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同志在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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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同志在病中

黄树则

关向应同志和我们永远分别了。他和死亡搏斗了整整五年。在他停止呼吸的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的。”灵堂距离他生前的卧室不远,好象一切都是照样的,好象从他的卧室里,依然在传出他的声音,这声音对于我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是从一个久卧床褥,肺部已经大部溃烂了的病人发出的声音,但这声音给予我的永久的印象,是坚强的意志,善于说服的语言。

护灵的时候,在惨淡的灯光下面,在他安睡着的棺柩近旁,我重新温习了他在病榻上给我讲过的每一课。差不多每次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总要和我谈一些疾病以外的事情,我觉得,他在病中是不大想到自己的病的。

今年一月间,他的病曾一度转重,一连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知道很危急,便对我讲:“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的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消楚。”

转天,刘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看他。他讲了很多话。我担心这样会使他的病更加重,可是他坚持要多说一些,把要说的话说完。走出他的住室之后,彭德怀同志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没有精力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接着,刘少奇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

那一次危险终于度过去了。象是在一场剧烈战斗之后,终于得到胜利一样,他向我投着兴奋的眼光,“很好,没有弄得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

过后他和我谈起人在垂死时的心情,当谈到留恋的时候,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会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代,那是非常痛心的。”

他是从去年六月间又重新病倒了的,七月间我开始给他看病。我搬到他那里去的一天,正是他第一次发生了肠胃的症状。他日夜不能安眠。我告诉他,是由于一时的消化不好。他便很有自信地说:“那就不要紧,自己会好起来的。吃了一次大亏,可是以后吃东西知道注意了。”我发现他在精神上对于疾病的抵抗,有惊人的毅力。

才稍恢复之后,阿洛夫同志来看他,他们谈了十几分钟,不外是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最后他抖擞着精神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说到这的时候,他当时的神色,完全不象一个病人。

他不能够一刻不想政治问题。在养病上,这对他是不好的。他知道这个,可是不能摆脱。“二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已经养成习惯了。”他说。就是对于照护他的警卫员们,他也时时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我时常向他表示,这些事情他管得太多了。

“我尽量不管好了。”他这样讲,“可是很难。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不把它放在心里,总要马上解决,这也是我的习惯。”

唯一的办法,自然是有些事根本不叫他知道。可是这也不行,他总会知道的。有一次他笑着和我讲:“我总会知道的,从人的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绪,这个我很熟悉。”

每当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的两眼总是闪闪发光,流露着说不尽的热爱之情。

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的那些天,他很不安,有好多夜他都没有睡好觉。每到傍晚,他总是以非常迫切的心情等待着杨云阶同志 ①来看他,把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消息报告给他。当毛泽东同志平安回到延安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谈了很多话。随后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对警卫员说,“好几天没刮脸了,今天刮刮脸吧。”

去年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因为过于疲劳,身体不太好。我被派去照料毛泽东同志,后来李冰同志也被派去。每当我再来看他时,他总是很不放心地详细询问毛泽东同志的健康情况。他再三对我说,“我现在很好,用不着你们照料。一定要等到毛主席完全好了,你们再到我这里来。”他还故意加了一句:“人家都说我这些天气色很好嘛。”

起先,在他的墙上挂有一幅蝴蝶牡丹图,后来他叫人把那幅画摘掉了。他说,“我不爱那幅画,蝴蝶轻浮,牡丹又是富贵的花,所以我把它摘掉了。如果你有时间,把毛主席的词②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用大字给我抄一张吧。”

他惯于夜里朝窗户睡,白天朝墙睡。那张抄写的词就悬挂在他对面墙上。从今年四月间以来,他翻转身很困难,手又拿不动书,在白天他就终日看着这些词,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精神好的时候,他也谈打仗的事情,可是从几次的谈话里,我看出他是不喜爱战争的人。

“在战场上的当时,是没有悲哀的情绪的,这很奇怪;可是过后你就会回忆起那些自觉的死去的同志。在战场上,死是完全自觉的,有时候明知道会死,还是慷慨去赴死,因为在脑子里有一个信念:将来不会再有战争了。”

