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导入增长模式的陷阱

　　关键词：导入增长 内生增长依赖陷阱

　　宏观层面，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1.7%迅速回落到2008年的9%，2009年维持在9.1%;2009全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13.9%，出口下降16.0%;2009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22.7%。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23.6%，贸易顺差减少12.4%。一方面是产值和投资很高，但另一面是价格下降得很厉害。

　　微观层面，贸易公司关门，工厂减薪停产，商店转让关门亏本甩卖，居民实际收入缩水……这还是在中国政府启动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激励计划、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调整规划方案及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的大背景下的结果。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困境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大多数人将之归因于全球经济衰退、外需萎缩，其实这只是恰好提供了一个时机和逃避内省的借口。中国经济早一步或晚一步都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因为中国经济困境的根源在自身，即严重依赖外部要素的导入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

　　再生市场经济国家的导入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因为导致危机的原因，恰恰是在那个时期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原因：招商引资。对引入资本的过度依赖和迷信，恰恰是因为引入资本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使引入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性被忽略。实际上，外部资本和技术只能够为后工业化国家提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梯，后工业化国家要从这个阶梯再往上走，无法依赖引进完成，必须依靠建立内生增长模式。从引进外资形成第一阶梯到启动内生增长模式的第二个阶梯之间，就有一个衔接的问题。如果放任对外资依赖直到极限以后，才开始内生能力的建设，那么从导入增长模式到内生增长模式之间就存在着经济增长的断层：我们把这个断层定义为导人增长模式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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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增长模式在经历了最初的边际收益递增以后，必然会进入到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从而对东道国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带来负效应。就中国模式而言，这种负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导入控制：对主导产业控制，产业链控制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王苏生等(2008)整理了外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控制和股权控制情况，以及装备制造业重要企业受外资控制情况。2000--2005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股权控制率逐年增加，5年内增加了10个百分点。外资在装备制造业7个行业主要企业中所占比重全部在20%以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所占比率最高，达到了56.5%。

　　2、导入挤压：抢占市场高地和核心投资领域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近10年，外资对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以汽车产业为例，外资企业市场控制率1998年以来稳定在30%左右，钢铁行业，外资市场控制度2008年为12.9%;石化产业外资市场控制度18.8%;激烈竞争的纺织产业领域，外资市场控制率超过28%，其中服装、鞋帽制造领域，外资市场控制度在45%至50%之间;轻工业产业外资控制率近10年也超过了37%。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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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王苏生等(2008)的研究分析，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市场，外资企业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外资企业占领了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是30%，根据该标准，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外资市场控制率都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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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对产业的控制、对内资的挤压与地方政府缺乏警惕性、不恰当作为是密切相关的。例如，赋予外资不适当的超国民待遇，这些优惠政策只是给低效率的小额投资提供存活空间，国内企业因为没有同等的优惠政策面临不公平竞争而举步维艰;跨国合作谈判的主体时常由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与跨国公司，地方政府通过向外商转让企业的国有产权将本不明确的国有产权变成事实上的地方政府产权或归地方收益的产权;部门自成体系，造成行业分割，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难以进行，企业资产存量重组(兼并、收购)受到条块分割的旧体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严重阻碍，国内生产商难以形成国际竞争力;地区层次上的经济结构趋同化，造成“规模不经济”条件下的恶性竞争，国内企业之间高价争原料、价格战、广告战，竞争手段日益残酷.行业整体利润下降，行业整体素质下降，且外资合资、收购的供给增多，产权交易市场供大于求。

　　3、导入抑制：对创新的抑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对“市场换技术”的开发战略提出追问和质疑，认为FDI带来的国外科技对本地原有的科技产生挤出效应。

　　2003年科技部研究室委托的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报告指出“合资陷阱阻碍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道路的发展”。由于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被外方掌握，所以合资企业不可能违背合资方母公司的利益在合资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由此造成了原有企业研发力量大量流失。

　　据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这四种产品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在外国企业的手中。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很快，每年都在40%以上，看起来好像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90%来自加工贸易，85%来自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不得不承受跨国公司高额专利的盘剥。

