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中国文化) (八)第八讲 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

　　一、 知识分子概说　
　　在谈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前，我们得先给知识分子下一个稍微精确一点的定义，问题是，这种企图有点吃力不讨好！因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能清晰化。这语境，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至于语言学本身的限制－比如“知识”一词本身的模糊性与暧昧性，我们尚没有考虑在内。这一切，都导致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精确时的难度。
　　1、“知识分子”的词源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身属上流社会阶层，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对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丑恶与不合理持强烈批判意识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知识群体。
　　这一渊源，导致《简明不列颠全书》对“知识分子”定义如下：“19 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跟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一开始是贬义的。他们浪漫、自由、　受过教育、拥有理想与热情，个人生活上可能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以社会良知为自己的担当，批判社会，讴歌光明，大都左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曾发表著名的抗议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国家骂作抢盗：“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另一个叫法兰西，野蛮地焚毁了这一东方艺术的瑰宝……”。我们一般的意识，都只看到雨果对中国的友情与同情，却很少有人看到，法国这个“抢盗政府”对知识分子们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外战争，比如隋唐远征高丽的事儿，但是从没有听说中国哪一个知识人站在他国的立场上说话的，有的只是基于劳民伤财劝谏中国皇帝的所谓爱国爱民的忠贞之举。中国只出了一个为李陵投降匈奴说话的司马迁，还被皇上给阉了。当然大家会说，19世纪都是外国欺负我们，中国当然不会出现雨果那样的咒骂自己的国家替他国鼓与吁的角色。好，这样解释，恰好能给我们一个面子。但是私下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区别？历史不能假设，如果19世纪中国大门不被西方人叩开，而是中国继续敲打周边国家大门，那么，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会不会出现雨果式的视政府为强盗的文人？
　　2、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藉阿拉伯裔文化批评家艾德华·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福柯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萨特举例说明：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马克斯·韦伯（M.Weber）的界定最小气：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这里插一个有趣的定义，艾森豪威尔借他人之口表示了对知识分子的不恭：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艾森豪威尔这一打趣不要紧，他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靠武力问鼎天下的武夫们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这是不是天下武士的通病？）－一个是刘邦，众目睽睽之下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第二个是毛泽东，虽然不用刘邦的那种下三烂作法，但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揉躏也是独步东西，千古一夫的。
　　说了这么多，小结一下，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第一，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发表高论，批评政府，甚至学雨果，骂政府是抢盗，但是这批评与咒骂缺少身价，更不会传播开来，因而影响力几乎没有。第二，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它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基于跨越国界与球界。
　　3．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您是脑力劳动者，比如炒股票的，买彩票的，都可混进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 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你说司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似乎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这就没谱了，“博士生象条狗，硕士生满街走”已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卖茶叶蛋的大嫂都能拥有一张高自考文凭，如果说政府规定凡是摆地摊的都得有一张高学历文凭的话，或者说，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来张文凭！一句话，咱给知识分子定的门槛太低了。老实讲，门槛太低，咱越没面子。因为门槛低，咱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多，咱整个社会的智商却不高，真不好意思！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更让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单说那个文艺工作者，文学家且不说，如果要说杨钰莹董文华赵薇等都是知识分子，就羞死我们了。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觉到害羞，他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南开大学博导葛荃也不好意思的表示: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余英时先生跟着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我也不好意思，只有咱们中国，才会认为，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拥有些什么知识，受的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按照咱辞典的定义，中国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拥有硕士博士文凭呢），以及马加爵们、刘海洋们，就都是知识分子了，这也太吓人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得小心点，虽然法国知识分子在起源时带有贬义性质，但是咱总不能如此恶心人家“知识分子”概念吧？
　　4、知识分子皮毛问题
　　《辞海》对知识分子界定后，附着这样一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不同的阶级。......”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到底有皮没？若有，在何方？若无，皮子不存，毛将附焉？
