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华裔文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盛况，更多的华人进入文学创作队伍，作品主题也更为多样。在这些多元化的声音中，对“赵汤论战”的探讨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华裔文学的了解。

赵健秀（Frank Chin）和汤亭亭（MaxineHong Kingston）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她的成名作《女勇士———一段鬼影憧憧下的少女回忆》(The Woman Warrior：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中把中国版的“花木兰”故事与一个美籍华裔女孩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版的花木兰形象。这个美国式的花木兰从此在美国生根发芽，成为汤亭亭的象征。而赵健秀对关公崇拜有加，在早期的剧本《鸡舍华人》（The Chickencoop Chinaman）、《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和后期的小说《唐老鸭》（Donald Duck）、《甘卡丁之路》（GungaDin Highway）中，都可以看到关公的影子和体现关公精神的人物形象。由于赵健秀的每篇作品几乎都有关公，再加上他个人刚正不阿，不屈不挠地与种族主义作斗争，被称为关公的化身。因此，“赵汤论战”也被称为“关公战木兰”。

二、“赵汤论战”的过程和内容

1976年，汤亭亭在她的作品《女勇士》中，把中国版的“花木兰”故事与一个美籍华裔女孩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转化成了“美国神话故事”。这已与中国版的《花木兰》大相径庭：前者塑造了一个当代女权主义自觉革命者的形象，她要报仇，要革命，要建功立业；后者宣扬的则是孝道、淡泊功名以及遵守妇道的儒家思想。

《女勇士》获得读者广泛的赞誉，但小说同时也被认为歪曲并误导性表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而引起美国华裔文化界广泛的争议。其中对汤亭亭批评最为激烈的是赵健秀。他认为汤亭亭失去了其华裔族性，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曲意取悦白人读者，歪曲华裔美国人本来的面目，以达到维护其出生在美国的不被“白化”的华裔美国人身份。

面对赵健秀的种种批评，汤亭亭在1982年《美国评论员的文化误读》(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中作出了回应，归纳了批评界对她的作品三大误读。

1989年，赵健秀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通过塑造史密斯·梅金(Smith Meijin)的女作家来戏仿汤亭亭，抨击她的《女勇士》失真，完全扭曲中国历史和文化，只是迎合白人读者的口味。同年，汤亭亭在自己的小说《孙行者：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中描写了一个生长于美国的年轻华裔剧作家惠特曼·阿新，被公认为是赵健秀翻版的阿新最后悟出了“美国人”的真正含义———自己处于一种介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美国华裔的第三空间，而且只有和其他群体和平共处，才能求得发展。

之后，汤亭亭对赵健秀的指责也逐渐升级。她在1991年接受唐娜·佩莉(Do代写论文nna Perry)采访时，把论战提高到少数族裔男性与女性对立的高度。在她看来，少数族裔女性优于男性，“因为，与主流文化的男性相比，少数族裔男性在成为男子汉的过程中必须经历更多的磨难”(Ske-nazy，184)。1993年，汤亭亭针对赵健秀对她的中国神话失真指责回击：神话属于全人类，而继承与发扬神话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世代相传。因此，她通过误读、误释中国神话，创造出另类神话。2004年3月，汤亭亭在上海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国文化一旦用英语讲述就会发生变化。几乎同时，赵健秀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批评了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的创作，并声称自己不是为灭绝中国文化而写作。

三、“关公”不必战“木兰”

从“赵汤论战”的过程来看，这场论战激烈而持久。论战反映了不同作家对美国华裔文学所持的不同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汤论战”更像是带有个人强烈感情色彩的一场“舌战”，而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两者在打破华人模式化刻板形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误读上是相似的，因此，“关公”不必战“木兰”。

