼此内心的感受吗？”
一个人在大陆，没有钱、没有背景与人脉关系，有的只是一颗单纯到有些傻的心，就这么待了下来。也许是因着过去长久以来身为记者的训练，我喜欢观察人，观察人们的反应。当我发现大陆朋友的反应经常出乎我意料时，我不禁想，这是为什么？
一如我在新浪微博发生被发私信的“立方网事件”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这种被侵犯隐私、个人名义的事情很过分，我应该抗议，而我以为大家都会这么做。事后我常开玩笑地说，“当我冲出来了，才发现后面一个跟随者都没有”。然而我不是为了带领大家做什么，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但就是这个念头，常常让我在大陆的人群中，形成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我成为“张扬”、“麻烦”、“难搞”的代名词。

也因着这些种种，我开始去感觉彼此的不同。
我发现，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教育乃至所信仰追求的目标，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思考上“第一念”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就注定了后面一连串的不同。然若，我们彼此对这些不同没有意识，那么“以己度人”必定是错误连连，会产生误解甚至纠纷。
于是我成了大陆互联网深水区的“胡同台妹”。而这个发展始于“义气”，发扬光大却是因为我好奇，我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而我又在想什么。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我开始懂得谦卑的面对他人的在意与痛苦”。
许多台湾朋友会抱怨，到了大陆脾气变坏了，很容易愤怒。当我问他们原因，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思考并观察了好多年，我也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收到一个来自台湾合作伙伴的email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台湾人不好意思指责别人，发生问题时会替对方找借口、找台阶，而大陆人会直率地先问责对方。
又譬如我像是在台湾那般说些内心当中真实的美好愿望时，会被指责“唱高调”。挂在嘴边的“谢谢”成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甚至是“虚伪”。始终用着的正体字，成为不懂得入乡随俗的“顽强抵抗”。
我知道不同，但可否就让这些不同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原本有不存在“标准答案”，所有的对错、好坏、黑白其实都是相对而存在。这是我心中这些年来始终的吶喊，然而当我在互联网上遭遇“删帖”“无法发表微博”以及网易微博的“暂停歇业两天”以后，我开始感觉到“标准答案”在这片土地的重要性。于是一个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我，开始回到了一个像是我在读国中时，必须被管制发型、裙子长度，甚至是书包背带长度的年代。我感受了一个过去我不曾想象过的状态，这份感受是过去“旁观的我“所无法理解明白的。而在这样一个被“激流”不断冲击而深感疲累的我，开始深刻懂得佛所说的“无所坚持”“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境界的可贵。
当许多网友恶狠狠地对着我喊打喊杀，恍若回到那个台湾躁动的年代，许多激进派人士也曾说过“你这个外省人滚回你老家去”。只不过那时年轻，以为自己真的还有一个老家，到了大陆才知道，我的老家就是台北。
我始终在思考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乡”与“安土重迁”观念。于是我成为一个民族的怪胎，好在这一次有许多人陪着我，我们似乎被排拒在一个 “不中不台”的异度空间，这让我想起柏杨小说“异域”，更让我想起那群孤立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军孤坟，看来我比我父母乃至许许多多的他们还幸运一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难怪我姥姥总是抱怨姥爷就这样孤零零地把她给丢在了台湾，即便她回到北京多次，即便要定居北京也不难，然而那个“老家”，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成为了一个再也无法到访的虚幻。
然而这样的一群人会逐渐老成凋零，当我坐在往返两岸的飞机上，我遇到了许多未成年、在暑假独自返回台湾度假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或是大陆与台湾的结合，或是台商，这些小朋友说着标准普通话，但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之子，我更确知，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两岸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概念而相互存在，所有今天坚持的，都将成为历史，如今为坚持而捶胸顿足的情感，都将烟消云散。
一个不曾想过写书的我，勉力为之，所写的都是我最真挚的情感。在写作期间我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因为我知道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甚至妄想着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所以我会沉重地问：“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这有生是谁的有生？”“对你重要的事情，对对方也一样重要，既然知道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痛苦，又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加诸在对方身上？”
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是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我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的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的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发想。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而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2010年8月30日
《从台北到北京》——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而是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车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不过，父亲也曾淡淡地说过，“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和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只能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她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规矩很多的老太太。虽然这在我听来实在没什么，不过由此也可窥见，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在台湾社会的环境中是如何的特殊。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
除了那些传统艺术与生活，我姥姥讲各种神怪故事的本领也很厉害。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狐仙。她跟我说，在北京的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小屋子是专门存放过冬御寒的取暖煤，姥姥家当然也有这么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煤，日常取用时通常都是从前面拿，所以房子的后头就成了人烟罕至之地。“狐仙就住在那间房后头”，姥姥用坚定的语气向我讲述，说她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曾经被狐仙迷惑，迷到厉害的时候，那个叔叔还能两手两脚在地上快速行走，“那个速度不像是我们人用手脚在地上走的状态，就跟狐狸一个样，甚至还偷家里养的母羊刚生出的小羔羊来吃”，其后的发展当然少不了道士、符咒等必要的《聊斋》元素啰。
除了狐仙，北京黄鼠狼也是姥姥口中经常提及的。她说，北京城以前就有很多黄鼠狼，黄鼠狼比狐仙还厉害，绝对不能招惹，如果把黄鼠狼给惹生气了，那黄大仙可是会把人闹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紫禁城里工作的朋友，初次见面时，我就问她紫禁城里有没有黄鼠狼，她笑着说好多人认识她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在紫禁城里，黄鼠狼在感觉上还真是如影随形呢！
而我自己在北京时有回深夜打车，因为出租车走错路，在一个小区里掉头时，车灯照到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比猫还大的动物，在车灯的照映下，那动物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盯着我们看，完全不怕人，我看了觉得很神奇，便问师傅那是什么，师傅淡淡地说，那是黄鼠狼。我当时那个兴奋呀，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回台北给我妈说，我看见黄鼠狼啦！
当然，在这些以外，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北京很平常的东西，到了台北那就会是相当稀有了。
就拿酸菜这东西而言，台湾也有酸菜，但跟北京乃至东北的酸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外省人独有的食物，连在台北市都可能只有南门、东门这两个市场才有，因为外省人聚居，才能找到。但我从很小就吃酸菜白肉火锅、夹肉烧饼、合菜戴帽、花素蒸饺、牛肉馅饼、韭菜盒、肉丝拉皮……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吃惯这类型食物的我倒成为我这个台湾小孩在生活上的特殊性。不过，特殊算是好听的了，我对台湾本地的一些小吃，因其料理上跟北京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有些台湾小吃我基本上没法吃，这也让我无法“合群”，直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才因为方便这个理由，慢慢地能够接受许多台湾小吃。
终于踏上“寻梦之旅”  2004年6月17日，作为台湾一家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国航的班机从香港中转，到达首都机场已是傍晚七点多。当飞机的鼻轮刚刚触地的那一刻，整个机舱按照惯例震动了一下，但我心底的震动远远超过现实，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首都机场大楼上悬挂着书法体的红色“北京”二字，不知为什么，当时鼻子很酸，默默地流下两行清泪。不过，等到实际生活的展开，我才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还是大不相同！
到机场接我的是电视台雇用的采访车以及司机李师傅，听到他的口音，那叫一个亲切。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还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一年多的高中同学，想要来个异乡重逢，但结果是令我意外的。
电话通了，他的口气听来也十分高兴。
我问他：见个面吧！他说：好呀，你住哪？我回头问师傅，喔，原来是大山子。他听完口气有点为难地说：好远哪，今晚恐怕没法见面了。说真的，当时真得很不高兴，想着，我大老远地跑来，再远能有多远哪，懒就说一声，干吗推托？这朋友可真不够义气。只好问：真有那么远喔，你住哪？
他：我住中关村海淀这里。
村？这朋友混得很差呀，住在村里，可能真的很远，郊区吧，只好无奈地挂了电话。
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中关村不是一个村，虽然不在郊区，但距离大山子是真的真的很远。如同大家所知，台湾很小，台北市更小，在台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想至多四十分钟吧，当时的我真的不知道北京原来这么大，更无法想象中关村到大山子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接着，就是一路上的东张西望，这一望也望出了许多疑惑。到处映入眼帘的是当时在北京卖得很热门的“水煮鱼”。
水煮鱼？真奇怪，这水煮的鱼有什么好吃，干吗每家餐馆都卖，还当作招牌菜挂在门口，水煮的鱼也能当宝似的！我很庆幸当时没开口询问，直到一周以后我自己吃了所谓的水煮鱼，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原来真的不能望文生义。水煮鱼那个味道可真棒，让我有段时间疯狂迷恋。在这为期一个月的驻点期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让我这个自诩为北京人的台湾女子着实长了一回见识。首先我真的见识了北京的大。到了北京的第一个白天，因为没有什么事，我就自己打车出去闲逛，走到大街上心想去哪里呢？想到我弟很多年前陪着我妈回北京探亲，回来总说王府井，就叫了车，说去王府井，一上车便被师傅身边的铁板给吸引住了！
我问：师傅，为什么要装铁板把自己包住呀？
师傅懒洋洋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怕抢钱！
在往后一个月的时光里，这个曾令我好奇的铁板勾破了我无数双丝袜，而这铁板更挡住了空调吹出的冷风，让我受尽折磨。接着就是前往王府井的路上。在这里我还是要啰嗦地强调一句，我是住在大山子，而我不知道王府井到底在哪里，至于会有多长车程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而且别忘了，我是从很小的台北刚到很大很大的北京。
刚开始，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接着，困了，睡着了！忽然醒来，看看窗外，啊，还没到喔！不过看到了台湾人都知道的秀水，又是一阵好奇，然后又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又起来，还没到？？？这师傅是绕路了吧？心中如此困惑，但又不敢说，只好问：师傅，王府井有这么远吗？师傅大概听出了我这话的意思，就很不客气地说：您刚才是从东四环外上的车，王府井那可是在市中心呢！好吧，四环听起来的确有点远，就当你没绕路吧，我心中这么想着。终于到了这王府井，说真的，我没想到这里真的有井，更没想到原来这里不是什么景点，而是一个可逛街、购物，还有着东方新天地商店街的现代化建筑的地方。我随着许多观光客到那井边照了个像，还到了东华门夜市看到烤蝎子、蚕蛹还有海星，很恐怖，一样没吃！
话说有天晚上，因为想家睡不着，百无聊赖中起身打开电视，看到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战争电视剧。剧里面塑造得最坏的一个人是一名国民党员，他在村子里奸淫虏掠，丧尽天良，还勾结日本人欺压村民，活生生一个十恶不赦的形象。
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因为在我小时候看过的战争电视剧里面，村子里最坏的都是共产党员，衣服扣子永远扣不好，帽子斜歪着，上面肯定有颗红星，永远都是猥琐的样子，眼睛色眯眯，还肯定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奸诈样。到这里全反过来啦，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好有意思的反差。
“失根的一代”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伶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然后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作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也许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种种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透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什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
《从台北到北京》——温家宝总理与我  “两会”经历的第一次
【一场来得有些意外的“两会”总理提问，让我对我的新闻生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而在大陆的新闻采访经验更让我深刻理解，两岸观众对于媒体报道需求的不同。台湾的*是否真的混乱？而大陆的新闻是否就是枯燥？我想，这都得要用对方的眼睛来看，才能看出端倪！】