　　中西方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的卡尔·曼海姆（K.Mannheim）是这样论述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无根，所以他们是自由漂移的，这种状态不错，我　喜欢。但是没想到咱们的领袖对这种状态不满，他要学雷锋做好事－简单来讲，就是拔毛！老人家认为：知识分子无皮，他们是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领导革命群众到资产阶级身上拔毛，然后把这些毛毛移植到无产阶级身上。这样无产阶级就不怕冷了。当然，后面的这一个意思老人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但是我是这样领会的。在领会领袖意思方面，我向来以为自己是足够心有灵犀的。我觉得老人家象个大家长，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对双胞胎，乃是同时出生的，但是老人家对无产级级有那么点偏爱，私下里可能觉得无产阶级长得有点秃，所以老人家就时不时的找机会搞点拔毛小运动，这叫杀富济贫，拔毛救秃。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被毛主席那么一拔，就鸡飞狗跳起来，最后发展到互相拔毛。你叨我一根儿，我叨你一根儿半，结果都秃了。导致现在，咱们知识界还有点秃。
　　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无根论已经受到挑战。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文化资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在社会中正在变为统治者。古尔德纳认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而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作“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资产阶级”。我们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知本阶级，似乎跟“文化资产阶级”是一回事儿。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欣慰多了：现代及未来的知识分子，将会拥自己的皮，看谁还敢拔我们的毛？
　　5、总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我认为，知识分子其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唯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难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 ，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朋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有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但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下，从容饮鸠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象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的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颠覆’，作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有点类似余杰。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象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罗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的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那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
　　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之前，宗法制与世袭制下，知识被官方垄断，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春秋私学流行，士才作为一个阶层兴起。我把士称作中国古典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标准：第一，思想是否自由；第二，精神是否独立；第三，体制是否给予多重选择。所谓的多重选择是针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单一性机会而言。何为单一性机会？何怀宏在其著作《选举社会及其解体》中这样解释：“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它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
　　　总之，先秦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从容。就这么一点，试想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这等风光？　文革时革命批评家们恶心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言下之意，自己是有主的家犬了。又哪里能看到孔子周游全世界的逍遥呢？站在哲理与审美的角度，我一直认为，一直流浪的自由吠叫的狗，要远比一只被捆绑的不敢乱吠的家狗有尊严得多。还有，春秋战国的各大城市，在管仲老师的带动下，纷纷开办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国家大妓院，专门为游士们服务。那些礼贤下士的贵族们，比如信陵君，燕太子旦等为了吸引士人，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妓院，士来嫖妓，一律免单。当然还有更优待的，比如荆轲，刺秦王前，那可是随时有妓候着呢。可见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很尊重知识，很尊重人才的嘛！
　　　
　　1、古典知识分子沿街叫卖的生存状态
　　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很显然，古典知识分子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儒家视种地的为“小人”，视经商的为“贱人”，不想做“小贱人”，却又想混口饭吃，唯一的出路就是沿街叫卖贩“道”了，通俗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孔子叫卖的声音直到如今我们还能听到回音：沽之哉沽之哉！其声嘶力竭颇有点现代社会的“流泪赔本跳楼大甩卖”。
　　要想“沽之哉”，首先得囤货，这个过程有点难，比如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般读书，为的什么，当然是为了卖个高价钱，正如苏秦自己所云：安有说人士，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如果说学“文武艺”的过程难，那“货”的过程更难。苏秦第一次做买卖，就赔了本儿，《战国策》载其“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一副典型的货郎担的模样嘛！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秦后来把买卖做得好大，其身价估计是当时最高价了－“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比现在的“北约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可是威风多了。
　　当然，这种威风，这种技术型之士，历来为儒家所轻视，特别是孟子，认为纵横家所为乃是“妾妇之道”，而自己所为，乃是“大丈夫”之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莞尔，乌鸦落在猪身上－光嫌别人黑，不觉得自己黑。儒家与纵横家，都是游士，都是沿街叫卖，只不过叫卖的货不同罢了。按现在的商业规则，做自己的广告可以，但不能贬低别人的产品。孟子贬低了纵横家，却没想到后世一伟人－毛泽东说孟子是一位纵横家，而不是儒家。如果孟子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找毛泽东吵去：你才是纵横家呢,你才是纵横家呢！孟子带的好头，导致后世某些知识分子时不时的讥纵横一下－明初学者宋濂认为纵横之书《鬼谷子》“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宋学士全集.诸子辩》），　清代学者卢文弨说“《 鬼谷子》，小子之书也”。（《鬼谷子》序）
