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亲情世界

建国后如何对待哥哥姐姐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阻止毛岸青婚姻荒唐理由：怕杨开慧势力复辟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毛岸青和邵华是毛主席的次子和儿媳，长期以来，关于他们的婚事有多种说法，其中不少是误传和演绎。不久前，笔者采访了旅大市(1982年改为大连市)公安局警卫处兼交际处处长、年过八旬的张世保老人。49年前，毛岸青在旅大疗养期间，是张世保全面负责毛岸青的警卫工作并照顾其生活，还协助旅大市委的同志共同为毛岸青和邵华在旅大操办了婚事。

1959年暮秋的一天，旅大市委一位负责同志约张世保到办公室谈话，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即将从苏联来旅大疗养，市委决定由张世保全面负责警卫工作并照顾他的生活。这位负责同志深情地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为国捐躯后，岸青就是毛主席唯一的儿子啦，他从小离开父亲，失去母亲，过着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经常遭到特务警察的毒打，脑子受过重创。由于这个原因，毛主席也格外痛爱他。毛主席他老人家日夜为革命操劳，咱可得好好照顾他的亲生骨肉啊！记住，一定不能出一点点差错！”

张世保心里明白，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他当即激动地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周密安排，保证圆满完成任务！”张世保1947年入党，解放后担任公安局警卫队队长，1955年被选派到公安部公安学院深造，毕业后任公安部八局办公室警卫科长，多次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外围警卫任务，1959年被调回旅大市，先后担任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处长兼交际处副处长。这次从市委领受任务后，张世保立即赶回局里做了安排，选派原公安局长厉男的警卫员薛贵赶赴中苏边境，迎接毛岸青。

10天之后，毛岸青被薛贵接到旅大市南山宾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趋于紧张，毛岸青在苏联接受的是封闭治疗，由于过度使用激素，致使其全身浮肿，病情很重。张世保与毛岸青乍一见面，觉得他整个人十分憔悴，神态疲惫，沉默寡言，尤其是他那充满忧郁的眼神让人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张世保嘱咐工作人员：“他是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儿子，也是一个重病人，我们一定要满腔热情、细致周到地做好服务。”

为了调剂毛岸青的生活，张世保经常带毛岸青到海边散步，陪他一起聊天，为他找最好的医生，让炊事员做最可口的饭菜。毛岸青爱打克朗棋，张世保就经常陪他打；毛岸青愿意看俄文书，张世保就为他借来了俄文版的《西游记》，毛岸青有时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考虑到毛岸青36岁了尚没有对象，市委几位热心同志物色了一位女护士，安排在毛岸青身边照料他生活，有意培养两人的感情。这位女护士是位当地姑娘，比毛岸青小8岁，是一名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工作者。她照料毛岸青非常细心负责，一次毛岸青看书入了迷忘记了吃药，她一连提醒三次，毛岸青都不肯放下书，她只好把书“没收”，直到毛岸青肯吃药了，才把书还给他。可是，毛岸青对男女感情之事，反应比较迟钝，和这位女护士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却没有碰出一星感情火花。

1960年1月，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来旅大疗养，她带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放了寒假的二女儿邵华一块儿到南山宾馆看望毛岸青，令人惊喜的是，这对年轻人竟一见钟情。

邵华是毛岸青的嫂子刘思齐的妹妹，她小时候常随姐姐和姐夫到主席家里玩儿，她听主席和姐姐、姐夫谈诗论文很是羡慕，于是就央求主席送她读书。在主席的推荐下，邵华进了中央直属机关的育英小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毛主席又多了一位“论友”。一次，邵华和毛主席侃侃谈起小说《简？爱》，她对书中的主人公大加赞赏，毛主席没看过这本书，当时只是微笑着听着，没有发表什么见解。几天后，邵华发现毛主席的案头翻扣着一本《简？爱》，已经差不多看完了。邵华为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空读书的速度而惊讶，又为他的认真态度深深感动。她告诉主席，这几天，自己又想了一下，觉得原来的看法不太正确，对《简？爱》又有了新认识。毛主席就此和她谈起了恋爱观，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正在旅大养病的毛岸青身上，毛主席说：我那个老二，三十好几了，虽然遇到过不少姑娘，却至今没有一个中意的。我批评过他，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毛岸青当时在中宣部外译局任俄文翻译)。我劝你找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许是听者有心，邵华脸红了。邵华虽是毛家的亲戚，但和毛岸青却从未谋过面，很想见见这位年长的大哥哥。自从毛岸英牺牲后，张文秋也有意与毛主席再续亲缘，所以，她选择邵华寒假之机特意带女儿来大连疗养，此行多少带点儿“相亲”的色彩。

