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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传记文学]蓝天作证 飞向光明（下）

蓝天作证 飞向光明（续）

参加完开国大典，沈济世还没有从巨大的幸福感中清醒过来，他又担负了一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护送任务。那就是护送彭德怀司令员和张治中先生赴新疆，处理接管新疆和平解放后的有关事宜。

张治中是中国***的忠实朋友，他是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人，由于他把毕生的精力有用于国内和平事业，被誉称为“和平将军”。在国共两党的合作史上，张治中将军一直扮演着促进两党合作的和平使者角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曾经三下延安。特别是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会谈，他亲自赶到延安迎接，并在会谈期间将自己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下榻。会谈结束后，他又亲送毛泽东主席回延安。1946年3月，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和贯彻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张治中作为***代表，随着与中国***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顾问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第三次来到延安。在毛泽东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张治中将军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张某人三到延安这一笔啊！”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首席代表，率团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并在双方经协商讨论形成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政府悍然撕毁和谈协定，张治中在周恩来的诚挚挽留下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北京，投入人民的怀抱。
基于张治中将军在新疆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曾在抗战时期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人任副主席，1948年底，张治中又推荐包尔汉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毛泽东希望张治中利用他的影响促使新疆早日和平解放并继续做好善后工作。
其实，早在沈济世护送张治中陪同彭德怀赴新疆处理接管新疆和平解放后相关事宜之前，张治中已经在为新疆事务做了许多大量的工作。
1949年的9月1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应“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亲自约见张治中将军。毛泽东与闲聊几句以后话锋一下就进入了正题，说：“今天专门请张将军来，是想借助将军的声望呢！大西北陕、甘、宁、青四省相继解放，我彭大将军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酒泉，陈兵雄关，直叩新疆大门。鉴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我们主张和平解放，不知文白先生意下如何？”
张治中一听，大加赞赏：“如此甚好！不动一刀二枪，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涂炭，此乃文白平生之愿也！”
周恩来在一旁接着说：“主席请你来，是听说你和陶峙岳、包尔汉诸位先生关系甚好，希望你能给他们打个电报．他们来会听你的话的。”
张治中欣然应允。离开丰泽园，回到自己的住宅，张治中当晚就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发出了一份电报——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鲍主席尔汉兄：今大局演进
      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
      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
      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
      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
      受人民***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
      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
      意的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的政协会议，并
      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
      听吩咐。希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
      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
      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
      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见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申灰戍平。
这份很富于感召力的电报，通过中央特派员邓力群转送到迪化。陶峙岳 和包尔汉接到电报，连夜聚在一起，密谈到半夜，然后草拟了一份复电，经反复斟酌后立即发了出去。 很快，张治中将陶峙岳和包尔汉联名发来的电文转呈周恩来，又由周恩来送进了中南海，亲自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文白将军钧鉴：
          9月10日戍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
      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
      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
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
谓牺牲之3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
间的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
拥护。……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
驾，恳先电示为祷。职陶峙岳、包尔汉。
9月25日、26日，***驻防新疆的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分别领衔发布***通电，标志着新疆迈出实现和平解放的第一步。
9月28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人员发去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表示嘉勉,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疆而奋斗。”同时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所部向新疆开进。
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第1兵团率第2军和第6军执行进军新疆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在酒泉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向部队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关于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四天后的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并在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就进军新疆执行各项政策和注意事项做了重要指示。
10月5日，新疆临时政府主席包尔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同时更希多派政治工作人员偕来，以资推动。”

显然，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诸如实行部队的改编和政府机构的调整等问题接踵而来，若不能及时妥善地解决好这些善后问题，势必给新疆局面带来混乱。考虑到张治中将军曾担任***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毛主席希望他能去西北给彭德怀当副手，并与彭德怀合作完成这一任务。“请毛主席放心，给彭副总司令当助手，那是文白的荣幸。我对彭大将军是打心底里佩服的。”张治中愉快地接受了。
此时，刚刚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张治中，已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1月下旬，彭德怀计划到迪化（乌鲁木齐）指导工作。行前，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行新疆的任务是协助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改组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成立新疆军区和解决新疆财政经济困难三个问题。为了协助彭德怀搞好新疆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张治中先生一同前往。

