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

社会经济的理论构想与初步实践
范平志  阮黄南
〔摘要〕张闻天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就对资本主义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最早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建国前三个阶段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建国后他继续探索，提出了利用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这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关键词〕　张闻天　利用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从事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一直是人们积极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理论家张闻天，在投身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思考，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值得认真汲取。
一、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初步认识。
张闻天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这一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1922年9月间，他在刚刚赴美一个月时就注意到苏俄政府发表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刊《欧洲建设》上的《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一文。文章是经列宁亲自审定的关于俄国从原来的战时社会主义向保留有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对外说明。文章指出：“苏维埃是世界上工人与农人在事实上握到权力的第一个国家，他将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底变迁的一种经济组织，他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在衰败了。他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底原素混合的同时存在。”文章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系统同时存在的事实“不但在俄罗斯，就是在全世界也有重大意义。”当时，年仅22岁的张闻天就敏感地意识到苏俄的这一重大政策可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他立即根据英译本将该文译成中文，从美国寄回国内，准备发表。关于此文在张闻天后来整个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著名学者张培森曾这样评论着：“无论是他早在30年代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的主张，还是建国前夕最早提出多种经济成分结构的经济建设方针，以致60年代又在极端排斥资本主义经济情况下大胆提出的建立包括‘私商’在内的全国市场的建议，追本溯原，其最早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20年代这篇体现列宁思想文献的昭示。”1
30年代初期，张闻天回到国内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事革命根据地建设。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当时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比重，片面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意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企图过早地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在1931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要“有系统地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大会制订了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 ，如当时颁布并被强制执行的《劳动法》，就不顾苏区的实际，片面强调改善工人的生活，提出不切实际的工作时数，致使一些企业的经营陷入困难状态。再比如当时苏区对剥削阶级实行的重税政策，就使相当一部分中等商人、大商人因害怕重税而不敢到苏区去贸易。1933年初，张闻天从上海来到苏区后，从实际生活中开始感受到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他连续写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涉及经济问题的文章，就如何发展苏区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破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思想禁区，从有利于苏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命题。张闻天首先批评了在执行《劳动法》上的错误做法，尖锐指出：《劳动法》是“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他认为《劳动法》中一些“左”的规定，既损害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也不利于工农联合的巩固和发展，同样不利于合作社和国家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也不利于苏区的经济建设，不利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如果机械地执行《劳动法》，其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 因而，张闻天不但提出要“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还提出要对《劳动法》本身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彻底“清除‘左’的障碍物”。张闻天还提出在政府无力投资的情况下，“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张闻天认为“只有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才能使工人免于失业，才能在生产中容纳更多的工人。”他严厉批评了“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错误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的“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因而，也必然从根本上“牺牲了或损害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2
他主张从苏区的实际出发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特别是对那些拥护苏维埃的资本家，可以同他们订立某种协定，采取各种“和平的”“妥善的”办法，鼓励其发展企业，扩大生产。总之，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时，“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他多次强调：苏维埃政权在目前“不是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应该“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预言：原来在苏区社会经济构成中比较不重要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和地位”。他告戒全党，在乡村中，党的任务“只是肃清封建残余，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成分”。 3张闻天的意见对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开始对《劳动法》中一些“左”的提法进行了修改。1933年12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给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团的指令中，也正式提出：“在苏维埃政府的力量，加强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在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政策的变化，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构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除了对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实行国家所有外，“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对待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党的政策“也是容许其存在的。”4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党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1942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明确“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承认“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因而，党在目前的政策就是要“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同年2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也明确规定：“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
