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就是政治——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陈希我

  我想说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2006年1月，我的小说《抓痒》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就被查禁了。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中宣传部的一次会上，指其为色情。同时被禁的还有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因为同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抓痒》是花城社出的书，《为人民服务》是在花城社办的《花城》杂志上发表，又同是一个责任编辑，所以出版社和编辑遭受的压力非常大。《为人民服务》是被指为政治问题的，《抓痒》则是被指“性”。当时出版社里有人说：因为出《为人民服务》被整，不亏，因为出《抓痒》被整，可能难以翻身了。因为前者是政治原因，后者是“性”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中国人已经不相信政治的正确性了，他们相信，因政治的原因挨整，终究会得到平反。而“性”则不行，是万劫不复，也因此要整垮政敌，就整他“性”问题，让他彻底臭掉。
    但奇怪的却是，在当今中国，“性”已经泛滥。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上“性”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说到“性”开放国家，我们很容易想到日本，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初从日本回来，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一点也不比日本差。有件事让我十分惊异：有一天，我经过一家发廊门口，当时低档次的“性”场所就设在发廊里，大家都知道，理发店未必就是理发用的，可别进错了。那个发廊，很明显就是那种不理发的发廊，里面有红色的灯光、穿着暴露的女子。两个小姐把客人接了进去，其他的客人暂时没小姐接待，就坐在店里等。进那种地方，按我的理解，应该像老鼠一样张惶钻进，惟恐被人瞧见，可是他们居然大大方方坐着等。不是一个，而是几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丝毫没有不好意思。那店的外墙是整个的玻璃墙，外面的行人都可以看见他们。更有甚者，一个还跑出来了，在旁边的食杂店里买烟，然后慢吞吞踱到发廊门口，抽出一支，点着，站门口吸着。这让我惊异，我不惊异于他们找小姐，而惊异于他们不避避路人，如此肆无忌惮。
    同样的，路人也似乎习以为常了。这个社会，“性”已经不再成为一种禁忌了。我在国外时，从大陆出去的女性，大多最后都进了色情或者准色情行业。那地方挣钱多，来钱快。日本人说，中国女人服务态度不如日本女人好，但大胆程度一点也不差，甚至更开放。她们挣了钱，寄回大陆，家里的人也不问这钱是怎么挣来的，反正有钱就行。而那些没有出国资源的地区，则是在本地开发“性”产业，性产业是这些地区的支柱产业。说是中国GDP多少多少，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是来源于“性”产业。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性”产业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个规律，比如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时期，从事色情业的女性占到成年女性的8%至10%，如果以此为参照，中国即使比例低一些，就算5%，那么就有500万人。假如每人每年创造平均产值有20万元人民币，那么这500万的色情大军创造的产值，就是1万亿人民币。它占到了中国GDP的1/35，每年新增GDP的1/4。“性”产业创造的不仅只是“性”产业的GDP，它还带动了许多行业，这在我的《我爱我妈》里有所描述。所以许多地方失去了“性”产业，GDP就大受影响。就在几个月前，2009年GDP还达3千多亿的广东东莞，警方一扫黄，过后半个月，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说东莞今年完成GDP增长10%的目标存在困难。
    出版行业也是如此，“性”读物已经泛滥。比如小说，许多小说根本就是随意的写“性”，像撒胡椒粉一样在作品里撒“性”刺激，这样的作品不被禁，作者写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性”是社会的润滑剂，特别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社会。想想，如果大家都钻到被窝里去了，那么就不会那么关注社会问题了，什么腐败，自己也可以在被窝里腐败一番。什么不公，在“性”娱乐中会得到一些抚慰。社会就可以在苟且中和谐下去，上下都好，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许多媒体，“性”话题是不被禁忌的，很受欢迎。当然，也有“扫黄”的时候，但是不要忽略了，“扫黄”往往跟“打非” （打击非法出版物等等）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省市几乎都有“扫黄打非”部门，其实，“扫黄”只是幌子，“打非”才是目的。而这里的“非”，更多的则是政治上的“非”，最后被整被禁的，往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扫黄”成了对政治异己的打压。
    所以我们明白，所谓“性”，其实是跟政治紧密相连的。在毛的时代，政治的，即路线斗争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路线没有错，再怎样淫乱也没有关系。但是反之，你路线错误了，那么“性”就是打你的最好武器。现在常说：每个贪官背后都有女人。其实不是贪官，哪个官员没有情妇？只不过因为你落马了，成了贪官了，所以男女之事被抖出来了。如果你还掌握着权力，那么你就有不被揭发的特权。只要你有权，你就有“性”特权。
    “性”的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人凯特•米莉特提出了一个概念：“性政治”。“性政治”中的政治，并不是通常所指的议会开会、参与选举、政党等等，而是指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把这个定义再扩大一点，政治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一种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在这些策略里，“性”占有特殊的位置。统治者是占有“性”的特权的。在我小时候，带有“性”内容的小说和电影自不必说，谈情说爱，都不许看的，看这些小说和电影的人必须有行政级别，好像他们觉悟高，其实是因为他们权力大。因为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所以他们拥有“性”的特权。
