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之经济与社会_1

目  录
　　 小城镇 大战略-孔祥智
金融资产管理与发展-刘鸿儒等
人工智能与现代社会-钟义信
21世纪我们怎么“管人”？-曾湘泉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董克用
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茅道林、王辉耀、李安渝、高在朗
话说质量经营-马 林、马欣迎、张晓东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高培勇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罗伯特·蒙代尔
标准在我身边-房 庆
聚焦金融革命-陈雨露
历经SARS考验的中国经济-胡鞍钢
直面危机-薛澜
吸引眼球的传媒（上）-喻国明
吸引眼球的传媒（下）-喻国明
走出混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之路-吴晓求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厉以宁、柳传志、张维迎
吴建民论国际风云-吴建民
吴建民看中国外交-吴建民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上）-龙应台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下）-龙应台
文人做官-龙应台
以“天下”观世界 -赵汀阳
品牌金手指-弗朗西斯·麦奎尔
购房的陷阱-周 珂
吴建民盘点2004国际形势 -吴建民
吴建民盘点2004中国外交　-吴建民
妇女与婚姻家庭 -张李玺
妇女与就业 -刘伯红
妇女与参政 -荣维毅
妇女与法律 -信春鹰
妇女与教育 -郑新蓉
妇女与健康 -张开宁
妇女与传媒 -卜卫　 
小城镇 大战略-孔祥智
　　　　主讲人简介　　孔祥智，1985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获农学学士学位，1988和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农业政策分析、农业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研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系副主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发表《制度创新与中国农村城镇化》、《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透视》等著作13部。　　内容简介　　“小城镇，大战略”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一句口号，他充分体现了小城镇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本次讲座中，孔教授就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绩效评价和发展前景预测。孔教授以详实的是数据比较，说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现实，并指出由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带来农民收入的减少，而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关键的出路就在于“把农民变成工人”，减少农村人口数量，而这就有赖于小城镇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城镇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孔教授认为小城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城镇的发展为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率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另外，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现阶段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孔教授认为，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小城镇规划不合理，存在着严重模仿大城市的现象。在孔教授看来，小城镇的建设应该能体现出小城镇的文化特色和乡土特色。　　在节目中，孔教授还和现场观众就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　　全文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小城镇 大战略》。　　由于城市和城镇的混用，城市化和城镇化在内涵上的区别也不十分明显，有的著作还称为都市化，相对应的英文都是合成词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提出，到了20世纪，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较为贴切。　　对于城镇化的含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人口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是一种在地域空间上的转换；社会学理论认为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则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镇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即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上述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城镇化的本质特征，而城镇化现象，实际上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有机组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引起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变革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村区域的不断减少，城镇区域的不断增加，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城镇数目的不断增多；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并影响到农村地区，带动着农村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向城镇居民的靠近；农村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小生产逐渐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　　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即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上升，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和比重的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总人口在城乡比例上的变动，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的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劳动力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也包括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既包括乡村的城镇化，也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即“城镇的城镇化”。可见，城镇化不单纯是人口及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单纯的劳动力流动，必然带来“城市病”的发生。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于建国初期，回顾近50年的城市化历程，人为“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各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市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的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结果使得中国城市化在建国以后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人口城市化率仅从1952年的12.5%上升到1977年的17.6%，年均只提高0.2个百分点。强制“抑制”式城市化把农村人口限制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而把农业资金大量抽出，造成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受阻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却快速推进的不均衡局面。1952~1978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只提高了5.4个百分点，但同期中国的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却上升了26.7和22.4个百分点。改革以来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把中国城市化带入了快速推进的轨道，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并逐渐弥合了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差距。1978~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796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幅度从26.4%下降到8.1%，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局面绝非一日可破，时至今日，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滞后程度仍然较为严重。2000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8.1个百分点，滞后于非农化47.9个百分点。