为了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落实党的政策，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张闻天，亲自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米脂、绥德、晋西北兴县等地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农村调查。在张闻天亲自撰写的《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报告中，对被调查的对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考察。正是通过此次全面而又系统的调查张闻天强烈的感受到中国农村的落后，他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封建成分，既地主又农民的成分，还占优势”，“晋西北封建势力还强大，农村资本主义只是萌芽，工商业资本家根本没有”。他对当时部分干部存在的以为“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根据地的经济也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的错误认识尖锐批评道：“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不会运用新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机械了解‘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以为，晋西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晋西北的经济，也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了。”5因而，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在兴县调查中，张闻天透过农村落后的表象，惊奇的发现农村正在发生的两种变化：一是广大贫苦农民有了一部分土地后，产生了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经济，使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经济开始逐步瓦解。但是，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处处显示出对生产发展的“小生产的限制”，而与此同时农村中的中农经济却显得相当活跃，有的中农开始采用雇工、租田、典地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生产，部分中农已经开始了向富农的转化，从而大大便利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富农经济明显的显示出发展的优势，他们经济实力雄厚，生产规模较大，经营的土地产量也比较高。因而，张闻天提出根据地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将是封建经济逐步瓦解，个体小生产经济逐步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趋于退化，发展大方向将是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张闻天将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他认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出租土地，农民租进土地，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以高额地租盘剥农民，而农民缺乏生产工具和资本，生产情绪不高。所以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下，首先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富农饲养牲畜猪羊，经营工商业（油房、粉房、磨房、染房、商店等），自己有工具，有肥料，有资本，可以把土地耕种好，多打粮食和棉花。土地产量越高，对富农和资本家越有利（所以他们不象地主那样对生产漠不关心，当寄生虫），对全社会更有利。资本主义经营，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因工业需要原料，商业需要货物，富农和资本家又需要支付工资和投资工商业。我们在晋西北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靠农业积累资本。将来社会主义，又要靠新式资本主义发展做基础。”6。正是从有利于农村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当年颇有眼光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见解。这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在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革命政权和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必须在一个阶段内充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张闻天把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并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对于当时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怕富农发展控制不住，二怕贫农当雇工受苦的思想顾虑，张闻天明确指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一，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多。现时，不要怕富农。”他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的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他说“限制地主，奖励农民，才是我们的政策。”对于部分干部怕农民受苦的思想顾虑，张闻天实事求是的指出：“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不要怕农民受苦，就是说，不要怕雇农多，没法安插，失业、工资低、生活恶化。”他说：“今天雇农、贫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说贫民永远比雇农生活好，贫民不要丢失土地当雇农，这是落后的想法。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得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7因而，他告戒全党同志要“加强对干部同志的政策教育，扫除一部分同志对资本主义的两种害怕心理：一怕富农控制不住，二怕贫农受苦”。他指出：目前，在中国的农村中，不是富农、资本家过多了，而是太少了，在贯彻党的“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新式资本主义政策的具体过程中，“限制富农发展是不对的”，就是对地主，只要其是向经营富农发展的，“新政权应该帮助，给地主打通这一出路”，“而贫农要真正改善生活也唯有生产力的提高”。8对于这种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旧式资本主义的区别，张闻天认为根本在于：“我们所提倡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旧式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各阶级关系。凡可操纵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对于这种“新式资本主义”与未来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张闻天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现实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9
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虽然此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他在《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中，用“新式资本主义”来概括新民主主义经济，特别是用它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还有欠妥当。但通过此次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张闻天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加全面而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落后的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了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在理论上彻底摆脱了过去“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彻底认识到极“左”口号“毕其功于一役”的严重错误，对搞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提出的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看问题，从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看问题，有利于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看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二、建国前在东北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实践。
解放战争初期，张闻天来到了东北，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在城市解放和城市接管的实践过程中，张闻天较早的接触到如何正确对待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张闻天关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1946年至1948年，合江省开展了广泛的反奸清算活动，但由于运动一开始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少数地区甚至规定凡工商业者，不论大小，也不论有无罪恶，统统都是清算对象。有的甚至连地富工商业者的亲属也被列在清算之列。有些分了地的农民也要求到城镇去挖浮产，要求平分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的财产，甚至要求把各类小业主也弄到农村去批斗。结果引起了城市工商业者的极度恐慌，不少店业倒闭关门，城市经济出现严重的萎缩。
