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西医惹的祸？——梁启超之死 - 银戒指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古代，近代，现代的变色龙

刘备：当人们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的时候，常常把刘备给忘了。刘备起先跟着刘焉，再追随公孙瓒，陶谦给了他一些军队他就投了陶谦，没多久陶谦不明不白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于非命。刘备在徐州混不多久地盘让吕布夺去，他就厚着脸皮在托庇在吕布门下，但吕布终究不信任他，他就随曹操灭了吕布，可一到京城，他又企图对曹操下毒手，最后在徐州反曹，失败后投袁绍，看袁绍不行又投刘表，刘表死后，一个儿子投降了曹操，另一个儿子在刘备手里，年轻轻地据说酒色过度死了。周瑜打败曹仁得到荆州，刘备却厚着脸皮借了荆州一直不肯还，直到最后决裂。刘备最后一次背叛是老上司刘焉的儿子刘璋，《三国演义》里说他不肯夺同宗的地盘，那是胡说八道，他可热心着呢。

诸葛亮：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排挤原来益州的大臣李严等人，执掌大权，还用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对刘禅说话，开一堆名单要刘禅信任，还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思是全得听他诸葛亮的。可惜诸葛亮死得早，他死的时候儿子也还小，所以没来得及篡位，但是南诸葛，北司马，他们的招数是相似的。

李世民：这个一代明君，有过屠城的记录，也有过杀害兄弟，劫持父亲，篡夺皇位的历史，而且把弟媳妇也收罗进宫来做自己的妃子，完全是个残忍、好杀、好色的家伙，不过唐太宗很会做秀，他杀死兄弟后见高祖，吮着高祖的乳头大哭那一段实在有点恶心人。他不仅改写了历史，还故意在史书里留一段故事，表示他自己是无权过问史书记录的。唐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迷信不老金丹，最后自己因为吃了金丹中毒而死。

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道德上要求非常苛刻，他还用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友人的妹妹守节，但他自己却有过逼嫁守寡的弟媳妇以侵夺亡弟产业的隐事。另外，朱熹为了打击报复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唐仲友，将一名叫严蕊的妓女严刑拷打，企图逼她承认与唐有男女关系，结果被严蕊拒绝，从这件事看，这个道德家的思想境界不如一个妓女。

海瑞：海瑞有个女儿，才七岁，因为偷吃了别人一个饼，海瑞逼她活活饿死，其实这么小的孩子还不可能自杀，实在是被饿死的。管仲说：易牙为了讨齐恒公的欢心，把自己儿子煮了给他吃，这种人残忍到极点，为了荣华富贵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千万不能信任。相比之下，海瑞为了维护自己清官的声誉，能把自己七岁的女儿饿死，其实他的本质和易牙是一丘之貉。

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摇身一变成了邪教总头目，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把基督教的教义改得滑稽可笑的闹剧。本来他身死国灭，已经证明了他人间天堂神话的破产，但后来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所以这个人还是要拎出来揭露一下。

康梁变法勾结日本人，把维新变成了政变.康梁有损中国国家利益，让光绪丢了皇位，让谭嗣同等被杀. 康梁实质是国贼和汉奸. 当然，你可以说清朝是少数民族执政 .但是，后来袁大头上台，康梁为什么还继续勾结日本人反对和破坏？

梁启超一生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梁启超和谭嗣同忽闻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的消息，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北京街头一片混 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一连几天，领事馆门外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下午军舰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18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3月12日，化装成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到妙义山丸上。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

