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将军回忆录节选

第一次见到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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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抚顺，在开军事会议前后，3月5日(1946年，上传者加)，我第一次见到了林彪。那天，带我去见林彪的是李作鹏。李作鹏当时是民丄主联军总部的参谋处长，在山东时我们就比较熟悉。我们一路说笑着，来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住在一个日本矿主的房子里，日本式的摆设，有些古董。见面时，林彪很客气，寒喧问候，询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士气如何，等等。一起会见的还有山东来的几位参谋，队列处长王槐琛拿着部队编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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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后，我返回部队。过了一两天，李作鹏来传达林彪的作战意图。有消息说，国丄民党52军可能从沈阳出发进占抚顺。林彪准备在敌行军途中消灭它一部分。不久，林彪又找我，当面确定由我负责组织此次作战，并提出了具体作战要求。同时行动的还有3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政委是罗舜初。3纵队配置在浑河南岸，准备随时夹击敌人。给我的兵力有梁兴初的第1师，独3旅和我原来带的19旅。兵力不算小。
3月l2日，部队即按部署迅速进入伏击地点。当时我是指挥，梁兴初是副指挥。我们商定在敌人行车纵队中选样两个点突破。确定19旅的55团、57团和20旅的58团，以及1师的3个团的兵力为主要突击力量。1师伏击位置在肥牛屯，19旅在淌台附近(独3旅未到战场)。战斗结果，肥牛屯打得好，消灭干余敌人。19旅由于离1师远了点，没有形成合力。在敌人还未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就过早地发起了攻击，把敌人打得离开了行军纵队，形成了击溃战。1960年初，第一次写东北野战军战史．提到“镰刀湾”这次作战时，林彪曾说：“嘴巴张大了”。我认为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于运动战以及同装备这样强的敌人作战，这还是我有史以来的头一次。对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过去我听到一些老红军讲过。在山东时，梁兴初、梁必业等老同志，也讲过几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真正同装备强，当时士气也不低的敌人较量，的确还是初次，缺乏经验。我布置两支部队各打一段的打法，多少还打一点旧军队的作战模式。这是我在旧军队里学得的那一套。在山东打伪军，打张步云时，多少学着用过一点红军的战法，但是那时的敌人是一击则溃。和眼前的敌人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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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称为“镰刀湾”作战的行动，实际只战斗了一天，部队就撤出了。林彪要我们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我带着部队，撤出战斗，过柴河。3月份的南满，河上的“桃花水”都下来了。架桥过河，直奔昌图的八面城。当面的敌人是新1军和71军。在金山堡、大洼、六家子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55团的3营和旅部警卫营打的六家子，当晚就把敌人一个加强连吃掉了，我3营营长张福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次日，大约是3月l 6日早晨，我们又参加了吃掉敌71军87师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有1师，还有从苏北来的新四军的3师，即后来的2纵队。在这里，我遇到了洪学智同志，他是这次战斗指挥部的成员，指挥部成员还有邓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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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旅在这次战斗中，在向指定位置行进的时候，在泉头车站附近与敌新6军一部遭遇，处境不利。我3师7旅发现这一情况，主动从侧翼攻击敌人，将敌击退。7旅是3师中的老部队，很能作战，指挥也很强。旅长是彭明治，政委是郭成柱，副旅长是王东保。由于他们帮助我们摆脱敌人，到达预定地点的时间就晚了些。为此，林彪在会上批评彭明治，说他是“单打一条火线”。我当时站起来说明情况：“7旅所以迟到，是因为支援我们。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可能比他们还耍迟到。总司令批评彭明治，彭是冤枉的。”林彪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还是坚持对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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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这个部队所以能够战胜敌人，除了它的宗旨之外，在它的作风上，无条件地支援友邻部队，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国丄民党的军队不是这样，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任务绝不沾边，你那里炮响你的，我不管你的事。这也是国丄民党失败的因素之一。而我们党的部队就不是这样，彭明治主动支援我们。但是他从没跟我讲过。后来，在四平街防御战时，我们两支部队是并肩撤下来的。他们是按照林彪5月18日的命令开上去支援我们左翼的。他们仓促进入阵地，连土工作业工具都没有，就在山头上硬顶着。我到他们那里看了一下，彭明治不在，见到了王东保。