而如果把中国城市化放在世界整体城市化进程来考察，其落后程度更是极为明显的。199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比低收入国高1.9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数低16.1个百分点，更不用说与中等收入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了。　　城镇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社会经济效应。首先，形成和固化了城乡产业—就业—收入与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态势。1978年，农业部门以70.5%的从业人员创造了28.1%的生产总值，而非农部门却以29.5%的从业人员创造了71.8%的生产总值，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业—就业结构总偏差为84.8%。1997年，中国的产业—就业结构偏差虽然有所缩小，但仍保持在62.8%的较高水平。产业—就业结构的过大偏差，使得农业部门的回报率（农业产值比率除以劳动力就业比率）相对过低，1978年为非农部门的1/6.25，1997年虽有所上升，但也仅为非农部门的1/4.41。回报率的低下直接限制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维持在不到城镇居民一半的较低水平，消费水平只大体保　　持在城镇居民的1/3左右。并且，从近几年情况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扩大的趋势。其次，使我国在人均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过早地遭遇了工农产品的买方市场和经济过剩。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买方市场和产品过剩与城镇化水平过低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农民收入增速趋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对农业部门的发展造成了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城镇化水平过低使农业市场难以有效启动，限制了农业市场扩大的可能空间；农业人口过多使农业竞争地位低下的状况难以真正扭转。最后，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业内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我们估计，我国现有的农业劳动力约有1/3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总量达到1.5亿左右，今后每年还可能产生800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如此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仅靠农村内部是不可能全部消化的，必须从农村走向城镇，实行异地转移。　　国内外实践证明，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镇人口的方式有效解决工农两大产业间的利益失衡问题，扩大农产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提高农民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根据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估算出2010、2020、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分别达到40%、50%和60%。如果按照我们估计的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多吸收100万剩余劳动力，则2003年前后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充分吸收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不断减少，估计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力增加和就业吸收的动态平衡。如果考虑到加入WTO后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将大量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无公害蔬菜、优质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将大量增加，从而从长期看农业领域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则各产业吸收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达到平衡时的“转向点”可能会提前一些。　　我们的理由如下：（1）我国政府正在对几种阻碍城镇化进程的过时制度进行改革，如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等。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将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2）根据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发展到20%以后，往往有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城镇化水平超过30%以后，由于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从而能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3）21世纪前半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管不可能再次进入二位数的高速发展时期，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为提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而必将带动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4）江苏等省份已经完成了乡镇合并工作，山东等省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对较小乡镇的合并。山东省合并乡镇的基本标准是镇域面积100平方公里、镇域人口5万人。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完成，将会极大地提高小城镇建设的质量，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那么，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道路，但各类型城市的发展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主要依靠不能挖潜和城市质量的提高来集聚人口，即内涵发展方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主要依靠数量的扩张来集聚人口，即外延发展方式。当然，前者并不完全排斥数量的扩张，只不过数量扩张不是其主要任务；后者更不能不要内部挖潜，只不过其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吸收农村剩余人口。由于小城镇位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与农村经济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体系，因此，在我国的城市体系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应该是最快的。此外，县、乡（镇）两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小城镇是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他们必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快小城镇建设，从而使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于其他城市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小城镇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由于其成长具有特殊背景，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上一些乡镇干部急功近利扩大财源的心态，我国小城镇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走一点弯路，出现一些问题。下面，我们选择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小城镇的规模普遍偏小，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根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建制镇镇区平均只有1221.1户，4518.6人，镇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中西部地区建制镇的镇区规模更小。建制镇尚且如此，一般集镇的规模可想而知。在镇域人口上，有的镇只有几千人。小城镇规模小必然造成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使得城镇经济难以繁荣起来，城镇功能的发挥也受到极大影响，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镇域规模小，但行政人员并少不了多少，必然加剧农民的负担。　　第二，资金短缺导致乡镇政府的急功近利行为。资金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小城镇领导人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从全国来看，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政府部门的投资在仍然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　　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镇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还受“吃饭财政”状况的制约。由于大量小城镇财政都是“吃饭财政”，个别乡镇甚至连工资都难以按月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又想由政府包办，就只能依靠手中的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扩大资金来源。