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的稳定

我们从各国的近代史中可以有根据地断言，专制主义是借助控制人们的思想而达到统治目的的——排除人民头脑中一切个性的追求，让他们变成机器人，这种存在已不再是生活，而只是活着——那么，用这种说法来概括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前的奥地利，是再合适不过了。
控制人们的思想，是专制主义得以生存的必要手段，也是其得以建立的基础和进行有效统治的惟一根本。因此，只要论述专制主义的历史，我们就得谈及这种思想。整个18世纪，在德国一直到1848年的三月风暴都是如此。这当然都是些灰色的图像，但如果把图像推开，所剩的就是上面的泛红的血迹，人们就不得不去勾画一下奥地利当时的景象。当然，专制主义在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形式，它和法国或西班牙某些时期不同，不是用鲜红的颜色画出来的。尽管如此，它最终的悲剧效果却远远超过了用鲜血写成的专制主义的历史。
博尔内把奥地利称为欧洲的中国。奥地利的患病史是一部危难病人的历史，我们虽然知道他不会很快死去，但展望其痛苦的终点，却只能看见微小的希望之光。
奥地利这种对公众思想进行控制的体系，几乎就是一个品牌，使用的技巧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任何一丝可以不被发现而穿帮的疏漏。这个体系用于一切领域，从学校开始延伸到行政管理部门的最小的枝权。一切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和原则，行政、教会、科学、警察……其所到之处都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三十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故障。它的基本准则就是权威性。权威性是它的标记，全体臣民都必须在它面前屈服，棍子是它的标志，打棍子就是权威性的证明：父亲对儿子、师傅对徒弟、厂主对工人、地主对农民、军官对士兵等等。每个人都既是上司又是下属，每一个奥地利臣民都同棍子有某种关系。打棍子于是就成了奥地利专制主义的标志，也是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其他国家使用的是刽子手，这看起来似乎更为可怕，刽子手是杀人，而棍子则是毁谤。它摧毁生活准则、道德力量、自信和自尊，而且波及全体人民。我们不能把全民交给刽子手，但却可以交付给打棍子的人，所以从最终结果看，奥地利的专制主义更具悲剧性。这个概念和这个体系有一个首脑，“责任编辑”——梅特涅——他就是这个体系的人格化身。
对梅特涅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稳定，这是他的理想。稳定就是平静、安全、可靠和国家的秩序；运动和进步则是忧虑、骚动、颠覆、革命。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稳定，只有在放弃一切改革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尽管改革的需求已十分紧迫，而且在各个领域都应该进行。如果一项改革已不可避免，甚至必须加以鼓励，那就更加不能进行，那就必然遭到拒绝——这就是“愈罢不能”的观点——下属臣民的任何参与都是对政府原则的违背，臣民的责任是执行而不是建议。这个原则的冷酷达到何种程度，可以从梅特涅在国会强烈要求改革的压力下，倒台前几个小时所发表的声明中看到：“君主本人无权做出让步；政府的力量就像一份不可转让的产权，它可以拥有，但必须把资产不受损伤地遗传下去。”根据专制主义的教条，下属臣民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在奥地利更是如此。奥地利的臣民不能对反对派的政策表明立场，不，他们不能对任何政策，甚至包括亲政府的政策表明立场。爱国主义是一种尴尬的情感，因此肯定不能有所表现。任何行动的本质都在于超过固定的目标。车轮一旦转动了起来，谁又能保证它随时可以停下来呢?所以不要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有一种卓越的思想脱颖而出，审查措施和官僚机构就会像天才的作家格里尔帕策所说的那样，立即出来把它“熨平”。那么，奥地利官吏大军的个人素质又如何呢?无知、无能、无德、贪污、卖身，从上到下。盛气凌人已经成为官府权势的神圣特征。在警察的范畴内还要加上暗探的无限权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无限权力通过无限知情权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没有任何细微的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这些警察深入到家庭生活的一切隐私，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信任。”这个伟大的“细作”之国，人人都是警察的义务间谍，人人都在被监视之中，几乎每一个仆人都可能是业余暗探。由于实行计件报酬，如果没有找到什么，那就自己编一个出来。生活不再有安静的角落，不再有温柔之乡，相互不信任，人人自危。
好，我们再说一说审查。我们在第一章中就已经了解了它的主要特征，前面论述奥地利和德国之间关系时所说的有关情况，在这里更加突出。它的第一个任务是，把标志世界文明的思想潮流，完全挡在奥地利国境之外。公开禁止的虽然只是那些可以助长革命，或者有伤风化的内容，但具体实施中实际包括了一切来自国外的东西——“因为防不胜防啊”。就像～座巨大的水坝，没有力量可以摧毁，也无法穿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所不在的审查机制，把有益的文化甘露隔绝在国门之外。思想的翅膀还没有起飞就被折断，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奥地利是一座没有鸟鸣的森林。