　　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原因，例如R&D投入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僵化等。但我们认为，这些表面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整个经济系统对技术的需求是弱的。这与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是分不开的。各级引资主体——地方政府——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外资背后的技术和管理，更不是外部技术对内部技术的溢出扩散效应，而是外资本身。因为利用外资带来最直接的收益是GDP数字的快速膨胀，这正好迎合了政绩追求。外资直接带来的GDP数字增长远远快于培育国内企业自己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能力，所以各级政府不愿意培育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技术创新项目;在为吸引外资竞相奉献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扶持的同时，忽视了为国内民间资本投资高风险、低回报的技术创新项目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目前中国不仅缺乏二战后日本那样的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甚至连技术都懒得去引进和消化。我们误以为只要把资本引进来，外部的先进技术自然会跟进;或者误把他人的先进技术当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实在资本的引进中，除了得到GDP数字的攀升外，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

　　4、导入摩擦：导致国际贸易摩擦

　　中国已然处于国际贸易摩擦的中心地带。国外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11月，当年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这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首次超过100起，涉案总额高达116.8亿美元。

　　较大的贸易顺差是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多年来，中国对美、欧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持续顺差。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从2000年起，我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然而，从出口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50%。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超过50%。相当多的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必须要贴洋牌、挂洋牌。以纺织行业为例，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纺织品贸易的最大顺差国，同时是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顺差最大国。但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95%是加工贸易，90%是外商投资企业。事实上，中国承担巨大的贸易摩擦的压力，出口赢利的大部分却留向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国。

　　5、导入风险：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失去经济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我们非常关注所有制结构对国家经济控制力的影响，对内外资结构对国家经济控制力的影响却关注不够。

　　构成中国经济参与主体的外资企业，它们不仅受到中国市场的调控，更受到世界市场的调控。而且这些企业最终控制权不在中国，而是属于投资者的母国。虽然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对中国的GDP、就业的贡献区别不大，但从企业最终控制权看，这些外资企业是无根的排挤。目前投资中国的跨国垄断企业正在显示其“榕树的特性”。起初进入中国时，因对中国水土不服，所以它们采取了借助中国企业适应和熟悉中国市场的合资形式。当这些大公司通过并购国内公司，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后，便开始了单独行动，从合资变成独资，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蚕食式排挤，对中国市场进行行业垄断性控制。2004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中指出：“有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出新的态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了市场竞争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据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提供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调查统计，跨国公司在生产投资中，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有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28%。

　　在华外资企业形成的“浮萍”和“榕树”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到底是谁占主导地位，将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不确定的，那么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可控性必然是没有保证的。

　　我们将导入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总结如图2所示，随着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依赖日趋加深，虽然GDP数字急速膨胀，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使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热闹景象，然而出口增加带来的利润绝大部分转化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流向母国，或者转化为外汇储备并最终转化为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带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的“浮萍”，一旦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就会像浮萍一样飘动。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出走的外资正是这类“浮萍”式的企业。加工贸易行业、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大都属于流动性强的“浮萍企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所投资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其拥有的强大的竞争力和拓展能力，又会像“榕树”一样，一旦扎根，就会向周边扩展，抢占生长空间和资源，形成对其他植物的排挤。目前投资中国的跨国垄断企业正在显示其“榕树的特性”。起初进入中国时，因对中国水土不服，所以它们采取了借助中国企业适应和熟悉中国市场的合资形式。当这些大公司通过并购国内公司，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后，便开始了单独行动，从合资变成独资，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蚕食式排挤，对中国市场进行行业垄断性控制。2004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中指出：“有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出新的态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了市场竞争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据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提供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调查统计，跨国公司在生产投资中，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有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28%。

　　在华外资企业形成的“浮萍”和“榕树”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到底是谁占主导地位，将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不确定的，那么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可控性必然是没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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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导入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总结如图2所示，随着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依赖日趋加深，虽然GDP数字急速膨胀，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使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热闹景象，然而出口增加带来的利润绝大部分转化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流向母国，或者转化为外汇储备并最终转化为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带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不仅使得外汇储备资产不断缩水，而且在国际贸易领域引发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贸易摩擦。由于外资控制了国内利润率高的投资领域和市场，控制了国内产业链的高端，占领了本该用来孵育本国自己的生产能力的市场，抢夺了国内资本发展的能源和资源，国内资本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萎缩，使得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更趋加深。如此循环往复，导入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很难摆脱低效增长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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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完成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引进外资和技术、完成财富和生产力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如果等到引进的增长效应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下，才开始启动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那么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模式转型衔接的断层。应当在引入增长效应尚未消失之前，在导入增长模式中嵌入培育内生增长模式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