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政治自由与饥荒规律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的Bengal，至今仍保留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攻读，195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1987─1998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双教授职务。森于1998年返回母校，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

　　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几项突出的贡献。他的贡献范围包括公共选择定理的理论、福利界定和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性研究。

　　在饥荒分析这个领域中，森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唯一的解释。在认真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和撒哈拉等国家大量灾难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他发现了其它的解释因素。他认为在几个可观察的现象中，事实上并不能用食物短缺这一个因素来解释，例如，在以前没有饥荒的年份期间，甚至在食物供给并不是非常低的时候，饥荒仍然会发生，或者在发生饥荒的地区有时候还在出口粮食。
阿马蒂亚•森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在书中森对于饥荒的成因做了深入剖析。

　　森最广为人知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本书中关于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规律(见第一、二、七章)。他写道：“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通常缺少激励因素来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与此相对照，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饥荒通常发生在外来统治者治理的殖民地(例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或是异族的英格兰统治者治理的爱尔兰)，或者一党制国家(例如乌克兰在1930年代，中国在1958─1961年间，或柬埔寨在1970年代)，或者军事独裁体制(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或近来撒海尔(Sahel，毛里塔尼亚到乍得之间的半沙漠地区)的某些国家。实际上，在本书即将付印时，两个看来在世界上”饥荒联盟”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是北朝鲜和苏丹──都是独裁统治的典型例子。防止饥荒的例子明确有力地说明民主多元制度在动机方面的优越性，事实上，它的优越性远远超出这个范围。”(第一章)

　　就发展与政治自由的关系而言，森尖锐批评为”权威主义”辩护的”亚洲价值观”，在书中检视了”亚洲价值观”以下三方面的论证(第六章)。首先是”李光耀命题”：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森认为，依据一个很小的、特选的样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不能支持这样的一般结论。亚洲有专制而停滞的国家如缅甸，非洲有民主而发展速度位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国家如博兹瓦纳。很多研究结果表明，自由、民主，如同对国际市场开放、注重教育(台湾、韩国、新加坡突出的共同经验)一样，是促进发展的。第二方面的论证是”穷人关心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森反驳说，首先，经验研究表明，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的，其次，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再次，当人民真的有机会选择时，他们坚持民主。一个实例是，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实行”紧急状态”。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坚决拒绝了剥夺基本自由和民权的”警急状态”。第三方面的论证是”亚洲的传统文化伦理重视服从而不是自由，强调忠诚(于君主、国家、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森在第十章讨论文化问题时问道，亚洲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地球上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宗教，如何概括出一个”亚洲价值”来？他列举儒家、印度、伊斯兰典籍说明，这些文化中都包含自由、宽容、平等的因素(当然也包含相反的因素)。

他还说“事实上，饥荒的防止仅是民主的保障性作用范围的一个例子。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正面作用适用于一般性的防止经济和社会灾害。”(第七章) 重要的是，要有制度性渠道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切、解决民众的痛苦。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森指出，”一旦金融危机导致普遍的经济衰退，民主的保护性力量──与在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情况并无不同──就被强烈地怀念了。新近破产的人得不到所需要的倾听他们说话的机会。如果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每年增长5%到10%，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比如说甚至10%，或许看起来并不算多。但是这种下降会毁灭很多人的生活，并使上百万的人落入悲惨境地，如果经济紧缩的负担不是由大家分担，而是被允许全部压在失业者或者新近成为在经济上无用的人的身上──他们是最没有承受能力的。当经济不断上升时，印度尼西亚的易受伤害的人们可能并不在意民主，可是当分担不均的危机进一步发展时，民主的空白使他们的声音被压抑并归于无效。在最需要民主的保障性功能时，人们最强烈地感到对它的需要。”(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