为了使他不至终日沉浸在政治思想里面,我时常和他谈谈文学和艺术。他非常喜爱文艺,特别喜欢诗。在我搬去的第一天,他就叫李冰同志把一部杜甫诗集和一部陆游诗集送到我的屋里。他说陆放翁是一个豪迈的爱国诗人,他再三赞叹而且神往地背诵着陆放翁的《示儿》 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他整夜没有入眠。

他也记诵了很多反战的诗。

“诗印在人的心里,那么深刻,随时它会跳出来,不知不觉地挑动起你的情绪,特别是在身处其境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队伍走到无定河边,有人告诉我:‘这是无定河!’我不自主地毛骨悚然了,是那两句古人的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猛然地跳出来了。”说过之后,他连连地感叹着摇头。

他不能读书读报。为了使他消遣,我给他借了几本珂罗版印的字画。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屋里,拿出一幅石涛的画给我看。“石涛也有牢骚的,他不只画陶渊明,也画有意思的东西呢,你看这两句诗。”

我凑过去看,那是一幅山水画,在残山剩水中间,有一个垂钓的老翁,石涛自题的诗有两句是:“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

“这一定是针对着满清的。”他说,然后肃然地形容着石涛当时的心情:“地皮已经刮得干干净净了,还有什么可钓呢!”

他说《聊斋》里面可有两段是反对满清的:一段是《野狗》,一段是《公孙九娘》。

“《野狗》写得比较直率,《公孙九娘》就含蓄多了。”他笑着回忆了一下那篇故事的内容,然后说:“就为了忘记了墓碑那一点点误会,公孙九娘就一去不回头了。那种乱离时代人民的冤抑和心情,在这篇故事里说得很婉转。……”

他的记忆力很强,他能够背诵出《水浒传》或是《聊斋》里面很多句子,那些句子都是非常有风趣而且富有政治意义的。有一次他背诵《聊斋》里面讽刺官人的句子:“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则目视,侧足立……”然后大声地笑了很久。他说他在养病的初年曾读了不少的书,特别是读了几遍 《春秋》《左传》。

去年冬天,有一次我看了旧剧回来,他听说演了《独木关》,他想了一下,笑了,“那讽刺得好,飞鸟尽,良弓藏,仗是人家打赢的,可是他想一脚把人家踢掉!”

一年以来,有很多政治上的变动,使他的心情不得宁静。同志们竭力避免把一些容易使他感情激动的事告诉他。王若飞等同志的遇难,他始终不知道。在他去世的两个星期以前,他还偶然问到了黄齐生先生③。可是有些时局的变化,他总要想知道,他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有的同志离开了延安,向他告别,每一次他都很激动,会回忆起许多事情。去年贺龙同志临走的时候很仓促,给他留了一封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我和他一起打了十三年的仗,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在,他一个人去了。”

在一个月以前,在他搬家不久,八团的政治委员左齐同志来看他,李冰同志进去和他讲了之后出来告诉我:“他忽然呼吸很困难,恐泊不能见。”我进去看时,他痛楚地闭着眼睛,两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着。我便把这情形告诉了左齐同志,而且请他不要会见。左齐同志询问了我们一些他最近的生活情况,便回去了。

过了一会,他叫我进去,此时他连声地咳嗽着,好久说不出话。平静下来之后,他戚然地叹息着:“听到他们,我太激动了。左齐同志到八团去工作,是我和他谈的话。这些干部们害了病或是带了伤的时候,我都去看过他们。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同志,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满脸都是泪水,再不能说下去了。

他和续范亭同志有着深切的友谊,在病中,他们互相不断地慰问。每次我从柳树店回去,他总要间:“续老怎么样?”在他临终前两个星期,续范亭同志派人来看他,给他带了一封亲笔信,说要送他一副担架床。他把我叫了过去:“你替我给续老写一封信吧,说我已经做了一副担架床,谢谢他。如果他最近写了诗,请他叫秘书抄几首给我。”