据张世保回忆，市委安排邵华母女与毛岸青见面的那天是个雪后初晴的下午。毛岸青一觉醒来，窗外树上有两只喜鹊喳喳叫个不停，毛岸青精神爽朗地打开窗户，一边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笑着问张世保：“张处长，今天好象是有什么喜事啊，你听喜鹊叫得多欢！”张世保笑着告诉他：“喜鹊叫，贵客到，今天有贵客来看你！”毛岸青问：“是谁？”张世保笑而不答，却把毛岸青引到客厅。

客厅里，市委领导正陪同张文秋母女唠嗑，毛岸青进屋后，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阿姨，他们互相握手问候。接着，张文秋向毛岸青介绍了女儿邵华，毛岸青的眼睛一亮：这位闪着一双明眸，梳着两根长辫子姑娘，似曾相识！“岸青大哥，你好！”邵华开朗大方地伸出手来，她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啊，你是邵华妹妹吧，你好你好！”毛岸青紧紧握住邵华的手，直到发觉把对方的手攥痛了才不好意思地松开。

过了一会儿，张文秋和陪同的两位市委领导出来了，张世保领他们到隔壁的会客室里坐着喝茶。张文秋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两个年轻人唠得挺投缘的，让他们唠吧！”一位市委领导听出话里有音，笑着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岸青这么开心了，平时岸青见了女孩子话就少，今天的话却格外多，看来他和邵华挺合得来呀！”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张文秋的表情，揣摸她内心的想法，张文秋是个爽快人，她马上就向市委领导坦露了心迹：“唉，岸英这孩子走得早，毛主席他老人家常常心里很伤感，我的大女儿思齐又没有给主席一家留下后代，我总觉得心里有些欠他老人家的！岸青的岁数也不小了，我们这一家和主席家知根知底，我很想把这门亲事再续下去，我想主席也会赞成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两个年轻人中不中意？”

16953100随梦而去发表于：10-07-04 11:28[只看该作者]第3楼市委领导一听，立即起身亲自给张文秋续满茶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呐，以前，我们也都为岸青的婚事着急操心啊，其实那是瞎忙活呀！现在看来，岸青的终生大事有着落了，邵华姑娘才貌双全，和岸青作伴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真是高兴啊！”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毛岸青和邵华才从客厅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晚饭增加了一个菜———沙锅炖狗肉，是正在旅大黑石礁疗养的罗瑞卿大将特意派人送来的。他在电话里跟张世保说：“这是刚杀的一条狗，我留了半只，另半只送给岸青和文秋母女尝尝。”狗肉是用泸州老窖酒烹制的，味道很香浓，邵华边吃边高兴地说：“我在大学里好长时间都没闻到肉的香味了！”

晚上，宾馆舞厅举行舞会。邵华性格活泼，特别爱跳舞，她拉着毛岸青走进了舞池。毛岸青跳起舞来，像是迈步走直线，逗得邵华咯咯直笑：“好了，好了，咱去坐着歇会儿吧。”

毛岸青和邵华跳舞的时候，张世保一直在场做警卫。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一眨眼的工夫，他突然发现毛岸青和邵华不见了。开始，他还以为是去洗手间了，可他哪里知道，这俩人是故意避开他。当他满头大汗地在宾馆后厨房里找到了毛岸青和邵华时，俩人正在有滋有味地吃着晚饭没有吃完的那锅狗肉呢。“你们也不给我打个招呼，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谁负得了这么大责任呐？”张世保喘着粗气，脑门上还挂着汗珠。

邵华急忙递过自己的手绢，一边连声道歉，一边忍不住吃吃笑个不停：“张处长，真对不起，这事都怨我，是我不叫岸青大哥和你打招呼的。因为……因为我馋了，想偷狗肉吃。作贼是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呀！”张世保被邵华逗笑了，他第一次领教了邵华开朗活泼的个性。邵华在旅大只呆了十几天，就匆匆赶回北京上学了。她和毛岸青道别时，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从此，俩人鸿雁传书频频。

1960年柳绿桃红的季节。邵华和姐姐思齐一同来到了旅大。她们此行还带来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家书。这封信一共两页，是用毛笔竖行写在特制宣纸上的。毛岸青看完信后非常高兴，他请张世保把这封信交给市委领导和医疗组的领导过目。此信的抄录件现存于大连市档案馆中，信的内容如下：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即邵华)来看你，她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市委同志，医疗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心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祝愉快！