光绪皇帝号召天下官民踊跃上书言事，也不准各级官员阻挠上书。为此，在戊戌变法期间，官民上书达数千件。其中内容及作用我们稍后再说。在1898年9月11日（变法第93天），湖南举人曾廉的上书，却尤为引人注意。
　　曾廉的上书既不是谈如何改革，也不是自荐要当官，而是要弹劾人，弹劾康有为。弹劾康有为还不算狠，最要命的是，曾廉在上书中揭发康有为等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奏请光绪皇帝掉康有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去年（1897年），康有为等到处宣传变革，开办保国会、强学会等，其中，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湖南开办的时务学堂是其中的一个。梁启超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他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时，有这样的五条批语。
　　一是评价《扬州十日记》的。（译文）：屠城屠邑，都是独夫民贼的做法。你们读一下《扬州十日记》，那真是令人发齿。　二是评价清朝的赋税：凡是要百姓赋税的国家，只要它为百姓做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这是今天西方的情景。如果赋税很轻，但不为百姓办事，人民也会怨恨。　还有三条是评价议会制度的：议院虽然创建于西方，其实，翻翻我们的古籍，随处可见创建民主议院的意思。可惜，我们的君主统治时间太长了，没人敢说建立民主制度啊！何谓君，何谓臣？就像开个铺子，君是铺子的总管，臣就是铺子的掌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推翻的呢？今天，我们要变法，一定要从天子降尊开始，不先把跪拜之礼废除，还保留这种虚礼，我们中国人一动，外国人就要笑话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梁启超所述，还以为是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这些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攻击朝廷攻击皇帝的大罪，罪不容诛。康有为等就不要想什么做官了，想想怎么保住小命吧。曾廉上书很长，有近八千字。它的附件，就是梁启超的批语。这应当是戊戌变法期间攻击康有为等最有力的上奏了。

梁起超先是和康有为一起支持光绪的变法，哪个时候的变法措施太过急躁，注定要失败的，就算当时梁起超或者康有为是掌握全部大权的皇帝，哪个变法也必然失败，因为那次变法得罪了几乎整个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可以说，变法的失败，光绪有责任，但康梁也难辞其咎。后来，梁起超和康有为在国外一起支持清朝的君主立宪，一起反对革命党的破坏。但是，最后，梁起超却改变了立场，他曾经支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却和蔡锷一起反对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为什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我找不出袁世凯的称帝或者君主立宪有什么不好，梁起超为什么如此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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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西医惹的祸？——梁启超之死

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梁启超死时只有57岁，正值壮年。

导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由于始终无法找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此时他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而且对协和充满了信心。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日子，不然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7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为他开药的是著名的中医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吴佩孚幕中做过秘书处处长，此时归隐香港，此番听说梁启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并为治疗。

9月初清华开学后，梁启超便搬入清华园住。自从服了唐天如开的中药后，病况很有进步，极为高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二叔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明前龙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这一月，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梁于是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清华学生来吊者皆痛哭失声，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馀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静生因大便失血过多辞世。范静生是梁启超的爱徒，师徒这一年来在医院里常碰面，彼此都谆劝保养，但静生凡事看不开，加以体瘁事忙，没有养好，这使梁启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时。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但是此间和此后，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约50余小时；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与林徽音新婚夫妇自海外归来时，悲喜交加，又堵塞了20多个小时。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由于在协和足足灌了十天的泻油，食欲全无，回天津后想吃些异味，炒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至连日发烧。于是请来日本医生田川氏诊治，未见有效，发烧不退，体力也日渐衰弱。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发现胃部摄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无痨菌而 “末乃厉”（monelli）菌极多。于是又从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相同，将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动物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是人体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杀此菌的药极简单，用碘质便可。但医生以体质过弱，不便用药为由，勉强试着用药。

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溘然长逝。

自称可以活到八十岁的梁启超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习惯不良、常年糟蹋身体的过错，有多种病痛的折磨，有亲人故友辞世的刺激，也有不甘心“过老太爷生活”、不遵医嘱好好修养的缘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西医的“盲目”信任。
事情还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当时协和医生查后确定病源在右肾，于是动手术将右肾割除，但是割完之后尿血并未停止。术后不久，著名文人西滢抛出惊人之语，在《现代评论》（5月9日）上撰文质疑协和医生：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块钱！

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报副刊》（5月29日）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谓之为束手。”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终生笃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却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己自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 “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足见在导致梁启超死亡的诸多病因中，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为西医所。至于梁启超是如何为西医所误，很长一段时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四十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HowardL. Boorman）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三十三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