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进喜到小沈阳的劳模变迁

时传祥，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并因此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的时传祥，15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从此在粪霸手下干了20年，受尽了欺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阳光照耀着掏粪工人的生活，也照亮了时传祥的心，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都的干净美丽作出贡献。就这样，建国后的十七八年里，他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在那些年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背粪的右肩磨出了老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曾亲切接见时传祥。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人民日报》1999年08月25日第4版

真正纯洁的人——忆时传祥同志 (吕远)

清晨。轻轻推开窗子，六月的晨风扑面吹来，醒心而又涤神。我站在窗前，一任微风吹拂。隐约的广播声随风传来，播音员清亮的声音分明在说：时传祥沉冤昭雪！我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这消息触动了我心头一个隐隐的伤痛……

十二年前，大约也是初夏的时候，一天清晨，中国音乐家协会派人来找我，要我去写点关于时传祥同志的东西。时传祥同志是掏粪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照说，我早该去写他，但过去一直顾虑他的工种不好表现：只写些“清洁工人志气高”一类的话，觉得太虚；要写得形象些，又怕粪来粪去的生活细节使人厌恶。犹豫之下，终于没有写。这次才赶紧去了。通过相处和了解，我由衷地认识到：这个终生在粪便中劳动的人，实在是一个真正纯洁的人，是一个象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品格高尚的人！我决定要写一个赞歌。没想到，这却是一次以意外的遭遇而结束的、没有完成的伤心的任务。

我最初是到时传祥的工作单位去访他。那是统管北京崇文区的粪便清除工作的部门，是一个相当庞杂繁忙的工作单位。那时他已经是这个单位党组织领导成员之一，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想，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办公楼里做些指导性的工作。但我走进他的单位，看到的只是一个象乡村场院似的朴素院落。一色的黄土地面四周，是些低矮的房子，存放着清除粪便用的工具和车辆。背街而立的几间陈旧窄小的平房，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了几张窄小的木桌木椅。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他有工作出去了。我边等他，边环顾他们的办公室，心想，这个办公室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除了墙上挂的锦旗是软的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硬的。正想间，隔窗看见一辆大粪车开进了院子，车上跳下一个穿着粪污的衣服的人，背起粗大的粪桶，提着长长的粪勺，走到后边去了。他身材粗大壮实，走起路来上身微微前倾，稍稍侧起脱发的光头，粪桶便紧挨着他黑红色的脖子。旁边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时传祥同志。……门开了，时传祥走了进来。他坐到桌子对面，一面揩着头上的汗，一面热情地看着我，操着山东口音问：“同志，你要俺做些甚么？”我怔了一下：他见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为别人干些甚么，仿佛他只是一个为了群众需要而存在的人！我把来意告诉了他，他沉吟起来：“俺们的事真没有甚么值得说的，俺们就是给大伙掏掏粪呗。再说，还有很多该干的都没干哩。有的胡同还没有厕所，有的院儿里的厕所太旧太破。……建国十几年啦，好些群众还没个好厕所用呢，想起来心里就着急。你也给俺宣传宣传这事儿，推动推动。”随后，他看了看记事牌，说：“真对不起。俺还得赶紧去趟南城。你们先谈着。有甚么叫俺说的，俺回头再给你说去。”他冲我憨笑了一下，就急匆匆地走了。一转眼，我又看见他背着粪桶从后边走了过来，仍然微微向前倾着上身，稍侧着光头。我望着他的背影思索起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光荣职责的党的干部。党的干部、人民代表、掏大粪，这三者在时传祥身上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完全不象有的人那样，职位和声望越高，便同平凡的工作距离越大，更何况是掏大粪这样“卑微”、“肮脏”的工作！

为了能抓到他的空暇，我们找了个星期天去他家里看他。我们找到的是一间十分狭窄的房子。放着几条蓝底白点的旧薄被子的床铺占了房间一多半，只剩下很小一块地面，他和他老伴便在那儿洗衣服和做饭。他一边做着家务活儿，一边同我们述说掏粪工人的苦难历史，一直谈到他们吃完饭。一般家庭星期天老少聚在一起，饭食总要改善一点，何况他老伴还是带着孩子从外地来看他的；但他们的饭食却只是一碗青菜，几个玉米饼子，大家在地上一个一尺高的小板桌上围而食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往往是他世界观的最具体的反映。老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的纯洁心灵的具体写照。