　　要说沿街叫卖的功夫，还是纵横家最在行，卖的是流行货么。相形之下，儒家的货就有点压仓了。孔子吆喝了半辈子，也没找到买主，没办法，只好回家写书教学去。孟子步其后尘，也上门叫卖了。孟子首先碰见的客户就是梁惠王。可惜孟子不了解客户的心理，这时候梁惠王刚与齐国交过战，丧失大将庞涓，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也很大，为此不得不迁都大梁，所以，梁惠王一见孟子就不客气的问：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货以利我国乎？孟老头脖子一拧：王何必曰利？俗透了，我只卖仁义！为什么后世人总称儒为酸儒腐儒呢？估计跟这个不懂行情有很大的关系，人家挨打了，想买根棒子复仇，你却要卖给人家一件绣花衣服，谁要？
　　孟子的第二大客户是齐宣王。不知大家什么看法，我总觉得齐宣王老在调戏孟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货；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勇；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色，总之毛病大了，看你亚圣咋治我的病。按南怀瑾老先生的看法，齐宣王玩的是太极拳，孟老夫子玩的是“打蛇贴棍”式－顺着上缠上你－你说的这些毛病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只要与百姓同好乐，同好货，同好勇，同好色，就行了。我倒觉得，孟子的仁义有点狗皮膏药的嫌疑，哪里都能贴那么一贴，也象万金油，那里都能抹一把。不过，齐宣王还有自己的绝招－关键时刻，王顾左右而言它。尽管孟老夫子卖药卖得好辛苦，从四十三岁一直卖到七十岁，但买卖不成仁义在，凭心而论，齐宣王这些客户，态度都还不错。咱们现在上门搞推销，搞保险，被对方轰骂出来的也不少吧？
　　孔子孟子苏秦之类都是大卖家，事实上，春战国时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小本买卖。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们被人称作游士，好比无根之萍，飘到什么地儿就什么地儿吧。有些类似现在的打工者，所以游士，也叫“养士”，游是士们的表象，养却是士们的生存实质。只不过，这种养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战国策》里有个著名的冯谖弹铗的故事－冯谖是孟尝君的食客，有饭吃就不赖了，可冯谖嫌待遇低，就吆喝开了，先是想吃鱼，就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遂有鱼吃。再吆喝“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遂有专车。最后吆喝：“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遂给老母吆喝到了食用之资。这一点倒让人想起解放后的柳亚子，吆喝了几句，毛泽东同志回复如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想讨价还价？没门儿，我这门上是一口价！所以，冯谖所处的时代还算不错，也够令人羡慕的了！
　　2、古典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学统
　　从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那个欢，现在的知识分子都羡慕。这里我想从道统学统方面，谈几家叫得欢，叫得响，叫得长的：第一家是逍遥派－老庄为首的道家。第二家是仁义派－孔孟为首的儒家。第三家是权术派－韩非子李斯为代表的法家。
　　之一、逍遥派
　　道家老子研究的是道,道是什么玩艺儿呢？南怀瑾老先生给学生上课，说“道”在传统古书中有三种解法：（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说文》的注释是“道者，径路也”。（二）“道”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三）“道”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传》上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至于老子所谓的“道”是哪个解，南老先生耍起了滑头，跟学生交待说：只有亲见老子，来问个清楚。元代刘从益在自己的《题闲闲公梦归诗》开场就说“学道几人知道味”，看来，读懂老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问老子也不见得能问清楚，我感觉老子也只是在原地打转转：“道可道非常道”，说来说去不知“道”。
　　老子研究道，本意也许并不是给人间的人儿指条道儿或曰“径路”。司马迁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至于“自隐”，老子做到了，“莫知其所终”，后世人干脆怀疑他得“道”升仙了。但所谓的“无名”却是个悖论。以至于有人谴责老子：既然要隐，何必著书？既著书，便是求名。也难怪，因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有的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把隐当作了扬名的手腕，蹲下，为了跳得更高，隐没，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仕，是为了要求更高的身价。比如《新唐书·卢藏用传》及《大唐新语·逸隐》载：卢藏用举进士，有意当世而不得调，乃隐近于京师之终南山，易为时君所征召，果被召入仕，以高士被授以左拾遗。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从京师回自己的隐居地天台山。卢手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乃云：“以仆所视，乃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遂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于是陆游就可以潇洒的表示对隐士们的藐视了：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做了皇帝，希望自己的这位同学出来助一把。刘秀可能希望同学自动找上门来，奈何严光不报到。刘秀就令全天下找，这一找，严光可是出名了，而刘秀也没吃亏，新皇如此礼贤下士，民众那个敬仰啊。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想被人找到，那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儿。我儿跟人捉迷藏，老是能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谁都找不到他，在里面睡个觉都行，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等于自动出局，玩久了很没意思的。而有些参与心特强的孩子，会在自己所藏的地方故意闹出点动静来，不是咳嗽，就是踢石子儿，总之，我在这儿呢！带头搞这个的，是直钩钓鱼，钩离水面老高，且没有鱼饵的姜太公。严光也学会了这一手，他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山。羊裘一反披，就够令人注目的了，可是严光还放声高歌唱个不休，以至于被现代人猜测他的歌可能还经常跑调来着。总之，严光被刘秀捉到了。难怪后世有人批评严光“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我觉得这个写讽喻诗的人，跟我儿子五岁时一个水准－不知捉迷藏的真谛！陆游不屑于批评严光，倒是对巢由意见挺大。传说巢由是唐尧时代的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载：“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呵呵，许由矫情，巢父更矫情，怪不得陆游讥之。我只是觉得，这些所谓的高士行径很眼熟，比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所谓的上古高士行径，都是后世受道家隐世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杜撰出来的。杜撰归杜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子之“道”，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后花园。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后世读书人把它改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到了庄子，“明老子之术，诋庛孔子之徒，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矣。”庄子的行径让我想起了批余秋雨的余杰。余杰后来进不得作协，恐怕与他的文人行径有关，司马迁评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句话，光顾着自己写文章痛快的批判与批判的痛快了，体制内当然拒绝接纳你。但是高下之别还是有的：庄子视体制内如腐肉，根本上拒绝进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而余杰，批评体制内，却又忽闪着小翅膀要飞进体制内，就有点摸不着北了。