    一天，沈济世所在的华北飞行队政委王阳平来找他，通知他与于希和一道做好率领一个机组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准备。随后，王政委又给沈济世配发一支手枪，对其面授机宜，并说：“这次专机任务很重要，党对你是信任的。望你谨慎从事，努力完成任务。”
11月22日，张治中肩负着毛主席的重托，动身前往新疆。周恩来总理则亲自送张治中上机场。
沈济世自接受任务后，深知自己所担负工作的重要性，他和于希和带领一个机组驾驶一架C—46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开始了护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治中将军赴新疆的行程。沈济世对于此行专机护送的张治中将军并不陌生，同时对这位从安徽巢县靠山村走出来的和平将军也一直十分敬重。看到张治中面带微笑地走近自己，沈济世胸中涌起一股热流，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年届六旬的慈祥老人就是名闻国共两党的将军，他既是自己的安徽老乡，也是同年同月与自己同时从敌营走出来投奔光明的俊杰。所不同的是，张治中将军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民主***的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远比自己的贡献要大得多呢。因此，沈济世从一见到张治中将军时起，总是以崇敬的目光追随着他。飞机抵达兰州时，沈济世看到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早已到机场迎接。将军相见分外热情，彭、张双手紧紧相握更象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沈济世等机组人员将彭德怀司令员接上飞机后，飞机再次腾空而起，直飞乌鲁木齐。心情激动不已的沈济世，不时将目光转移到飞机舷窗外。此刻，窗外碧空如洗，天空蓝得令人惊奇。白云犹如朵朵棉絮，贴着机翼飞速飘过。阳光在飞机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把机舱内一行赋有特殊使命的人的脸庞映照得更加明亮。沈济世知道，这行赋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当中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兼西安市市长贾拓夫、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经理黄亚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通部部长高登榜、兰州市军管会秘书长辛兰亭等20人。在飞行途中，彭、张两人聊得十分投机，谈话内容涉及了新疆的山川形势、物产气候、人文风情、民族关系、历代统治者等众多领域。两人坦率真诚，多有共识，一下便成了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爽朗的笑声不时从两人的座位上传出来，感染了同行人也时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11月27日，沈济世率领的机组驾机抵达了迪化（乌鲁木齐）。飞机徐徐降落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敦厚的身材最先出现在舱口，随之出现的是张治中将军。两位将军走下飞机之际，尚在飞机上的沈济世等立刻就能感受到新疆各界人民欢迎彭德怀与张治中的热烈气氛。刚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和副主席张治中，快步向欢声如潮的人海走去，并与在场迎候的王震、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邓力群及苏联驻迪领事馆萨维诺夫总领事、叶谢夫副总领事等一一握手。随后，彭德怀在机场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新疆和平解放，是国家之幸，新疆各族人民之福。这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好事得成，陶将军、包主席以及其部属功不可没，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各位的义举十分赞赏，评价很高！并委托我向大家问好！同时，诚邀诸位加入联合政府的工作，共谋国家兴旺昌盛之大事。”彭德怀的讲话立刻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淹没。

从那天起，沈济世尽管大部分时间守侯在机场，维护飞机确保安全，可心里一直牵挂着首长处理新疆各项工作的情况。在前后一个月时间内，沈济世焦急地期盼着新疆的工作局面尽快打开，工作进展一切顺利，使首长们能够早日回到北京。事后才知道，彭德怀、张治中两人一到新疆立即着手开展成立新疆军区、改组新疆省政府、重订新的施政纲领等一系列工作。两位将军日理万机，时常废寝忘食。
沈济世等机组人员驾驶的专机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直到12月3日，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忙于邀请各民族民主阶层、各驻军代表及迪化各民主人士召开代表会议，就改组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整编军队和解决财政经济问题，进行民主协商。
当时，新疆要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使用哪些人选成了棘手的问题。彭德怀对张治中说：“人民的事业得靠大家干。我们不搞小圈子，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需要许多专门人才，你对新疆的人事熟悉，请你推荐人才。”张治中欣然应允，并提出了一些军政委员会和部队干部的人选，还推荐了一位副秘书长和一位办公厅副主任的人选。这些人多是旧政府和部队中的人员，有人持不同意见。彭德怀知道后力排众议，郑重地说：“我们用干部的标准不取决于是否***员，只要他不是汉奸、特务，没有血债和民愤，是个人才，我们就都可以用。”彭德怀如此信任张治中及所推荐的干部，对***的官兵和政府人员都是极大的安慰。彭德怀还特别召集在乌鲁木齐的***官兵和机关留用人员的大会，让张治中现身说法，作了《怎样改造》的演讲，一次演讲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彭德怀又一次召集会议，还是请张治中作《再谈怎样改造》的演讲，张治中希望全体***人员正视现实，勇于自我改造，改变领导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和中共官兵打成一片，向他们虚心学习，他指出，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讲有血有肉，说服力颇强，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人心作用。彭德怀亲自主持这两次报告会，并指示让党报予以全文发表。张治中的报告在《新疆日报》发表后，反响强烈，《甘肃日报》、《群众日报》都转载了，后来《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

   12月1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委员30人，同时在会上讨论通过《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行动纲领。同日新疆军区宣告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艾孜则(维吾尔族)为第三副司令员。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部队和三区***民族军及新疆***部队在迪化（乌鲁木齐）会师，并联合举行入城仪式，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检阅了部队。

12月底，彭德怀、张治中的新疆之行结束，沈济世率领机组又护送他们安全返回北京，胜利完成了这次特殊的见证新疆解放忽然建立政权历史的专机任务，受到了空军首长刘亚楼的表扬和鼓励。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宣布西北已经全部解放。新疆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飘扬在祖国最远边疆帕米尔高原。



如果说解放大西北，沈济世是见证人之一的话，那么解放大西南，沈济世与队友们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作出过重要贡献。与地面部队不同的是，沈济世提供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空中支援。

1950年初，中国人民空军组建了第二支队伍——华北空运队。执行护送彭德怀、张治中去新疆归来不久，又刚刚加入中国***的沈济世，因其航空业务技术精湛，奉命调任华北空运队参谋兼领航员。