时传祥同志是从赤贫里成长起来的。幼年时地主逼死了他的父亲。寡母领着六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岁时就出外逃荒谋生。他是讨着饭走到长辛店来找乡亲的，但那个乡亲不认他。他流落在北京城郊，饿得坐在路边哭了起来。一个捡粪的老头把他领回家去，叫老伴给他做顿饭吃。他一连吃了四个大窝头还不觉够。老头在旁阻拦他：“别吃啦，孩子。不是怕你吃，是怕你吃出病呵。你都饿枯啦，吃那么多受不了哇！”说着，老头搂着他瘦弱的身子哭起来：“我小时候也象你这样倒在路边，差一点死啦！”第二天，老头去帮他找活儿。那工夫到处都不要人，只有去粪霸手下掏大粪。就这样，时传祥在粪霸手下干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很少给够过工钱，可是辱骂和殴打却差不多天天都有。在旧社会的“下九流”里，掏粪工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着能跳出这污黑的粪坑。

解放以后，党的阳光照亮了掏粪工的生活，也照亮了掏粪工的心。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关心他、热爱他的党的领导；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能撂下这里不管吗？不能，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所有这一切，使老时留下来，干下去，并且爱上了这一行。

就是这样，建国十多年来，他无冬无夏地、挨家挨户地给首都群众掏粪扫污。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了解情况。我到他工作地点去的时候，发现他对大街小巷、各院各户都了如指掌。谁家有多少人，厕所甚么样子，他差不多全记得住。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地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许多年来为首都清除了千万吨粪便。我们之所以能干净愉快地生活，就是因为有老时这样一些崇高的人，在默默为我们清除粪污。我曾经问过他，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他说：“屎嘛，哪有不脏的？可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啦。”我当时看着他黑红的面庞和宽阔的前胸，好久说不出话来。这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啊！

那年老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为群众已经掏了四十多年粪。四十多年里，他没有享受过多少家庭的欢乐，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在北京掏粪，妻子和孩子都在遥远的农村。后来他年纪渐渐大了，才把家里人接到了北京。当国家经济有困难、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他又让老伴和孩子回了农村，自己在北京为大家掏粪。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职务再高，声望再大，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不受官气的熏染，不受利禄的侵袭，朴素、纯洁、崇高，永不变质，这就是时传祥的品格，这就是时传祥的本色。相形之下，我感到自己矮小而且形秽。我深感过去不去写他，是百分之百的错误。那种怕写了他们的工种会引起人们厌恶的顾虑，究其实，正是我思想上厌恶他们工种的缘故。

我最后一次同老时分手是在哪一天，已经记不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同他握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重之情。分手之后我回头看他，他正背着粪桶向胡同里走去，依旧是那样向前微倾着身子，稍稍侧着头……那天夜里我想了很久，决心要写一个时传祥的叙事合唱，写他的苦难，写他的解放，写他的光荣劳动和崇高品格。我设想这个节目的合唱队，最好是穿雪白的服装；音乐应该用最亲切、最美的旋律。要让观众感到掏粪工人象莲花一样纯洁可爱……

但这个合唱终于没有写出来。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林彪、“四人帮”便抡起棍子把组织这项工作的协会“砸烂”了，我也被这棍子打得昏头晕脑地靠边站了。而时传祥本人也被打成了“粪霸”和“工贼”。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看见一张批斗时传祥的布告，我就夹在人群里去了会场。我看见时传祥被拧着胳膊推出来。他脸色发黄，已经比从前瘦多了，也老多了。他痛苦地在那里弯着腰，喘息着。我的眼睛有点模糊，心里难受极了。我悄悄退了出来，慢慢往回走着。过了很久，风闻他病了，被赶出了北京。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被周总理派人接回了北京。再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无法去向这个我所敬重的人最后告别，也就不知道他后来是甚么样子。而在我记忆里浮现的，却总是他憨笑的面孔和背粪桶的背影。关于协会布置的那项任务，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瘀结在我心头的隐痛了。

耿长锁：毛主席称他是“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耿长锁

1985年耿长锁因病去世。耿长锁（前左），和干部、社员们一起锄棉田（1963年摄）。 新华社

耿长锁，河北饶阳人，中共党员，曾任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1年、1979年两次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是中共第八至十一大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耿长锁1944年与其他三户农民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河北省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 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为了避免出现两极分化，促进农民富裕，以及采用农业机械、推广新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决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 走合作化的道路。耿长锁通过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领导饶阳县五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合作化道路，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作出了自己贡献，曾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1985年耿长锁因病去世。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16日 第二版）

著名全国农业劳模耿长锁铜像在河北饶阳县落成

著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铜像，日前在他的家乡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落成。

耿长锁曾与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７９年两次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耿长锁１９４４年与其他三户农民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王进喜：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

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

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

在困难面前，王进喜带领全队靠人拉肩扛，把钻井设备运到工地，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了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

在那些日子里，王进喜身患重病也顾不得到医院去看；钻井砸伤了脚，他拄着双拐指挥；油井发生井喷，他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粉，被人们誉为“铁人”。

在大庆油田工作的10年中，王进喜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的石油工人。（新华社北京8月2 7日电）