那么，这个控制人们思想的体系的后果怎样呢?这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和道德的普遍堕落囊括了整个国家，只有很少的人可以逃脱。严肃的精神生活已不见踪影，高尚的情趣也已不复存在，高尚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没有了鲜明的自信，没有了不屈服的信仰忠诚。抗拒、力量、潜能、伟大这些概念，已在奥地利的语汇中消失。奥地利老政府的官吏道德，就是适用的社会道德：给小费和要小费。——走狗视野。
走狗也有走狗的道德。它的顶峰就是享受，逃避一切认真的工作，别人付钱自己享受，没有任何罪恶可以干扰这种享受。奥尔巴赫在他1849年出版的《维也纳日记》中写道：“在金钱专制主义中，我看到了享受欲的丑恶膨胀。新的感官刺激越强越好，这就是口号，千万不要有骚动，不要有恐惧，也不要为了生存而付出太大的力气。我在这里又听到了先知内斯特洛伊的咒语：难道让我为后代做事情吗?可后代又为我做了什么呢?”……这就是参加三月革命前期活动的那些人的嘴脸，大规模的淫乱，如此道德的败落是任何地方所没有的。一座肮脏的庙堂，带着污浊的圣坛——这就是那个美好、老式和幸福的烤鸡时代。
但同样在这里，每个人为的结构，最后都要在坚硬的经济法则上撞得粉碎。按照发展的规律，那一天在奥地利也是要到来的，那是要清算的一天。对奥地利来说，这是短短的一天。对奥地利的荒芜长夜来说，这一天实在是太短了，但它终究是太阳从乌云中走出来的二天。它所预告的，要比它所带来的伟大得多——即对未来的保证。
尽管奥地利人民的性格欢快而豪放，但在这样的形势下，奥地利人只拥有永远讲下流笑话的权利——人性的弱点和日常的琐事。但即使在这里，也没有高亢的声调，没有坚定的语言，没有深邃的思考。
色情笑话的出现，被看成是转移人们对政治讽刺注意力的方法。喜欢下流笑话的权利因而没有被限制，这就是时代精神的精神。“啊，亲爱的小男子，让我们到旁边去吧，我的吊袜带丢了。”他当然很愿意站过去，——以便让这个淫荡的夫人知道，头一天在社交活动中向站在对面窗前的小白脸暗送秋波，是多么正确，他曾设想，她的大腿“就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在舞会上找到一个好位子是多么重要，而丈夫理所当然的义务，就是留心她身上的无数小物件：丝绸围巾、小糖盒、香水瓶、针线包等等不要丢失。他充分意识到这个义务的重要性——最后一样不少地带回家中——但不想却丢失了一个大物件：就在他全神贯注那些小物件的时候，在旁边一间僻静的小屋里，一个风流公子却偷走了这件东西——他的名誉……类似这样一些作品和各种连环画充斥着杂志的版面。这有时可能是可怕的讽刺，但其本意并不是讽刺，而是刺激。在这个领域里可以肆无忌惮，因为这里没有危险。
第一股吹进这种臭气的清风，尽管很短，但却产生了净化的效果，那就是3月13日。维也纳是被巴黎开始的革命风潮卷进的第一个城市。人们当时还不相信这一点，3月10日《奥格斯堡汇报》还低估了当时的形势：“根据皇帝的旨意发表的声明说，法国的政治变动，纯属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地利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会干预。历史是无情的，就在那个冠冕堂皇的声明发表当天，维也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幕，它的作者已站在围墙之外。在科苏特3月3目著名演说的影响下，制宪运动开始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梅特涅身上集中了一切。不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代表，是三月革命前一切敌视文化和自由倾向的标志。在三月革命前的一份匿名讽刺传单《奥地利人的十二件东西》上说：“我在梅特涅侯爵之下叹气……他是我们的折磨。他被魔鬼俘虏……他是皇帝的左右手，皇帝是被他欺骗了的主人，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最后毁灭了王朝和百姓。”让梅特涅滚蛋，让他下台，是维也纳革命的主要目的，甚至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是惟一的目的。然而，每一个革命运动都会随着胜利而发展，总是要超过原有的目的而继续前进，这里也是如此。几周前在奥地利还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3月15日就已经发生了：舆论监督取消了，奥地利有了新闻自由，国民卫队被批准了，宪法也被许诺了。
在15曰当天，就出现了第一幅漫画，是一幅对开的大张漫画。《反对谁?》这个问题是多余的，答案不会是别人，而只能是刚刚下台的那个万人恨，随着他的倒台，那个过去的制度也土崩瓦解了。《每个体制都需要运动》，那么第一个重要的运动就是，每一个自发的和自觉的运动的死敌都会自动离去。对奥地利的政治漫画来说，最中肯和最有见地的开始，莫过于扎皮斯所绘的作品了“两个重要的旅客(梅特涅和恰普卡)到中国去客串”。我们可以说，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都参与了这场讽刺复仇行动，对他的鄙视是国际性的。
维也纳革命的主力和慕尼黑一样，是大学生和资产阶级青年。时代注定了他们必定是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积极捍卫者。这一天的开始，带着风暴和闪电以及没落势力的怒吼，特别对青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时刻。当时还是革命诗歌的年代，浪漫的火花中出现的革命是他们的最高权利。他们为此欢欣鼓舞，但却没有理解其真正含义，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