他们那种临危不乱、指挥镇定、官兵团结、艰苦奋战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红军部队的作风，使我很敬佩。  与林彪的两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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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林彪的两次谈话。他说：“现在就是要不惜牺牲，死打硬拼，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曾先后两次找我单独谈过话。从在抚顺我第一次见到他，直到后来双城会议，他对我是信任的。他当时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也是正确的。“镰刀湾”那一仗，让我指挥梁兴初的1师．虽然打得不够理想，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我是“朽木不可雕”。在四平保卫战时，我单独指挥原来那个部队，他没有批评什么，相反有些地方对我们是嘉许的，说这个部队在防御上还行，顶得住，另外就是不向上级叫苦，不要这要那。四平撤退，来到敦化整编，他先后两次找我谈话，我总的感觉是，他对我是抱着一种希望，希望我提高能力，不断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以期能使他的指挥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次是他叫我到他的住处谈的，好像还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午饭。他问我，东北作战与山东作战有些什么不同特点?我把自己临时想到的一些看法说了一下。我说，山东作战主要是对日作战，实际经常打击的对象是伪军和顽军。敌人的战斗力很差，武器装备还比不上我们，特别是士气更差。这是一点，即作战对象不同。我还说，大规模作战，我只有一次指挥过4个团，再大的规模没有打过。再就是对日本人打仗，也多半不是直接攻坚，不攻它的城堡，除在运动中外，一般遇到强敌，都是绕开它，避免和它决斗。东北作战则不同，国丄民党军队的装备比我们强，它还处于进攻状态。从自然条件讲，东北的气候冷。山东没有这么冷，冬季被服稍差点也可以顶过去。东北不行，被服不行，不仅人顶不住，连枪都会打不响。从这一点上看，条件不如山东。但是，自然条件对敌人也是一样，当然，敌人的补给手段比我们强。在东北，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比如，冬季行动，就没有河川障碍。讲到这里，林彪强调了一句：“你这个讲得很对，地形这东西对于我们和敌人是同一条件，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敌我在地形上都是受同等待遇的。你所说的寒冷条件，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地形和气候，是敌我作战的共同基础。”他还很详细地询问我，东北是什么时候封地，什么时候封河。我说：“我的家在南满。我们家乡讲的是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哈尔滨一带我没有到过，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沈阳就比我老家冷。‘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说法灵不灵，说不准，恐怕只能是赶早不赶晚。” 那次谈话很有一种民丄主讨论、向下级做调查的气氛。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老红军领导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般，上下级亲密无间，谈话如同拉家常，无拘无束，让人心情舒畅。这次谈话，他还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一次谈话后不久。 四平保卫战之后，显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国丄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作战的问题。他说：“国丄民党军队目前气焰嚣张。虽然南满几次战斗和四平保卫战，给了它一点教训，但是没有把它这种骄横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不利！”他当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打法，叫“硬拼战”。一定要跟敌人死打硬拼，不惜牺牲，先把敌人的器张气焰打下去。

他问我：“你看我的这种想法，你们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显然也是在用他的思想来感染我，说服我。我后来想过，为什么林彪会在这个时候找我谈这个问题?因为别的指挥员都是老红军，熟悉林彪的指挥思想和作风，林彪也熟悉他们。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双方都还不熟悉。有时，我像听故事一样，听过老同志讲林彪打仗的事。他作战，在这个时期是这样打法，在另一个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打法。国丄民党来到东北后，还没有遭受到像过去红军给他们的那样的打击。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首先从气势上把敌人压倒，使它不敢依赖美国的装备和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嚣张。  林彪的态度很谦虚，讲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把这样一个处于优势位置的敌人从气势上压倒，把战场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还讲了历史上明朝名将威继光打仗有三种打法的主张：一是“算定战”，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按计划打；二是“舍命战”，我说这一种大概就是林总讲的“硬拼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遇到遭遇战这种情况，就要用自己的战斗勇气和压倒敌人的气势来战胜敌人，这叫“舍命战”，也就是“拼命战”；三是“糊涂战”，这就是事先没有“算定”，遇到情况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地打，必然要吃败仗。