1950年3月，沈济世调入华北空运队一个月后，正逢人民解放军入藏因恶劣天气而行军艰难之际。这时，沈济世主动请缨并协助队长、曾经一道在开国大典接受空中检阅的谢派芬率领3架运输机进驻重庆机场，担负支援进军解放西藏的空投任务。

告别了团聚不久的妻子，沈济世踏上了新的征程。留在后方首都北京的沈源，望着离多聚少的丈夫沈济世，一点怨言也没有。她默默地为沈济世收拾飞行行囊，叮嘱他安心上前线，别担心怀有身孕的自己，已经分配在空军某医院的她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干出样子来，与丈夫在新中国的新岗位上比一比贡献。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大西南，历史上有过不少记述。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预想应由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来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莫斯科前的11月23日就给彭德怀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然而，一向作战勇敢、打过不少恶战的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深知，历代从新疆进军西藏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不得已，彭德怀于1949年12月30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据实发报：从西北入藏仅屯兵屯粮和修路的准备就得两年。这样一来，进军西藏只有交给进军西南不久目前仍在剿匪的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了。1950年1月2日凌晨，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党中央及彭、刘、邓、贺发来电报：“……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

在重庆曾家岩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思虑再三，最后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刘、邓的爱将，时年36岁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出征，确定入藏兵力为3万人，补给线上1万人，以此加强兵站线。

2月15日 西南局、西南军区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指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不准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

3月4日 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大会庄严宣誓：定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进军西藏本来可以采取就地筹措物资的办法解决军需，但毛泽东主席从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出发，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由于进军西藏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任务十分艰巨。朱德总司令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元、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和指挥支援工作。为配合二野十八军进藏，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决定由一军组建了一支６００人的精干的青海骑兵支队，并在驻新疆的第二军中组建起独立骑兵师。此外，从云南进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也都在集结待命。

进军西藏的兵力准备并不困难，关键是后勤保障。人民解放军剑指西藏之际，中共中央西南局确定的进军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非常突出地把“补给”摆在战斗之先，其实，谁都知道行军打仗如果没有粮食和衣物，再强的部队也会不击自溃的。

解放西藏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康藏地区社会复杂、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进藏部队必须一边开路一边前进。部队给养只能自己携带或内地供应。根据出发前预测，每位战士背负量起码要在40斤以上到60斤，扛重机枪的战士负重则要超过100斤。为此，西南军区把修筑公路作为支援工作的重要环节。

1950年3月20 日，进藏先遣支队在攻占康定后，由于当时公路只通车到雅安，物资运往康定十分困难，部队粮食筹措无着。为加快后勤补给进度，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迅速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并从全军区抽调６个工兵团、十八军３个团和４个营等约１万8千人投入施工。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西南军区投入开路保障补给的兵力超过作战兵力的半数以上。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冲锋作战就有一个半人为其开山筑路。参加修路的部队克服了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等困难，奋战４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４２００多米的折多山，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车甘孜。享誉全国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队打通二郎山英雄业绩的歌曲。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的号召和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示，与藏汉筑路人员一道，历经四年征服了千难万险，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雪域奇路。这条全长2500公里的川藏公路是在施工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翻越横断山脉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１４座，跨越金沙江等１０多条大河修建而成的。据说，这条入藏部队通过的公路是以每公里牺牲1人的代价建成的。

西南军区调兵谴将并致力于建设交通保障线时，前线战士遇到的情况也证实了入藏因运输不便致使口粮和物资都十分艰难的程度，其中入藏的先遣部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无法补给，战士只好靠挖野菜和捉地鼠充饥，断粮日子长达一个多月。

前方将士的艰苦处境，令后方指挥部十分焦急，1950年3月29日，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请求空投支援。次日,毛泽东主席指示空军迅即派出飞机空投粮食。时间紧迫，空军立刻将这任务交给华北军区航空处所属的空运队。这就是沈济世所在的华北空运队，说起来是个空运队，其实整个空运队仅有C—46,C—47运输机12架,大都非常陈旧，少数勉强可用。华北军区航空处挑选较好的飞机3架(2架C—46，1架C—47)和相应的机组，沈济世就是被选中后随谢派芬队长于当天下午从北京起飞抵达重庆的一员，4月2日他们便转至四川新津机场。

沈济世和谢派芬星夜兼程带去的这3架飞机连同西南军区航空处接收的4架C—46飞机，以及后来又从北京增调的3架C—46飞机组成了西南军区空运队，归西南军区航空处领导。西南军区指示华北空运队的三架运输机抵达西南后应迅速投入执行空运任务。

大军入藏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同样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全国各地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进军西藏大军。北京、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赶制各种进军用具和物品。

得知入藏进军异常艰难的消息，毛泽东主席特批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部队，周恩来总理也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使用。

然而，远水难解近渴，当大批空中运输机尚未到达时候，沈济世和队长谢派芬率领的首批3架运输机就成了空中支援进藏部队的主力军。不过，凭当时的飞机装备，一时还难以担当支援入藏部队给养的任务。因为翻越青藏高原就是当时的最大难题，何谈空投物资支援入藏部队？然而军情紧急，任何困难都要靠自己去克服。