　　依现在的眼光，对道家的逍遥，批评很重的，避世自保，作为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成为社会前进的领头羊，反而引导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那个时代，固然没有安全感，但是为什么不去营造安全的堡垒呢？ 最先清醒，却不负责任，由清醒到糊涂，这是道家的学统，这学统引导后人跟着糊涂。百姓绝圣弃知，安居乐业；智者乐山乐水，帝力于我何有哉？逍遥得有点过了，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道家是不可原谅的。相　形之下，苏格拉底也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他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如果我参加了政治活动，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一个人如果刚直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斗争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需当老百姓，决不有担任公职。　苏格拉底拒绝了公职，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政治，他要当的是牛虻。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动物！那么，道家逐渐抛弃政治，是不是把人的本性也给丢了一半？

之二、仁义派
　　
　　
　　也许是受鲁迅之《狂人日记》的影响，反正我一看仁义二字就浑身发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无辜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他所谓的仁义，说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那些狼变得温情一些；希望下层统治者－那些狗变得规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当然反对这些温情的东西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发现这些伪装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众－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维特色的再现。最终，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统治者变成了狼外婆，下层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那些读书人，则变成了狗姨妈。儒家的诚实被人怀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目的，不在揭穿儒的虚伪，因为道家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更关心的是，仁义一但成为道德，它就变作了杀人凶器。更多的时候，甚至不用狼外婆动手，狗姨妈们就自己撕咬开了，比如文革里，文人最根本的悲剧不是来自上层的批剥，而是来自内部，自己人咬自己人和，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写了一篇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的就是她的母亲范元甄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交自己的丈夫与女儿的疯狗行为。说心里话，我觉得李南央的文章角度不高，她更多的把矛头对向了丧失人性的母亲，而没有找到事情里的“因果”来。一个无知少女，一个在家里被惯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一旦进了革命的大熔炉，其结果只能是－先是革命糟蹋她，后是她糟蹋革命！革命的名声就是这样被糟蹋掉的。当然，有些文人并没有从政，但他们是准姨妈，作派跟那些在位的姨妈好不到哪里去。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正常学术批评的学统，现在这种毛病还很重。我在网上遭遇一位同仁，也是教历史的，那位仁兄就在我所任版主的坛子里贴这样一个贴子－试看三糊涂的卖国言行！我一看就愣了，几天不到，我怎么私下又把咱国给卖了？仔细一看，原来因为我写了一篇评袁世凯的文章－革命过去多年了，也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主席检阅的宠幸了，可有些同志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比当年的红小兵还紧，也真难为他们了。
　　孔子作为一代师表，喜唱仁义小调。问题是，他有一桩公案，至如今说不清道不明。我说的是孔子诛少正卯。虽然孔子诛少正卯史实不清－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有的则没有记载。这样，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就成了历史公案。但正是由于不清不白，我们才更有理由怀疑。《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有一句话深得我心：我怀疑得有理！历史学家克鲁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汪丁丁说：历史尽是谎言，错误都被掩盖了，眼下的种种“纪念”，其实是为了“忘却”。周宁说：与其说历史是记忆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忘却的工具！鉴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以及为尊者讳的中国治史传统，所以，我相信《荀子·宥坐》中的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史记·孔子世家》也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看来，少正卯在儒家眼里，确实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邪恶人士，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总之，让统治者不省心的那类。孔子云：谁能出不由户？历史没有记载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怀疑少正卯就是那种“出不由户”的思想者，教授给学生的，估计略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者相当于苏格拉底的“败坏青年”，孔子自然自认杀人有理了。孔子为人所诟，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利用政治势力消灭学术对手－据《论衡.讲瑞》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少正老师讲的课，的确精彩，否则孔子的学生，就不会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颜渊一人。甚至有学者认为，孔子心术忌刻，以争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为秦地之無儒，而孔氏师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尽管这猜测有点夸张和可笑，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如果让孔子摄相位久一些，估计杀人更多，用仁义杀人，难道是儒家道统吗？！
