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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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3 [ 作者:张捷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924    文章录入:巩献田 ]

           四、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过整理和修改后,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关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内和社会各界极其强烈的反响。有人形容这犹如爆炸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过去对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态度的多数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恶毒诽谤,仍然相信“斯大林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骄傲的格鲁吉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纷纷起来反对,在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巴统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当局悍然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几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这是从1918年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开了武力镇压的先例。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感到震惊之余,思想上出现很多问题,开始怀疑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相当多思想发生了变化的干部,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以及历次镇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亲属,还有早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那些未改变立场的后代则表示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双手沾满了鲜血,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维埃制度联系起来,把苏联说成专制独裁的国家,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

     二十大闭幕后,苏共中央用各种不同方式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各个党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党内斗争的加剧,自由派加强了活动,各国领导人受到了冲击,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危机。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导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同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最后苏联进行了武装干涉,才把事件平息下去。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漏子,全世界都震动。”[19]

     他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1956年4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主要从正面阐述党中央的立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着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这些分歧后来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六十年代的公开论战。

     在二十大闭幕后不久,秘密报告落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中,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个报告泄漏出去的过程说法不一。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领导人曾把秘密报告的文本送给参加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阅读。而贝鲁特于3月12日去世,有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报告文本,把它复制后在华沙市场上出售,一个美国人用三百美元买了一份,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0]

     还有一种说法,它与前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即秘密报告是从波兰泄漏出去的,不过方法和途径与前一种说法不同。按照这种说法,这份报告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的人在华沙弄到的,此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秘书的好友,他在女秘书的桌子上看到了报告的文本,便从她那里借了出来,直奔以色列使馆,因为他正准备到以色列定居,想把此报告作为见面礼。于是他把报告交给了以色列使馆,以色列使馆复制后转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1]

     此外还有别的说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份报告后大喜过望,决定立刻译成英语发表。它于6月4日全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两天后法国《世界报》也发表了这份报告。然后又返译成俄语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在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播送。同时还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场宣传战很快收到了效果。同情和支持苏联的人大大减少,许多原来靠拢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22]

 

      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知识界开始出现一股后来被称为“解冻”的自由化浪潮。关于“解冻”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它源自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小说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讲到严冬即将过去,“已到解冻时节”,“春天就在眼前”,已听得见“春天的喧闹声”等等。显然这里所说的严冬指的是斯大林时期。至于“解冻”一词并非爱伦堡首次使用。诗人扎鲍洛茨基早在1948年就写过《解冻》一诗,表达了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情,这首诗到1953年10月才发表出来,不过也在爱伦堡的小说之前。此外,美国记者索兹贝格于1956年写过《大解冻》(《The             Big Thaw》)一书,“解冻”一词在西方流行开来,大概与此有关。二十大后,这股浪潮迅速在知识界扩散开来,形成了不小的声势,淹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片思想阵地,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在文学界影响尤为深远。出现了一批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那么大的混乱,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他一方面担心反对批判个人崇拜的呼声愈来愈高而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遭到削弱,担心那些本来就反对这样做的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加强,对他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害怕在秘密报告推动下进一步泛滥起来的自由化浪潮把他淹没,使他遭到灭顶之灾。他被迫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安抚反对者,而对自由化浪潮一度采取遏制政策。本来他策划要在二十大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个人崇拜。从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朱可夫向赫鲁晓夫呈送了他准备在全会作的题为《关于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的稿子,谢皮洛夫则准备在会上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批判个人崇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取消了。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行动进行解释,它对斯大林的功过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且语气也与秘密报告有所区别。这表明赫鲁晓夫等人似乎要在掀起这场运动后暂时刹车。如上所述,1956年下半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了争取支持和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改变了调门,开始肯定斯大林。12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招

 

待会上说:“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正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粉碎了我们的敌人。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因为在为了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步而对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曾经合作。”[23]

 

            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又在中国使馆为我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经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不可分割的……我们批评斯大林,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共产党员。我们批评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有错误……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战斗。”[24]

            一个月后,即在2月18日,他又在保加利亚驻苏使馆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这些表白,当然是言不由衷,是在演戏,因为像他的女儿所说的那样,他有戏子的气质。同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又谈到了斯大林,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和将来都将同所有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诽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强调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25]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他首先就应与他自己作斗争,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发动这场诽谤斯大林的运动的。

            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防止波匈事件在苏联重演,苏共中央于1956年12月给各级党组织发了密信,要求对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采取坚决措施,对肇事者进行镇压,加强对书报的检查。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2月,莫斯科大学开除了百余名“进行反共政治活动”的学生,把他们送往工厂劳动改造。取缔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组织。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对该杂志的“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免除了该杂志主编的职务。对暴露阴暗面的“解冻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然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没有停止。赫鲁晓夫本来并不那么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他就思想观点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在理论上

            一窍不通,很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很快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卷了进去,愈来愈深地陷入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视已形成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的事实,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日益扩大,无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大谈苏联已消灭了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所谓的“两全”理论。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所有这些加上二十大提出的“三和”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可是他仍然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讲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宣布将在二十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这完全是用来欺骗群众的谎言。

            在二十二大上,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掀起了第二个反斯大林的浪潮。他在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里除了重复在二十大说过的一些话外,对斯大林提出了新的指责。这次批判斯大林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有许多人跟着他这样做。大会闭幕前通过了关于把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陵墓的决议。过去曾经流传过的“焚尸扬灰”说不确,斯大林的灵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根据陵墓警卫队长莫什科夫的回忆,安葬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0月31日凌晨二时他应召到了克里姆林宫,这时中央主席团成员正在讨论把斯大林灵柩埋葬在何处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埋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意见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的支持。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穆希金诺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很难向人们做解释,建议安葬在陵墓后面宫墙旁。赫鲁晓夫勉强同意了。决定后立即开始行动。为了不引人注意和不引发抗议活动,全部迁葬工作在夜间秘密进行。当天晚6时,借口参加十月革命节检阅的莫斯科卫戍部队要进行排练,封锁了红场。9时许挖好了墓穴,接着把斯大林的灵柩匆匆埋了进去。与此同时换下了陵墓入口的上方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的石匾。第二天早晨游客看到石匾上只有列宁一人的名字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