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1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1 [ zhenn ] 发表时间： 2010-12-08 11:15:2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自序
　　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征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
　　“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
　　“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国民政府最早期略具雏形的特务训练机构。
　　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
　　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我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处”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1932）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的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欲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