　　研究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细节。孔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与耳！”（《史记.仲尼列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子路比较勇猛，谁侮辱孔子他就揍谁，所以，自从孔门有了子路以后，就没有人敢对孔子出恶言了。这一细节，让人大有琢磨头，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罗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了。
　　　　如果说孔子还算温情的话，那后世的孟子干脆就是一根棍子了，骂人骂得好凶。比如杨朱提倡“为我”，主张“拨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幸亏孟子没有摄相位，否则他杀几个持异见者，那还不是当畜牲来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条凶器。权势者、执政者，顺势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四处抡棒。就连张献忠杀人，也是拿德性为理由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总之，它导致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个传统：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学统也是如此：道德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历史课干脆变成了思想品德课，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与亚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热情与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谴责道家不负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儒家入仕的积极，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加以嘲讽了，谴责消极，嘲讽积极，那我们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不嘲讽，并不意味着放弃警惕与怀疑－我说的是儒家的仁义与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义与道德作饰品的的恶政与暴政！
　　之三、权术派。中国文化里独有一枝开得很灿烂，那就是权术。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欢玩这个。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挟天子以玩诸候”。但大多数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后把自己的小命儿也玩没了。比如商鞅，虽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个前提－权！也就是说，君主推行法令，必有专权，君尊令行，否则有名无权，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还玩了个“立木为信”的游戏－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以十金之赏募民移木于北门。民怪之，不敢徙。复赏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奖赏，百姓始信卫鞅令出必行。为什么说是游戏呢？第一，百姓怪之，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与国人日常生活中缺少这个“信”。第二，商鞅跟国人玩“信”，可是最高统治者可不跟你玩这个，他说你反了，你还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后的结局是车裂示众。
　　中国权术的集大成者当属韩非子。韩是给中国帝王上权术课的最称职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老师－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实习权术时的活道具。韩非虽然是个大结巴，但是茶壶里的饺子不少，其饺子馅由三种调料调成，计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治”学说，认为君主应该根据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心中再暗藏诸多机关术，来控制群臣与百姓，以达到天下大治。韩非的文章一下说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对韩非是不见就钟情：“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为夺得韩非，秦皇不惜兵临韩国城下，韩王就乖乖的把韩非拱手相让了。秦皇终于得见此人，问题是，秦皇这样的统治者，奉行的是杀鸡吃蛋之原则。但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并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韩非的当局者迷。正如司马迁所说：“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为帝王献权术，为世人言“身危”种种，却自己保护不了自己，这算哪门子权术？
　　韩非的同学李斯发现了一半真理：“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这一半真理是：仓鼠与厕鼠是有高下之别的。但是韩非的这位同学，没有发现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仓鼠还是厕鼠，总归鼠类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无危险的气息，更要两眼骨碌，两眼贼亮，时刻准备着逃跑。李斯这仓鼠最终落个腰斩的下场，临死前，也就跟儿子感叹那么一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关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至于自身安全堡垒的建设，爱谁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儒家执政，虽然奉行着师道的原则，走的却是臣道的路线－“致君尧舜”，尧舜是个永远的梦，这梦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对尧舜的描述来比较，我们会发现后世的帝王越来越差劲－典型的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嘛！而权术派韩非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不上猫。猫给老虎授课，还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没有有效的体制，那么再会玩弄权术，也是枉然；再会隐没，也能引你出洞；再会忠诚，也是愚忠！直到现代，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自由的堡垒！出洞前东嗅西嗅，探头探脑，滑稽又可怜。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与鼠夹在洞口实施打击与拦截，却更多的是同类－鼠类自身！