来大陆之前，和众多的台湾人一样，对于大陆政治人物或政府体制的所知几乎为零。除了*先生、*先生，其他大多是生吞活记，并不了解。而与政治人物息息相关的，从小从新闻中听到的地名，不是中南海就是北戴河。我不知道中南海不是海，而北戴河不是河，只觉得，好像大陆的政治人物都很悠闲，不是在海边，就是在河边。
除了中南海和北戴河，大陆很多其他的东西当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是很茫然无知的。比如，我第一次驻点完，从北京回到台湾，电视台同事问我感觉北京如何？我说都很好就是塞车很严重，整个北京就像是一个大停车场。结果对方很诧异地问我：“他们哪来这么多车？”甚至也有人问过我，难道大陆现在没路牌也可以到处乱走了？
2005年，由于我本人强烈地要求去北京驻点，终于获得电视台首肯，而没有想到重回北京就赶上2005年的“两会”。其实对记者而言，虽然遇上大的新闻事件很辛苦，但对记者而言还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采访也成为我新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不但进入了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的人民大会堂，并幸运地得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提问*总理的机会。对于“两会”的采访和报道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物，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也终于有够有机会以台湾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与大陆的各级官员有了接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2005年报道“两会”期间很多的经历都是毕生难忘的。
我刚到北京没多久就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是按照每天日出的时间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对我这个晚睡晚起的人而言都是“天方夜谭”，我想过大概我很难有机会看到升旗吧！
没想到一场“两会”让我一连看到了多次升旗。
那是一个大冷天，前几天下过的雪在积在地上，气温很低。在那个时间，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我正在大会堂前排队，一直留意着广场。在某个时间，广场上突然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很多人。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注意着广场，却无法得知这些人都是从何处进入。人越来越多，升旗台下很快就被人群占据。继而，广场上传来军乐声，升旗仪式开始了。国歌奏响，旗手将手中的旗帜一角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上升。而也就在同时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而他们的国民都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为国歌、国旗而流泪。抛开所有政治因素，当旭日东升，万丈金光照耀在天安门广场，庄严的乐音响起，红色旗帜冉冉上升，这个场景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民众的凝聚力，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也都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我想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就是最佳的平台。升旗仪式提升了民族凝聚力，通过对仪式的观看，民众也使自己的爱国热情得到迸发。这种情形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大概没有多少台湾人会特地起个大早看升旗，不过每年的元旦都有举行扩大的升旗典礼，我因为采访也曾参加过。在凛冽的晨风吹袭下，其实那种激昂的感觉不因地域或人群有任何分别。
“两会”期间，我在广场上看到了真实的巩俐，看到了真实的穿著军装的*，看到了真实的陈道明。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台湾媒体通常是一个人当两三个人用，所以偌大的人民大会堂，我所服务的电视台只派了包括我在内共四名记者，两名文字记者、两名摄像。而派出最多记者的台湾电视台也仅多了一组。这一点跟大陆的电视台动辄数十名记者出动的阵仗，还是天差地别。所以，台湾记者就必须在广场上东奔西跑地追逐各个新闻焦点，这也让每个台湾记者练就了一身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加上飞毛腿的本领。
之前，由于电视剧《康熙王朝》在台湾的热播，剧中饰演康熙皇帝的陈道明在台湾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也追看了这部电视剧，当时就感觉陈道明饰演的康熙皇帝很有水平，使角色形象深入人心。就因为这部电视剧，陈道明成了我的偶像，他的帝皇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映像。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生活中碰到陈道明。那天，一大帮记者都在广场上，看到认识的名人都会上去围追堵截，就是在这一天，我看到了自己的偶像陈道明。
陈道明是我首先发现的，我离他比较近，看到后就大叫一声“陈道明”，后面就有一帮记者扑过来。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推向前方，一直被推到他的怀中，后面记者的麦克风都使劲地向我头上压过来。所以，我就在这位“康熙皇帝”的怀里依偎了大概十多分钟。但是，我的眼前夹了无数只手和麦克风，因此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甚至没有看到陈道明的脸。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追星一族，即便是青春期，因为我懒，追星却要耗费许多精力，不过这个“康熙皇帝”对我而言属于在理论上不可能遇见的，因为我看这部电视剧时在台湾，而当时我根本没到过大陆。所以在感觉上还是很特殊的。但比较无奈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有太多只手横挡在我跟陈道明先生之间，因此即便是咫尺之近，却犹如天各一方。而唯一的印象就只是，陈道明本人很高很瘦，也很酷。不过从这段经历也可以窥见，中国的“两会”还是非常受全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而这样的一个新闻现场对每个记者而言就是一场能力与体力的严峻考验。
可能每个人都听过一个段子：“不到北京，不知官小”。而我对此在“两会”上有了深刻的理解。由于当年“两会”要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样的重要法案，于是军人代表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对象。当时，大家只要看到肩膀上配有将星勋章的军人都会一拥而上，而这就闹出笑话了。我们看到一个少将，于是就几十个记者一哄而上，询问关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与两岸关系，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刚好可以看到他配挂在胸前的名牌，我发现这位将军是“军乐队队长”，于是跟身边的几个记者说，“他是军乐队的”，大家面面相觑，一哄而散，就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这位将军先生，而这种情况也可显见现场情况之混乱。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在电视上耳熟能详的官员。像当时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以及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我在台湾就曾听过薄熙来先生的大名，主要是台湾媒体将他誉为“大陆的马英九”，不过因为我对马英九没有偶像崇拜情结，所以对薄先生倒也平常心对待。他来的时候，周围记者有很多，我并没有留意到，只是看到很多记者围了上去，便机械地跟着也挤过去。他人很高，我面前又手各种麦克风及录音笔，因此仰起脑袋也只能看到他的下巴。我心想，这回损失大了，一位“皇帝”帅哥没见着脸，换了一位大陆的帅气部长，还是看不到！然而当我们七嘴八舌地问及《反分裂国家法》时，薄先生也是机智过人，说了一句“李肇星同志来了”，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就这样，薄先生就溜之大吉，众人于是转移阵地包围了李肇星先生。
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的眼中，官至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是官场中少有的性情中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之前总是会问对方一句“你是谁”。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别人向他提问都知道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却不知道别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交流环境不公平，基于礼貌他也得知道别人的身份。
不过遇到不知内情的记者可能就会被“吓一跳”。当时某台湾同业就以为自己问的问题敏感，在被李先生一下子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叫什么名字”时，不由得退后三步，这还引得李先生不开心，造成了一阵骚动。而当所有台湾媒体包围着李先生七嘴八舌争相提问时，他倒也很有耐心一一答复。不过，我跟他之间倒有一小段对答斗智的妙事。当我提问完、而他反问我是谁我也痛快应答时，可能他不是很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开始与我“搭讪”了起来：“我看你很眼熟，我们以前见过？”“部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请快点回答我的问题”。他不以为忤，仍是保持着笑容说：“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这件小事让我对这位在荧屏上态度强硬的部长，有着“性情中人”的印象。
在台湾接受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见大人则藐之”，这句话当时就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中。这句话是说，无论你采访的对象多有权势、多有钱，心中都不要有所畏惧，这样才能畅快提问，否则有着屈服心理是不可能做出好报道的。
再加上台湾媒体竞争与开放的环境使然，因为要采访到什么高官贵人并非十分难，而主跑政治的我更是经常与他们近身接触，所以，我倒是很少见到什么受访对象会感到“害怕”。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其实我最怕的是“专业人士”，就怕自己问出个蠢问题，造成受访者困扰，而我又会担上“无知”的帽子，所以在访问专业人士前我都会努力作功课。
不过我觉得人无论再怎么自我要求，想要达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要要求自己相对客观，因此，抱持着怎样的心态面对受访者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心里想的是“他是大官，如果我采得他不满意，他搞不好会找我麻烦”，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又怎么可能做到追根究底，为受众监督把关的目标呢？相反，如果对受访怀有成见，处处找麻烦，这种心情恐怕也会“冤枉”或是“挑衅”，例如，有段时间媒体记者每遇陈幸妤都觉得她就是该发脾气的，如果没发脾气“新闻不好看”，而有意无意地激怒她，这也会造成受众对其负面印象的误解。因此，心态持平恐怕是作为记者的基本要求！
两岸迥异的新闻状态  既然谈到了与总理的接触经验，当然也得要谈谈我跟其他大陆官员相处的一些感受。由于我在台湾主跑的路线是“立法院”，而行政官员是受到“立法院”监督的，所以在“立法院”有机会与各种官员打交道。也因此当我到了大陆也有了接触官员的机会后我发现，两岸的制度、社会文化导致两岸对于官的看法与心态大异其趣。
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体制上原因，大陆官员和台湾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待人接物、公众气质、行政业务、个性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我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很多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的时候都很发怵。他们首先会表现出戒备的神情，回答问题很有分寸，绝不会多说一句，采访完毕马上就离开。在台湾，新闻发布会后，官员们往往是会留下来与记者们聊天的。这实际上是官员和记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电视台记者在拍到了画片后会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做新闻，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往往是平面记者。平面记者因为不需要画面，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运用。另外由于电视台强调时效、而平面强调深度，因此平面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是需要深入交流，不但是挖掘新闻，更需要与受访者建立信任与情感。而新闻发布会，由于需要言简意赅，有一些信息并不会透露出来，官员们也乐意主动与记者接触，向他们作详细的讲解，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作为平面记者经常要去“立法院”。时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人在台北，就一定会在下午的五六点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一个聊天场所，与媒体记者泛泛而谈。时任“立法委员”后来当上了国民党副主席的林益世先生，也会邀请记者去他高雄的老家泛舟。而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让我错愕不已。当我以为会后该发言人会留下与大家寒暄时，只见他迅速离场，现场记者也立刻鸟兽散，当时我还真有些怅然有所失呢！
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做什么、要见哪些人”的询问任务了。当时我的摄像拍档是中央台的伙伴，国家旅游局派出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拿着稿子读完声明后转身就要走，没给现场的台湾记者留下发问时间，我们当然是一伙人冲上去包围着发言人。事前，同业们都知道我的摄像伙伴是中央台的，可能“堵访”没有经验，有位他台的同业很好心，还特别给我这位伙伴一个位置拍摄。当我们如同打仗那样访问完毕，匆匆赶回驻点要剪新闻时，我发现拍摄带一无所有。我问伙伴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为现场很混乱，画面不好看，还没对焦，堵访已经结束。除了错愕，我哈哈大笑起来，我跟他说：“记住，以后全程开机拍摄，画面越乱，台湾的观众才有临场感。”而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也就立刻进入状态。
这个小故事凸显的是两岸新闻媒体乃至观众不同的思维与要求，所以每当有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感觉好乱喔，我都会想起这故事，台湾媒体可能更要求真实，而无论画面的美感，这在不同思维与训练的大陆观众眼里，就成为“混乱”“好像要出事”的观感了。虽然大陆的许多官员都让人感到难以亲近，但也有许多例外。
时任国台办新闻局局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的张铭清先生就是一个例外。在私底下，是一个慈祥、乐观、爽朗的老人，他会关心台湾记者的生活。台湾的女记者一般都很晚结婚，他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有一次，我们跟着国台办在外地采访，张铭清先生碰到了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四川小孩，他走上去摸了摸小孩的头，没想到那个小孩立刻把他的手打开。他哈哈大笑跟我们解释，四川小孩的头是不让摸的。而国台办前发言人李维一先生看上去比张铭清先生要更加严肃，在私下里，也是很和蔼可亲的。有一次跟李先生一起出去采访，来到一个小村庄，当地为我们准备了十几个文艺节目。由于文化隔阂，对于那样的表演节目，我们实在看不明白，于是开始哈欠连连，但我无意间看到李先生不仅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真地看节目，还显得很热情和尽兴，没有任何不耐。
在少数民族地区作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民族的习俗是进屋要一起跳舞，当地热情的居民把李先生拉进去要求与他一起跳舞。很明显，李先生肢体僵硬，一看就是不会跳舞的人，但是他还是真诚地答应了当地的居民，进去与他们一起跳舞。还有一天，大家到了中缅边境。对于台湾人而言，由于四面环海，没见过陆地上的“边界”，大家都很兴奋，我则在界碑旁边拍了多张照片，也帮李先生拍了照。当时我忽然想要调皮一下，一直要求他“退后”，他就按照我的指示不断退后，等他稍稍地超过了那界碑我立刻按下快门，拿给他看照片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这张照片的标题是：“中国官员未经许可擅自跨越中缅边界。”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这令我很惊讶，而我也才真正感受到，在大陆官员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不能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
我的感受是，在台湾，记者与官员之间比较像是兄长与弟妹，而在大陆彼此的职务关系较为明显；另外，台湾媒体更着重真实性格的展现，因此我们做新闻喜欢拍摄一个官员他平常的行为表现，这不是狗仔，只是希望展现人性的一面，而大陆媒体则更重视官员应有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思考差别下，官员与记者的互动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曾与国台办的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想要改变台湾人民的观感，发言人一定要换个女性，声音甜美且面带笑容。我特别列举了前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我说她人漂亮、打扮精致、声音甜美，屏幕形象极佳，所以国台办一定要换个女发言人。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真的引用了一位女发言人。我常常开玩笑，是我的建议被采纳。而我认为，对官员形象期待的不同也式造成彼此认知有落差的重要理由之一。