沈济世一行从北京起飞于次日到达重庆机场后，便和队友们一道提出了这样的战斗口号：进藏大军进到哪里，我们就把补给物资空投到哪里。此时，第十八军入藏先头部队已越过大渡河进入了康藏高原，而川康交界处偏偏是横断交通的大雪山。当年红军长征时期就曾翻越过这个大雪山，若论高度其主峰——贡嘎山的海拔约7556米。

如此山高万仞，无疑是空中飞行的拦路虎。此前，不论是***空军人员还是外国飞行员，没有任何人敢驾驶飞机飞越大雪山。美国空军飞行人员望而却步，称之为“世界空中禁区”。

任务是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尽管此前有心理准备，但康藏地区处处崇山峡谷，其地形之险峻，气候之恶劣，远远出乎大家的意料。入藏的地面部队要在飞行地图上根本没有任何标记的地方辟路前进，新组建的飞机空运队当然也要跟随空投。但是，沈济世等机组使用的都是缴获的陈旧飞机，性能很差，根本就不适合高空飞行，加之机上的通讯联络、导航设备很不完善，气象资料来源也极为匮乏，航空地图又不准确，要想飞越群山叠峦的康藏上空无疑是非常危险和艰难的。可沈济世等人不信这个邪，他们偏偏要闯一闯“禁区”，尽快开辟拉萨航线，让入藏部队早日得到空中支援。——沈济世和战友们都十分清楚，天寒地冻之际，进藏部队实在等不起。

胆识过人的队长谢派芬对飞越“禁区”充满信心，飞行领航员出身的沈济世对突破“禁区”也是信心十足。沈济世与谢派芬相互间的配合也十分默契，说起来也算是缘分，如同有幸识得同出安徽的张治中一样，年长几岁的沈济世与入党早于自己一年半的谢派芬也是安徽老乡。1918年出生于安徽歙县的谢派芬，也是***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飞行员，曾担任过上尉飞行教官。1949年1月3日，他先于沈济世三个月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飞往解放区。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境遇以及肩负的共同使命，给了他们更多的默契，也成就了他们共同突破高原飞行“禁区”的神话。

从北京到川康，沈济世其他几位***的飞行员徐骏荣、魏雄英，领航员盛承光，通讯员赵昌燕、段德济等在队长谢派芬的带领下一路马不停蹄，仅三天时间就飞行数千公里并于4月2日到达目的地。长途跋涉的空运队队员们顾不上休整，第二天就驾机升空开始了高原“禁区”的试航工作。

颇具风险的高原“禁区”试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队长谢派芬心里更清楚，从川西飞向康藏高原，过康定山口是第一关。由新津到康定，空中航线虽然仅有180余公里，但中间横亘着邛崃山脉，而且康定山等雪峰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如果有适宜高空飞行的飞机，当然可以轻易地从山峰上飞越，而空投队目前使用的飞机性能很差，很难飞到6000米以上高度。显而易见，飞机要想通过康定山口，就必须找出顺着山峰间峡谷穿行的航线。

1950年4月3日，由机长谢派芬、飞行员徐骏英等组成加强机组，驾驶C－47型飞机第一次试航。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次极具挑战性的试航。加强机组从凤凰山机场起飞后，决定沿川西平原西侧与邛崃山脉平行南飞。然后试探着能否和陆路一样，从雅安向西飞进康定。按理说，康定附近有一条河，切断南北走向的山脉，向东流入大渡河，河道上空必定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这个峡谷可以作为山口通道，飞往康定。飞机先作目视地面飞行，然后沿山边向南爬高。但当飞机上升到4200米时才穿出第一层云达到预定航线检验点，此时前面云量增多，看不清地面了，为防止撞山，飞机盘旋上升，结果用了15秒只升高210米，把发动机油门加到最大，飞机才爬高到4800米，几乎到了飞机的升限。

康藏的崇山峻岭仿佛在故意考验谢派芬、徐骏英等人驾驶的老式飞机，本以为飞机早该飞到山顶，可在飞机右舷窗外的“山墙”还是黑压压一片，放眼望不到山尖。倘若飞机继续爬升势必酿出机毁人亡惨剧，大家经过核议决定先返航。通过这次试航，领航员沈济世等人都发现一种现象，就是这里的实际山高要比地图上标示的高出一倍左右。事后，参加首次试航的队员们每每想到这惊险的一幕就会感叹：真的好悬啊！

4月4日，谢派芬带领众人再次向高原“禁区”发起第二挑战。飞机升空后继续由北向南飞行，在到达雅安以前的一段飞行中，透过右边舷窗，机组人员的目光所及，依然是连绵不断的重峦叠峰。按C－47飞机性能是不能飞越的，大家虽然有些焦虑，但飞机只能贴着山脉向南飞行，伺机寻求可以绕山西行的山口。当飞机终于找到出口转向西往雅安方向飞行时，猛见天气骤变，密布的云团笼罩了山峰，也模糊了飞行视线。结果，第二次试航也是功亏一篑，飞机只好在4500米高度上再次返航。

