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美援朝女兵的记忆

一位抗美援朝女兵的记忆：朝鲜人民棒杀美国飞贼

我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女战士，随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把在战争中一些难忘的经历讲述出来，作为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

一、赴朝鲜战场参加救治伤员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朝鲜，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我所在的军奉命由广州直达抗美援朝的最前沿--安（丹）东，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118师，于10月19日渡江进入朝鲜，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我军赴朝参战之后，女同志全部留在安（丹）东留守处。我们心里不服，纷纷向领导提意见：“不是总说男奴平等吗？为什么到了真枪实弹打仗的时候，就不让我们女同志去了呢？我们想不通。”当意见反映到上级机关后，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派有关人员下来给我们做工作、讲道理。说：“朝鲜情况复杂，战场瞬息万变，你们去牺牲了，是光荣的烈士。你们当了俘虏怎么办？领导怎么向上级交待？怎么向你们父母亲属交待？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我们听后，哑口无言，就是心有不服，也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于是，大家愉快的留在了留守处。

留守处先在安（丹）东，川后搬到了辽阳，开始集中培训。教官都是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军医，其中还有一位日本军医，他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给他首长待遇，吃小灶，配有勤务员。进东北后，我们就开始吃高粱米饭。高粱米不好消化，经常闹肚子，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教官的勤务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日本孩子，给教官打饭时，总往自己兜里揣几个小馒头。我看见了，问他：“小鬼头，你怎么偷教官的馒头吃？”他说：“反正他也吃不了，剩下还是我吃，不如我先下手为强。”又做了个鬼脸，拿一个馒头递给我，说：“你吃吗？别客气，尝尝。看你还不好意思？你比我大不了多少，拿着。”硬塞给我。我没要，转身走了。

培训还比较正规，有理论课、有实习课。理论课，黑板上挂有人体结构图，摆有人体骨骼模型，教官一板一眼地讲解。实习课学习野外抢救、紧急包扎、骨折上夹板、搬运伤员、注射急救等。足足学了六个月。

有一天，突然来了命令：赴朝参战。指导员让我们把凡有中国标志的东西放在留守处，卫生队紧急集合，坐车先到安（丹）东。晚上，卫生队、文工团、还有几个刚参军的北京来的大学生、中学生共二十几个人，坐上军用大卡车，趁着黑夜开过鸭绿江。

进入朝鲜，一片战争景象。大卡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天上不时有敌人的轰炸机飞来，看有灯光照明，立即机枪扫射，扔照明弹和炸弹。我们司机很有经验，当敌机飞临头顶时，他关闭车灯行驶；当敌机暂时飞离时，他即打开车灯猛跑；卡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上，巧妙的躲过敌机的扫射和轰炸。我们坐在车上，既紧张又兴奋。双手紧紧地扒住车帮，瞪圆双眼，任凭身体左右摇晃，上下颠簸；任听耳边炸弹轰隆，机枪“嗒嗒”。

卡车行驶一夜，到达118师师部。我们十几个卫生兵到后勤部接受任务，我被分配到战地医院。说是医院，实际上是在山沟里挖的几孔防空洞。

到防空洞的第一天，我刚刚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有重伤员抬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伤员安置在地铺上，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对我恳求说：“小同志，救活我吧。我还要重上阵地消灭敌人，为死去的战友报仇。我还要战场立功，争取入党。”我给他量体温，摸脉搏。他脸色苍白，昏迷过去，我急叫军医过来抢救。这位伤员腿部受伤，大血管破裂，失血过多。医院没有血浆、血清，甚至没有葡萄糖和盐水。我们的运输线被敌人炸断了，物资药品运不过来。医院也没有验血、配血的仪器设备，没法给他验型输血，只好找医院的三位O型血的卫生员给他紧急输血。这三位万能输血者已经给几位重伤员输过血，他们也脸色苍白。无奈之下，他们每个人给这位重伤员输了100毫升血，暂时维持了他的生命。