而根据我的经验，在台湾，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目前唯一全公营的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也因为是商业经营，所以竞争压力大，人力紧缩，而人性当中都有窥奇、对负面消息印象深刻的特性，因此在收视率的考虑下，台湾新闻的形态就是快速、耸动、画面感强。在短短的时间内要集中表现夸张的内容，强调动作的夸张，强调冲突的实录。这一点与大陆媒体在新闻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我常跟大陆朋友说，台湾观众是受“负面新闻”教育长大的，所以画面不刺激、内容不惊奇者，难以吸引台湾观众的注意；而大陆关注是受“正面新闻”教育长大的，除非天大的事否则难以登上新闻版面，所以当大陆观众看到台湾新闻，那肯定会以为台湾天天*，天天多事。
另外，由于必须要挖掘新闻，这个要求也让记者与受访者自然形成对立的状态，因此咄咄逼人成为许多台湾记者的共性，我也不例外，我的咄咄逼人也使得一些大陆官员感到措手不及。压力还使得台湾记者往往会想到什么就问出口，不会去计较太多的后果，因为最大的后果就是写不出新闻而被炒鱿鱼。而这也绝对不是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我经常被问及：“你们台湾记者都好凶喔”，我都会哈哈大笑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有这么凶吗？”其实人在面对画面时都会与平常有些不同，也因此我常常跟大陆朋友说：“你们常说有图有真相，其实真相不见得在图里，图只能说明这个情况发生过，但真正的真实都在图或镜头以外。”
《从台北到北京》——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
【我在大陆脚踏实地过着大陆的生活，试图从各个层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思想与心情。我认为，虽然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很了解。无论彼此双方在脑海里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坚持，至少了解对方，才能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如果以为“同文同种” 就可以涵盖一切，那么这恐怕对中华民族在不同生活环境背景中创造不同文化与生活状态能力的一种轻忽。谦卑，是彼此交流必需的心态，而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台湾，我却是从大陆朋友的眼中才算是真正彻底地了解。】
在两岸交流的浪潮中，我也小有贡献。2009年3月，凤凰网带着广告客户去台湾，这项任务当然就是由唯一的台湾员工——小女子在下我来负责。这是我头一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因为我出国一直都是采取自助旅行，从没有参加过旅行团，而这个旅游团的规模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全部成员一共有六十多人，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办理证件开始，我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滋味。很多人都对出国的流程烂熟于胸，却对入台的流程知之甚少，这些广告客户也一样，加上两岸交流才刚刚开始，旅游赴台有各种困难，因此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把这条赴台之路打通。
别以为我说得夸张，当时赴台有三种办法：旅游、商务参访以及交流。交流可以一团跨省户口人士参加，不过要挂靠单位，且要经过两次政审；商务参访得同一家公司，且回户籍地办理赴台许可。旅游则是需要一整团都是同一地户口。我们这个团，不同公司、不同地户口，也没有挂靠单位，看起来是无路可走了。最后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确定可采商务参访的方式前往。过程就是先申请台湾方面签发的“入台证”，然后拿着入台证由国台办签批核可，然后再由个人拿着签批核可回到户籍地公安单位与地方台办办理赴台许可。
这段证件的申请之路光是用文字描述就是一大段，更别说实际操作了。
因此，我从2008年的年底就开始办理手续，就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忙到2009年的3月，在3月份我们出发的前一天，还在为办手续而奔波。当然我也算是不辱使命，最后所有团员大约七十多个，手续全部办齐，最惊险的是有三位上海团员，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全部搞定。不过这些辛苦换来了大家的认可和满意，我也觉得很值得，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的行程一共安排了五天，包括台北市的101、故宫、圆山大饭店、立法院，以及大陆朋友都知道的日月潭、阿里山。而这些行程里有两个点是很值得一提的。一是“立法院”、一是圆山大饭店的秘密地道。安排去“立法院”是因为我对那里熟，而且考虑到大陆朋友经常问我你们“立法院”怎么老打架，有了这个机会带大陆团到台湾玩，当然得“正视听”，于是把一大群大陆朋友给带了进去。而其后我才知道，我们是第一个进入“立法院”的大陆团。当时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见了“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当时院长王金平大寿，人不在台北）；另一路人马则是进了议场，还在立委质询台上拍照留念。特别说明的一点，在“立法院”采访新闻七年，我都没进过大议场，因为审查法案是极其严肃的，不准立委、官员与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当天大议场没议程，于是“立法院” 方面就开放了我们一行人进去，这一点连我都颇感意外。另外特别有趣的是，由于当时有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台湾旅游，因团员在台购物出手大方，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我们这一团有被大陆相关部门特别交代一定要低调，不要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媒体接触到我们的团员。可是，“立法院”是全台媒体的大本营，关注之焦点，所以，保护团员不受记者打扰只能尽量无法完全避免，所以在进入“立法院”之前，我对所有团员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如何面对媒体与镜头”的教学。
我告诉他们，见到媒体的镜头不要躲避，然后微笑地不断重复“我很喜欢台湾”就可以了。最后我说，希望让台湾的观众知道，大陆朋友们也是非常温和有礼貌且面带笑容的，团员们好可爱，给我鼓掌，也充满信心与期待地进入了“立法院”。在教授团员们如何应付记者的过程中，我自己心里也在反思，如果我仍是记者，看到一大群大陆朋友进入“立法院”，为了新闻好看，我也会想尽办法刺激他们以能抓取到一些能够吸引关注的画面。就事实而言，这些画面的确是发生过，但这些画面却不是真实，这也使我同时想到，许多网友会说，“有图有真相”，但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张图、一个画面所呈现出的真相到底有多真？这其实是一个问题。而另外一行人见到曾永权先生，过程也是非常融洽与顺利。曾永权先生是从地方上一步一步选上来的政治人物。这种政治人物在台湾都有个特性，亲切、海派。当然那天曾先生也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因此团员们普遍的反应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很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这个行程里我还安排了“立法委员”们与团员们的交流互动，当然知名度又高，又是老朋友的邱毅先生必不可少，然而也就在这个环节，我们被台湾的媒体记者发现了。当所有团员把邱毅当做明星般的包围、合影时，台湾电视台、报纸的记者也开始悄悄潜入。原本我挡在门口希望媒体不要摄像，结果对方也是认识的同业，跟我说了句：“不要这样啊，你也记者出身的耶！”
这句话让我溃守了，他们也很善解人意地跟我说：“放心，不会乱做新闻的”，也就这样大家就各让一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团员跟邱毅的合照被大篇幅的登上了联合报，许多团员欢欢喜喜的买了报纸带回去作纪念。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圆山大饭店了。圆山大饭店是由宋美龄女士所督建经营，也曾经是台湾宴请国际重要宾客、庆典的重要场所，虽然已经陈旧，不过仍是大陆观光客们的最爱。因此我安排了一晚的住宿以及一个外人都无法窥探的秘密景点——蒋介石时代的地下秘密通道。就着工作之便，其实我去过很多蒋先生的散布在全台的行馆，它们共同的特色就是，环境清幽、隐蔽，而且几乎都有秘密通道。不过圆山饭店的通道外界知道的不多，主要是这里仍是商业经营用途，而且通道口在厨房，如果开放参观肯定会造成饭店在经营上的困扰。由于圆山饭店在小山顶，因此这个秘密通道有着像是溜滑梯的建设，据说是为了运送物资方便，听工作人员介绍，通道的出口在淡水河边，可以直接利用水路到松山机场，就可以直接起飞离开。
看过这么多的秘密通道，我不禁想，即便蒋先生到了台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他也曾亲手在金门的石壁上留下“毋忘在莒”以表心志。不过也许是痛失大陆江山的错愕与惊恐，其实他在台期间恐怕过得并不安稳，一个无所惧的人又何苦处处建秘密通道？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我也没有渠道可以证实我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仅仅只是觉得战争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而一场巨大的溃败给予人的创伤，恐怕也不是外界能够窥探与感同身受的。此外，除了参观台北故宫，我也特地让团员们感受了一下台湾的文创产业。在故宫的大门有间五星级饭店——故宫晶华，除了外在造型与故宫之间相互辉映之外，业者也特地创新出“故宫宴”，也就是将故宫著名的展品，例如翠玉白菜、肉形石等，做成真正的菜肴。而根据团员们的普遍感受是，这吃的并不是菜，而是欣赏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艺术飨宴，吃的本身已经不是目的。我不禁想起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故宫拉面，以及星巴克事件。其实当然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地点，基于整体性的规划与考虑，当然是以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餐饮为优先考虑。不过，当星巴克离开了故宫，是否有哪个中国茶馆可以接替？否则即便赶走了别人，留下的空洞可能更为刺眼，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一代在老祖先的文化遗产上，毫无创新？我们能否给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让这些智慧与艺术结晶一代一代传承，是每一代中华子孙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赶走了西方文化，但我们是否能以富有时代新意的内涵递补上去？这么多年我并未看见。
再说文化拉面，价格与奢华绝非文化创新的唯一考虑，一碗30多块的拉面虽不便宜，但也属于市场行情范围内，但我想问的是，这碗拉面是因为什么样的文化创新与内涵得以进驻北京故宫？市面上有没有其他业者可以做得更好却无缘进入故宫呢？这些我想都值得我们在赶走了一、又赶走了二之后，深刻省思的。
搜狐文化独家专访宫铃：“故宫文化拉面”实属贻笑大方
搜狐文化：您如何看待故宫的“文化拉面”事件？
宫铃：不是所有事情硬扣上“文化”二字，就可以文化得起来。拉面是否因为文化二字而变得比较高尚，其实更是显而易见。
我认为，“认真”才是关键。许多事情要认真地思考自我的优势，在这个优势上加以发挥，那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产品价格提高，冠上“文化” 二字，在一个所谓有文化感的地点贩卖，那么只是贻笑大方，也就是有多少人看到，那就是丢多大的脸。我相信，能在故宫里卖拉面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如果只是汲汲营营在地点的争取、好项目的争取，却忘了回头要求自己的“产品基本面”，那么在现今社会如此开放，谁也不是傻子会被骗。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在故宫卖拉面是垄断，其实，这个地点贩卖饮食，原本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也不可能开放所有人进去经营，必须要有一定的要求，有了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必然不多。我认为，重点不在于故宫里是否只有一家拉面店，重点应该是，这家拉面店为什么可以取得经营权？整个招商的过程是否透明并接受公评与审视？在台湾，任何项目只要超过台币一百万，大概也就是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吧，都需要“公开招标”，加上有很好的审查机制，那个唯一雀屏中选的，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文化二字有很深刻的内涵，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加上故宫是中国文化代表的标的物，在这里面进行的每个动作，洞见观瞻，不但是很多国人会前往，更有许多外国朋友会参观。如果只是随意加上文化二字说自己有文化，那么，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更是国家的脸，也对不起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搜狐文化：台北故宫是怎样经营餐饮等配套设施的？
宫铃：在台北故宫的大门口处，新开了一间由五星级饭店业者经营的高档饭店，里面提供的餐点单价非常高。我曾带许多大陆朋友进去用餐，几乎所有大陆朋友都认为，在那里吃饭不是吃饭，而是一场艺术的飨宴。饭店整体采用琉璃元素，整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已经是个艺术品，里面的餐点更是采用翠玉白菜跟肉形石等著名文物的造型，变成真正的菜，精致可口。就算如此，也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就是文化？其实，如果在文化的基底上，让每个消费的人不但花费了，奢侈了，还在文化的基础上、在心灵上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与心灵层面上的收获，才会让人永恒难忘。
这不只是赚钱，更可以获得国际友人的赞赏，在无形之中展现国家实力。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然而古语说，“滴水穿石”，水之所以能无所不在，就因为它柔软的性质。中国理论上应该是最具软实力的，但今天我们却把软实力丢在一旁，不断在硬件上下功夫，硬件又不是特别强悍，导致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是模糊的，不理解的。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与检视的。
搜狐文化：故宫的星巴克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化入侵”而抗拒和抵触，请问您怎样看待？
宫铃：我认为星巴克该不该进故宫这件事见仁见智，重点是自己是否够强悍，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心与文化实力，如果有，那么别人入侵得了吗？难道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抵不过一个不到百年的咖啡连锁店？很多事情如果单从某个角度想，以受害者之姿思考，那就是入侵。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因为中国故宫够强悍，连星巴克这种跨国连锁都必须向故宫臣服，这样想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宽广的心胸，所以可以“包容”星巴克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想又可不可以呢？其实当初是谁让星巴克进到故宫？这个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才是真正应该审视的，进到故宫了，难道游人会因为一杯咖啡，而忘了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观赏的是中国的文化古物？再者，我要不客气地说一句，美国人把意大利的咖啡透过他们自己的经营与思考，变成一种文化，取代了正统的咖啡文化，那是人家的本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打开故宫大门收门票，我们又何曾在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与创意呢？我们不断靠着老祖宗吃饭，我们自己又曾做过什么？故宫里除了那建筑物，请问这一代中国人是否曾在这个基础上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与思考，赋予新一代的价值？先人们的努力留下故宫建筑，我们得享其成，我们又留了什么可以保存与赞扬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孙可以骄傲呢？
看问题必须深刻，重点不在于星巴克进入故宫的这个动作，如果故宫不让星巴克进，星巴克进得了吗？而进去了，难道中国的自尊心就这么脆弱？因为触犯民族的情绪，中国人集体把星巴克给赶了出来，难道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力与强悍？中国人天性喜欢聚众，好像人多了，就不怕了，然而真正的实力为何？我也认为，星巴克能不能进故宫的确有其争议性，但透过这件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否曾经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否被发扬？借由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与壮大，中国文化是否能够受到世界尊重与景仰，这才是我们这代人该真正去努力的。否则一味吃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其实也跟败家子差不多了。
而在日月潭时，在台湾康福旅行社秦文沂先生的细心安排下，我们一行人颇有机缘地见到了华人佛教圈著名中台禅寺的老住持 “惟觉老和尚”。他也是一个外省人，年纪已经很大，基本上已经谢绝见客，不过我们能够获得首肯与之一见，许多年纪较长的团员都感到非常兴奋。对于有这么多大陆朋友知悉“惟觉老和尚”的名号，我颇感意外，因为台湾的几大山头，中台禅寺似乎在大陆的活动较少，比起慈济、佛光山以及法鼓山等，明显是声势较弱，也因此可以窥知，台湾在宗教上的发展影响了许多大陆朋友，而我相信在宗教的世界里，是肯定可以跨越人为的政治或地域藩篱。
当然，与台湾人在大陆进行交流，跟大陆朋友亲身前往的交流，两者在感受与影响程度上是大有不同的。因为亲身前往台湾所感受的不只是整个氛围，更可以耳闻眼见一般人的生活状态。这其中就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
傍晚七点一起倒垃圾 第一天晚上当所有团员到达台北时，我特别安排了台湾的夜市之旅，因为圆山大饭店山脚下就是全台的著名夜市——士林夜市。拖着奔波一天后疲惫的身躯以及刚吃饱的肚子，团员们仍是兴味盎然地在夜市里买与吃。由于是自由行动，我特别告诉团员，不能随地乱丢垃圾，以免受罚。于是就放了大家自己去找寻自己想吃、想买的。

