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

阎长贵：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人称党刊——最高党刊，它创办于1958年6月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任总编辑。《红旗》杂志是一个部级单位，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在北大红楼后面的沙滩大院同署办公，党和行政系统是一个。我1961年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时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我为什么和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也没去问过什么人。我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其心态：“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我认为，我到《红旗》杂志工作，是党组织的分配和安排，再没想到别的，实实在在没想到别的。20多年后，当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党组织负责人提出这个问题并回答这个问题时，使我大吃一惊。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需交代一下我大学毕业后的经历。

　　我到《红旗》杂志后，又具体分到当时有一定名气的哲学家或中国哲学史家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组，明确告诉我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关锋，原名周玉锋。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转做地方党的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1950年调济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该校后和山东省委党校合并）校长。行政十级。1956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中共八大代表、三届人大代表。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中共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在文革前，关锋的文章和观点甚得毛泽东赏识，他的文章受到毛泽东表扬，还不止一次地被召见，布置给他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关锋在文革中更是冲锋陷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的）到1967年8月，他不仅撰写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还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农兵群众走上大批判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按照与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撰写的，一点不夸张地说，关锋是制造和鼓吹文革舆论的总管和先锋之一，在这方面，他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言多必失”，还是犯了什么忌讳，或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如安抚军队……），1967年8月30日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抛出，--实际上，是作为“替罪羊”和“牺牲品”抛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旋即关入秦城监狱。关押长达十四年多，1982年初，释放出狱，开除党籍，免于刑事起诉，作为公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著述很多，据他自己说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超过他原来的研究成果。2005年逝世，终年86岁。他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直到临终不忘和感谢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大力推荐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档案审查，1967年1月调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的专职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诬我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钉子”即“坐探”，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后又流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彻底平反，并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1983年春的一天，我和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同到我们读书时的副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我们一进门，齐一老师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把你们两个送到火坑里去了！”他这样说，我很吃惊。这话从哪里说起？我从来没想过我蹲监狱、遭流放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即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秘书（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也受到好几年的审查。齐一老师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就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杂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齐一老师让我和李冠英坐好后，他就详细向我们讲了1961年我们毕业时的分配情况。他说，1961年夏天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一个电话，说从哲学系的毕业生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的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吗，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齐一针对着我说：“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你知道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的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还是‘专’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这样我们总支选定了你，向《红旗》杂志社推荐了你，让《红旗》杂志来挑人和调人的同志看了你的档案。”到这时，即20多年后，我才知道了我毕业时分配的一些情况。

　　我对齐一老师是很敬重的，他说的话我不能也没法不信，但我心里总有狐疑。康办怎么能这样说、这样做呢？我要进一步求证这件事情。我问了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马奇老师，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有这回事。在1990年代我又问了我到《红旗》杂志工作时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导师的关锋，他又把类似和佐证这个过程的情况说了一遍。

　　关锋说，1961年夏天，《红旗》的领导干部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到我住的房间来，跟我说：“老关，给你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你带几个人，一方面帮你做点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们培养培养。”关锋说，他很赞成邓力群这个建议，并十分感谢组织对他的关照。邓力群说：“那好，咱们去找康老！”关锋和邓力群到康生那里把这个事一说，康生也很赞成，他并且强调了调人的条件：要走“白专道路”的，不要“又红又专”的。关锋说，他听到康生这样说，很不以为然，但在中央负责同志康生面前又不敢和不便说什么。大概就是康生和邓力群、关锋这样谈话后，他要他的秘书按照他的意思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了电话。

　　顺便说几句，当年，即1961年调入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的，还有留苏并取得哲学副博士学位的吴建国，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调干生林杰，加上原来就在关锋身边的杨永志，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共有五个人，--以后还有扩大，不说了。

　　这就是我被分配到《红旗》杂志幕后的连我也不知道的一些情况。康生，我不认识，既没近距离地和他见过面，也没向他投过什么书，我在无形中却受到他思想的“关照”，不知这是什么因缘。人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会作何感想？我是感慨良多。我们当时天天连篇累牍地号召和宣传“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为什么挑人和调人不要“又红又专”的，而要走“白专道路”的？这是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说和做、理论和实际不一致？康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点实用主义？在他看来，所谓“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的，很多是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而那些埋头读书，即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人，还比较实在，有真学问，能做事，会做事。因此，他认为挑人和调人，要走“白专道路”的，比较实惠和管用。这仅仅是康生一个人的看法？我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任班团支部书记四年，任年级党支部宣传委员一年，听上级指示和传达的，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以及自己整天心里想的，口里说的，都是“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结果却这样，我们不是被涮了吗？我实实在在觉得被涮了。这种言行不一，理论实际脱节，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解解这个谜，从而总结一点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