在此情况下，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实践的过程中，张闻天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他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干部群众对运动的基本政策尤其是阶级政策划分不清，把握不够，没有正确执行党的阶级政策而引起的。他尖锐批评了那种认为“过去土地革命时期，那时是被封锁，需要私人工商业，现时已有国营工商业，加上合作社，没有私人工商业也不要紧”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要保护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要求各县委、工作团要加强宣传力度，使干部群众明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地主阶级，而不是打倒资本家，我们在城市的清算对象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而不是所有的工商业者。他主张除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的工厂、矿山、商店应全部没收外，对一小部分与敌伪有联系并有一定民愤的工商业者，在经济上只可给以适当的清算，而不能采取消灭政策；对于一般的商店和加工业，则应采取保留或保护政策，决不能把农村斗争封建地主的办法统统拿到城市清算运动中来。他说“对待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应有原则的区别。清算地主阶级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而清算配给店与加工业，则是收回其不应取得的意外之财，及限制其过于苛刻的额外剥削。”10
对于部分农民要求进城分浮财的错误想法，张闻天亲自召开会议进行说法教育。他说，农民进城分浮财，从暂时看，少数人可以分得一点东西，但从长远看，破坏了现有工商业，就会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向前发展，以至造成经济衰落，工人失业，物资匮乏，这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与满足农民本身的需要都是不利的，对农民也是不利的。他说，我们要教育群众保护好这些有益的工商业，把他们改造成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工商业者。他认为，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分尽挖光的清算，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办法，到头来只能损害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损害全社会的利益。基于上述认识，张闻天主张必须在思想理论和具体政策上划清封建地主经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的区别，只有界限明确了，重点搞清楚了，才能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1948年初，他在为合江省委起草的《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指示中，就消灭封建地主经济，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明确提出了两个一律的思想，即：“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即除没收其乡村的土地及其出租的牲畜与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外，其他一律不动”；“凡在土地改革以前之纯工商业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护”。同时，他还提出除对大汉奸、大地主、大恶霸、大特务的工商业及财产应坚决没收外，对其他过去有过错误缺点，而现在服从政府命令、安分守纪的工商业者，“不能借故没收其工商业及财产或任意进行罚款”等保护措施。11  为了鼓励城市工商业的发展，1946年11月，张闻天为合江省委起草的了《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就根据地解放初期所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决议首先分析了当时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明确指出：“在合江的群众已有初步发动、土匪已经开始肃清、民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之后，正确的规定与执行工商业政策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今后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则人民生活的真正改善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据地的真正巩固也是不可能的。”12 而“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张闻天指出，过去为了打打跨城市中的反动势力，开展反奸清算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在初步目的达到之后，应：“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他说：“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严格禁止。”为了鼓励与扶持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决议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处理公资与私资的关系上，提出公营资本虽然在繁荣工商业方面是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在发展经济上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排斥与吞并私人资本，与民争利，而是在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补助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使之与长期战争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在经营上，决议提出大公家的公营工业（除军事工业外）要在平等权益的基础上同私营企业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而不得借特权的保护，吞并或排斥私营工业。此外，公营工商业机关，除特许者外，应该和私营工商业一样纳税。在贸易政策上，决议提出在遵守政府法令下的自由贸易，鼓励私人贸易的发展，废除一切妨碍私人贸易的障碍物（如许多不必要的关卡、税收、摊派、检查与没收，以及强占商店商场等）。在工资政策上，决议提出“必须很好研究各生产部门的具体情况，细心地具体实行”，认为“酌量提高工资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是必要的。但片面的不顾一切的提高工资的方针，则是错误的”因为“其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衰落，因而也增加工人失业的机会”，最终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决议号召大家“同心协力保护与发展工商业，同各种摊派、乱没收、敲诈勒索、横行霸道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他认为只有工商业繁荣起来了，人民生活才会根本改善，根据地才会根本巩固，人民利益才会得到根本保护。13
正是在张闻天的亲自指导下，合江省委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和保护城市工商业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多次发出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决议、指示和通知、通除对省城佳木斯市政府也发出布告，规定：除对封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予以彻底打击外，对于民族工商业者则要分清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少数与敌伪有联系并有一定民愤的，政治上应给予必要的打击，但经济上只能予以适当的清算，决不能采取消灭政策；对于绝大多数工商业则应采取保护政策，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对数量众多的小手工业者，不仅应该保护，而且还应该从政策上鼓励、扶持其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使运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使城市工商业避免了人为的破坏和过度的萎缩，而且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1948年1月至4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佳木斯市的工商业就增加了775户，其中工业、手工业223户，各类商店业552户；工业品种达到44种，商业行业达34种，资本总量达6亿多元（合江流通券）。 到1948年5月底张闻天离开合江时为止，合江省所辖21个市县的工商业户数已由1947年底的8081户增加到11860户。14  正是由于工商业和其他行业的迅速发展，使合江根据地得到了根本巩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6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其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7月18日，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各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前途》的报告，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六种成分构成的理论观点，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游牧经济。