一个小时候后团员集合时，有几位团员大惑不解地问我：“是不是不只是不准乱丢垃圾，而且也不能随便乱丢在垃圾桶？”这个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忙问是什么情况？我才知道我只提醒了其一，忘了提醒其二。
因为台北市的垃圾处理费是随着垃圾袋征收，袋子越大，收取的费用越高，因此如果是在别的店家购买的食品所产生的垃圾，丢在这一家，这一家就会不愿意，而整个夜市是有公共垃圾桶的。其实一般而言，台北市民在垃圾减量的自发行为上大多都能自发遵守，所以自备购物袋什么的，已经是普遍的行为。真正需要在外丢掷的垃圾并不多，因此台北市街头少见垃圾桶，而许多店家也会贩卖有自己特色的购物袋，让消费者购买，像大陆朋友耳熟能详的诚品书店，就有各种尺寸与材质的购物袋可以选购。因此买了东西结帐时，可以看到台湾人大多会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折叠整齐的购物袋，将购买的物品自行装袋。这一点在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我竟然疏忽了提醒团员们。
几乎每天傍晚七点左右，在台北市的街头巷尾，或许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女老少，纷纷自动从家里走出来，“好厝边”(台语：好邻居)利用这个时间相互嘘寒问暖。共同点是，他们的手中都拎着一袋或两袋装满东西的塑料袋，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塑料袋长得都一模一样。
等到大家都群聚得差不多了，街的那一头响起“少女的祈祷”，答案揭晓，垃圾车出现了，这些群聚的人们纷纷将手中的塑料袋交给车上的工作人员。很快的，街头巷尾恢复了平时的宁静。
台北市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至今已经有*年，我记得是在马英九先生担任台北市长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开始推行。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一个民选市长在他即将要面对续任的大选之前推出这样一个“扰民”的政策，胆识不可谓不大，而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马英九对于台北市民的素质高度信任。
马英九先生通常给人温文儒雅的印象，做事一向是温良恭俭让，不喜欢哗众取宠。也就是说，许多人认为马英九是一个很在意民调、而且做事相对保守的政治人物。我也这么认为，甚至觉得他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因此他敢于提出这样的政策，当时也令我相当钦佩。
这大概就*最大的弊病了，民选的政治人物会为了讨好选民，推行一些讨好政策，而真正有利国家民生却可能相当程度需要牺牲人民部分便利或利益的政策却乏人问津。不过，我记得，当马英九市长宣布要推动台北市垃圾不落地时，许多电视名嘴以及媒体也感意外，甚至还发出“马英九是不想连任了？”这样的惊叹！
但我记得当时马市长是这么说的：“全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例如日本东京都已经是垃圾不落地，台北市也在全世界一流大城市之列，我相信台北市民的素质，一定可以将别的城市市民可以做好的事同样做好”(非原文，记忆所及)。于是垃圾不落地开始推动，并且同时推行“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政策之始民怨是有的，例如七点左右收垃圾，上班的人们还没到家没法丢垃圾、垃圾袋有仿造的、收费的垃圾袋尺寸不够齐全、价格太贵等等。结果许多怪象也出现了，譬如台北市民将垃圾丢到邻近的台北县、将垃圾丢到街头上的公共垃圾桶导致垃圾桶爆满……(附注：过去台北市征收垃圾处理费是随水费征收，也就是水费越高者垃圾处理费就越多。但此种计算基础有失公允。因此台北市改采随袋征收，也就是民众在购买垃圾袋时，其费用包含了垃圾处理费。而垃圾袋有分尺寸，用得越多、越大，垃圾处理费就越高！)
有趣的是，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之后，台北市的垃圾减量不少。同步推出的配套政策还有垃圾分类，每周也有固定几天是收取回收的垃圾。这分类除了大家都熟知的宝特瓶、玻璃以外，还有大型家具、废弃物，以及厨余。
因为丢垃圾很麻烦，所以干脆减少垃圾“产量”，原本会随手乱扔懒得分类的瓶瓶罐罐也因为会占据“垃圾袋”而宁愿费点劲分类，而分类之后的垃圾也的确大幅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与可能产生的有毒物质。
目前全台各县市大多改采垃圾不落地政策，但随袋征收目前只有台北市施行，效果显著。而这样政策也使得台北市民普遍具备了“使用者付费”的思想。所以在台北市很少免费的措施，政府用人民的纳税钱建设好硬件，但想使用就必须由使用的人付钱作为后续维护与营运之用，这一点思想上的进步我的感受是，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有推动与促进的积极作用。
附带一提的是，马英九在担任了总统一职后，明显是延续了他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垃圾处理政策的思维，实施了全台的禁烟政策。也就是两人以上之室内、公共场所、乃至公园等地都不允许吸烟。早几次我在桃园机场都看不到吸烟室，而且在台北市街头的写字楼周边可以看到男男女女群聚吸烟，场面颇为壮观。后来带大陆朋友赴台参访，在一五星级国际大饭店门口看到一群人围着附有烟灰缸的垃圾桶前吞云吐雾，有许多还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景象煞是有趣！
我有一台湾朋友是个老烟枪，对此政策非常不以为然，常说，那烟民的*呢？据我的观察此政策之所以在台湾并没有遭遇太大的民意抗议是因为此前就已经实施了吸烟与非吸烟区域的严格区分。一般来说台湾的烟民早在全面禁烟以前就懂得尊重不吸烟者的权力，只要在场有人抗议，都懂得回避。不过这次我从桃园机场回北京发现，桃园机场设立了吸烟室，看来也是因应许多国际的观光客所为。而随着香烟高额收取的“健康捐”也使得每回我来往两岸之间必带的免税品就是香烟。更有返台省亲度假的台商说，最怀念大陆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吸烟环境！
垃圾与二手烟恐怕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如何处理得好且公平，让人们可以解决这些讨人厌的东西，恐怕需要为政者的大智慧才能妥适处理。在此也提醒许多赴台的大陆朋友们，垃圾与香烟在台湾都是不能随地抽、随地丢的，毕竟，入境还得随俗，除此之外我想，台湾还是一个随兴且自在的好地方！整个旅程非常辛苦，但我觉得有很大的收获。据我所知，从上海来的那群团员们彼此成为好朋友，而且还曾在旅行后聚会彼此交换出游的照片，分享心情。而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本身常在两岸间穿梭往来，一切的不同对我而言都已经是习惯，但在他们的眼中，一切我已忽略的感受被重新唤起，而这些种种都不可能从报章杂志或几部台湾电视剧或新闻中可以感受。我的一位好友曾经长期观看台湾新闻，当他自己真正去过之后他也说，原来他未曾真正地了解过台湾，同样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也有相同的状况，因此每当有网友告诉我他长期看台湾电视而显现出一副很了解台湾的样子时，我都持保留态度，就如同我曾在新浪微博上遭遇许多网友因为看了几年台湾电视、甚至交了几个台湾朋友，来教训我这个本地台湾人对于台湾的分析与看法，这令我啼笑皆非。
谦卑，彼此交流的第一步 谦卑，彼此交流的第一步
　　除了这个大团，其实我在之前或之后都有带着两三位大陆朋友赴台旅游的机会。2008年11月，陈水扁要被检方收押的那天上午，我跟凤凰网的总编辑邹明先生正在台北出差。同时间我们在新光三越百货站前店的楼上与凤凰卫视台北站的同事们吃饭。饭后，当我跟邹明先生走出百货公司大楼，看到不远处站着一排镇暴警察，他问那是在干嘛？我说，那是特侦组的办公地点，一会儿陈水扁要来接受调查，有可能要收押，现场会群聚许多陈水扁的支持者，为了预防可能的冲突场面，因此镇暴警察要先做好部署。
　　他问我，是否可以靠近看看？我立刻带他靠近。在靠近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问我还可以靠近吗？我觉得奇怪，为何如此啰嗦？直到接近了，他在镇暴警察前拍了照，我问他刚才为何一直问是否可以靠近？他告诉我，在大陆如果有镇暴警察的现场，别说拍照，就算要靠得如此近都不可能。
　　他还说，真没想到，一个被新闻镜头看来是全部状况的新闻现场，其实不过就在街头一角，而街的这一头，一个百货公司的商业区，人们如常购物、逛街与工作，大家都在做着平常不过的事情，包括抗议。
　　我想起曾经参加过多次的街头游行，可不是，抗议完然后去逛街、吃饭甚或看电影，我不会因为抗议的情绪打扰到我原本的休闲或是工作，而休闲与工作也不致于让我无心去抗议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他则感叹地说：“媒体的台湾和真实的台湾，是两个面貌。”
　　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我不仅仅接待去台湾的大陆朋友，在大陆期间也接待了不少的台湾友人，并带他领略大陆的风光，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陆。
　　在北京的这几年，陆陆续续接待过的台湾朋友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经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已经是远得不能再远的关系。初来乍到的台湾朋友在北京碰上什么新鲜事，都会过来跟我分享，碰到不懂的事情，也会过来向我讨教。那年冬天，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到了北京，没几天他跑过来跟我抱怨：“北京的车子质量太差了，开关车门还会漏电。”我忍不住笑了，耐心地跟他说：“这是静电！”可能大陆朋友听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静电是这常识啊，有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问题是，台湾是个海岛，空气湿润，是不会有静电现象的。静电在台湾只会出现在一个场合，那就是科学课的实验室里，老师会拿着橡胶棒告诉学生，摩擦能生电。所以，那位朋友不识静电就不难理解了。
　　台湾朋友知道北京烤鸭，并且知道烤鸭要吃全聚德或是便宜坊的。我曾经试图向两位台湾朋友推荐这两家之外的另一家烤鸭店，费尽唇舌没有得逞，人家就认准这两个牌子了。于是，中餐全聚德，晚餐便宜坊。因为这是台湾人都知道的烤鸭店。从便宜坊出来开始跟我抱怨，说北京的果汁太贵。这是必然的，北京的果汁哪能像盛产水果的台湾那样便宜！原来他们在便宜坊点了一扎鲜榨果汁，没想到花去了98元，幸好他们点得烤鸭是顶级的，否则果汁都要比烤鸭贵了。有感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要么过于冷漠，要么过于热情，但总体偏热情的情况，我跟台湾来的朋友都交代过，不要与出租车司机谈台湾问题，否则会郁闷到不行。好在很多台湾的朋友都经受过本土化过程中台湾出租车司机的洗礼，大部分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朋友说，大陆人习惯在生活中讲政治用语，他给我举了两个例子：对人说谢谢，对方可能会回答你，不客气，为人民服务；有人感冒了，对方会劝你赶紧吃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的朋友对这种习惯用语感到很新鲜很好奇，因为在台湾是闻所未闻的。有一个朋友对小朋友脖子上围的红丝巾很感兴趣，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小学生脖子上都会戴这样一条红丝巾。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红丝巾叫作红领巾，是少年先锋队员的标志。台湾没有少先队，也就不会有红领巾了。对于那些能够在课本上、媒体上有过初步了解的东西，台湾人来到大陆后会格外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求证的过程。比如，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这是在课本里有所提及的，几乎所有的台湾人初来大陆都会格外留意。最有意思的是，我经常被大陆朋友问到，“台湾的夜市都没有城管会驱赶吗？”而台湾没有城管。到了过年，大陆的朋友也会问，“台湾有春晚吗？”而基本上台湾已经少有所有电视台联播的节目或新闻了。而似乎对于一个没有春晚的土地，大陆朋友难以想象，都会接着问，“没有春晚那你们过年都怎么过呀？”这就如同元宵节，台湾有灯会，路上的小朋友或年轻人或提灯、或举火把，但大陆是很难看到的。又譬如中秋节，在台湾几乎家家户户烤肉赏月，我都戏称为“全民烤肉节”，但在大陆别说赏月，月饼都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与计量工具，往往卖得比台湾贵得多得多。在台湾过年必定得要买新衣，端午节还有许多家庭挂菖蒲、洗艾草、看龙舟、喝雄黄酒。同样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不同的结果。又譬如每年农历七月是鬼月，七月十五中元节，台湾的家家户户烧香拜拜，在大陆是极其少见的，而我身边许多年轻朋友对于这个有着慎终追远的鬼月，更是闻所未闻。
　　又譬如，我看到许多大陆朋友同姓结婚，这在台湾是避免的，因为同姓是一个家族。过年不说不吉利的话或脏话，但在这里似乎也毫无忌讳。所以说，如果不用心观察与体会，仅仅只是概括性地觉得彼此没有什么不同，必定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经历了蓬勃发展的两岸交流活动，我想说的是，两岸的交流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不是了解彼此用语不同就可以做到彼此的认同与了解，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融合，如果前面所言，谦卑，恐怕是唯一的道路。
　　记得曾经在接受“博客天下”专访时我说，“穿梭两岸，混迹于大陆互联网，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到谦卑”。因为生活与新闻是不同的，我很骄傲的是，我过过台湾生活也过过大陆生活，然而至今我仍不敢说我了解大陆，包括那思维中的第一念。而谦卑就是对自己可能的无知要有觉知,对对方的在意或痛苦要有觉知，不随意批判，更不能轻易藐视，因为对方生活中那片头顶的天，就是对方的全部。我手写我心
　　博主名片
　　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人，祖籍安徽。曾在台湾做过10年记者，2006年定居北京。曾任某著名网站台湾事务发展部总监，现为独立撰稿人。
　　获选理由
　　她是微博上最火的台湾人，关心两岸政治，致力于消除两岸语境上的差异。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且敢于直言，她一会被看成是“台独”分子，一会儿又被看成是“五毛党”。她感动着网友的感动，愤怒着网友的愤怒，被称为“在大陆互联网上走得最远的台湾人”。
　　博主自述
　　我有着多元化的性格，大部分人觉得理性的女人必定冷血，但我却是个该理性时很理性，但感性时却情感泛滥的女人。我会用一种情感去看待人事物，而且我尊重真实的自己，即便有缺点。我不想把自己塑造成某个状态，因为我更乐于平凡、简单。我的博客的风格就是真实，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博客是我可以掌控的平台
　　如果你玩微博，但不知道“胡同台妹”，那你就out了。半年来，这个叫做宫铃的台湾人变成了一个深度网虫，她像游侠一样行走于微博江湖，敢想敢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乐此不疲地和大陆网友隔空谈心、评点“江山”。于是，她被网友尊称为“在大陆互联网上走得最远的台湾人”。她说她很荣幸，但也受宠若惊。“我希望产生千万个在台湾互联网上走得很远的大陆人，希望有一天这句话不存在了，大家就都走得很远了。”
　　其实，“台湾人”一直以来都是“敏感词”，“别人会不自觉地把你当成台湾的代表来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尽管她也会被网友拍砖，但多数情况下，她扮演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大陆网民的民意代表，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说，之所以关注大陆的时事，是因为自己想更好地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拉近和大陆网友的距离。
　　宫铃很敢说，敢对于社会中一切她认为不够公平的事情发表看法，敢于批判新浪，敢于发表对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的看法……“有人说我是个被民主洗脑的白痴、冷血动物，其实我只不过是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看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就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敢于说出真相的小孩。”
　　“我也会担心得罪人呀，只是都是得罪完以后才担心，啊，惨了，得罪人了。接着就会告诉自己，哦，就这样吧，下次不可以了喔！人这一生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但是要清楚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也担心哪天在互联网上说了不该说的话，被赶回去。”她俏皮地说道。
　　“我一直觉得我比较叛逆，在大陆，叛逆好像是坏孩子，但我觉得叛逆不是坏事，所以我很保护这种叛逆。”宫铃在台湾做过10年的记者，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台湾媒体人的特点啦，而且我觉得在某些观念的坚持上如果妥协了，会让自己在将来的某一天后悔。”正因为她的直言不讳，受到的委屈自然也比别人多。今年4月26日发生的“立方门事件”让她觉得非常不爽，“维权”3天后，退出新浪。“很多人说我多事，说我把自己太当回事了。我把自己当回事，我很在乎我的尊严，这有什么错呢？”她就是这么一个为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坚持到底的人。比如，她很坚持写字用的笔一定要顺手，“如果笔不顺手，字都写不好、文章也会写不顺”。而且，在微博上，这类博客她从来都不会转发：比如斤斤计较温总理穿了什么牌子的球鞋、戴着什么牌子的手表。“我珍惜每一次发出观点的机会，总要掷地有声。一些仅是情绪发泄的追究，无需表达在公众媒体上。”另外不论博客还是微博，她都坚持写繁体字，当然这个坚持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干吗不入乡随俗？“我喜欢看到我的文字是用繁体字呈现而已，并非刻意不同。”
　　但是，因为在大陆生活多年，她还是有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前段时间，她回了一次台湾，让她纠结的是，虽然人在台湾，但不管走到哪里，大陆网友的问题会不停地从脑海里冒出来。她说，看到街边的摊贩，她会想到网友曾问过的“台湾是否有城管”的问题；我吃着各种台湾小吃，心中念想的却是“拍照—上传—大陆网友想看、爱看”。“一趟返乡之旅，我的心，因着微博平台带来的友情牵挂，好像遗留在了北京。”
　　宫铃说，自己好像蝙蝠，既了解哺乳类的痛苦又了解鸟类的痛苦，所以她很孤独。“这可能跟我是天秤座有关吧，总是找平衡。”“但我蛮喜欢和大陆人交朋友的，我不喜欢某些在大陆的台湾人，因为我没办法像他们那样生活在云端：假日打麻将、购物，也无法与他们议论大陆人。”
　　其实，2004年来北京之前，宫铃是准备从政的，因为整体形势的发展对她这个“纯种的外省人”不利，所以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多年的梦想。而姥姥时常念叨的北京让她十分憧憬，于是很冲动地来了北京。后来，她去了凤凰网负责网内有关台湾的博客和论坛的工作，于是就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网名。“对我而言，胡同就是北京，因为我姥姥就是从北京的胡同去的台湾，而台妹呢，就是台湾的女子。”
　　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博客。“我当时想，大家多看看台湾人的文字可能更能了解台湾。我喜欢写文章，博客是我可以掌控的平台，很自由。”尽管这是她的自由空间，但她的文章不是随兴的感情抒发，而是完整而富有逻辑的。“记者都有天生的喜欢表达的欲望，我把它当成自己替报社写稿一样，这是我对这个平台的尊重，因为自媒体也是媒体。”
　　宫铃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好像是“前世格格”。“这是一个感觉，我上辈子应该在哪个胡同活过。”于是尽管是冲动地来到了北京，但一待就是将近6年。宫铃也会抱怨北京的空气脏、菜咸、地铁挤、冬天冷……但她也很清楚，如果不来北京，她一定会后悔，而且会一直惦记着姥姥讲述的那个记忆中的北京。“你相信命中注定的安排吗？这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
《从台北到北京》——北京是个大农村  “你台湾来的，你不懂”