空投队这两次挑战“禁区”虽无建树，但试飞的结果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使用C-47型飞机试航，很难成功。在返航后的“诸葛亮会”上，熟知C——46型飞机性能的沈济世等向谢派芬队长提议，改用拼装了氧气设备的C－46型飞机试航。此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附和。于是，空投队向上级请缨，请求批准空投队驾驶C——46型飞机再作高飞试航。

　　 第三次试航开始了。这次试航由谢派芬、李嘉谊、沈济世等人驾驶C——46型进行的。试航飞机从白市驿起飞后，不再绕山南行寻找出口，而是直接对准康定的航向，一路爬高。飞机飞至半途时，又遇到上次出现的情况，天气开始变坏云量也逐渐增多。不过，这次是有惊无险，C——46型飞机的性能是大家定下心来不再返航。为了看个究竟，机组人员驾机爬高到5000米高空的云层之上。因为飞机有二级增压，有氧气供应，载重较轻，飞机继续上升，直至6500米云层之上。此刻，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高原上的山峰历历在目。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后，大家这才顾得上看看飞机上的标尺，这一看不大紧，顿时惊得大家张大了嘴：妈呀，实际高度比地图上标记的高度不知道要高多少呢！

飞机高居云端缓慢飞行，恢复平静的机组人员定神一看，发现群峦叠嶂的高原上有些山峰之间尚有较低的山口。大家知道，只有从这些低矮的山口飞进去才能找到地图上标示的康定。机组人员再次屏息试航，飞机小心翼翼地向“山墙”边飞去，机翼下是一片云海。何处是搜寻的目的地，谁也说不准，高原上唯一可以识别的目标就是海拨7556米的贡嗄山，那是当年红军翻越的大雪山的主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较宽、较低的山口，机组人员丝毫也没犹豫，驾机就往山口里钻。可机翼下面仍是茫茫云海。康定本是在三座山之间的凹处，按地图所示，飞进山口约5分钟就能到达康定上空，飞机的计时显示进入山口已飞行了7分钟。尽管机翼下依然是5000米以上的高原群山，但大家一致判断康定就在茫茫的云海下面。谢派芬等人只好把这里权当作是康定上空，飞机围着这个假想的目标兜了几圈便返回基地。想不到的事情往往会有想不到的结果，第三次试航机组返回基地不久，就接到康定前线指挥部电告的消息，说他们确实听到了飞机在上空盘旋的声响，就是不见下来。

试航飞机飞临康定的消息，象插上了翅膀很快传到西南军区指挥部，谢派芬、沈济世和所有队员们更是兴奋无比，因为他们首创打通进藏“天门”的航行记录，第一次冲破康藏高原“飞行禁区”。此次试航的基本成功，标志着西南空投对可以实现对康定前线的空投了。

4月15日，是空投队第五次试航的日子。格外晴朗的天气似乎在预示着什么，谢派芬再次带领第三次试航的机组人员驾驶C——46型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负载试航。当飞机飞至康定山口时，显示的高度是5500米，而此刻飞机两侧的山峰依然高出飞机许多，出口信道也特别窄，只能单机直进直出。试航飞机继续向康定以西飞行，所见还是山高谷深，险峰峻岭，即使发现少有的几处谷地，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而且范围都很小。飞机若继续西进，则必须钻山沟、绕山，一旦出了故障很难找到营救措施。机组人员边试航边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否实施空投，因为C-46型运输机此次是重载出航，只能上升到6000米左右，如果飞行太低就不能在云中进入山口。当然，C——46空投后空机返航时，是可以上升到7000米以上从云中飞出山口的，只是这样的进和出已经是飞机性能的极限了。

　　正当谢派芬正在全神贯注地琢磨空投方案时，整个机组同志几乎同时发现了地面信号和挥动手臂的人群。谢派芬当即决定把随机负载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投向康定空投场。当飞机顺着山谷徐徐飞行，将粮食和其他用品空投到地面时，沈济世和战友们似乎听到了地面指挥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的阵阵欢呼声。此次试航成功，终于打开了从空中进入康藏高原的“天门”，为继续向前延伸航线支持地面进军开辟了途径。身负重任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支队得到给养补充以后，又精神百倍地继续西进。

于是，历史在这一天也写下了厚重的一笔：谢派芬和他的空投队战友们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空投任务。

有了空军空投队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先遣支队如虎添翼，进军势头勇猛。1950年4月28日，入藏先头部队抵达康北重镇甘孜。但是到了5月初，先遣支队的粮食再度告急。西南军区指挥部要求空投队的空投任务也必须随之西进到甘孜。

这一任务落在沈济世的队友、曾于开国大典时处于第五分队接受空中检阅的王洪智身上。作为西南军区空投队的副分队长王洪智深感肩上胆子的分量,他与飞行员李嘉谊，以及沈济世等领航、通信人员一道认真研究开辟新航线的方案。5月3日，王洪智带领机组人员驾驶C—46飞机开始向甘孜试航。然而，由于越向西飞行条件越恶劣，第一次试航失败了。紧接着，他们又进行的两次试航，也是先后都失败了。

此时，进军到了甘孜的地面部队的供应已陷入相当严重的困难境地。有关资料这样记载了二野十八军第52师师长吴忠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挖地老鼠，捕麻雀充饥……。”