接着又抬进来一个伤员，只见他两眉之间一个黄豆大的伤口，颅脑受伤，昏迷不醒。医院缺少器械和药品，无法进行头颅手术。只听他呼哧呼哧大喘气，心脏还在跳动，我马上给他打急救针，没过多久，听他嘴里“咕咚”一声，就停止了呼吸，再回头看那位对我说话的伤员，只见他脑袋一歪，也牺牲了。

两位伤员接连牺牲，我既恐惧死亡来的迅速，又恨自己无能为力，伤心地痛哭起来。班长听到我的哭声，过来安慰我说：“小宋，不要哭，救伤员要紧。哭有什么用，还会影响其他伤员的情绪，快别哭了。时间就是生命，快去抢救别的伤员。”

我强忍住悲痛，又去另一个防空洞护理。这里躺着一位腹部受伤的伤员，肠子都掉出来了，刚做完手术。

这时，敌机飞临防空洞的上空，我神情专注地站在伤员面前守着，敌人一旦扔炸弹，我就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伤员。

这位伤员像是一个干部，他恳切的对我说：“小同志，你走吧，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我没事。你看，我已经负伤了，不能上前线打敌人了。你还年轻，保护好自己，去照顾其他伤员吧。”我摇摇头说：“看护你是我的责任，决不能让你在我面前二次负伤，流血牺牲。”我像钉子一样站在那里，坚决不离开。敌机转了几圈，没有发现什么，飞走了。

我第一次经受战火与牺牲的考验，内心深深埋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二、战地转运站的日日夜夜

朝鲜是一个山岳连绵、丘陵起伏的国家。为了减少伤员在运送过程中颠簸摇晃带来的进一步的伤害，部队组建了战地转运站，我被分配到那里工作。

战地转运站离战斗前沿仅有四、五里路，敌人飞机一般不轰炸那里，也不在那里放毒气弹，因为它怕伤害到自己的士兵，因此相对安全一点。

我所在的战地转运站就建在一个山沟的防空洞里，站内分三个组：手术组、护理组和抢救组手术组主要由医生组成，负责紧急手术；护理组由护士组成，负责术前术后的包扎治疗和护理工作；抢救组由男卫生员组成，他们都是年轻的战士，经过消毒、包扎、搬运等技术培训后即来工作。他们负责战场抢救伤员，并及时护送到转运站和后方医院，做进一步治疗。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奔波在战火纷飞的战场。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因此，他们的伤亡率最高，减员最多。战斗激烈时，他们几天、十几天就要更换一拨人。我眼见经过我们培训的年轻卫生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内心说不出的伤感。

战斗打响后，有许多伤员从前线转来，头胸受伤者给打止痛针，敷消炎药，包扎后即送后方医院。腹部、四肢受伤者，视负伤轻重，或包扎，或手术，止痛止血处理后，也送后方医院。如果后方汽车、担架队来了，马上起运，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工作十分紧张繁忙。

一次，有一位朝鲜战事运来，他被美帝的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全身烧成一个大水泡，四肢和头部烧得发黑，人已完全变形，无法辨认。把他平放在草垫子上，打止痛针后，我双膝跪在地上，一块一块在他身上铺油纱布。等铺完油纱布，我双膝疼痛，两腿发麻，无法站立起来。我强忍疼痛，给他包扎之后，即送往后方医院。

一天晚上，我护理一位伤员，给他量体温，高烧39℃多。我正要拿凉毛巾为他敷头降温，只见他侧身坐起来，看看自己的右腿被截掉了，只剩半截大腿包裹在白巾中。只见他瞪起双眼，怒不可遏地挥起左手打我一个嘴巴，我措手不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耳光，右半边脸顿觉疼麻肿胀。只听他大声叫喊：“你为什么给我锯腿？快给我安上，我要上前线打鬼子！”这时，我才看清这位瘦小黝黑的战士，年纪也就十七、八岁，还在边挣扎边嚷嚷着给他安腿。

我顾不得面颊的疼痛，安慰他说：“小同志，冷静点，腿以后会给你安上的。现在你不要乱动，刚刚做完手术，如果伤口破裂，会大出血，有生命危险。”他似乎没有听见，仍乱抓乱叫。