【无论你看到这个标题是否认同或是气愤，请先把自己心中预设的立场放下，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两岸交流的第一步！在台湾，农村是个好概念，而由这个词汇的不同理解我们或可窥见，就算是表面解释相同的词语，都因为发展历程、个人经验乃至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看法与理解！那么，从一个单词衍生出的一个句子、一段话乃至整个思考或是逻辑以及对生活的认知，这中间的不同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如果两岸在未来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彼此真的都是中华民族，我们是否有着宽容与换位思考的准备，来接受并且化解这中间的不同呢？不过首先，我们都得问问自己，你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不同了吗？】

　　1.“你台湾来的，你不懂”

　　经常遇到有大陆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台湾的房子多少钱一平米？平均所得是多少？打车要多少钱？吃一顿饭多少钱……许多人想要知道台湾和大陆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其实，我不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两岸的发展起始点不同，条件也不同，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把两个根本没有相同比较基准的社会拿来比较，就因为两岸都是中国人，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
　　不过，有些比较是有意思的，不是为了比出高低，而是不同。北京是个农村城市这大概是我最骄傲的观察所得了！
　　然而，我很少对大陆人提及这个结论，大多是台湾朋友对于某些现象或接触经验中困惑时，我会提出以解惑，通常得到的响应是：喔，这样呀，那就不奇怪了！
　　《新京报》采访我对于北京生活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个观点，当时我只知道该报主编的反应是：这人真敢讲！后来我的工作同仁把此篇访谈放到了网络上的博客，由于网站编辑将标题改为：《台湾女人：北京是个大农村》，点击量颇高，板砖当然也不少！至今，这些评论仍然在我的博客上。
　　然而，长期游走两岸，加上对自我的期许，我花了许多精力，去“体会”大陆这个社会，不过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无论是在大陆的台湾人、在台湾的台湾人乃至大陆人都无法理解，因为这三群人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于是，在大陆，很多聚会乃至工作的场合里，有一句话，就成为我的“紧箍咒”：“你台湾来的，你不懂”，或是“你在大陆待太久了，台湾你已经不熟悉了”。这样的感慨，我曾将之写成博文“蝙蝠的成长”，以蝙蝠同时不被哺乳类与鸟类动物所接纳的心情。

　　蝙蝠的成长
　　返台三个星期，把笔也就搁下了。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太忙，忙工作、忙感悟、忙回忆与记忆。三个星期以来，见到了很多人，也跟很多人谈话。忽然想起一种动物——蝙蝠。为什么想起这个动物，原因很简单，有个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有次动物大会，各种动物要分组，分到蝙蝠大家就为难了，它是哺乳类？还是鸟类？说它是哺乳类却长着翅膀，说它是鸟类，它却不是卵生。于是可怜的蝙蝠，既不是鸟、也不是哺乳类，就这样孤零零的、同时不被两种动物所接受。何来此感？人类总的来说属于群居动物，中国人尤其如此，总是要为自己找个群体，似乎这样才有安全感。本人虽说特立独行，但也还是渴求着一个心灵的归属感。然而跟许多台湾朋友见面聊天时，他们总会对着我说，你们大陆如何如何，忽然发觉自己被归类成为大陆那一边；回到大陆，许多人又会对着我说，你们台湾如何如何。这就是蝙蝠的为难。
　　返台初期，刚好遇到大陆安丽团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看到台湾媒体对于安丽团的报道心中五味杂陈，自己站在大陆的立场，难受；站在台湾的立场，受伤。难受的是，同胞手足怎么如此简单粗暴地显摆自己的财富？受伤的是，曾几何时台湾的经济败落至此？难受、受伤感兼而有之，无法排解，只好躲着新闻不看，做了一把鸵鸟。(有趣，鸵鸟虽是鸟类，却不会飞，而是陆地上跑得非常快的动物之一，奇了，又是一种两面都不是的动物)。
　　昨天一位朋友在MSN上问我，喜欢我文章中的真诚，却也明显感觉我的焦虑。我无语，看来我的文章是够真诚的，连这点小心思也毕览无遗，好在我不想掩饰我的焦虑。说到此想起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话说有天跟几位大陆朋友聊天，谈起台湾政治，每个人都侃侃而谈，听到有问题处，我不免张口纠正了几句，没想到对方想也不想地就说，你不懂，才不是这样……后来又谈起大陆，我也忍不住说了几句感想，没想到对方又说，你是台湾人不懂大陆。有种啼笑皆非的凄凉，原来台湾大陆我都不懂。
　　回到文章主题，蝙蝠到底成长了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两边都不是、也两边都是，所以蝙蝠最厉害的是，懂得两边对于彼此不懂的部分，也因此在两边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为何？因为蝙蝠可以看到哺乳类动物生产过程的痛苦，也知道飞在天空中的感觉。如果蝙蝠在哺乳类动物里谈天空、在鸟类间谈胎生，肯定就是一个怪胎，为两边所不能容。可是吊诡的就在此处，或许两个群体之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个对于彼此不理解的部分。北京是个农村城市(1)最近在进行一个企划案，规模很大，因此受到的质疑与委屈也就很大。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最大痛苦在于，自己会被那些自以为看到一切的人所怀疑，无论怎样的循循善诱，终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天一位大姐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她说是洪晃的论点)，员工分两种：牛跟宠物。牛型员工，拼死拼活，临死献了牛肉、牛骨、牛皮还有牛血，但主人家不会把一头牛天天抱在怀里；反倒是宠物狗、宠物猫，天天只需讨好主人、摇头摆尾，就可以陪着主人吃香喝辣。

　　听罢此言，说真的，什么蝙蝠、牛，我只想做只优雅的宠物猫！

　　2.北京是个农村城市

　　在台湾，农村是很美好的。如果我对别人说，我在乡下有间房，别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神，因为在乡下买的房一定是独门独院、按照自己期待的样子建造，加上台湾城乡差距较小，居住在乡下，完全可以享受到城市里相同的物质生活，交通、通讯、生活设施都不会有区别，还可以享受到乡下无污染的空气、清幽的环境和闲适的生活节奏。总之，在乡下生活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与城市的差别只在于生活步调与维生方式的不同。

　　北京是个农村城市，在我的理解中，这里所指的农村就如同我对台湾农村的理解。在北京这个城市居住的人民，在面对高度发展的城市建设，仍保有农村的生活思维，形成了现代化城市建设搭配传统农村生活逻辑这样的有趣场景。

　　总的来说，这个状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特征是，北京对于地点的描述方式很农村。

　　北京市民在描述一个地点时，喜欢使用诸如“东”、“南”、“西”、“北”、“几百米”、“几站路”这样的说法，从来不使用详细的地址。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农村思维。譬如，在村子里要说自己住在哪儿，大概都是这么说的：

　　到了村口，有棵大榕树，过了这棵大榕树向东走大约500米，过一座石桥，路的北面会看见一个红顶的三层小楼，在这小楼后面往东看，可以看到一块牌匾，然后往牌匾方向走，接着到了第一个巷口往西走……嘿嘿，我这么一举例，是不是就连结上了？

　　但是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这样的表述就发生问题了，就像我，从来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虽然很多北京人会这么跟我说，北京的路都是正南正北的，问题是，我就连路都搞不清楚呀，还南北咧，没有明确的地址对于外来者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各位不妨问问你们的老外朋友！

　　北京的朋友经常会教你分辨东西南北。

　　他们会这样说：“很简单嘛，北京是正南正北的棋盘式布局，你到一个地方只要在脑中想一下地图，就可以马上认出东南西北了。”我只好苦笑：“可是我不是北京人啊，我哪能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想起对应的地图来？”

　　他们不依不饶：“有些地名也在提示方位啊，比如西直门、朝阳门。”

　　我再度困惑：“那广安门、德胜门、复兴门呢？如果我是个外国人，我怎么能够知道朝阳门向东？”

　　他们只好使出终极杀着：“你可以看太阳啊”。

　　GOD！不说这个我还不来气呢，北京春、秋、冬三季，灰蒙蒙的天气太多了，太阳在哪！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想，是不是该带个指南针在身上？

　　我曾经以为，这种方式连北京人自己都会感到困惑。但下面的故事证明，北京人还是很牛的。

　　在我第一次北京驻点时，有一回做采访，打电话问采访点的地址，一位大妈在电话那头说：我们这儿就在某某大厦的东北角。我心想，这北京好歹有个上万栋楼吧，就这么一个大厦名，谁知道在哪呀？于是我追问地址，未料那大妈是这么说的：“你这么说，师傅肯定找得到，给你地址你也不见得找得到！”我心想，完了，肯定被师傅骂，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告诉采访车师傅，天哪，他也真厉害，听完之后就说知道在哪，然后就往那儿开！这一次的经验让我很难忘，太神了！

