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06日 15:12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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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资料图）
自秦汉开始，中国古代士人与帝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相对自由转变为森严的统属与君臣关系，彼此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也具备了新的特点。
探讨这种新的特点是两汉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我认为，在两汉各方士人与专制帝王的关系中，思想对弈的意味很深长。从思想对弈的角度去认识两汉士人与帝王之关系，进而把握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点，是很重要的。近人徐复观先生研究两汉思想史，着力于此而收获颇丰，即是明证。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对于董仲舒思想论述时也较早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本文拟通过西汉董仲舒的奏对汉武帝，来考察与论证士人与帝王的对弈关系，进而探讨汉末魏晋思想文化的演变，以冀对于两汉思想文化研究有所裨补。
一
所谓思想对弈，犹如下棋一般，充满着角逐对抗的意味，同时又是在一盘棋的天地中进行的。两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之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从总体上来说，在两汉封建专制社会中，士与帝王的关系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而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帝王对臣下操生杀予夺大权。汉武帝选举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了许多士人。他曾对别人说：“方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言表。”（《汉书·东方朔传》）言外之意，颇为自己善于擢拔人材而得意。但恰恰是这位专制帝王，杀戮了许多士人与大臣。因此，士大夫借助于儒学来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辨护，以抗拒专制帝王的淫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思想对弈，则是应运而生的产物。
西汉初年，统治者休养生息，无暇制礼作乐，恢复儒学，培养士人。但是文化建设的滞后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贾谊看到了这一点，以前瞻性的眼光，尝试与汉文帝进行儒学方面的对话，意欲通过与君王的对话，使儒学思想得以重建，并影响到文艺观念的重构。士人的作用在于能够以通透的目光对于精神世界与朝政建设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贾谊在这一点上，可谓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忧患精神。《汉书》本传记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贾谊以年少天才的身份受到皇帝重视，首先是因为他的文采与学问，其次，通过奏对，得到皇帝的重用。西汉时期，因为对策而平步青云的士人不在少数，贾谊可谓首开风气。这些士人有的擅长儒学，有的兼通各学，大都能够将学术与时政结合起来，而其途径则是奏对，舍此而别无选择。
到了西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所处的年代，这种奏对语境有了新的进化与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欲内外进取，建功立业，文景之时，西汉王朝处于修养生息的时期，许多问题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暇考虑，及至汉武帝时，各种条件开始成熟，同时面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一方面是匈奴的侵犯日益严重，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另一方面则是诸候国的不臣日渐加剧。汉武帝时代与士人的关系也明显地与文景时代不同，汉初文景之治时由于国力的衰弊，虽经贾谊等人力倡制礼作乐，实行教化，但是由于一些元老大臣的作梗，最终搁置下来。迄至汉武帝时期，由于内政与外交的成功，这一制礼作乐的要求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汉武帝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看到了要建立长治久安的专制帝国，就必须从教育出发打下基础。而这一切工作首先依靠的对象则是儒士，儒士至此时由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积累，从人员到学派均有所壮大，书简也日益丰富，学习儒学的儒生与教授儒学的博士官不断壮大，这些都说明被秦代残酷迫害的儒士开始起死回生，走向壮大。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一支堪与帝王相抗衡的学术与知识群体。另外，汉初至武帝时期，传统的四民社会开始形成，所谓“四民”亦即工商士农，他们既受统一的专制皇权的统治，同时亦有自己的独特的利益诉求与表现。利益与思想文化的分层，在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记录得很清楚。儒林、游侠、商贾、官僚、贵族、诸候、文士，甚至地位卑下的倡优，均进入社会的舞台。而其中儒士更是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通道进入官僚阶层，成为帝王的宰辅人物。当然，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与帝王本质上依然有着矛盾与冲突。
汉武学时期儒士与帝王的关系与贾谊时代相比，更加趋于复杂化。从矛盾的主体帝王角度来说，武帝是一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人物，他身上集儒家与法家于一体，个性雄忍猜忌，喜怒不定。这就增加了士人与其相处与对话的难度，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命运相对于汉代任何朝代的帝王来说，都要反复无常，变数特大。从士人方面来说，这一朝代豪杰才俊层出不穷，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两汉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因此，强者应对强者，他们的关系是不好处的，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谜，比如汉武帝之于司马迁，甚至成为后世文艺作品中演绎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话方式的丰富多样化，人文蕴涵进一步深入，精神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但是矛盾的尖锐与复杂却也导致对弈关系的深入，不仅有着公开的奏对方式，而且士人与帝王的关系，通过解嘲这一类的语体而得以展示。
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以天人三策为核心的思想对弈则是典型。其中思想文化的应对直接对于《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文艺批评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百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从这段记载来看，董仲舒是当时的儒林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奏对汉武帝，与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相比照，更直捷了当地宣示出当时儒士的心理与情感。
其时，汉武帝所代表的西汉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思想与制度建设上的难题。一方面汉代面临着与文景时代相比更为尖锐激烈的矛盾，因此，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特别是战争与武力来抗击匈奴，儒家的仁义学说只能被有限的利用；但同时，由于当时淮南王所代表的政治与思想异己力量，运用道家思想来批评汉武帝的统治，百家纷起，思想杂乱，汉武帝欲维护中央专制王权的威望与权威，就必须统一思想。因此儒学又是必须加强的。《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鉴于当时的情状，这就就造成他与儒士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既要利用儒士来出谋划策，另一面则对他们心存忌惮，防止他们利用儒术来控制朝政，左右舆论。而儒士与方术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一点，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对此有所论述。因此，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对话中的机变无穷，客观上变成了棋局中的对弈，也因此大大加强了思想对话中的人文蕴涵。《汉书》的《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求贤，表达对于士人的希望：
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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