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现代命运

　　一个法国人眼中不同的圆明园

　　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久地惧怕欧洲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10月18日的北京，一片凄风细雨，仿佛故意要配合这个悲剧性的纪念日。

　　伯纳·布里塞竖起了衣领，这个一头白发的男人嘴角挂着法国人惯有的微笑，第四次走进圆明园的废墟。

　　作为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资深记者，布里塞此行是为了参加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的一次“重量级对话”。

　　他被邀请的原因，是2003年曾用法语撰写过一部有关圆明园的书籍---《1860：圆明园大劫难》。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这一天，在圆明园“谐奇趣”景区，他将与70岁的台湾历史学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对谈，“共话万园之园的兴衰历程”。

　　也许是主办方有意为之，这个室外对话的地点---“谐奇趣”亦是中西交融的产物。它是西洋楼景区最早落成的西洋建筑，由乾隆年间宫廷的西洋画师、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神父蒋友仁设计监造。

　　对于第17次来到中国，布里塞的话很符合这一情景的气氛、或许也是中国人最希望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下的表态：每次来到这里，自己都感到一种羞耻，“这是一个被中国人反复记忆，而法国人希望永久遗忘的地方”。

　　其实法国人何必希望永久遗忘圆明园呢？即使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英国人才是烧毁圆明园的唯一凶手---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法国人，已经有资料表明他们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对。

　　外国人对于圆明园的认识总是与中国人有所不同。150年前如此，150年后，仍然如此。

　　雨果的收藏

　　这一天，布里塞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圆明园遗址的雨果雕像落成仪式。

　　布里塞了解雨果之于圆明园和中国人的意义：对于20世纪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谴责代表了愤怒和主持正义的神奇力量。他那封关于“两个强盗”焚掠圆明园的信经常被人引用。

　　这位大思想家和大文豪，虽然还有很多人可以与他比肩，但是因为对同胞的谴责，“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崇敬。”布里塞说。

　　不过，布里塞在自己的书里还是写下了这样的内容：1989年4月，当一位中国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时发现，雨果竟然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而他的收藏也有来自圆明园。

　　不过布里塞说，雨果关于“两个强盗”的那封信虽然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我的书出版以后，法国民众对雨果的那段文字才开始津津乐道。”

　　同样因为这本书，法国人才开始知道和关注这段历史。“我的书出版前，法国的研究单位对这件事情也很少有专门研究。”后来布里塞又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宋氏三姐妹》、《北京》和《上海》。在法国发行量很大的《世界报》在介绍《北京》时，最后又专门提到了雨果的这段话。

　　无论是150年前的雨果，还是现在的布里塞，在西方世界都属于“个别现象”。这一点，从布里塞和汪荣祖的书里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汪荣祖最早打算写《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时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他希望用一本书向西方讲述圆明园的故事。用了20年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在西方世界只发行了1000本。

　　2003年，《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译成中文后在台湾销售了2000多本，在大陆销售了五六千本，“还是中国人自己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他对本刊记者说。

　　雨中的这次对谈差不多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同坐在一片废墟之上，布里塞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联姻。

　　他诙谐地补充说，法国人有一句谚语，结婚越久就越幸福。但是以当下的环境，这句话在台下的满座的中国人听来，似乎有些牵强。

　　被遗忘的原因

　　作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饶有兴趣的旅行者，布里塞与中国的第一次见面是在39年前。不过直到10年前，他才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名词。

　　“我和我太太跟所有旅游者一样，去了在西方世界比较有名的‘新夏宫’颐和园。我记得那天是10月15日，天气相当好。”他们在颐和园游览完后时间尚早，于是转进了不远的圆明园。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说过圆明园这个地方。

　　离开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有一些北京市民在这里郊游、野餐，或者泛舟湖上。而在废墟前，布里塞对自己说，这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

　　当然，法国人参与暴行的内容也来自现场的介绍，这大大刺激了布里塞。“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想法。虽然不是我家族的祖先烧了圆明园，但是毕竟是法国人烧了它，一个如此美丽的皇家园林，一个中国的凡尔赛宫，就这样成为灰烬了。”

　　带着一点愧疚和好奇，回到法国以后，布里塞开始有意搜集关于圆明园的历史资料。在发现一片空白后，他决定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

　　在西方，研究“中国史”就很冷门。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就更显得“另类”。他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来源于参与远征的军人、外交官、翻译官的日记，“英国人的记录不如法国人多。”他说。

　　“但是他的书，更像是一本英法远征史。”汪荣祖觉得。

　　书中记述了外国军人们第一次进入圆明园的感受：他们以为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150年后，当本刊记者问及布里塞对于圆明园和圆明园遗址的认识时，他重复了这个观点：它是人类的一个博物馆。

　　“部分人对圆明园焚毁的愧疚，更多的层面上是为了一种文化的毁灭，我们亲手烧毁了一个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他说。

　　但是，150年前英国指挥官决定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却是因为它是中国皇帝的私人财产。

　　由于1860年之前清政府对于一系列国外要求的拒绝和蔑视，特别是外国使节在中国遭到囚禁并致数人死亡。额尔金决定对皇帝进行惩罚。

　　布里塞引用了一位外国历史学家的观点：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久地惧怕欧洲人。

　　汪荣祖也认为，额尔金的想法“就是要惩罚咸丰皇帝。因为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圆明园里对以巴夏里为首的谈判代表进行了囚禁和侮辱，所以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咸丰皇帝。”

　　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一举动的反应大大超乎肇事者的想象。

　　曾在1950年出版过关于圆明园专著的何伯·丹拜认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对于中国人对焚毁圆明园历史的强烈反应，丹拜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

　　她进一步分析说，即使当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后，一旦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

　　比如日本人在30年代入侵后，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群众，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