　　还有一回我打车想去北京的亲戚家，我只知道要在环路上民族园那个出口出然后左转，于是我就这么跟师傅说，师傅反问我一句：路南还路北？惨了，蒙了，我哪知南北呀，我连民族园在北京的南或北都不知道咧！(现在当然是知道啦)我只好弱弱地说：我只知道左转！那师傅也很不客气，说了句：嗨，你们这些个女同志就只知道左右不知南北……我的脸上真是好几条线！

　　第二个特征是，时间观念很模糊。

　　时间的描述往往很模糊，经常以太阳为参照，分为上午、下午、晚上。这一点，又带有鲜明的农耕时代下的农村特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正中天就是午饭时间了。

　　为了这个时间概念不准确，我着实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跟人约时间见面是件痛苦的事！

　　一位朋友打电话约定后天下午来公司面谈。

　　我问他：“后天下午什么时间？”

　　他好像从没有想到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一样，愣了几秒钟才答道：“反正就是下午了。”

　　我说：“下午时间很长的，说个具体的时间吧。”

　　他想了想说：“那就两三点、四五点吧！”

　　“……”

　　这是说我得整个下午等他吗？

　　另一种约定的方式更加没有时间观念。

　　“后天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后天中饭还是晚饭？在哪里？”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说真的，我出门得要一小时以上的准备时间，到时候再说，这、这、这真的很为难我呢！

　　这种约会让我极其困扰，后天一整天势必不能再安排其他事情，还要在这两天里为之分神，因为时间的不确定，很有可能会改到明天或者是今晚。

　　到时候再说的后果往往是，提前一个小时告诉你。在这一个小时内，要抓紧时间化妆、换衣服、叫出租车，待到上了车时间已经过去一半多，路上再小堵一会，于是就迟到了。

　　经过这几年，我也逐渐变成个迟到大王啦！(有些为自己找理由)

　　模糊的时间观念、缓慢的生活步调，这绝对绝对就是农村的重要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用语不精确。

　　从2004年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各位肯定无法想象，有句话对我直到目前都还是一种困扰，这句话就是“那可不好说”！

　　我是真心觉得，这句话是世界上最高深莫测、最具有神秘感的一句话。总结了五年，才算初步有了一些心得。它可以用在任何场合，用来回答任何问题。这句话里有时的意思是，对方不便于说出口，需要你自己去揣摩。有时候又变得很简单，纯粹就是使用者自己对某些情况不了解而做出的回答。有时候，这句话又象征了某些潜规则，成了区分“敌我”的一句切口，你要是愣住了没反应过来，那就不是自己人了，因为自己人都知道！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一次采访前，我问对方说可不可以去采访，对方就回了一句：“那可不好说”！

　　我就问道：“这话的意思是我得去向台办申请？还是……”

　　对方答：“那也不好说！”

　　我继续问：“您的意思是，我采访不了？”

　　对方答：“那也不见得。”

　　喔，天哪，这是什么意思#$&*&%$%#？我无奈地再问：“那我是该办什么样的手续、或是找什么人、或是我到底怎样能够采访咧？”

　　这时对方终于说出他真正的答案：“主要是我们这里不曾有过台湾媒体采访，所以我得问问领导。”

　　吼，早说嘛，害我猜了这么久！

　　总而言之，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我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状况下听到这句话，每回当我好不容易为这句话的含义找到一种解释后，又往往在下一次遇到另一种状况而产生另一种解释，所以前阵子我跟从台湾来的唐圣瀚大哥说：“您来大陆做生意，一定会遇到这句‘那可不好说’，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这个翻译还翻不准，是我对大陆进一步了解的障碍。”唐大哥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说：“连你都不懂，这句话很高很深呀！”可不是！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曾经问过我大陆的朋友们，什么叫做“那可不好说”，他们的回答竟然是“那可不好说”！过年时我回到台湾，一位朋友的妻子也跟我说，先前陪着老公去北京演讲，她就跟老公说：“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要这么含糊，不把话说清楚？让我无所适从。”听完我的分析，这位太太也终于知道这是一种生活上惯用的表达了。

　　虽然我理解，这是北京人一种比较温情、委婉的表达方式，但这种模棱两可就是一种农村思维，肯定会给别人带来困扰。我真不知道老外用英文要怎么翻译这句话，我只期望，看过本书的朋友们，以后遇见胡同台妹乃至其他台湾人，请一定一定要贴心地把情况说清楚，千万不要再“那可不好说”了！

　　除了这句话，其他像是：大约有个两三站地吧、三五百米吧、大概就是几十斤吧、大概三五天一星期能好吧、那人是我哥们（其实这句话充其量只能说明那人是个男的）……

　　这里我再说一个小故事。

　　有回我在上海驻点，临时被调来北京支持，到北京时是下午三点，我身上没有人民币仅有美金，但我又没吃饭，于是要求采访车李师傅载我去吃饭。到了餐馆，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我又不好意思跟师傅说，于是托词上洗手间，问了服务员这附近是否有可换汇的银行，服务员是这么跟我说的：“很近，就在一出店门右转。”于是我很安心地照着他的指示去找。过程的曲折且不缀述，总而言之这一来一回大约花了30分钟，等我回到餐馆，李师傅很忧心地跟我说：“我以为你在厕所出了什么意外。”

　　我必须承认这种概述的用语听来很帅气、很爷儿们，但我也必须强调，常用语汇就可反映这个城市的人是否够商业、够精准、够职业，曾经有份报告，是以亚洲各大城市人走路的速度来衡量一个城市的进步程度，我记得那年报告中显示，走路最快的是日本东京！走路速度跟城市发展有何关联呢？当然，当每个人都把时间当作金钱时，走路就必须快，而这也会带动整个城市发展的步调，以此类推，精准的用语带动的就是精准的思维，而这个思维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个特征，用句北京话来说，就是套近乎！什么都喜欢拉关系，就如同平常拉客的小商家都喜欢用“姐”，而这个特征不但农村，更反映了这是个关系为王的社会状态！

　　也因此，从这种套近乎的逻辑，又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不规范思维！例如，有了关系所以可以不用排队、不用守规矩、不用承担责任，因为“我有人，不用担这些心”、“放心好了，我有办法，我可以搞定”。

　　说起规范，我忽然想起来，北京人不爱签合同，不愿意按照合同办事。因为有了合同，在深层心态来说，那表示我跟你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只能靠合同来维系。又譬如说，在北京，你找别人帮忙，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是：“放心吧，那人是我哥们儿。”北京是个农村城市(5) 我只能说这大概是“那可不好说”之后我第二害怕听到的话！每次我只要听到这句话，后面的话我会自动屏蔽，然后一阵晕眩，想着，完了，事情大调了！其实这句话仔细分析，也是够农村了。农村里，大家自小在一起，谁都认识谁，靠的就是关系的亲疏远近，在那个环境里，哥们儿是靠谱的，台湾说法就是很可靠的好兄弟，但到了这个大城市里，谁都有几个哥们儿，哥们儿还有哥们儿，谁又能天天自己事不干，帮哥们儿办事呢？

　　类似的一句话还有：“咱俩谁跟谁啊！”这是一句大陆普遍用来表达亲切的说法，透过我这个翻译，台湾人会怎么说这句话呢？台湾人会这么说：就凭我俩的关系，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先不要觉得台湾人说话怎么这么复杂，抛却价值的判断，这两句话除了字数的长短不同外，其实还有在文字运用上的直接与否。我必须承认，台湾人说话比较繁复，但这不是坏事，可以把意思表达明白；然而大陆的说法也没什么问题，这样多爷们儿嘛！如果认知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何以台湾人会觉得大陆人说话没有礼貌，好直接；也可以解释大陆人总觉得台湾人娘、啰嗦！这中间我用的都是负面的形容词，对照我先前的说法，其实换个角度想，并且理解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这样说来，其实只要彼此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了某些用语的不同而产生误解了！
　　当然，现在我非常清楚“咱俩谁跟谁”是为了套近乎，有阵子对这句话我可是极其反感的。如果彼此真是老相识、好朋友，这么讲绝对没问题，不过如果是个陌生人猛然这么说，我心里所产生的图像就是，你肯定有什么意图才要跟我装熟！

　　我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有一个报纸业务员来拜访我，希望我能下广告预算给他！我跟他之间是第一次见面，对方滔滔不绝地谈着他们的媒体优势、价格有多优惠等等，然后他忽然这么说：

　　“姐，我看您的样子也是很有经验的，对我们媒体的状况肯定也是很了解，这样，我给您一个很棒的折扣，另外再加送您一周，您看这样如何？”

　　我问：“这样你不是吃亏了吗？价格这么低！”

　　他：“嗨，咱俩谁跟谁，您就是我姐，给您个好价格也是应该的嘛！”

　　
　　我沉默了许久，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个人做生意不老实，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就成了他姐，他的价格肯定还能再降，况且这么拉广告肯定不专业，价格一下子就降这么低，可见媒体的效果有问题！说真的，我没去真正研究那个媒体到底是不是效果有问题，当时我只觉得反感，很希望把这个人给送走，我不喜欢一个业务员把死的说成活的，然后还能开花！文化差异无处不在(1) 回头看看我整个心路历程，其实我的反应很正常，就一个台湾人而言；他这样的说词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或许他在开头真是报了高价，透过很大的折扣，丢出的其实是合理的价格，这样的操作或许是他的领导、他的前辈告诉他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理所当然的心理预期，不过，我没有！

　　懂了吧，一句话就算说开来，也因为彼此的理解状态的不同，而造成这笔生意根本失去了可实行性，从一句话衍生出来的所有一连串的假设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不禁想，两岸之间是不是有太多太多状况就是来自于这样的理解落差呢？

　　3.文化差异无处不在

　　在大陆生活的几年，透过各种各样的磨合，我非常深刻体认到，两岸人民实际上是存在着极大文化差异的，这并不是因为海峡的隔离，更不单单是因为政治体制造成，而是在两个完全不接触的社会环境下，对语言系统乃至背后逻辑各自发展所造成，这不是刻意的人为，而是自然而然的演变！这本书出版社要我用我习惯的写法书写，要我不要刻意去贴近大陆用语，如果你会感觉有些字句你无法一下子看懂，我可以跟各位说，阅读大陆的报纸、杂志、书籍对我有着相同的困难，我现在可以很流利地阅读简体字，对于横排竖排也不是很在意，但我还是无法一下子就看懂大陆的文章，因为，我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来看，然后理解、然后转化到我熟悉的台湾系统里，这样的过程就会比较漫长。

　　另外，我再举几个显而易见的差异！

　　比如，在两岸“检讨”这个词就有不同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感情色彩和分量的差异上。在台湾，“检讨”就相当于总结，每个公司过一阶段就会开一个“检讨会”，用来总结前一段的成败得失。“检讨”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几乎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包含在里面。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原来“检讨”在大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检讨意味着错误，是很严重的情况！

　　“感冒”这个词在台湾和大陆的意义完全颠倒过来。在台湾“感冒”是不感兴趣的意思，而到了大陆“感冒”成了感兴趣的意思。

　　另外，我曾经在微博上用了“动机”这个词，结果有个网友说我“狗眼看人低”，还好我大概知道问题肯定出自于对这个词认知不同，立刻问了大陆朋友。果然，动机这个词就跟“企图”一样，在大陆是有负面含义的。看到这里，我想，以后大家在相互理解时，应该可以清楚，许多词语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是可以沟通的，但内层的感觉，其实是大不同。

　　从哲学层面上讲，台湾人比较唯心，大陆人比较唯物。反映在对商品的追求上，台湾人比较注重商品的内涵与理念，以及一个商品带来的愉悦感；而大陆人则比较注重商品的功能及实惠。文化差异无处不在(2) 这一点，在两岸的广告上有所体现，对此，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也有提及。

　　台湾有一个汽车广告，曾经很流行。那是一个新婚家庭，男孩子很喜欢无敌铁金钢的模型，但是女孩子不让他去买，于是他就驾车偷偷去买，后来发现女孩子也背着他为他买回了模型。最后的画面是，两个人拿着无敌铁金钢依偎在一起。

　　我把这个广告讲给大陆朋友听，他们都听得一头雾水，纷纷问我：“宫铃，你没搞错吧，这是汽车广告？这分明是模型广告嘛。”

　　我跟他们解释，台湾的很多广告都是在传达商品内在的一些理念。上面的汽车广告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这辆车比较适合刚刚组建家庭的小夫妻，这辆车拥有新婚夫妇所希望拥有的一切浪漫元素。其实，还可以想得更开阔。男主角是偷偷地开车去买模型的，因此这辆车必须很灵活，方便进出家里的车库，发动时的声音也不会太大，不会惊动女主角，等等。这些东西，台湾人看久了，自然而然就会从心中生出这样的感觉来。

　　另一个比较动人的汽车广告，写一位巨帅无比的爸爸开着一辆家庭房车，他的小女儿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这时已经到了家门口。但这位爸爸没停下来，而是继续开着兜圈子。这时候旁白响起，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叫醒她，疼爱女儿的心情就像谈恋爱。