时间不等人，空投队焦急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1950年5月7日，王洪智率领机组人员又进行了第四次试航。天公作美，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后，王洪智及机组的所有人员一道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飞越大雪山，顺利到达甘孜。在随后的两天里，空运队以最大的出动量，连续向甘孜、康定空投粮食2.3万公斤，解救了地面部队。空投物资的及时运达，为解放大军向西藏的首府拉萨进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川藏高原“飞行禁区”被西南军区空投队突破后，庞大的物资空投量使沈济世和他的队友们更加忙碌起来。恰在五零年这个最忙碌的初夏时节，沈济世与沈源的爱情结晶——大女儿降生了。临进产房前，热心的同事要替沈源发电报给沈济世，让其请假回北京来陪伴她。沈源连连摇手阻拦道：“那边工作正忙别惊动他，反正生孩子是我的事情，他不来我也得生，他来了也帮不上忙，孩子还是我生。”正是妻子的深情理解与支持，沈济世才能全身心地驾驶陈旧的“老母鸡”（老式活塞飞机）一次次勇闯高原“飞行禁区”。这一年年终评比时，沈济世获得了“工作模范”称号。表彰大会上，沈济世接过首长颁发的荣誉奖章时心情激荡，他在心里默默地向妻子致意：“奖章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与沈济世援助入藏部队取得进展一样，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医疗事业中的沈源工作也十分出色。她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被评为航空局模范，还受到军委航空局领导接见和嘉奖。

或许多少与“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有关，正当沈源工作日益顺手，并计划继续深造之际，沈济世和队友们已打开进藏空运空中通道，空投物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加繁忙了。1950年10月，沈济世等转场到了成都新津机场，队伍扩大改编为西南空运大队，继续执行支援进藏任务。为了支持丈夫全力投入解放西藏，沈源放弃了深造机会和北京的优越工作与生活条件，带着简易行李，背着襁褓中的孩子，毅然来到了沈济世身边。从此，夫唱妇随，共同为大军入藏服务的，直至西藏和平解放。

妻子的支持是无声的，也是无私的。在西南艰苦的环境中，沈源一方面要照看襁褓中的幼儿，另一方面想尽办法照料丈夫的生活，使沈济世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去。在西南空投飞行运输队的两年多时间里，沈源也耳闻目睹了沈济世及其队友们为了西藏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勇闯“飞行禁区”的悲壮场面。

1952年6月7日，西藏的雪山永远记下了这一天。这一天中队长魏雄英机组驾驶C—46飞机执行向昌都空投物资任务在返航途中，因天气恶劣，飞机失去操纵，不幸撞于康母山的主峰上，机组9名人员全部牺牲。在另一次空投中，空投员程广嘉，因过于劳累，被甩出机外不幸身亡。这些都是与沈济世朝夕相处的队友们，不少人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沈源的眼前闪现，沈源每次目送丈夫出征时，都会在心中默默念叨着，希望丈夫努力完成牺牲队友未竟的事业。

沈济世和他的队友们没有让牺牲的同志失望，从１９５０年4月至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沈济世所在的空军飞行运输队支援进军西藏飞行1339架次，总计３７７６小时，在康藏高原试航开辟出二十五条航线，空投物资达240.9万公斤。

在某种意义上讲，西南飞行运输队所作的大量工作，加快了西藏的解放进程。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为保障协议的贯彻执行，7、8月间，二野第十八军的部队分别从昌都，甘孜等地向拉萨进军。进藏部队由于从地面和空中都得到了补给，进军比较迅速，先遣支队于1951年8月29日进抵拉萨。10月26日，由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第十八军主力部队顺利抵达拉萨。

1951年12月20日， 西南、西北两支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大会向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至此，西藏回到人民的怀抱。

……



沈济世颇为自豪的是，在见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又赶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并能直接为入藏部队做些事情。

1953年，沈济世胜利完成支援解放西藏的空投任务。中央军委航空局考虑到他的专业特长决定调沈济世回北京，担任空军领航处的地图测绘部门等岗位工作。在随后的十年间，沈济世与其他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作出显赫功绩的战友一样，居功不傲，默默奉献，其飞行领航专业知识继续为人民空军建设发挥着作用。

1957年6月18日，国防部将一枚三级解放勋章授予沈济世，以表彰他架机***，飞向光明。

1963年，年过半百的沈济世觉得自己不能适应部队紧张生活，经组织批准，带着团职待遇回到淮河之滨的故乡蚌埠，任安徽财贸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妻子沈源也转业来到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其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使她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群众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回到地方后，沈济世与妻子沈源均信守自定的人生准则：不贪天功不声张，不向组织伸手谋私利，尽心尽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关于自己为解放战争胜利冒险搜集情报，以及为人民空军所做的辉煌业绩，沈济世夫妇始终缄口不言。正因为如此，夫妇俩在回地方几十年间的待遇没有任何改变。沈济世当年是正团级待遇直到道半个世纪后去世依然是正团级待遇（尽管沈济世在东北航校任教时候的许多学生都是师职以上干部或成为了将军，尽管沈济世有不少空军军官学校同期生在***空军中也早已晋升为将军）；沈源当年是什么级工资直到离休还是什么级工资。倘若常找领导摆功多向组织争取，或许沈济世与沈源会有很好的安置与待遇，但夫妇俩仍无怨无悔，不求显达，以致身边的同事及地方人员很少有人知道这对英雄夫妻的曲折经历。