父亲

市委领导看完信后，向张世保详细询问了毛岸青与邵华的情况，当听张世保汇报说，俩人情投意合，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时，市委领导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太好了！这门亲事，毛主席是很高兴的，你看他老人家的信里写着‘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咱们一定千方百计做好工作，争取尽早促成这门亲事。”

这时，一位市委同志提出：“邵华正在北大念书，怕耽误学业，每次来都是来去匆匆。”

市委领导想了一下说：“我们要留邵华在旅大多住些日子，如果怕耽误学业，可安排她到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插班学习。不过，这事儿对外要保密。”

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张世保为在北大念书的邵华办理临时转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插班学习手续。这种学习比较宽松，邵华可以腾出空闲时间和毛岸青相处。

星期天到了，张世保为了增加毛岸青的户外活动量，特意安排他和邵华去西山水库钓鱼。水库里的鱼是养殖的，张世保事先派人在水坝里放了好些鱼，毛岸青不知内情，见鱼频频咬钩，只觉得自己手气好，非常开心。下午，有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鲤鱼咬钩了，毛岸青和邵华手忙脚乱地把它拉上来。毛岸青高兴得哈哈大笑，竟像孩子一样拍起手来！当晚，邵华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鲤鱼，还把张世保请来一起品尝，他们吃得特别高兴。

毛岸青与邵华的婚事瓜熟蒂落。旅大市委为俩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张世保和市委几个同志一起负责筹备婚礼。

张世保陪同邵华多次上街选购结婚用品。邵华对张世保讲：“郭良(毛岸青的苏联名字)愿意穿中山装，但喜欢我穿得现代一点。”邵华为毛岸青买了一套高档中山装，为自己买了两件时尚的连衣裙和一双高跟鞋。邵华爱好摄影，喜欢小孩，她买了一架中档照相机和一套暗室设备，又买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洋娃娃。

晚上，张世保安排毛岸青、邵华一家人看电影。他则抓紧时间，到南山宾馆选看新房，审定婚礼程序，拟就来宾名单，做好各种安全准备工作，又匆匆赶回旅大宾馆和工作人员布置婚礼大厅。

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岸青和邵华的婚礼在旅大宾馆会客厅举行。37岁的新郎身着藏青色中山装，22岁的新娘身穿鹅黄色连衣裙，俩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当俩人相拥着走进婚礼大厅时，全体来宾热烈鼓掌，对这对幸福的新人致以衷心的祝福！婚礼由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深亲自主持，他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福毛岸青和邵华夫妇：“相亲相爱同进步，比翼双飞共白头！”邵华代表毛岸青讲话，她衷心感谢旅大市领导和同志们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说：“我和岸青真诚相爱，我们的结合只是爱情漫长旅途的开始，生活的路有阳光也有风雨，但只要我们携手同心，互爱互助，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的未来！”邵华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掌声中，邵华和毛岸青一起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婚礼简朴而热烈，几碟喜糖和花生，代替了婚宴酒席。虽然来宾每人只分得一杯通化红葡萄酒，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充满甜美的醉意。

毛岸青和邵华结婚后在旅大生活了近一年时间。他们的新居被安排在南山宾馆一个套间里，房间里有一个小仓库，被改作洗相的暗室。酷爱摄影的邵华，经常拉着毛岸青到海边和各个公园游玩照相。

然而，毛岸青却好静。他性格内向，行动迟缓，不喜欢户外运动。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尤其喜欢读俄文，说俄语，床头、手头总离不开俄文书籍，并时常翻译一些俄文资料被拿去刊用。毛岸青在苏联整整学习11年，回国后不仅保留了苏联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连语言习惯也难改过来，有时候说普通话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就用俄语表达。久而久之，邵华也受到了熏陶，夫妻俩时不时地用俄语讲上几句。邵华习惯叫毛岸青的俄语名字———郭良。

为了增加毛岸青的运动量，邵华经常打电话邀清张世保来陪毛岸青打克朗棋，这是毛岸青比较喜欢的运动项目，打到吃饭时间，他们夫妇就留张世保一起吃饭。那时，每逢外事活动或周末，市委、市政府都有舞会，张世保总是不忘通知邵华。邵华也总是非常高兴地带着丈夫一同参加。毛岸青不好动，邵华每次都要他陪自己慢慢转上几圈，但不管玩得多么开心，只要毛岸青累了，邵华就会立即陪他回家休息。

