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间道（四）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状态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一位今年已八十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说：“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又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绍宽被夺去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第二次朱绍良携带蒋介石邀陈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绍宽对朱绍良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代总统李宗人并无军政实权，他上台后下的第一道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就行不通。他不仅指挥不了京沪线上的汤恩伯，就连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听命于正在溪口的下野总统蒋介石。因此当时的国共和谈也只能是白谈而已。

当年的桂系人物，李宗仁为首，白崇禧辅之。李之于白，辅车相依，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当年重庆曾流传一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李者李宗仁，白者白崇禧。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沫若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张政烺博闻强记，有“小王国维”之称。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古代史。张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往下巡视了一眼，整整三分钟没有出声，脸和脖子憋得通红。正在学生们为他着急的时候，张开口了，用他的山东腔说：“兄弟俺不会教书。”台下哄然。由于张的知识太丰富，又对学生毫无保留，以至一个学期的古代史，到学期结束，上古三代还没讲完。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王芸生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文章，遭郭沫若猛烈抨击。后来王芸生被重重地算了一笔旧帐。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队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6年，国共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但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撤了薛岳的职，改易顾祝同统一指挥。粟裕在得知薛岳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曹辛之有一个笔名叫杭约赫，看似有点洋味，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一诗中交代，这个笔名是长江船夫号子的谐音，在江边、山上、野外都可听见。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响，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右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取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的，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道，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钟书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合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的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以下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帐：“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它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盛夏，冯友兰访学纽约。席间有人向他提及，有学生用 “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做硕士论文题目。冯氏听了，急不可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就……就没得影响啦。”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端升：“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在这方面毛泽东考第一。”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相当一段时期，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垣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也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三十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殷海光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冯友兰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但他的生命历程却与20世纪动荡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坎坷与矛盾。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人扑上去抱头痛哭。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据说，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

台湾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问：实行宪政了吗？蒋答：实行了。问：第一任总统是谁？答：是我。问：第二任呢？答：余右任（我又任）。问：第三任呢？答：吴三连（我三连）。问：第四任呢？答：伍子胥（吾子续）。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开始挽留胡适。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3天后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不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李宗仁评价其：“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他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了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 Peter 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尘土的人民解放军为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充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傅斯年病逝于台湾，生前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和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经常能向蒋介石要到很多经费，他也经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９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

“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作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1949年9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上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忘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淑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柳亚子到了北京后，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首，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1949年 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1949年春，徐铸成等一般文化人自南方北上。一路行来，“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在烟台上岸，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

在1949年的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 理由：“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1949年 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

傅作义在第一次政协会上发言，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

徐铸成在1949年的日记中感叹：“1928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21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记日记一生不辍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

1949年10月1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女记者杨刚在通讯稿《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写道：“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选自拙著《禅机）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