    当然，“性”泛滥最终也会伤及社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历来不是因为百姓堕落，才导致社会堕落，而是相反。百姓有多大力量毒害社会？百姓最多是嫖娼、找小姐，有的甚至只能自慰，即使去强奸，法律的惩罚，也会让小百姓震慑一辈子。只要官员才具有对社会荼毒的力量。因为官员堕落，所以社会才堕落。但是即使是官员，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来源于最上梁。上梁不正下梁歪，最上梁不正，上梁也歪。但是最上梁是不能追究的，所以只能找替罪羊。找谁？找百姓。所以我们只见对百姓的“扫黄”，或者对落马官员的“性”揭发，没有见到对皇帝的。如果一定要针对皇帝，那么还有办法，就是把责任推给皇帝身边的女人，比如推给杨贵妃。你皇帝不上杨贵妃，杨有能力上你皇帝？找皇帝身边的女人负责，或者把责任推给百姓，就有着一个好处，就是转移矛盾，把明明是政治问题，变成了是“性”的问题，掩盖问题实质，把政治隐去，拿性当挡箭牌。好像解决了“性”问题，杀了“性”尤物，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历来统治者乐于禁“性”。
    当然，聪明的反叛者也知道拿“性”来反叛。当年“五•四”运动，就是要从“性”上解放的。当年共产党人闹革命，“性”革命就是革命的重要部分。革命，没有革命到身体，是不彻底的。也因此，当他们成了掌权者，就转向了，不再倡导“性”解放，把妓女给取缔了。当然这举措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不认为是对社会进步有意义，而是对社会稳定有意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稳定不等于进步，甚至稳定常常意味着对进步的反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性”是起着极大作用的。娼妓很丑恶，但是不幸的是，娼妓像肥料一样滋养着人类文明，推动着社会发展。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性”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走在前面的先驱，往往都是在“性”上不可思议的人。因为他跟常人不一样，所以“性”上也异于常人。或者说，因为他“性”上异于庸常，所以他们破坏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我们可以看看法国伟大的作家萨德。
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这个作家。我读大学时，文学史里是没有这个作家的。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里仍然没有他，可见他是如何被禁忌。虽然他现在在他的国家，乃至整个西方被公正看待了，但是走到这一步，也是漫长的。萨德一生曾8次入狱，3次被判处死刑，27年在监狱里度过，最后死于监狱附设的疯人院。他坐过君主制的监狱，也坐过共和制、帝国制的监狱。拿破仑敢于推翻旧政权，却不敢释放旧政权监狱中关押的萨德。为什么不敢？到底怕什么？有人说，是因为他写了“性”。
    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禁忌中，确实，“性”禁忌可谓最严厉的了，它几乎超越了历史和制度。但“性”也会有被允许表达的时候，比如在法律文告里，这时候是以正义和公正的名义，将性活动区分为合法的、非法的，有罪的和正当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域，比如医学研究或教学领域，不知香港中文大学有医学院没有。在这里，医学以科学的，也即把性区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名义，使性谈论获得了合法性。医学把性视为生理现象，不以肉体快感的形式出现，只是客观化的器官活动。这时候谈论“性”是被允许的。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生育，这时的“性”被转化成了传宗接代的活动，由于人类繁殖后代的神圣性，“性”也因此具有了正当性。在文学艺术领域，描写“性”一直是敏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因为描写性而被禁毁的作品，中国的《金瓶梅》、意大利薄迦丘的《十日谈》，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美国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当然这些作品后来都被解禁，解禁的理由是：它们是艺术。艺术通过特有的修辞手段，通过这种修辞，“性”得以净化和升华。美学是一种解禁的巫术。但萨德是不写“美”的，他写的是对“美”的虐待，对作为“美”的女人的虐待。那么难道就因为他写了“性”虐待？也不是。实际上，是他对人类自以为是的体制的颠覆破坏。他对社会形成了威胁，所以被视为洪水猛兽。
    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的“性”描写是不被禁的，有的却被禁。当“性”对社会和谐有益的时候，它就不成为禁忌。如果相反，即使它不写“性”，也被认为字里行间都有“性”，也就是具有对体制的破坏力。体制，不仅只是当下的体制，还有我们长期以来的固有的观念，所以我的《我爱我妈》，就连我的一些朋友都不能认可，他们觉得被冒犯了，其实只是长期的隐秘的东西、心照不宣的东西被揭露出来了。
    最后，我想说一个事情。我有一个熟人，和他的女同事搞婚外“性”，对方已有丈夫。大家知道，当今中国婚外“性”是很多的，然后大家也许也知道，当今中国“饭局”也是很多的。在“饭局”上，酒喝多了，就开始讲“性”话题，大家都知道他有个情人，他也喜欢吹嘘（这大概是男人的共同特征，男人在一起，喜欢炫耀自己的情人。而女人在一起，则是喜欢咒骂自己的丈夫），甚至说到了他们的性事。他说，这女友其实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所以一直不肯明确承认和他有这种关系。其实都已经上了床了，但就是不能说。可以做，但不能说；做就做了，但不要说。我曾经在我的一个叫《上邪》的小说中，也写了这种情形。在《我爱我妈》里，也有类似的情形：残疾的儿子无奈之下，只能把他唯一能接近的女人——母亲当做“性”对象，母亲装作睡觉，装作不知觉，但是他却唤醒了母亲，让母亲尴尬和怨恨。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破坏了社会“潜规则”的罪犯，是个勇敢的罪犯，至少在当今人人都在苟且的中国，在苟且已经成为体制的中国，他，应该算是勇敢者。我的意思是，在不能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