邵华虽然比毛岸青小15岁，但在生活上却总像一位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体贴他。毛岸青有健忘症，生活自理能力差。每次出门，邵华都要帮他穿戴整理一番，带上他所需的各种物品，出汗了，递毛巾为他揩汗，天冷了，为他加一件衣裳。有时毛岸青头脑突然混乱，说起话来颠三倒四，邵华便及时为他理清条理。一次，毛岸青盯着身边的一个警卫人员足足看了半分钟，莫名其妙地冒了一句：“我怎么越看越发现你像一只大马猴？”弄得这位年轻的警卫人员非常尴尬。邵华赶紧笑着打圆场：“郭良，你是不是还在想昨晚上的梦啊，看你，又在说梦话啦！”毛岸青闻言一怔，突然清醒了，问道：“啊，我刚才说什么啦？”邵华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彼此理解地相视一笑，刚才的不愉快立即过去了。邵华的贤慧和豁达赢得工作人员由衷的敬佩。

1961年春节，特别喜欢孩子的邵华将张世保的小女儿燕燕和另一位工作人员的女儿英英一起带到家里玩儿。当时，他们的家刚搬到黑石礁一座日式小楼，邵华兴高采烈地带着两个孩子楼上楼下地参观屋子，领着她们做游戏，并拿出各种各样的布娃娃和她们一起“过家家”。和孩子们在一起，邵华显得特别活泼和开心，她们楼上楼下地跑着，咯咯地笑个不停。毛岸青看着她们开心地玩着，也很高兴，吃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给燕燕和英英夹菜：“小姑娘，多吃点，吃饱了，才能长得更漂亮。”晚上，毛岸青夫妇又带两个小女孩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到体育场看礼花。

1962年春天，毛岸青夫妇离开旅大回到北京。临行时，他们和张世保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此后，张世保一直关心毛岸青夫妇的情况，每听到一点消息都十分高兴。有一次，张世保听说毛主席请毛岸青夫妇，还有邵华的姐姐和妹妹到中南海家中作客，毛主席和邵华妹妹握手时开玩笑说：“哎呀，我只有两个儿子呀，这可怎么办呀？”还有一次，旅大市委一位领导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张世保说，我见到了毛岸青和邵华了，他们夫妇让我向你问好。他还告诉张世保，毛岸青夫妇现住在中南海，彼此很恩爱，邵华除细心照顾毛岸青外，还继续完成北大的学业。

张世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刘少奇的黑爪牙”，受到揪斗、抄家、下放劳动等一系列不公正待遇，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工作岗位。

20世纪70年代初，毛岸青夫妇来旅大疗养。邵华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张世保的下落。当时，张世保已被“解放”，从下放的农场回到了旅大，在市物资局下属的一个单位担任党总支书记。邵华派车把张世保接到他们住的棒槌岛宾馆，老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邵华指着十几年没见的张世保问毛岸青说：“郭良，你认识他是谁吗？”毛岸青十分兴奋地说：“认识，认识，他是张处长呀！”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张世保还见到了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张文秋紧紧拉着张世保的手说：“张处长，十几年没见面啦，我们真想你啊。你的爱人和孩子都好吧？”他们一同叙旧、吃饭，由于格外高兴，张世保喝了许多酒，那天，他生平第一次有些醉了。

1977年春天，毛岸青夫妇再次来旅大时，还带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刚刚7岁的毛新宇。这是毛家的第三代根苗，他的出世，弥补了毛岸英牺牲时未留下孩子的缺憾，也仿佛完成毛岸青和邵华夫妇作为毛泽东儿子和儿媳的某种潜在的责任。张世保看得出，毛岸青夫妇是多么的疼爱这个孩子。他听工作人员讲，生毛新宇的时候，因为是头胎，胎儿又大，邵华在医院难产，非常危险。后来，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万一的情况下，您说留哪个？毛主席的回答坚硬如铁：“两个都留！”他老人家指示说：“告诉医院，想方设法，母子两安。”邵华也高兴地告诉张世保：“爷爷特别喜欢他的孙子，毛新宇和他的小名毛毛，都是爷爷给起的。”

毛新宇和张世保叔叔很快成了好朋友。张世保一家人都特别喜欢他，在旅大期间，张世保多次带着毛新宇到家里玩，还带他到劳动公园游玩照相。毛新宇的块头比同龄孩子大许多，但他和所有小男孩一样具有淘气的天性，即使照相他手中也总是端着一把玩具手枪……望着毛岸青和邵华的爱情结晶———毛毛那张灿烂的笑脸，张世保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毛岸青和邵华的晚年生活一直相亲相爱，居住在北京市郊，过着平静的生活。邵华仍保持着摄影的爱好。她还是共和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2007年3月23日，毛岸青因病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4岁。2008年6月24日，邵华也因病去世，终年69岁。

注：作者系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