　　我曾经为这广告掉了好多次眼泪，不过我想也许有人对整个广告剧情摸不着头绪，其实车子的性能已经在广告中表露无遗。首先，车开了那么长时间，女儿都还没醒，说明这个车既安全又平稳；其次，强调了家庭的甜蜜与温馨，将情感转化到对商品的认同上。这就是台湾广告的状态，而这也是诉诸于台湾这个市场的最佳方式！

　　反观大陆的汽车广告就简单多了，多数都是直截了当地在广告当中反映车子的性能，用旁白念出来，比如说车子采用了ABS（防抱死刹车系统）系统，大大提升了安全性能啊，一般还会配合动画来演示这个系统的作用，最后还不忘提醒你，现在购买会免费送音响。

　　在台湾，这种广告会被认为是“地摊叫卖式”，而无人问津。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广告都是生活的一种延伸，广告同时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透过两岸广告的差异，可以看到两岸人民不同的生活风景。

　　由于大陆的顾客看重商品的实效，看重利益，商家在广告里就必须要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但是限于时间和篇幅，显然是不可能交代清楚的。所以在大陆的促销活动里最后都不忘加上一句，“本活动解释权归商家所有”。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认知是，前面说的通通不算，实际情况得商家说了算，所以每次看到这句话都有泄气的感觉，这大概也是商家所预料不到的意外解读吧！奇怪的是，大陆有些广告过于重数量，以致于完全忽略功能性或是内在理念的传达！两个钙产品广告就是如此。

　　某种钙片为了突出数量多、价格便宜，于是喊出：“现在一片儿顶过去五片儿。”问题来了，钙量提高了，价钱是否不变？又或是到底多少钙对身体才是最佳的补充呢？

　　另外一个广告是葡萄糖酸钙口服液的广告，一直在强调蓝瓶的钙如何如何好。我不知道蓝色的玻璃瓶是不是这家公司的防伪技术，即便是防伪技术那也不是产品的功效啊，也不是产品的内在理念啊！再说了，蓝色瓶子跟产品的功效有何逻辑上的联系？

　　在台湾，由于保健品的特殊性，其广告也可能变成“唯物”风格。保健品广告一定会告诉你，你为什么需要他？以钙片为例，它会跟你说，不仅成长发育中的小孩需要补钙，更年期的女性面临着钙的大量流失，易引起骨质疏松，因此更需要补钙。接着，会告诉你补多大剂量的钙是合理的，再由此切入到产品中。

　　这里我就想到了曾在网络被痛批的一则广告，那是一个服装类品牌，将十二生肖念了个遍。我第一次看这广告时，电视是静音，同时开着音乐，我忽然发现这个画面定格好久，很诧异，还想着是不是电视坏了呢，赶快打开声音才知道这广告玩的什么把戏，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做法吧！

　　既然上面那句话用到了吸引眼球这四个字，就不得不提提我对这四个字的感觉，在台湾，这句话我们会说，吸引目光焦点！当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吸引眼球这四个字时，我脑中立刻浮现的是，用通马桶的吸引器放在眼睛上不断地吸着，然后眼珠子跑出来了………

　　最后，当然要不免俗地说说房地产广告。

　　大陆的地产广告大多数都会明确告诉你楼盘所在位置，距离哪个商业区有多远，交通是否方便，周围有没有地铁，当然也会少量涉及居住环境及生活体验方面，甚至会很直接地说明买了这房子才表示你很有地位。

　　台湾的地产广告跟汽车广告有些类似，除了强调生活便利性外，还是会像一出戏或是电影那样，把房子塑造成为一种幸福感、成就感、恋家感的发生地点。对于住房，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台湾的地产广告就是为你准备好了一张温暖舒适的床，让你自己去纺织属于自己的梦想。

　　台湾的文化很大部分都是“俗”文化，不会经常把事情上升到哲学高度去讨论；与之相对，大陆的文化是“雅”文化，碰到幽默也会釜底抽薪探个究竟。

　　在台湾我自以为自己很能搞笑，但是到了大陆我却成了冷笑话王。由于表达幽默的方式不能被人接受，一句话似乎就能让现场的气氛僵住。在台湾，一个出色的演讲者必须要会讲笑话，因为演讲都很冗长枯燥，如果不讲点笑料出来，下面的观众就要睡着了。一次，我的朋友到大陆演讲，他循例在演讲中穿插许多笑话，但他很快就发现，台下的人没有一个人露出笑容，据他转述，他的那个急呀，都恨不得在台上翻跟斗了，直到演讲结束，主办方有人私下告诉他，下面做的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无论笑话说得再好笑，他们是不会笑的。这才解了他的窘！

　　而在2009年夏天，我去湖南长沙，跟当地旅游部门相关人员简报一个提案，由于相谈甚欢，在结尾时，我想幽默一下，于是说：“看来前不久落幕的国共文化论坛，它的结论简直就是在为我们这次见面做准备”，没想到对方一行大约五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那时，真的好像有一大群乌鸦，嘎嘎嘎嘎地从我们中间飞过，那个冷呀，我只好尴尬地干笑两声，自己解自己的窘！

　　另外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发表了一段话，我自认为有很明显的幽默痕迹，谈到了美台军售问题，未料，许多网友竟然很认真地开始讨论我的文字，直到有位网友留言说：台妹是在开玩笑呢！整个讨论才告终。可见得，词语的不同、理解的不同是会造成很多在沟通上的误差。

　　在两岸交流的问题上，我们，无论大陆或台湾，都会在不经意中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值套用在对方身上，这也就会造成彼此之间想当然的误解根源了。如果我们都能将对方先看作是“外国人”，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去推测，或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发现彼此的不同，在这中间找到趣味。身边小事不可漠视(1) 身边小事不可漠视

　　我一直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生活样态的一种呈现方式，无所谓高低好坏，然而基于我对北京深厚的情感，加上我的观察，我做过几件希望促使北京更为完美的作为！

　　2006年大年初七，我从杭州搭飞机返回北京。由于北京大雪导致飞机延迟，原本应在晚间十点多抵达的航班晚到深夜两点才到。下雪、过年、加上深夜两点，所有旅客只能选择坐出租车，但等待的出租车并不多，旅客显得很焦躁，当时在第二航厦的等待处挤了一堆人，我排入队伍。这时我看到有人企图翻过围栏抢出租车，队伍中的众人气不过，有人把插队的人抓回来，彼此大吵，还有更多的人站在马路上试图抢车，整个队伍乱作一团。此时，离我不远处有个人高马大的老外，男性，推着行李车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从他不知所措的表情判断，他应该听不懂中文，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茫然地看着四周。我跟我同行的马来西亚华侨朋友说，在这个老外眼里，没有台湾人、香港人或是大陆人，更没有农村来的还是高素质的城市人，他的眼中全是中国人！

　　然后隔了几天，我在住处大望路附近看到这样的场景：

　　当时整个西大望路从新光天地到红庙那里整整有大约一公里的道路施工，人行道全被铁板围住，加上车道封锁了一个方向，于是所有来往车辆和行人就挤在单向的两个窄窄的车道上，乱成一团！这时我又看到一个老外，男性，逆着人群从对面走来，为了躲避地上的坑洞与突出的钢筋，又要躲人、躲车，他像是跳桩那样，一跳一跳地前进。

　　基于这两件事，我想，首都机场如此重要，大雪造成班机延误，很多相应的措施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例如加开机场巴士、调度出租车、增加维持秩序的人力，让忽然涌进却又心焦返家的旅客可以快速便捷地离开机场；我又想到，为什么要整条路同时动工？为什么在围住工地时没想到为行人留条路？

　　于是我写了一封长达三张A4纸的信件给当时的北京市长，信中我将我的名字、职业、台胞证号码等个人数据附上，并且亲笔签名，以示我对我信中的观察与建议负责。由于不知道该寄到哪个地址，只好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市政府收”。当时由于整个北京都为了奥运建设而做准备，我以此做为开头，在信中我很诚恳地表述，北京奥运不应仅仅关注在硬件建设上，如何让每个来北京参加奥运的人能有回家的感觉，软实力也不可忽视。

　　知道我做此事的一位北京大姐跟我说：“小宫，你已经不是台湾人了，你是北京人。”听完她的话我很开心，因为我似乎已经获得北京的认可与接受，虽然也有朋友以质疑的眼神告诉我：你真傻！不过我觉得虽然我有可能只是北京的过客，但既然我住过，我应该对这个城市尽份心力，虽然我并未获得任何回音，奥运也很顺利地举办，不过我的内心还是很充实。

　　但是我从中却发现了北京人的冷漠，对自己生活周遭的事物与环境的冷漠。我的观察是，这是因为北京乃至中国的大部分人把关心的视角拉得太高了。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谈论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大事，譬如中美关系、譬如宏观调控、譬如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却鲜有人在意生活周遭的小问题。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让你明天在马路上走路不绊倒、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也无法改变北京从早到晚堵车的现实。

　　有回在出租车上，司机问我：“你哪的人啊？”

　　我照例答：“台湾人。”

　　“你对两岸关系还有陈水扁什么看法？”

　　“很抱歉，没怎么关心。” (千万不能开头，否则整段路程就完了！)

　　“喔，对了，今天电视上全程转播伊拉克的首次民主选举，你对此事什么看法？”

　　听到这里我真的很诧异，伊拉克？这不是个新闻上的名词吗？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伊拉克人，而且我很有可能这辈子也去不了那个国家，除了两伊战争、波斯湾战争、美国“9?11事件”，我的生活里跟伊拉克毫无瓜葛，竟然有人要跟我谈伊拉克的问题？！我强作镇定，以非常温柔但坚定的口气说：很抱歉，我对这个国家真的不了解，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今天举行选举，我无从讨论起！
　　当每个人都站在无限高的角度去关注大事情，我们身边的小事情就没人去关心，没人去做了。我在报刊上很少能够阅读到关于一些生活问题的深入探讨，比如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城市白领的亚健康状态，上班族的情感问题，中国式离婚问题，农村留守家庭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年轻人的成长问题，等等。虽然目前有许多时尚杂志约略提到心灵成长或是禅修的议题，不过仍表面地强调这是一种时尚，我绝对相信一件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的人们，无论收入或是地位的高低，恐怕多多少少都有因压力而导致的生理、心理等问题，加上社会形态的急剧改变，人际关系乃至家庭问题该如何面对以及心态该如何调整，这样的问题关心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包括媒体也极少着墨。然而这些事情才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
　　不过可能是深层的思考所致，我发现，这个社会似乎不大愿意谈太小的事，涉及个体的在概念上就被归类为小事。我想这不只是两岸的差异，更受到中国传统思维影响，中国人注重群休，而忽略个体，而西方人则注重个体。同时，也是大陆“雅文化”引起的弊端，在“雅文化”的背景下，谈论日常琐碎是很俗的，大家都不屑为之。但是如果个体不健康、不快乐，群体又怎么好得起来呢？我想，许多社会中所发生的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如果没有解决，那么只解决问题的本身，恐怕类似的状况将层出不穷，这也是每个社会在快速发展历程中必然会面临的难题，还是需要更多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并且关注的，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生活焦虑、情感茫然  在北京，多数人的生活状态都是焦虑且迷惘的，这从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可读出一二。虽然身旁很多朋友将此归因于生活压力、没钱等原因，但我认为这种心态应该还有内心的空乏。
　　我曾经多次戴着耳机，把音乐声音开很大，让自己独立在人群之外，走在建国门地铁站。这是个人流量很大的转运点，看着众人来去匆匆，面无表情，无意识地推挤、无意识地上下车、无意识地抢座位、无意识地坐着，各位也可像我这样做做实验，听着交响乐，阻隔了与外界的一切，就站在楼梯上，看着站台上的众人，或许你们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人好像变成机器人了，整个场景变得陌生！