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技术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东北的经济结构以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已经解放的东北根据地内，社会的经济成分主要有五种，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张闻天作了这样的论述。他说：“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四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一是出租制，即国家把自己目前还无力开发的一些林场、农场、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由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则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二是加工制，即国家配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制造成品交给国家，资本家取得一定的利润。三是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一定利润。四是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公司以产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张闻天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并且还“可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 。进而，张闻天提出“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的加以提倡和组织，特别是在开始时，还应给以有利的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他尖锐批评了对待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关门主义的错误态度,他说:一部分人“宁愿把天然富源荒废着，不愿给资本家开发，怕国家受损失赔本。他们不了解：把一切富源开发出来，增加社会的财富，即使用的是私人资本，仍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利的，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如果采取排斥私资的政策，那就是错误的”。15
对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张闻天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张闻天首先分析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客观状况，明确指出：由于战争的关系，目前私人资本主义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算很大，而且主要偏重于商业方面和小机器以及小手工业方面，以中小资本家尤其以小资本家为多。一些较大的私人资本，一般也是向着分散的方向在发展。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张闻天分析道：“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他指出：“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对于一部分人对私人资本发展存在的忧虑，张闻天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同时，张闻天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指出：“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如果无限制的完全放任其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活动与投机操纵”，则可能“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张闻天提出：“我们目前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于人民服务。”他说：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的，即“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是有利可图的，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迫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他说：“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为了克服私人资本盲目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张闻天认为：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将是“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而且主要的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这种斗争”。他说：“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 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还提出“在合理生产的技术方面，在经济核算方面，我们还应好好地向资本家学习”，16这一观点也是张闻天在党内较早提出的。
1949年5月，张闻天调到安东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他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经济仍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7月，他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中，认真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党在指导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随着全东北的解放，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出去的问题，既是每一个资本家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张闻天指出：“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自由发展’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所铺设的轨道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为了充分利用私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张闻天提出：“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着眼，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针对过去和当时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作中存在的左右两种偏向，张闻天也做了认真的分析。他指出，在我党开始进入东北的时候，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经扩大了打击面，以后又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此后，党认真总结了在对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所制定的方针一般是正确的．当然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或右的偏差．而在当前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纠正“左”的偏差，则是“极为必要”。他还着重列举了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左”倾偏差，明确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这些偏差，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对于私入资本主义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张闻天指出，一部分人只注意到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重悬殊，而没有注意私营企业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在头脑中产生了私人资本无足轻重的错误认识；一部分人囿于对私人投机倒把的认识，而看不到其在正确政策指导下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因而片面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忽视甚至否定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所应该采取的积极扶助政策；其他如片面的国家观点，片面的财经观点，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常常导致对私人资本正当利益的侵犯。
为了具体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随后张闻天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草案》、《关于贯彻“公私兼顾”方针的若干决定》，要求“在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教育，去克服工人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利益的‘左’倾思想的残余，指出这种思想是同中央‘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不相容的，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不利于工人本身的利益”，同时还提出要在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及合作经济的前提下，积极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在干部中解释私人资本正当发展的合理性，对其发展要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并规定：凡私人资本的正常活动，有国家法律的保障，任何人不得借口干扰和侵犯，一切违法干扰私人资本正常活动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提倡公私企业要公平竞争，合作经营，各地党委和政府要经常了解私资发展的情况，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使之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方向顺利发展。17