我说：“听了林总的想法，结合当前的形势看，我觉得很有针对性。我一定按照林总的这一指示，把打‘硬拼战’的思想在1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中讲深讲透。”  林彪在东北全军中提出“硬拼战”这种作战思想，酝酿过程中就找我谈，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器重。他给我谈的非常实际，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四平保卫战，陷在那个阵地上，我只有那样打，这里并没有我多少高明之处。在此之前，我没打过大仗。这次谈话，是对我军事素养的教育，也是对我军事指挥作风和战斗作风的一种提高。回部队后，我同李作鹏一起，蹲在房东的土炕上，回忆林彪的谈话，我说，他记，一句句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在纵队指挥干部中作了传达，接着还展开了议论。后来、我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写了—篇有关“硬拼战”的学习体会。以后，又写过有关“四组一队”的学习体会，都刊登在参谋处出版的一张小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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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万毅回忆，林彪曾经要把他调离野战部队。“1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提出要我与松江军区司令兼代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他来一纵队，我去松江军区。我听后心情很不愉快。我是旧军人出身，一向是认真服从纪律要求的。作为共丄产党员，也应该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愉快，讲了价钱，说明我党性还是不强。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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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到二线去，生活上安定些，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一线输送兵员。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一直在一线战斗，不愿意离开一线作战部队。林彪谈话，提出要我与李天佑对调，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林彪后来找万毅谈了两次话，万毅的情绪更加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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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我自己越想越觉得不合适，虽然只是申述了几句，但恐怕问题越弄越僵。我想找个正派的同志向林彪反映一下我的真实思想情况。于是，我就找到了梁必业同志。梁在山东时任115师组织部长，后来在教导团当政委，我们经常见面。他为人正派。我对梁说：“上级调动我的工作，我应该服从。但是，我不愿意离开第一线。让我留在第一线，降职工作也可以。关于唱京戏的事，可能有出入；照相的事，情况你更清楚，你就没有去嘛，与闹情绪扯不到一起。希望你向林总解释一下，比我自己去说好。”梁必业同志向林彪转达了我的意见，也作了证明。后来，松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了，让我仍然留在一纵，改任政治委员。林彪说：“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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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学习打仗，向李天佑同志学习，我觉得这话也对。我在国丄民党部队里最多也只指挥过两个团。“镰刀湾”一仗，指挥过八九个团，但那一仗打的也不理想（估计这是林想换将的主要原因）。学习打仗，这话我服气。事实上，以后我也认真学习了。李天佑来了，我们相处的很好。
辽沈战役后，部队要入关了，要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继续作战，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这时，我想到自己是东北人，野战军入关，东北也还要有部队的，上级会不会把我留在东北呢？会不会不让我跟随野战军入关呢？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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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能不再说明一下，在围堵廖兵团的作战中，东总曾经命令5纵（万毅任司令）向二道镜子堵截敌人，但5纵发现二道镜子已经有了敌人，决定让部队向东迂回。东野接到５纵的来电立即来电批评５纵；“缺乏革命部队应有的英雄气概”。并且严厉指出：“如果贻误战机，将交军法审判！”。接到批评后，５纵先头部队按时赶到（估计没有去迂回了），把大部分敌人截住了，并未贻误战机。战后，万毅也检讨了错误，谁也没有再追究此事。“可是，会不会由此事影响上级对自己的看法，因而不让我随野战军入关呢？”于是，我专门向东总发了一个电报：“我要求随野战军入关，在解放全国的作战中继续锻炼自己，希望组织上考虑留东北的军事干部时，不要考虑我。”不久，东野回电，说没有留你在东北的打算。这样，我就安心地积极组织部队入关的行动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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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入关进行平津战役，万毅的５纵在丰台大出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