首先，赵健秀和汤亭亭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俩都是1940年出生，赵健秀出生在加州的柏克莱，后移居加州的奥克兰，是第五代华裔，而汤亭亭出生在加州的斯特克顿，是第一代华裔。而且两人同在1958年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英语系，成为班上仅有的“一对”华裔学生。两者对华裔文学创作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试图打破固有的华人模式化形象，努力挑战贬低美国华裔经历的东方学语境，并创造和展现一种全新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尽管美国华裔文学一直都在力图改善华人形象，但早期作家诸如容闳、刘裔昌等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了美国华裔被彻底同化的模式化形象，致使华人在读者眼中成为融入‘大熔炉’的模范少数族裔。汤亭亭和赵健秀等人的作品之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1]（265）。赵健秀的《鸡窝里的华人》和《龙年》两部话剧的上演，以及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和《中国佬》（China men）的出版，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赵健秀“唐人街牛仔”式的言辞，以及汤亭亭《女勇士》中充满想象的大胆虚构，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背离早期华人作品中小心谨慎与谦抑的写作风格。赵健秀和汤亭亭在作品里刻画的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不再驯服被动、卑躬屈膝、辛勤劳作。两位作家在重述美国华裔的经历时，都表现出了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在抒发新一代美国华裔的思想感情方面都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其次，赵健秀和汤亭亭的作品都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华都有传承作用，具体体现在两者在作品中都置入了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文化符号，比如“木兰”、“关公”等。1974年，在赵健秀、陈耀光等亚裔作家、批评家合编的《哎呀!美国亚裔作家选读》（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中，他们就是以“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的精神作为指引他们行动的动力。赵健秀认为，关公的忠诚、英勇及正直是“中国人伟大品格的体现”（Chan,38-39）。在赵健秀对华裔文学传统———“英雄主义传统”———的定位中，关公占据重要的地位。赵健秀的《鸡舍华人》和《龙年》这两部剧本中的人物唐·兰姆（Tam Lum）和弗雷德·恩（Fred Eng）分别追求理想中的父亲形象和家庭的和睦团圆。唐所向往的阳刚之气的形象和弗雷德所期望的勇敢的个人主义都在关公身上体现出来。90年代初期，赵健秀进入小说创作。《唐老鸭》描述华裔小男孩唐老鸭通过梦境挖掘出那段曾被淹没的历史，重构美国华裔历史。唐老鸭每天晚上都梦见关公在指挥华人修筑铁路，创造出日铺铁轨10英里的记录。可以看出，赵健秀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有关公，都体现了关公的精神。

《女勇士》中塑造的“花木兰”颠覆了美国主流话语中华裔女性的固有形象，树立了一个胸怀大志、独立自强、富有时代感的华裔女性的崭新形象。在该书里，汤亭亭还借用了蔡琰远嫁异族匈奴的故事来表达华人在他乡守成与变化，回归与归化的复杂心路历程。在《中国佬》中，她又插入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十分巧妙地将它与华工的精神状态与所处的现实环境织成一体，烘托出华工远离家乡、得不到亲情抚慰的艰苦生活。汤亭亭还对《镜花缘》进行改写，将唐敖改写为在北美受到苦刑、被野蛮地变成一位沉默的东方臣妾，将中国的故事移植到北美，以此将华人和美国联系起来，呈现在美华人被主流社会女性化的境遇。

关公通常被认为是赵健秀的代名词，实际上，在汤亭亭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关公”。在汤亭亭的3部作品里，关公被尊称为华人的“祖父”、“自己的神”、“战神与文学之神”，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这样描述：“可是无论怎样，我们总会获胜。关公，这位战争和文学之神总是助我一臂之力”[2]（P35）。早年在美国的华人居住点，华人剧团常辗转巡演关公戏，在华工简陋的家中也总是悬挂关公像，汤亭亭的《中国佬》对此也有描述：“两张差不多大小的祖父与祖母的肖像与一张关公像并列挂在餐厅里”[4]（P125）。看关公戏能激发华人的生活斗志，鼓舞华工的精神。《中国佬》里阿公离开铁路工地后，在颠沛流离中来到加州的华人聚居点。当他认出了戏台上正英勇杀敌、与刘备张飞结拜的红脸长须关公，精神为之一振：“关公是位武神，也是文神，他文武双全，已经来到美国———关公，关爷爷，他是作家、武士、演员和赌徒们的祖先。他惩恶扬善，是我们的亲人”[4]（P152）。在《孙行者》中，关公不仅是“战神”、“祖父”、“忠义的象征”、“财神”，而且还成为主人公惠特曼·阿新所崇敬的“读书人”和“戏剧之神”。

在赵健秀和汤亭亭的作品中，“关公”是个“人神合一”具有祖先崇拜特征的华裔族的精神意象。“关公”的形象寄托了他们种种的希望和理想。所以两者的文学创作都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是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两者在对中国文化起到传承作用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又都有所误读。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重新创造出新的华裔美国式的神话与传说。汤亭亭与赵健秀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的。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其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国人或其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一个文化上的“他者”。

赵健秀批判汤亭亭等人的作品让中国传统文化变形，并通过大量引用《三国》、《水浒》、《西游》以及孙子、司马迁等等，以表现自己的正统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并将中国文化传统定义为“英雄主义”传统。但实际上，作为第五代华裔、不懂中文的赵健秀，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因此他笔下的关公、水浒人物与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一样，也已经变形了。他们的创作，属于“中国故事美国书”，他们笔下的“花木兰”、“关公”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华裔美国版的花木兰、关公，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形象了。

四、结语

赵健秀和汤亭亭本是大学同窗同学，后由于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看法不同产生摩擦，互不来往，并成为著名的“关公战木兰”的两方代表。基于论战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两人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在努力挑战贬低美国华裔经历的东方学语境，并试图展现一种全新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坚定决心，使得两位陷入口舌之争的作家更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而非不共戴天的敌人，实际上两者正是在论战的过程中促进对方不断有新的作品产生，作品的主题更加多样，作者的写作技巧也更加丰富。最后，笔者作个大胆的假设，现实中的“关公”和“木兰”有朝一日能握手言和，为了更加成熟的美国华裔文学并肩作战，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