文革中，沈济世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全家人都被打入冷宫，随他回到故乡的妻子沈源也被造反派称之为“反动军官的臭老婆”。所幸沈济世夫妇俩做地下工作及结婚时的有关资料全部烧毁，造反派只知道沈济世曾经是***军官，许多人也认为他只是个普通的***人员，其它则无从查证。若非如此，沈济世夫妇还不知道要受到怎么样的迫害呢。

沈源天性耿直，不论谁蔑视她她决不低头，每次上下班她都会挺直腰板昂着头——她觉得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为啥要低眉折腰？然而，十年动乱毕竟还是给沈家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父母受批判，沈济世和沈源唯一的一个儿子，经受不了刺激患上重疾，其生活甚至还要年迈的沈济世与沈源照料。夫妇暗自流泪之际，也曾伤心也曾懊恼不已，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提着脑袋干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驾机***换来的竟然是打击与迫害。想不通归想不通，但夫妇俩相信跟党走没有错，坚信当年飞向光明是正确的选择。

沈济世与沈源从不张扬自己的业绩，其功勋几乎被尘埃甄没。然而，共和国的历史没有忘记他俩，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也客观要求夫妇俩不能再缄口不言。沈济世知道，他的黄埔同学中大多数人还在台湾，他的留美空军同学也大多数都在台湾。讲述历史，为统战工作再发挥一点余热，也是他这位终身信仰共产主义的***员职责所在。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沈济世在功成身退沉默数十年后开口讲述自己在中国***解放和人民空军建设史上的点滴功绩。

由此，沈济世的传奇经历才开始渐渐地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对这位英雄式的人物及其勇敢的妻子再次投去了关注的目光。

1999年，电视台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沈济世夫妇的传奇经历后，特地进行采访并专题报道沈济世夫妇见证开国大典以及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消息。随后，各家媒体又多次进行跟踪报道夫妇俩的故事，沈济世与沈源夫妇也因此成为故乡人民心目中的家喻户晓人物。

此后，沈济世在妻子沈源的支持下焕发青春，致力于写回忆文章和做些统战工作，直至2002年逝世。

尾声

2004年建国55年国庆之际，我们再次前往沈济世夫妇住处采访这对有着特殊经历的***伴侣时，82岁高龄的老太太沈源接待了我们。此时，沈济世已经作古两年，回忆过去的光荣历程，我们难免唏嘘不已。

从老太太沈源的口中，我们又知道一些沈济世夫妇回到地方后以及与故友重逢的后续事情。

1983年12月12日，党中央委托空军党委在北京召开颁发《架机***证明书》大会。12月14日，邓颖超同志及习仲勋、王震、杨尚昆和余秋里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当年架机***的空军人员，晚上又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与会人员。沈济世夫妇提前两天来到空军招待所报到。接待他的有不少是沈济世在东北航校时的学生。刚住下来，就有人告诉他“唐宛体已来报到，今天去车站接你两次。”两人相见亲切拥抱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曾于五十年代转业到民航局工作的唐宛体仍记住***前沈济世给他透露的信息，若非沈济世情报及时，唐宛体可能就落入***手中生死难料。

这次故友重逢，沈济世还知道，曾同驾一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王玉珂，已经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与自己同机***的刁光弟也在五十年代转业到长春市环保局工作，由于身体不好没能参加大会（后来也病逝了）；沈济世的***领路人王月英五十年代在国家侨委工作，后调总参二部工作，离休后定居上海（这位我党我军杰出的女情报战士已于1995年9月去世）；而与沈济世经历大致相同的伙伴张镭、段德济、罗锡令、宋元信等均已先后病故。

当然，还有不少沈济世熟悉的伙伴，那些与自己一道***的飞行员们在建国前后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中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劳战友们，大多数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尤其在文革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写到这里，我们多少有些为沈济世感到不平，尽管沈济世从未抱怨组织，1955年授衔时仅是个大尉，到地方后也是长期在科级干部岗位上工作的他，临逝世时还教育孩子要听党的话别向组织伸手，但象沈济世这样当年参加过抗战，留美飞行的“天之骄子”们不受重用在***飞行员中十分普遍，没有受到迫害已属最大的幸事。以下部分***空军***人员（大多是地下党员）仅仅是他们的境遇缩影：

刘善本，空军少将，空军学院副教育长，文革初期被多次批斗后自杀身亡。

俞渤，空军第二航校副校长，当年以驾B-24轰炸南京总统府而震惊中外的英雄，文革中被长期批斗而抑郁成疾，1974年胸腺癌不治逝世；郝桂桥，与俞渤同机***，国家体委群体司干部，一直未受重用而直至离休；陈九英，与俞渤同机***，历次运动中和文革中长期受审，被下放插队，后做过门诊部的支部书记、北京西城区体委干部，一直未受重用而直至离休；张祖礼，与俞渤同机***，后调往四川广汉民航十四航校工作，生活长期拮据。

