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里如何谈汪精卫投日

蒋介石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在某些正统史家眼中，他是一个“汉奸”，1949年后被列为第四十一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在蒋介石眼中，陶一度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对日和谈的“和平运动”，1938年底随汪等人出走河内，无疑是一个背叛。然1940年初“高陶事件”发生，不仅未受任何处罚，仍受到重庆政府重用，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眼中，陶希圣、高宗武一夜之间脱离其组织，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其内部大乱，周佛海在日记中恨之甚切：“……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而在一些学者眼中，如顾颉刚等，陶希圣则是中国社会史派始祖、大师级人物。

     高宗武当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通……，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周谷语）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不久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其从政生涯提前画上句号。

汪精卫

     2007年7月至9月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三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摘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高宗武、陶希圣的内容片断。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旧金山，以其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内地出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不过，陶先生当年写 “高陶事件”，尚无法见到蒋介石日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尤其是当年蒋对待汪等人发起“和平运动”的真实态度，大都引征其他史料，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陶先生摘抄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8日至1940年2月17日，也就是从“卢沟桥事件”

     爆发，抗战甫始，到两年多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这段时间。从其内容看，涉及高、陶二人似不甚多，但对蒋在抗战初期顺应民心与时势、下决心抗倭的内心世界则多有揭示。

     一，卢沟桥事变：祈和平而不求苟安，应战而不求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一木大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演习攻战，夜十一时藉口搜查失踪哨兵，突攻宛平县城；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此战成为中日战争的发端，史称“卢沟桥事变”。

     从相关史料看，针对这一严重事件，日军内部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主张，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若不加以制裁，势必引起全面冲突，而未来日本与苏联或开战，中国必支持苏联，所以应“对华一击”；“不扩大派”则强调，一旦大举出兵中国，将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不如专心经营“满州”，准备将来对苏一战。

     实际上，中国人反日情绪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以来，可说愈演愈烈；加上1927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制造伪满州国），以及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等，更成燎原之势。“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跨入了妄图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新阶段”。

     蒋介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7月8日日记云：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甲彼将来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俾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三，俾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预定：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

     注意：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陶先生抄录如是，或有省略，照录不误。蒋日记本无标点，均为后加。本文作者注）

     7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仍切实准备，并令宋哲元星夜赶筑防线工事。

     这一天，北大教授陶希圣奉召离开北平，经天津过南京，乘长江轮船达九江，再坐轿上庐山，出席蒋介石在牯岭召开的茶话会。

     7月16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当天蒋介石日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正午宴客。

     这篇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其中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内容。1986年6月12日，陶希圣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陈存恭等人访问时回忆，蒋当时说“什么是何梅协定，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在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关、黄两师，即中央军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黄杰部第二师。

     7月17日日记：约宴马寅初、陶希圣谈话。

     蒋单独召见陶希圣，是要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

     陶希圣在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五次访问说：“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

     陶希圣是1925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正在上海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独立评论》周刊，其政治思想路线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提出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被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符合三民主义之要旨，遂成他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1927年北伐时期，陶希圣接到一纸电令，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授衔中校，才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

     这一次召见，改变了陶希圣个人之命运。国难临头，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毅然离开了北大校园，从此弃学从政。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