医生闻声赶来，只见伤员情绪躁动，手舞足蹈，出现精神症状。命令说：“赶快转到后方！”随声进来两位男护士，和我一起用白床单把他困在担架上，迅速抬出，运往后方医院。

随后，送来一位半昏迷状态的伤员，不停声地喊疼。把他放在地上的草垫上，医生进行检查，确诊为小腿骨折，给他上夹板固定。我找来两根木条，跪在地上，慢慢托起他的腿，按解剖位置绑上夹板，固定断腿。膝关节上部扎止血带，打止痛针后运走。

又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半山腰的防空洞里往外搬运伤员。我和刘淑芳同志抬一位腿部受伤的战士。这位同志身材高大，我在前面背，小刘在后面抬，还要保护他受伤的那条腿。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的往下走。一不小心，我摔倒了，我们三人滚在一起，碰了伤腿，他忍不住直“哎呦”。这时，过来一个男同志，我们才一起把伤员抬下山去。回来后，护士长批评了我。虽然心有委屈，但也诚恳接受批评，保证今后更加小心。

朝鲜的夏秋两季是多雨的季节，大雨连绵不断。我们的抢救室破损简陋，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滴嗒漏，遍地泥水，泥泞不堪。有一次，我们站在泥水中连续工作七昼夜，双脚双腿泡白了，皮肤裂开小口，向外流液体，撒上点消炎粉，包扎一下继续工作。饿了吃不上饭，啃几片压缩饼干充饥，渴了，从山沟里打水，烧开后喝。只煮过一次面条，还是两人分一碗吃。

领导发现女护士普遍脸色不好，提不起精神。有的关节红肿，全身无力，不思饮食，老想睡觉；月经不调，甚至闭经。紧急从国内调来药品，发给女同志多种维生素，当归片和红糖，经过一段时间调养，身体逐渐恢复。

我们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虽然吃了苦，受了委屈，但是，与战场上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战士相比，还是幸运的。想想光荣牺牲的战士，我们的和平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三、泄仇恨棒杀美国飞贼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不但将数万吨的弹药撒向战场，杀我战士，而且惨无人道的轰炸后方，施放细菌弹，杀害平民。

与我国在留守处学习和生活并在同一天夜里坐卡车入朝参战的清华大学学生徐国英，还有回民中学的学生李家农，他俩分配做军邮工作，我们仍能经常见面。一次，敌机疯狂轰炸，她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防空洞的上方，炸弹把防空洞和她俩一起炸飞，什么都没有找到。后来，在树梢上发现一件血肉模糊的东西，原来是徐国英同志的一只手和手腕上的一块手表。只好把这些东西包裹好，作为她俩的遗体掩埋在防空洞的废墟处，作为永久的纪念。我的好姐妹，好同志就这样牺牲了，又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一次，我们接治了一位三岁的朝鲜男童。敌人飞机轰炸时，炸掉了他的右臂，经过截肢处理，治疗中男孩的姐姐一直在医院陪护。痊愈后他们一起回家了。一个多月后，姐姐负伤来医院治疗。我们问她：“你弟弟现在怎么样？”话音未落，只见她泪如泉涌，哽咽着说：“弟弟在轰炸中被炸死了，尾体都没有找到。”这时，小男孩活泼可爱的形象浮现在眼前，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痛惜的眼泪。

又一次，我们借住在一位朝鲜阿妈妮家，她家有三个男孩，分别为三岁、六岁和九岁。一天，六岁和九岁的孩子到外面玩，捡了一支钢笔样的东西拿回家玩，家里大人也没在家。一天，九岁男孩正拿着它在小桌上玩，妈妈哄着三岁的弟弟在旁边玩，弟弟正好背对着哥哥。突然，一声炸响，钢笔样的东西爆炸了，九岁的孩子的脸和前胸炸烂，当场死亡。三岁男孩也被飞来的碎片炸伤。原来，那钢笔样的东西是美国飞机扔下来的爆炸物，专门用来杀伤好奇无知的儿童。美帝国主义又欠下朝鲜人民一笔血债。

