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独立的立场评好书

中国有许多图书评选活动，其中席殊书屋一年一度举行的十大好书评选别具特色。这项活动已经举办了三届，每次评选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好书各十种。其评选方式是先由读者和出版者提名，席殊公司的工作人员加以综合，提出一个名单，然后请部分专家讨论增删，拟定一个两倍于当选书目的选票，再由评委以通讯的方式投票，最后以得票多少确定获奖书目。投票是记名的，最后发布新闻时也公开评委填写的选票。评委由席殊书屋聘请的顾问和导读专家担任，他们大多是在公众中较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主要分布在京沪两地。参加1999年好书评选的评委有59位。评选的结果已于年初揭晓。应《深圳周刊》之约，本文仅就席殊书屋评出的1999年文学类十种好书作一简要的评述。

位居榜首的是蓝英年的随笔集《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蓝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翻译家和俄苏文学专家。中国五十年代以来，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学领域也是以引进俄国特别是苏联文学为主，俄苏文学几乎独占了那个年代中国读者的精神世界。然而，这种影响，实际上又是建筑在信息扭曲的基础之上的。苏联解体之后，蓝先生有机会几度应邀到俄罗斯讲学，接触了大量解密的档案资料。他这些随笔，就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让那些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一代读者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蓝先生对苏联那一代作家悲剧的反思，意义不只在重新认识苏联文学，同时让读者反思中国的事情。因为中国和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同一种体制，苏联作家尝过的强权下的苦果，中国作家都尝过。蓝先生这些随笔，原来散发于《读书》、《随笔》、《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并早已编成集子，在读者中早有口碑。但在出版过程中耽误了将近两年，直到1999年才和他另外两本随笔集几乎同时面世。恰好1999年好书比较少，他这本就更突出了。

另一本排在前列的是爱伦堡的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这是一本产生于三、四十年的老书，六十年代中国就有选译本，作为黄皮书之一种，内部出版。文革中，曾在中国知识界和知青中秘密流传。这次出版的是全译本。评选结果与其说是对新译本的肯定，不如说是对这本书几十年来的影响的一种认同。爱伦堡以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而著称。在60年代斯大林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民主力量曾经请他出马还击。他回答：“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蓝英年评论道：“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如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不论对于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此书都有解毒剂的作用。蓝英年和爱伦堡的追求很相似。他们的书同时得到比较集中的选票，看似巧合，实则表达了知识界的一种深层的共鸣。

排在第三位的纪德的《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讲的也是苏联的事。此书产生得更早，是这位法国作家1936年的访苏见闻录。它也不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30年代就有郑超麟译本问世。不过这次花城出的本子又加了作者的另一名篇《刚果之行》。纪德原来对苏联颇有好感。但他亲自访问时，却看到了苏联社会令人的窒息的另一面，于是写出了他的真实感受。他看到的，另一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看到了。但罗曼.罗兰把自己的日记藏起来，嘱咐50年后再出版，于是继续受到苏联的礼遇；而当时纪德就说了真话，便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打压和围攻。现在苏联已经解体，纪德的书却活着。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讳医忌疾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苏联历史的还有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这更是一部深刻表现苏联革命的大书。如果说纪德去苏联是走马观花，那么多伊彻则深入到革命的内部,我们从中不但可以了解传主托洛茨基，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血与火的时代和血与铁的体制。但把这本书放在文学类，似乎不太合适。因为这实在不是一套文学传记，而是史学传记。

群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漓江出版社）排在第四。作者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次评选中被提名和入选与此肯定有关。其实这部小说早已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名著，中译本初版于1998年。作品的价值无可争议,但作为1999年的好书入选，似不相宜，如果在1998年选上，就好了。

下一本是钱理群的《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这本书的副题是北大演讲录。钱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本书由作者在学校讲大课的录音整理而成。周氏兄弟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本书以讲鲁迅为主。研究鲁迅不是新课题,但这本书却颇见新意。作者不是就鲁迅说鲁迅，而是把鲁迅提出的“立人”、“改造国民性”等命题和他的妇女观、儿童观、传统文化观、外来文化观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来讲，这就把鲁迅讲活了。90年代，大学生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升温。钱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坦率地向年青一代学子提出自己的看法，受到了多数学生的欢迎。北京大学曾经在学生中搞过一次民意测验，评选最受欢迎的教师。北大著名教授可谓多矣，但得票最多的却是钱理群。这一结果并不是某些人所期望的，所以最后以折衷的方式公布结果－－以姓氏笔划为序，这样，钱氏因笔划较多便不在榜首。北大是青年人最向往的学府之一，外地的读者如果要想了解这位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怎么讲课，不妨读读这本书，多少能感受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

国内作者的长篇小说出得不少，入选十大好书的有两部新作－－李佩甫的《羊的门》（华夏出版社）和王跃文的《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当今中国的官场现形记。由于评委中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占多数，而是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占多数，所以大家看小说更注重思想性和社会内涵，这和纯粹由文学界评选作品有一些差异。何清涟认为，中国的腐败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到1995年前后，腐败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行为向制度化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经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经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经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我赞成这种分析。两位小说家的感受与之不谋而合。如果说，《羊的门》还把官场的腐败作为典型来写（呼家堡的老支书呼天成够得上一个文学典型），那么，在王跃文的笔下，腐败现象已经不是发生在德性特别差的个别官员身上，而是一种像空气般弥漫于政界的无处不在的常态，是一种流行的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文学是写人心的。写出各级官员以厚黑学和权钱交易为常态的心态，是这些小说的深刻之处。王跃文不是职业作家，他是一个在政府机关供职的干部，所以他对细节的把握，尤为精确。

《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是另一本沉甸甸的书。书的副题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由回忆录、访谈录和若干历史文献组成，时间上溯到60年代出现的“X社”和“太阳纵队”，下延到80年代初消失的民办文学刊物《今天》。诗歌也好，其他文学形式也好，本来都是活跃于民间的。只是到了五十年代以后，中国成为全能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全都纳入了官方体制，民间的东西只好藏到了地下。地下生存格外艰难，也就格外动人心魄。当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重建民间的文化空间之后，重新整理这段沉重的历史，不能不发出长长的浩叹。

评上十大好书的还有画家黄永玉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三联书店），也许，上面所说的九本书太沉重了，这本书就让读者到美的世界里透一口气吧。

我曾听到对官方主办的评奖活动的种种议论。有些作品得了奖，读者观众受其引导，看了之后却大呼上当。相比之下，席殊书屋虽属于纯粹民间的评选活动，但因为评委的学识和认真的态度，且不受商业的或权力的因素的干扰，所以评出的结果在思想上是负责的，精神上是可信的，是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在虽然在技术上还有可改进之处。将这十本书在选入一张名单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合在一起，我以为，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怀和热望。（２００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