《人民日报》1999年08月29日第2版

共和国的脊梁——追忆铁人王进喜

武从端亓树新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七一”前夕，走在大庆这片热土上，追寻大庆人走过的足迹，我们不断地被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创业者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从“老会战”的回忆中，从新一代人的成长中，从千千万万个瞻仰铁人者的留言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铁人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他恨不得一槌头砸出个油田来

“铁人是我最好的战友，我比他小３岁，如果他还健在，应该是７６岁了。”走进当年同铁人共称为大庆会战“五面红旗”的马德仁的家，这位年逾古稀、满头白发的老人，回忆创业时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他讲道：“在玉门时，我同王进喜在一个井队，他是司钻，我是副司钻。参加大庆会战后，我们两个人分别担任了１２０５、１２０２钻井队的队长。就在两个队互不相让地扛红旗、争第一的竞赛中，创造了一个个全国乃至世界的钻井纪录。”

王进喜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１９５９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模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汽车背上包来回跑，问别人：“上边装那家伙干什么？”人家说是没有汽油烧的煤气。这话像锥子一样把他刺得生疼。“真急人呀！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我一个石油工人，眼看没有油，让国家作这么大难，还有脸问？”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地一下子都落到了自己肩上。”

１９６０年初，王进喜率１２０５钻井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

周正荣、丁国堂、戴祝文、马万福是当年１２０５队的４个司钻，人称铁人手下“四大闯将”。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我们有幸找到了周正荣、丁国堂两位老人。

周正荣老人回忆道：“刚来大庆的第一天晚上，我们３４个人就是在一间四壁透风的破马棚里，背靠背度过的。”

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３天３夜，３８米高、２２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

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王进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地往井场端了５０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５天零４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

这些与铁人并肩战斗过的“老会战”，追忆铁人的音容笑貌和英雄业绩时，禁不住泪湿衣襟。周正荣、丁国堂老人说：“多少年过去了，但铁人的印象却始终是那样深刻、清晰，仿佛他还在我们中间。”

井无压力不出油，我们搞石油会战，就要给自己加压

１９６３年，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石油基本自给。以铁人为首的创业者们奋战３年，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我国的头号大油田。

丁国堂老人提到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两件事。１９６０年５月，打会战第二口井时，王进喜被砸伤的腿肿得很厉害，他两次从医院跑回井队，拄着拐坚持工作。

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搅拌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大喊一声“跳”，便跃进齐腰深的泥浆池中，戴祝文、丁国堂七八个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奋战了３个多小时，终于制服了井喷。王进喜累得起不来了。房东赵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

丁国堂说，有一次打试验井，王进喜废寝忘食连轴转，刚端起饭碗便靠在钻杆边打起盹来。大家劝他多保重身体，他却说：“我早就豁出去了，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在钻井三公司，铁人当年的大徒弟王作富给我们讲起了那个刻骨铭心的“４·１９”事故。那是１９６１年，１２０５队打了一口不合格井，斜８度。铁人和队友们含着泪填死了这口井。有人难过地说：“标杆队的队史上还没有这么一笔。”铁人说：“没有这一笔，队史就是假的。这一笔，不仅要记录在队史上，还要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要让后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至１９６６年，铁人指挥他的钻井队突破年进尺１０万米大关，攀上了当时世界钻井史上的峰巅，再一次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争了气。

铁人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致身心交瘁，英年早逝，年仅４７岁。

现任１２０５队队长盛文革说，虽然４５名队员谁也没见过铁人，但铁人精神一直是支撑这个队的灵魂。到现在为止，该队获得各类荣誉２２７个。目前已累计打井１４０８口，总进尺１７６．７万米，相当于大庆油田的１／３。

现在１２０５队已经采用了液、汽、电一体化的国产最先进钻井设备，司钻坐在操作室里转动手柄，操作钻井，安全系数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盛文革认为，在新时期继承和学习铁人精神应该增加新的内涵，那就是用铁人精神去掌握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经济效益。１９９６年，该队脱产３个月在大庆石油学院强化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目前，该队有大中专毕业生９人，其余３４人均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１２０５队，仍是我国石油战线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铁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位于第一口井旁的铁人纪念馆瞻仰铁人。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先后有１６０万人次来过这里。

在厚厚的留言簿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同我们一样激动难平的心。

原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王典，是肇源县人，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顶着瓢泼大雨来到铁人纪念馆。他说：“是铁人鼓励了我一辈子。”

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还未走完三个展厅，手帕已被泪水湿透。走前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一位美国友人说：“铁人精神足让人感动一辈子。”来自塞拉里昂的客人写道：“向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致敬。他的精神不死！建设塞拉里昂也需要铁人精神！”

铁人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刘仁说：“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更是一个顶天立地、光前裕后的民族英雄。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从这个意义上说，铁人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魂。”

（原载《黑龙江日报》1999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