还有一次，我们刚从暂住的山沟林庄搬到半山腰的防空洞里住下，敌人的飞机呼啸而来，轰炸这个村庄。机枪扫射，炸弹轰炸，又投下数十枚凝固汽油弹。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转眼间村庄变成了火海。十几分钟后，敌机飞走了，我们跑下山去救人，灭火。跑遍了全村，“阿妈妮、阿妈妮”的喊哑了嗓子，一个人也没找到，一间房也没幸免。就这样，一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瞬间化为了灰烬，上千名朝鲜男女老少，特别是我们房东阿妈妮和年幼的儿孙们，都葬身在火海中，尸骨无存。

一天，美国飞机飞来，在天空中盘旋几圈，但没扔炸弹，低飞离地面五、六十米时，扔下了一些油筒样的东西。敌机飞离后，我们去现场观看，惊讶地发现，地上一堆堆蛆虫乱爬，一群群苍蝇乱飞。不好，敌人扔细菌弹了。我们赶紧组织群众，一起去消灭苍蝇和蛆虫。挖坑掩埋，点火焚烧，同时进行消毒，又普遍进行了严防霍乱、鼠疫和伤寒等传染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了一场群众性反细菌战的斗争，挫败了美帝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天夜里，敌机飞来盘旋几圈飞走了，我们估计敌人又来撒细菌传播物。第二天，人们到现场搜寻捕杀。但是，寻找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只是一些草叶上有白色粉末，有的井口水面上有白色漂浮物。经取样化验，是有毒药物。原来，美帝在战场上屡遭失败后，丧心病狂地飞撒毒物，欲置我军民于死地。士可忍，孰不可忍。

随着时间的进展，我年轻的空军发展起来，美国的绝对制空权受到了挑战。一次，美机又来轰炸，我空军迅速起飞拦截，击中敌机。只见一架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滑落下来。敌飞行员跳伞逃生。附近朝鲜居民立刻集合去抓俘虏。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坠落的降落伞下面，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白人尸体。飞行员早被仇恨满膛的朝鲜居民手持棍棒打死了。虽然，人们违反了俘虏政策，但我却暗暗欣喜。真解恨，看你美帝再猖狂。

对美国飞行员尸体进行清洗、包扎、包裹好，交上级机关处理。人们把降落伞剪成小块分发，朝鲜老乡也给了我一块。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块降落伞的残片，留作血与火、仇与恨的纪念。

四、并肩作战 情深谊长

朝鲜的冬天，北风呼号，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寒冷异常。我们女兵住在一间防空洞里，没有被褥，只能身穿棉衣挤在稻草垫子上。防空洞四壁结满了霜花，和冰窖没有什么两样。吃水和洗漱，都在山沟的小溪中，砸开冰盖取水。没有多久，我们身上就长了虱子。只好过一、两星期，烧开水烫一次内衣，杀而不绝，再生再杀，我们与虱子展开持久战。

当时饮食也很困难。在敌机的昼夜轰炸下，国内物资难于运到前方。许多器材、食品、武器、弹药等，被炸毁在半路上，许多运回国的伤员伤员被炸死、炸伤。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吃，只好吃盐拌米饭。有时也会有一点虾皮，鸡蛋粉佐餐。由于缺乏营养，大家体质普遍下降。特别是缺乏维生素，许多人患了夜盲症。一到黑天，外出执行任务，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磕磕碰碰地行走。

在战地医院，我们抢救了无数伤员，也送走了无数伤员。重伤员送回国内治疗，轻伤员痊愈后重上前线。而医治无效牺牲的同志，就埋在对面的山坡上。掩埋死者的工作主要由男同志干。有一次，我和刘淑芳也参加了，我俩抬着一位烈士送到墓地，把身裹床单的他放入事先挖好的坑中，把土回填进去，又在上面堆一个小土堆，就是烈士的坟墓。其它坟墓上都插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籍贯和所在部队番号等基本情况。这位烈士因左胸受伤，外衣破碎，胸章已寻找不到，写在胸章背面的基本信息丢失，他成了无名烈士，我们在他坟头上放一块石头做标识。无数烈士就这样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伤员们在救治中和我们建立了深情厚谊，但后来大都失去联系。其中有一位于玉来同志，脸部负伤，流了很多血，把衣服都浸透了。我和崔玉清同志把他的棉衣、衬衣换下，在冰冷的河水中洗干净，缝补好后交给他。他十分感动，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帮我换洗缝补衣服，真辛苦你们啦。”