李学冕，***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通信员，他随唐宛体、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李学冕经唐宛体发展而参加***，抛弃了在***空军中的优越生活***后，地下党遂安排其妻子、女儿化妆后由国统区经历千辛万苦穿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参加中国空军的初建。不久被转业至地方任中学教员直至离休，生活、住房长期拮据。（其二儿女曾扮演《小兵张嘎》中的小女孩-鱼英子）。

令人钦佩的是，虽然这些飞向光明的***人员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政治及其它待遇，但一心跟党走均是其矢志不逾的追求。斯人已矣，其精神可歌可敬！



附记：解放前夕***空军驾机***人员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空军的1架日制“九九”式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驾驶，从江苏扬州起飞，飞抵延安，首创从敌对阵营驾机投奔***先例。这架飞机是日本赠送给汪伪政府专机班的，机名“建国号”。飞抵延安后为纪念此次***行动改名820号。

1946年6月26日，***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成都起飞，飞抵延安，首创***空军驾机投奔***的先例。刘善本山东昌乐人，1938年毕业于***空军中央航校，曾于1943年赴美受训，并被内定为蒋介石“美龄”号专机的驾驶员，***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副校长、空军副旅长、空军第10师师长、解放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1948年9月23日，***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16日，***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起飞后曾准备轰炸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因投弹系统故障，5枚炸弹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矶，当时蒋介石正在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慰问空军将士，听到爆炸声大惊失色。投弹后轰炸机飞到解放军占领下的石家庄。

1948年12月29日，***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3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在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的策反下，组织机务员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郑州机场。

1949年1月12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上尉副官高全诤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从杭州起飞，原计划飞往徐州，因天色昏暗，没能发现，只好在安徽宿县双石铺河滩上迫降。

1949年1月14日，***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49年1月15日，***空军第20大队11中队中尉飞行员刘焕统、邹耀坤、宋宏儒，在青岛机场砸开机舱，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沈阳。

1949年1月27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周梦龙、李延森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分别驾驶1架美制PT-17教练机从杭州起飞，飞抵合肥。

1949年1月30日，***上海民航局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长邢国铮、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员刘书荣、华兴杭、飞行副驾驶李筠、机械员陈铁生，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在乘坐C-47客机从上海飞往青岛途中，劫持飞机在济南降落，首创民航机投奔***先例。

1949年2月2日，***民航局上海龙华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员李愚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管制员刁家平，从上海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起飞后因机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坠毁，2人受伤，后经地下党安排，2人从地面到达解放区。

1949年2月3日，***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寿、黄友寿、黄文刚乘着机务人员例行试机的机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机会，偷上1架美制B-24轰炸机强行从上海起飞，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1949年2月19日，***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少尉飞行员魏雄英 (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赵昌燕、少尉领航员张镭，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下，从上海起飞，降落在济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驾机向进军西藏部队执行空投任务时撞山身亡。

1949年2月22日，***空军第10大队102中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撬开机舱，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西安起飞，计划飞往北平，因燃料耗尽迫降于河北唐山。

1949年3月7日，***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军官学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3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驾驶1架英制“蚊”式战斗机飞抵河北石家庄。

1949年3月7日，***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

1949年4月7日，***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将领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教员王亚蒙(女)，乘着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1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

1949年4月9日，***空军第10大队中尉飞行员刁光弟、中尉领航员沈济世、少尉通信员王凡、少尉机械员徐迈、空军供应总处少尉军械官于振超、机工长罗锡龄、宋永信，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组织下，于试飞为名从上海驾驶1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济南。

1949年4月17日，***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杜道时原是B-24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未驾驶过C-46，竟能以2人驾驶需要5人机组的C-46安全起飞，确实不易。飞机飞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为敌机来袭，组织对空射击，C-46就在防空火力弹雨中降落，降落时机翼中弹，幸好2人未受伤。这是***空军首次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

1949年6月15日，***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在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见僚机因故障返航，正是***的大好机会，便果断改变航向，直飞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1949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介石专机的副机机长，是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开始进行驾机***准备。当天原是只准备去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央航1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又没有警卫，便抓住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在南京安全降落。

1949年10月16日，***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空军飞行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测定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

1949年12月26日，***空军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他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上1架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参考资料：

《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大事日记》；

《抗战周刊》1938年4月30日第十一、十二合刊；

《人物》1993年第4期；

《大江南北》杂志1999年第4期；

《战地春秋》1998年百家出版社；

《开国大典6小时》1999年辽海出版社；

《空军征战纪实》200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2期；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人物春秋》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治中传》；

《南京***政府纪实》199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蚌埠市政协1985年第2辑、第六辑，2000年第23辑；

《中国故事》2005年2月号；

红霞云：《西北风云豪气壮》；

《电报，飞越北京和迪化之间》亦凡公益图书馆；

《大地》2002年第3期；

《谢派芬：中国第一个打通进藏“天门”的空运队长》；

尹家民：《邓小平爱将张国华》；

《西藏大事记》；

《蚌埠市大事记》1988年

                                草于0五年初,修改于0五年十月．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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