　　这种无意识会在各种场合上演。
　　在飞机上，当飞机前轮着地，马上就能够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解安全带的声音，一种是手机开机时的各种音乐。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如果诺基亚的老总在飞机上，他一定会非常欣慰和自豪，因为他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人都在用诺基亚的手机。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听到我们温和可亲的空姐对着机舱大吼：“那个站着的，坐下，快坐下！你别打开行李架，很危险的……”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飞机一着地就意味着安全降落了，我要跟大家讲，飞机着地后也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以失事率低而知名世界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曾经有一架飞机在台湾的桃园机场着陆后发生了事故。事后调查显示，机场塔台的指挥出现了失误，导致飞机在错误的跑道上撞上了地面工程施工车，引起飞机失火。
　　我想，乘机的任何规定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哪怕这个规定比较严苛，那也是为乘客的安全着想的。这个道理，人人都应该知道，却往往在无意识中犯下可能危害自己生命安全的错误。
　　我无法理解，等待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乃至抵达gate的十多分钟里，到底有怎样的急迫业务，非要抢这个时间打开手机联络，而往往我听到的对话是：“喔，我刚到XX，飞机刚刚着陆，好，等我到了饭店休息一下来找你呀！”
　　我时常想，在一个几百人的大空间里，要让空姐不顾优雅、扯着嗓子对你大喊大叫，难道不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吗？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爱面子吗？
　　怀着这种不解，我跟朋友们讨论，大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一种从众心理在支配。中国人太聪明了，大家都不愿意做傻子。别人都解安全带、开手机了，我也可以，这有什么嘛！
　　对于我的观察，有个大陆朋友这么跟我说，中国人口太多，生存压力巨大，人人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会让他们去争去抢，变得焦虑。我认为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其中也包含了从众心理、投机心理在作祟，从中也能够看出国人“不甘为人后”的竞争心态。
　　因为从众心理，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欠缺思考，包括前面在飞机上提前打开手机，包括坐地铁不排队，这些行为实际上很多都是无意识的，这里面并不是你心里的真实需求，也就是别人既然这样了，我也得这样，否则我就吃亏、就傻×了！
　　再回到地铁，2004年我第一次来北京那趟，为了感受大陆的实际生活，我刻意去坐了地铁。在站台上，我按照在台北乘捷运先下后上的逻辑，站在门口排队。结果门一打开，上下人流挤成一堆，然后门匆匆关上，就留下我一个人还等着先下后上呢，如此这般等了三个车次！当然人多是一个因素，列车停留时间太短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呢？
　　我曾这么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大陆男孩，硕士！
　　“为什么坐地铁一定要插队、推挤？”
　　“我承认，大陆素质很差，北京都是外地人、农民工，他们没有素质！”
　　“喔，那你排队嘛？”“排队？谁那么傻×呀，别人挤我不挤？”
　　“嗯……可是你是有素质的？”“没办法，大家都没素质，我干嘛这么傻地自己排队呀，跟着挤呗！”
　　我有一个台湾同行，女性，家里很有钱，属于娇滴滴的千金小姐。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坐地铁，沿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保持很优雅的状态聊天，到了下车时，她忽然推挤着众人扯着嗓子大喊：让让、让让呀！
　　另外，衍生出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安全距离。在队伍中，后面那位肯定是紧紧靠着前面那位，这一点是很多台湾人在此共同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两岸在心理安全距离的承受值大不相同，而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就是造成心理巨大压力的成因之一。当然我也很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太多所造成，但是否有必要“零距离”，恐怕也是绝大部分人没有思考过的。
　　我不认可将素质这件事紧紧挂接在有没有钱这个唯一标准，其实中国现在的GDP比20年前增加好几倍，但素质却没有更好！我曾这样比喻，难道当个人年所得达到一万美金时，就会忽然出现一个小天使说道：好，你们合格了，然后挥舞仙女棒，啪的一声，这个城市忽然变得井然有序，素质提升！其实，很多行为不只是为了保障安全，还能表现气质与优雅。试着想象一个场景，身穿昂贵名牌，拿着高级手机，用英语流利谈话，却在地铁张牙舞爪地推挤着、在马路上凶狠地抢出租车、横行马路，这样的搭配还是很奇怪的。如果没有一小部分人先提升自己然后影响周遭的人，这个社会整体如何提升？当许多有知识有素养的人在群中里选择了从众，然后又回过头去指责群众，并且为自己找寻“其实我也很无奈”的借口时，这个循环路径其实是很荒谬的。
　　从自己做起，然后一点一滴地开始，先从与生存没有太大关连的类似抢座位这件事开始，慢慢扩大，而不只是流于表面的高谈阔论国家乃至国际大事，这样恐怕更为实际一些！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到“感情”这个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大陆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在情感上的茫然甚或幼稚感到惊讶。这个族群几乎是不懂得去维系家庭关系、经营情感，而且从周边朋友得知，这是个普遍现象。第一次到大陆时，《中国式离婚》这部电视剧很热，这个剧名引发了我的好奇，离婚还有中国式的？我不但看了剧，还把小说找来看，我坦承，直到今天我无法感受与理解中国式离婚其中的为难与挣扎！不过，这个社会对情感却有着无比的渴望！说个故事吧。
　　又是在出租车上，从建国门到朝阳门的途中。司机车开没多久，就来了电话。我只能听到司机的话，但电话有些漏音，隐约我可以听到整个对话，而从司机的语气和内容上，电话那头应该是他老婆。司机用非常大老爷们儿的语气几乎是对着电话里吼：“忙，开车！吃饺子啊，一天到晚吃饺子！我跟你说我开车呢，我哪有时间回家吃饺子啊！”然后就匆匆挂了电话。隔了没多久又来了一个电话，同样是女性，司机的口气完全改变了：“哦，我现在载人去朝阳门呢，行啊，那我去接你喽。你晚上想吃什么啊……”
　　【心想：好啊，二奶！连忙碌的出租车司机都有二奶！】
　　“饺子，好呀，我也好久没吃了呢，我把人送到朝阳门就去接你喔。”
　　许多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问题搁下，然后，另起炉灶。面对已经无可经营的情感，或是不知道如何经营的情感，选择逃避，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再找一个、再找一个……过程中的经验值完全被忽略，包括在相处关系中的自我检视，所以二奶、三奶、四奶就这样一直下去，然后叹息，这个世界怎么都没有人了解我呀？当然我所说的，不包括炫耀式的包二奶心态。
　　而这样的迷茫与重复错误就会藉由家庭教育，代代相传……
　　有回我在商场地下街吃小火锅，独自一人。在我旁边的女孩，大约也就二十岁上下吧，也是一个人。她坐下没多久，接了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中午休息时间很短，你一进去店里就不出来，我饿了，丫的，我干嘛要等你呀？”说完，很气愤地挂上了电话。不一会儿，电话又响起……
　　“你丫的，别再打来了，我要吃饭。”又挂上电话，就这样大约重复了两次，终于女孩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没多久，一男孩出现，不断低头道歉，还抚摸女孩头发，女的低头吃东西，没理男孩。这样大约持续了五分钟，戏剧化的一幕忽然上演！男孩开始猛打自己巴掌，眼镜也飞了，菜也洒了。女孩尖叫：“你还让不让我吃饭，干嘛这样呀……”我头也不抬，以眼角余光观察着。然后女孩拿起外套与包包站起来走人，男孩尾随在后，快到门口时，忽然回头对着诧异的众人叫道：“操你大爷的，看屁呀……”
　　等我吃完，走上手扶梯时，我无意间看到这对男女在角落，女的哭，男的则很激动，双手搭在女孩肩膀上不断摇动她！当时我在想，虽然他们两个年纪尚轻，但二十多岁，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怎么会用这么幼稚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男孩的激动让我感觉，他是很有可能使用暴力手段的；女孩在讲电话时的狠劲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呢？如果是普遍现象，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为什么台湾人比较幸福？  我一直在关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可悲的是，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情感方面都很无知，这一点也具有很典型的“农村特色”。因为，情感是见不得光的私事，在农村的传统氛围下，情感议题就是登不上台面的话题了。有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半夜小孩子哭闹的话，怎么样冲牛奶最为方便？答案是“脚”，因为用脚把枕边人踹醒，让她/他去泡牛奶就行了。我曾经写过一篇《爱的白开水》，当时的灵感来自许多大陆朋友问我，为什么台湾人感觉上比较幸福？当然他们所引用的都是台湾偶像剧中的剧情概念。我的文章里指出，当一个男人愿意在大冷天钻出被窝为老婆倒杯水，这难道不值得被宠爱的女人们撒个娇？我常跟很多人说，如果对方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人，那还需要在他/她面前讲什么面子、搞什么自尊心呢？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在不懂浪漫、不懂体贴这件事情上，男女要各打五十大板。不应该以男人为自己劳动视作理所当然，也不要把女人做为当然的附属品，生活家庭的美满，其实是需要彼此双方的共同努力与付出的。
　　这种策略同样也适用于办公室，如果你需要你的男同事帮你更换桶装水，那请你不要忘了跟他道谢：“帅哥，太感谢了，你真有绅士风度。”我想对方下一次也会很愿意再帮助你。那如果你认为作为女性你没有力气去换桶装水，所以对方帮助你是理所当然，我想对方即使是帮了你也是心存腹诽的。在大陆，我发现很多男人都怕被别人说怕老婆。有人对我说，你看马英九真面，那么怕老婆，陈水扁也因为怕老婆而贪腐。台湾受闽南文化影响，并不认为畏妻有什么不好。在台湾有一句俗语叫作“惊某大丈夫”，意思就是说怕老婆的人才是好男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会说，丈夫要听妻子的话，因为妻子会帮丈夫算计，帮丈夫省钱。台湾男人也就乐得不去操心如何算计，省心省力，所以他们都成了“怕老婆”的人。
　　大陆人由于过于注重集体，因而大众言论多集中于国家、民族和党，而很少涉及到个人的家庭问题、感情问题。如果一个人当众谈论感情问题，会被人认为是胸无大志。因此，在情感方面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大陆人最为缺失的，台湾也是如此。在国外，家长和学校会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和性教育。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个情形，在美国，女儿上了高中，出门的时候爸爸都会把一个安全套交给她，教她学会保护自己。而在海峡两岸，关于性、爱和感情都是羞于启齿的，在更早的年代甚至是讳莫如深的，更别提在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了。
　　但是在台湾，感情问题至少是能够上得了台面的。很多的台湾作家，比如吴淡如，将感情问题写成书，她在书中告诉女孩子，只有懂得爱自己，才会有人去爱你。
　　这些作家的书对于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有启蒙意义，他们从书中学会了应该如何对待感情，如何对待爱人，如何独立自主，如何自尊自爱。到了北京之后，我发现不光是二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对于感情是无能为力不懂得处理，连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有的也对感情极为无知，导致家庭生活不美满。
　　很多人都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变化，夫妻情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富有激情，而是在缓慢地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夫妻之间的敌视，家庭成员的生疏，沟通的困难，婚姻的危机。
　　他们以为感情是一成不变的，年轻的时候怎么样，老了一定会是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感情是需要像事业那样去用心经营投入的。我身边的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回到家之后跟老公老婆之间是没有任何交流的。饭桌上没有几句话，饭后一个看电视一个打游戏，就像生活在不同高度的植被，各有各的地盘，互不干涉，也从不来往。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现象在北京绝对不是极个别的存在，而是很多人生活状态的写照。因为我发现，在周六日，经常能够在餐厅里看见爸爸带着一个小孩去吃饭，或者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去吃饭，而很少能够看见一家三口一起去餐厅吃饭的。在台湾这种情况却不多见，大多是全家一起还加上老人。我大胆地假设，大陆的婚姻问题实际上可能远远超过台湾，虽然大陆的离婚率没有台湾高，那是因为台湾人活得较为自我，并不是那么在意社会舆论的压力。可能有人会说，咱们周六日得加班工作啊！那我要提醒你，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一个平衡，是你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家庭的幸福，强烈建议您在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就马上去思考这个问题。周六日这样的“familyday”都不能与家人见面，久而久之，感情就淡了。
　　我曾经在网络上做过一个小调查，有一位温婉贤淑千依百顺的女性和一位具有独立精神性格鲜明的女性，你会选择哪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是，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温婉贤淑的那位。在台湾，可能不会百分百选择有个性的那位，但我估计至少也是五五开，没想到在大陆的年轻人中，还留存着那么封建落后的思维，这完全是用19世纪的心态去过21世纪的生活。很多年轻人也经常跟我抱怨，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找不到好老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回答因为女人太虚荣。
　　我是非常不能够接受这个解释的。我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的虚荣、堕落、糜烂是社会的责任，一个女孩子比较虚荣，可能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使她养成了虚荣的习惯，也可能是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但绝对不会因为她的性别是女而造成的。
　　我们的女人虚荣，那我们的男人够不够绅士呢？我曾经在上海机场的肯德基看到二男一女一起吃饭，看样子三个人是同事。我亲眼看到，那两个男人坐在桌子上等着，那个女人自己走到前台点了三人的食物付了账，再辛苦地端回桌子。再就是在各个大厦，走过推拉门的时候，我很少看见有男孩子主动开门后等在旁边让女孩子先过去的。在建外SOHO的时候，甚至好多次，我打开了门想进去，突然发现里面也有人想出来，就让了让，结果里边的人就心安理得地先出去了。在建外SOHO的同一座大厦，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外，我隔他有好几十米，他就打开门在一边等着我通过。
　　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常帮老婆画眉，被皇帝知道后，也没有为难他，还说了句“画眉之乐”。我们的先人尚且如此，很难想象21世纪的年轻人身上的封建思想居然比古人还重。我们在情感上的许多问题，是很不现代的，很不都市的，这也是我说北京是个大农村的原因。很多人在感情上很压抑很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本身很渴望幸福，认为物质的满足能够产生幸福感，因此就拼命地工作，工作与家庭不能够很好地平衡，因此感情越发压抑扭曲，就更加渴望幸福。
　　幸福的感觉是不是一定需要物质来满足呢？答案很简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百万富豪在闹离婚？我要说的是，如果能够放下面子，为对方着想，打破上述的恶性循环，我们的感情生活是有出路的。
　　谈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认为我是在批判，其实我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在生活上，台湾人其实比较自我，很在意自我个性的突显、隐私权乃至个人空间的私密性。别被新闻报道所误导，其实更多的台湾人说话很斯文，甚至有些“娘”，对细节很在意，常保持笑容！而大陆群体意识较强，在群体面前个人是可被忽略的，许多观点与看法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其实群体也好、个体也罢，都是生活态度的一种选择，不过我更在意在大陆这个社会的个体，是否获得了情感、健康乃至自我的实践与满足！有人问过我，幸福的关键是什么？我反问：多少钱你觉得幸福？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子你才满足？其实这个答案会随着在你身边周遭竞争的对象不同，标准也就不同，其实，心满足了，也就满足了。
　　当我点出两岸在群体生活中抱持的不同态度，或许我们，无论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我们都可以理解对方何以会有这些反应，许多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明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彼此习惯，在交流之初，体谅、宽容，抛却质疑与批判，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接触乃至磨合的过程，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也在这中间，共同改进缺点，共同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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