　　可以说，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布鲁诺等。中国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区别是有的，他们所殉的“道”是不一样的：苏和布殉的是“知识”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则是忠君爱国之道，伦理之道。这里不论他们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论后果：西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艺复兴－上帝死了，人活了；后是有了法国的启蒙主义－君权走了，人权来了，其精神可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概括：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韦伯给教师提出一个价值中立性原则－“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更应该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性，要教给学生的是经验科学的正确结论，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价值准则或宗教信仰。教师也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信念去影响学生的判断力，使学生对社会事务的观察染上价值观念的偏见而失去客观性。价值判断是要宣传的，但那是政治家、　宗教传教士们的事业，应该拿到教堂或公众场合去做”。美国走得更远，干脆定了个“言论中性”－言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真理与谬误之分，唱支山歌，不用给党听。就连炸白宫这事儿，只要您光说不练，那么你随便嚷嚷。中国的小学生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背个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我儿子一唱，我就呵呵大笑并且羡慕。不过，嘴上能轰炸的，也就咱们的小学生了。许昌那个十五岁的孩子，在网上发个赞妓女的贴子，赞美妓女比某些政治利益集团要高风亮节，马上被定性为宣传反动言论。中国历史中，士大夫们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获不佳－只收获了一个忠君爱国！而且爱得稀里糊涂，君主，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维逻辑是乡革命委员主任们创造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乡政府，反对乡政府，就是反对县政府，反对县政府就是反对省政府，反对省政府，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基层干部们还在用这一手对付农民：你上访告我，就是妨碍我仕途，妨碍我仕途，就是妨碍稳定，妨碍稳定－那就反了，抓起来！由于强调忠君爱国，所以其负面收入更大一些－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反革命反动派层出不穷。张志新林昭虽然可称作是苏格拉底式的殉道者，可是革命并未成功，安全堡垒还在空中！
　　三、 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集体趴下的
　　以历史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现在很难说，地理上的大一统对中国来讲，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地理上的大一统，伴随的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政治大一统的稳定，中国又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这一统就统到了现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上，骂老蒋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仔细一看，不由得疑惑：这到底骂谁呢？在咱们的地盘上，又有哪家不是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政党一个脑袋的？这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嘛。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的。
　　1、 第一劫－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一劫，首先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韩非云“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听，知音啊。大一统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可是在始皇眼中，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东方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用他们通古今、备咨询。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这些博士约相当于我们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有点弄不清自己的位置，总之，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博士仆射周青臣，说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周青臣当面拍马屁，加重了皇上的过错，不是个好东西！秦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了点油盐酱醋：儒生们懂个屁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禁之便”李斯这么一鼓动，秦皇就甩开膀子干了－“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面额上刺花的黥刑和四年筑城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之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以吏为师！焚书完毕，秦皇又开始“坑儒”－儒生也不争气，一个叫卢生的，一个叫候生的，背后议论秦皇集权专断不民主，不重用知识分子，“博士虽有70人，却备而不用”等等，说完就跑了，有人举报，秦皇就下令追查，结果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坏好的人还不少，就抓，儒生们又很争气，互相揭发，估计跟咱文革时的揭发差不多，一下子弄了个反革命集团，共计460人。为了给新生的大一统国家节约开支，秦皇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这一焚一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老实多了。
　　无独有偶，还有比秦皇更豪爽的，试看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段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听见这笑声了吗？下面与会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感觉呢？据说下面的听众也是哄笑来着，不愧是特殊材料制造的群体，我就笑不出来，这种革命幽默太吓人！
　　秦皇焚书，焚的是《诗》、《书》等百家之语，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方面，毛泽东与秦皇还有默契－1964年毛泽东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有这样几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所谓的文科最差，说穿了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某种令人不安的特质－批判性讨人嫌！虽说我没搞过考证，但我感觉，中国现在搞行政的，特别是上层官员，理工科的人更多一些。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理工科本应成为科学家技术家工程师的，却走向了仕途。科技领域丧失了一批专业人士，行政系统多了大批无思想的技术官僚。
　　焚书坑儒也罢，要真是把儒者及其学术全埋地下，哗，世界从此清静了。问题是秦皇还开了一个最坏的传统，当然这还要归功于李斯，它源于李斯出的一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是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世横议”，所谓的处世横议，说穿了就是言论自由。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就是士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可以以“道”压“势”。但“以吏为师”，就把“道”纳入了权力体系之中，这传统导致中国一种特殊的现象：官阶越大，在思想界越有发言权。毛泽东给所有知识分子上课，给所有文人讲话，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云云。谈到这里，我想加一个小插曲，关于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斯诺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没想到斯诺第一次接触，就把毛看作是知识分子了。但斯诺毕竟是斯诺，他要证实。其实，证实不了，不管从哪方面看，毛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当是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人物。再说了，如果愣要说毛是知识分子，他老人家会跟我们着急的，因为毛最看不起的就是知识分子。历史有它特有的惯性，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不由得让人想起刘邦对儒生的轻视！