张闻天从东北实际出发，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特别是他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与繁荣社会经济的思想论述，以及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初步运用，对当时即将全面开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就吸收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而提出了“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的重要论断。
三、建国后在逆境中继续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思想的探索
建国后，张闻天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但他对经济工作仍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他在身受排挤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仍给予了认真的钻研，依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关于利用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共产风”到处横行，社员家庭所有的猪、马、牛、羊、锅、碗、瓢、勺，统统都被收归集体所有，归人民公社所有。对于这种侵犯群众个人利益的错误做法，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坦言：“要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认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依据”。他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就建设不起来”。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所有权问题，张闻天明确指出：“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18因此，他要求大家认真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以充分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在当时“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的确需要非凡的勇气。
1962年4至6月间，正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时刻，张闻天深入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的农村和城镇进行调查研究，在随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他就如何利用个体经济发展集市贸易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买卖活动”，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失业的和一部分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等为了谋利谋生参加集市贸易，甚至成为了小商小贩，对活跃集市贸易，对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城镇中合作商店、夫妻店和专业的小商小贩的重新活跃对促进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对于小商小贩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张闻天主张对此加以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但这种管理和监督“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以“减少他们从事违法犯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为了充分发挥个体经济在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的积极作用，也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张闻天主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小商贩“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作用”。19
就是在他的晚年，张闻天仍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公私关系给予密切的关注。他在肇庆所写的文稿中，有一篇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题目就叫《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文章在充分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公私根本一致的基础上，还明确提出：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他以公社社员为例，指出：社员除从集体劳动中得到收入外，还允许他们在不耽误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个人的自留地或搞一点副业，并在集市上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产品，以此获得个人收入，补助家庭生活的不足。他说这种公外有私的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对集体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产品上市可以弥补国家供应的不足，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张闻天认为这种公外有私的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20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张闻天的这些真知灼见并未被人们所认识，更没有在实践中被采纳。
纵观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发展社会经济的理论思考和初步实践活动，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的启示。首先，从他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发展社会经济的理论思考和初步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论述这一问题，始终紧紧围绕着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来看问题的，决没有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他的这一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上层建筑基本原理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也给我们如何正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第二张闻天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在中共苏区，还是晋绥根据地，或是在东北解放区，他都非常注意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了解，多次深入到最基层去调查研究，力求使自己对实际情况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运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认真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第三，从张闻天几十年对这一问题孜孜不倦的研究中，我们更深刻体会到的是他那一颗执着追求的心和他那无畏的理论探索勇气。无论是身在中央，还是身在基层，就是在自己被排挤、被批判的日子里，他都一如既往地探索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途和命运，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着理论的追求。正因为我们党有了张闻天这样的一批革命家、理论家，所以我们的事业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的事业才是不可战胜的。今天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征程中，也必须向张闻天那样以大无畏的探索勇气，解放思想，在实践的过程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地开拓进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永保生命力，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张闻天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那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理论勇气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1张培森：“播火者的追求——写在《张闻天译文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
2《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１－２８页。
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２３６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６７８页。
5.6.7《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２月，北京，第一版，第６１、
６１－６２、６２页。
8　转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第６３页。
9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第６３页。
10.11.12　《张闻天选集》，第３５２、３７１－３７２、３５８－３６３页。
13.14. 引自《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第４１５－４１６、３８０页。
15.16. 17.18.19.20　　　《张闻天选集》，第４０６－４１０、４１０、４５９－４６１、４９７、５６０、６６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