几天之后,续老把亲笔写的诗④送来了,他仍然把它贴在墙上,整天可以看到。凡是续老寄来的信,他都仔细地保存起来,决不肯遗失。

有一次他这样提起了续老:“读了他的文章和诗,恰如看到他这个人。一个人对于人民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什么事情也做不出来的。续老所以对反动势力这样痛恨,正是因为他对人民有极深厚的感情。”

“对反动派,不要存任何幻想。”有一次谈时事时,他对我说。说完之后,望了我很久。我明白他的意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在告诉我:“把这一把钥匙拿去吧,这会解开一切的。”

哪怕是对于很平常很细小的事情,他都很仔细地听我怎样讲,然后给予我很简单明确的纠正。“

很多事情,书本上是没有的,看病也一样,不然还谈什么发挥,什么创造呢?”

当他谈起医学上的派别现象时,他说:“学说不同,争论是难免的,争论才会有进步。可是如果我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的一套完全对,你从日本回来,就说日本的一套完全对,学生总是跳不出老师的圈子,这无形中是老在给人家做奴隶,做义务宣传,建立不起来中国自己的一套。”

他对任何事情都经过深思,然后给以恰当的估计,绝不做夸大的形容。他说:“凭一时的热情看事,有时候会看偏了的。有些作品,粗粗看一遍还可以,仔细一想,就要替作者脸红了。鲁迅就不同,他总是稳扎稳打,经得起推敲。”

谈到中国的旧医学,他曾讲过下面的话:“中医,针灸,这里面有好东西,整理和研究很必要,可是目的是往前走。如果光是盲从,开倒车,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百病都验的灵方,那就不对了。”

他的生活是朴素的。凡是为他养病而备办的一切,他总要注意是否浪费,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添置,他都要亲自过问,如果不得到他的许可——这许可是要经过几次劝说的——人们不敢偷偷地替他购办任何一件东西。关心这些琐事,自然也使他耗费了精神:有些衬衣,都是用旧布做的,其他日用品或是书籍之类,他也都非常仔细地保存,长久不致损坏。

多年来,他患肺结核病,后来并发了脓胸。两年前做过手术,可是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今年春天,病情恶化,发热很高,脓液里发现了很多球菌,会诊决定,给他用盘尼西林治疗。因为这是比较稀少的药品,所以他担心怕用得太多,在注射中间,他问我:“有些重病号还有用的吗?”我告诉他还有,他才放心。病情有些好转之后,他笑着说:“好啊,以后努力工作,报答这些盘尼西林吧。”

疾病这样地折磨了他,可是他的一言一谈,始终是十足健康的。我和他相处了一年,而且主要和他是在生活上的接触,但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沮丧的话。

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虽然病了几年,不要紧,将来还能做很多事情,补偿得起来的。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话是有道理的,人只有过了四十岁,才能真正做些事情。就算我再病上二年,再开始工作,那还不晚。”

可是他的身体,违背了他的意志,一天天坏下去了。他的左肺由于脓胸,已经完全萎缩,右肺的病,恶化很快,将近一半也已经坏了。当他想到不会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他依然没有颓丧。

“即或是身体坏了,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我还能做些别的工作。前次萧三同志来了,我和他讲:‘我将来做你那一行吧。’实在的,我也很愿意写些东西。”熟悉他的同志们都知道,他很有写作才能。

一直到最后,他的左手已经浮肿起来,他还是一点不失望:

“把左手割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的。”

当我看着他的灵枢送进墓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他在病中常说的一句话:“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他不能再继续劳动了,可是他的劳动成果将永久留在这个世界上。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写于延安

一九八 O 年六月重又整理并加注于北京

①杨云阶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重病期间,他被派到延安,负责关向应同志办公室工作。杨云阶同志病故于一九六二年。

②指当时正在传诵的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
③黄齐生先生是王若飞同志的舅父,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同志等同机自国民党区飞返延安,中途遇难。

续范亭同志当时因患肺结核病在延安柳树店疗养,白天天气好时,常卧担架在柳树下默默休息.自称是进了‘柳下学堂”学的是“不言科”。他把这个办法写信介绍给关向应同志,并写了一首七言诗:“少年曾为拔剑歌,何期病肺卧山河!于今才得养生术,柳下学堂不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