　　关于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更有意思的是斯诺第五次见到毛：“毛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斯诺应该不知道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的。但斯诺的这段描写，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在中国，最高的吏不但是全国人民的教师，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全国知识分子的教师，是全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工程师。
　　退一步说，谁都有讲话的自由，官吏好为人师，就随他讲去，问题是，对知识分子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自由。我曾看到过一份某市2003年度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通篇还是做好知识分子的引培导等管理工作，加强其政治思想教育，让他们又红又专云云。看了这管孙子式的文件，你就会纳闷：到底是牛拉车，还是车拉牛？看了这种车拉牛的反常现象，如果你不反胃，那么I服了YOU，并且要祝贺你－出师了，以后走路的时候踩着大粪，你情绪肯定不会受损的！

2、 第二劫-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
　　这事儿得慢慢道来。
　　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卖的还是儒家那些仁啊爱啊的，没想到时移世易，这些玩艺儿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 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
　　总之，谈话的结果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部分，在钱穆的笔下，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虽从修身始，但目的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社会因此被称为一个儒教社会而不是道教社会或佛教社会。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一句话，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发现太子偏好纯儒，居然很伤心，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宣帝的心病，毛泽东持理解态度，他在1957年两次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及汉家几位皇帝的优劣，最推崇的是刘邦与刘彻，最不以为然的就是元帝，认为他是书生治国，算不得政治家。
　　后世的皇帝，大都是讲政治的，他们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或者说丢了，只剩下第二句，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重点提一下朱元璋同志，他虽然是君主的身份，但也偏好“teacher”这一角色，力图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老师偶读到孟子，发现这老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不由得大动肝火。后来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糟蹋得不成样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良家妇女落到流氓手里。总之，儒学被统治者论奸，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它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家长，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伏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的领头羊，却经历了为时二千年的头脑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到明朝时宣告完成，标志便是考试内容－四书五经、　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唯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据说法国科学家约翰.法伯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的习性：法伯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以，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明朝时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第三劫　明清始兴的文字狱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伯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会立即毙命，而且是以一种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同，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这一咒，到现在尚有余威。
　　1.秦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
　　2.汉*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案。盖**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圣上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众所周知，汉是知识分子政府，没想到这些知识分子官僚们很争气，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想要皇帝禅*！这还了得，比林*建议设立副主席还要大逆不道，所以，没等到有司治罪，盖就自尽－自绝于人民了！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的外孙杨*。杨*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庭里面闹革命，有个仆人举报了杨*。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宗书》。书中自然有些牢骚，最后杨*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其实，令人悲哀的并不是皇帝杀了几个文人，而是皇帝这般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之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皇帝本人；之二，文人之间的攻讦之风，说得不好听些，是狗咬狗。比如，周*自然在所谓的胡*反革命案件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胡*在自己上的“三十万言”书中，不是也揭发周*的“宗派主义统治，已发展成了反*性质的东西”吗？；之三，最坏一个传统是，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就是，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收你的书信。这一传统，在文*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有人把这种行为叫作“舒*方式”－195*年，舒*把自己手头的成百封的胡*书信统统上交《***报》，最后经由**部，送到了毛**手中，这个曾经表示“争取做毛**的一个小学生”的胡*同志就这样全*着走向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导师。这种方式，在现代的中国家庭、中国教育界，遗毒