后来，他回国分配至沈阳警备区工作，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十多年前，我到沈阳，他请我去他家里，热情招待，再叙抗美援朝的战斗友谊。

那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轰炸。美国飞行员自恃武器先进，技术高超，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经常低空飞行，肆意扫射轰炸。我就经历过几次危险的空袭。

一次，我们正在野外工作，敌机突然突袭，同志们分别隐蔽起来，护士长就进跳进了半米深的防空坑。我在慌乱中跑到一棵大树下躲避。一个同志高声喊着：“快趴下！快趴下！”我见树四周全是马粪，正犹豫着趴下去，只听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我附近爆炸，声音震聋了我的双耳，泥土撒了我一身。再回头一看，身边的大树被齐腰炸断，好险啊！我若不趴下，将会和大树一同被齐胸炸飞。战友的呼喊，救了我一命。空袭后检查，战友们安然无恙。只有一位医生不知怎么搞的，臀部被弹片炸飞一块，紧急包扎，送回国内治疗。

又一次，我们和伤员住在山顶的防空洞里，伙房在山下的防空洞里。时近中午，我去伙房给伤员打饭。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来了，我想，我们刚搬到这里，地形又很隐蔽，敌人怎能发现？这肯定是路过的飞机，已经司空见惯，没有在意。谁知敌机就是冲我们来的，低空扫射，炸弹轰击，还投了美国最先进的子母弹。母弹落地前在空中炸开，放出若干子弹，子弹飞散后再爆炸，它的杀伤力和杀上面极大。我躲在一个角落，脑袋里一片空白，只听爆炸声轰鸣，只见周围烈火熊熊。敌机飞走后，战友们到处寻找我。虽然我听到：“小宋！”“宋挥超！”的呼叫声，但已不知道应答。当战友们找到我时，见我紧缩在灶台旁的旮旯里，浑身落满了草屑和尘土。他们让我抬抬双肩，伸伸两腿，看哪里受伤没有。我眨眨眼睛，怔怔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动弹。当他们拉我起来时，我也不知道站立和迈步。我呆呆的、傻傻的，不吃不喝，不说话，倒在铺上足足睡了三天三夜，才逐渐恢复正常。战友们开玩笑：“小宋，你真吓人，我们以为你吓傻了呢！”

我的同学钱英霞，参军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一次，她和贺班长（名字不记得了）一起抢救重伤员，我在河的另一边救治轻伤员。突然，敌机发出刺耳的声音低空袭来，机关枪“嗒嗒嗒”地扫射下来，贺班长和钱英霞忙乱中拥抱着互相掩护。不幸，一颗子弹打在钱英霞的脚踝上，爆炸的子弹炸碎了小钱的脚，也炸伤了贺班长的腿。钱英霞包扎后送回国内治疗，从此再无音讯。贺班长轻伤，治疗后仍留守部队工作。战后我们各奔东西，无音讯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贺班长在北京见面了，悲喜交集，抱头哭泣。为战友牺牲而哭，为自己幸存而泣。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过年过节，互相祝福。

五十多年后，住在总政干休所，年近八十岁的贺班长觉得腿部不适，怀疑旧伤复发，去医院诊治。拍X光照片，发现腿部多处异常，医生无法判定是什么东西。这时，贺班长才想起，在朝鲜受到美机轰炸、枪击的事，并当场讲了负伤时的情景。在场的医生、护士和其他患者无不惊讶，在他们面前的老太太，原来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英雄。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在贺班长的腿上还遗留着两块弹片和三块战友的碎骨，已和她的肌肉长成了一体。

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六十年了，曾经和我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已剩不多。在北京的几位老战友，虽然都年近八旬，但每次相聚，大家又似回到了那火红青春的年月，畅叙那烽火中战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