还不少，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的私拆子女和学生的信件。侵入私*空间，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很强的革命感与道德感？这种传统，也算是世界一绝了！
　　3，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当数朱元璋同志。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这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些游戏规则，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朱老师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理解成“秃子”等，如此讽刺全国人民的导师，不杀你杀谁？
　　有些知识分子也不傻，隐居不仕，不陪朱老师玩，惹得朱老师老大的不痛快，说：安有怀大材，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总之，不出面帮助皇帝治国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老师一听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朱老师由此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总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着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也没地可躲，基本是被包养到了一个所谓的单位里，成了所谓的单位人，否则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出处，真正的达到了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单位，率土之滨，莫非职工”，你往哪里躲？你往哪里藏？

4．清朝的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按梁启超的说法，那叫诱奸。李辉写文革文人的遭遇《风雨中的雕像》，马上有人评论：诱奸时代未远去！），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1663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鑨，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鑨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鑨开棺戳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和当地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案件前后株连数百人。
　　　　公元１７１１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雍正帝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一商量，就估摸着想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可笑的是，他们的策反策略全是书生式的，试看张熙如何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所谓的岳飞的后代，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告发了。严格来讲，这案子不单单是文字狱，因为它真的是反革命案件，一点也不冤。于于其它，则大都是冤的，比如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ｂ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忽忽，恶心我们大清民族不识字，诽谤嘛，杀！
　　 
　　
　　
　　 
　　雍正时有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叫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乾隆在搞文字狱方面，绝对不亚于自己的父祖们，乾隆二十年（1755），皇上看胡中藻不顺眼，　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总之，数罪并罚，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如果说科举的八股制文让中国知识分子终身匍伏在了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上，那么，高悬头上的文字狱，则犹如跳蚤头上的玻璃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的集体趴下。清朝学者钻进书斋，趴到了故纸堆里，大搞特搞繁琐不堪的考据之学了。
　　五四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鼓动，以及大一统的软弱无力，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空间，其姿式的优美，堪与战国时候的士相提并论。但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好日子总是短暂的。伴随新皇上诞生的，必是专制与文字狱，而且这文字狱越来越邪门。章乃器的后人章立凡在《章乃器在1957年》的文章里列举了反右时的批评手法：“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本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人家愣是能给你嫁接出那么个意思；“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你本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可人家给你掐头去尾，你就没意思了；“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广大”－这一手工人老大哥和农民二哥以及红卫兵小哥都会用；“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把你的旧文章翻出来，七扯八连，就能证明你反动立场由来已久；“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此法适合生理残疾之人运用，具体讲，男人有太监之嫌，女人有石女之嫌；“六曰无中生有法”－此法适合不明事理，没有道德羞耻心之人运用；“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而邵燕祥干脆这样下断语：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以文字狱始（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和1966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文字狱终（追查天安门诗词，逮捕作者和传抄者）。说得太对了，这里仅举一例，一家弟兄三个，起名爱国爱民爱党，最后被人提取公因式“爱”字，变成了爱（国民党），一家全变成反革命了
　　
　　其实，最让人悲哀的是，知识分子在帮助新皇上打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给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这一点，知识分子跟农民这个阶层一样的盲懂无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这个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盲草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