主要手段有“以地生财”和“集资建镇”等。　　“以地生财”是当前各地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手段。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保护耕地的国策相矛盾。在实践中，各个小城镇都尽可能多出让一些土地，或者变相把农用土地非农化；有的乡镇领导错误地认为乡镇政府是管理农村的一级政府因而理所当然地拥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权，全然不顾正常的征地程序，盲目圈地搞小城镇开发区或进行房地产开发。这种混乱状况给耕地保护增加了压力，助长了“摊大饼”式发展小城镇之风。我们每到一个小城镇调查，听到的总是“土地不够用”之类的抱怨，很少有小城镇注重内涵式发展，或者注重旧城区改造。　　“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卖户口”，即符合一定条件把农业户口转为小城镇户口的，要按照规定交纳一定的费用。二是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集资，又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和行政措施的做法。前者指把小城镇的某些基础设施交给企业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利可图；后者指硬性摊派，要求小城镇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摊一定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这实际上对企业利益的一次剥夺，从长期看，对小城镇的发展有害无益。　　有些地方还把小城镇建设也列入义务工范围，有些乡镇企还号召农民自愿奉献并扩大义务工的范围和时间，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　　总之，把小城镇建设状况与乡镇主要领导人的政绩乃至职务升迁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小城镇建设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而不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资金的筹集上就必然出现种种问题，其结果必然导致小城镇的高速度、低质量发展，有些问题甚至会带入下个世纪。　　第三，小城镇建设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不够密切。小城镇位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其产业结构更接近于城市，但在与农村经济的联系上比城市要密切得多。小城镇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从地域上看，小城镇发展最快、质量最高的地区实际上就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沿海发达地区，如浙东南、苏南、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等。正是由于小城镇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这种天然联系，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不可能脱离农业和农村经济而成为另外一个经济体系。各地发展的经验表明，许多小城镇正是把立足点放在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上，才逐步走出困境，不断跃上新的台阶。早期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大都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码与较扎实的农业基础有关。但从全国总体看，小城镇经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联系十分薄弱，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小城镇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小城镇管理体制不健全。现行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是在人民公社改革完成、乡镇政府成立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沿袭了人民公社的运行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较浓。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小城镇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是管理体制不健全；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和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第五，小城镇规划问题。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没有科学的规划，小城镇建设就会无章可循，就会变成一团乱麻，也将给小城镇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建设造成隐患。从全国情况看，大部分建制镇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有的地方连集镇甚至中心村的规划都做得相当漂亮。但在相当一部分小城镇的规划和初步建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过分贪大求洋，好看而不实用。有些小城镇主街道规划成六车道甚至八车道，有的在目前镇区只有不到2万人的情况下按照15~20万人作规划，有的小城镇在镇中心规划出接近1公顷土地的绿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耕地，由于规划过分超前，实际上也无法实现。　　第二，很多小城镇的规划实际上成了大城市的翻版。走过许多规划、建设得比较好的小城镇，都可以看到相同或接近相同的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的“某某精品一条街”，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清一色的“水泥丛林”，这些大城市居民都开始厌恶的东西都在许多小城镇重现。在相当一部分乡镇领导人看来，“把马路让出来，把电灯亮起来，把垃圾收起来，把高楼建起来”等等，这就是城镇化了，就由农村变成城市了，这实际上是对城市的误解，是只看到了城市的躯壳，没有看到城市的精髓。　　第三，很多小城镇沿主干道的一侧或两侧向两个方向延伸发展，这种“规划”实际上是没有规划，不仅浪费了土地，城镇的功能也得不到发挥。浙江温州、山东淄博等地的一些小城镇正是沿路延伸发展，才导致镇与镇之间首尾相连，成为“龙形”，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心腹大患”，应该尽快制止这种做法，起码在中西部小城镇的发展中不要重现。　　第四，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比较严重。乡镇一级主要领导的变动比较频繁，新领导上任后，对小城镇建设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从而对原有规划进行变动。频繁的变动使小城镇规划流于随意，缺乏长期性和严肃性。　　分地区看，全国小城镇的发展极不平衡，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具体说来，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应以县城城关镇和若干条件较好的建制镇为重点，中部地区应以城关镇和少量建制镇为重点，西部地区应主要以城关镇为重点。各地在确定发展重点时，国家级和省级试点（示范）镇应该包括在里面。通过这种重点发展战略，一方面避免城镇化进程中“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倾向，另一方面促进城镇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平衡，使城市文明能够迅速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另外，目前我国的小城镇普遍偏小，对资源的集聚能力普遍较弱。这种状况还导致在经济发达地区高速发展的小城镇已经连在一起，难以划清边界，重复投资现象严重。小城镇普遍偏小还是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省市已经开始了乡镇合并工作。我们认为，适当合并乡镇，扩大小城镇规模，是促进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措施。当然，乡镇的合并要尽可能按照经济区域来进行，不能平均化；合并后小城镇的运作更要符合经济规律，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尽量排除行政因素的干扰；要使合并后的小城镇能够根据本地资源真正形成明确的主导产业；与乡镇合并相结合，较小的自然村也要向中心村集中合并，不断增加村庄规模。　　小城镇规划工作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是要使“人”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心，为“人”服务成为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目的。这是做好小城镇规划的基本点。二是让农民有归属感，不要有距离感。小城镇是农民的小城镇，要让农民真正感觉到小城镇的舒适和方便，真正感觉到是自己的小城镇。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广大农民建设小城镇的积极性。三是要有地方特色或本土特色，要使小城镇规划充分体现地方文化特点。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小城镇形象“千城一面”。四是要坚决制止或控制那种沿交通要道两侧发展的“龙形”规划。谢谢大家！  
金融资产管理与发展-刘鸿儒等
　　　　主讲人简介　　刘鸿儒：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金融专家　　柏士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　　唐 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博士生导师　　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在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多年以来银行在支持国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是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有银行背负着这么多的不良资产，是难以在国际上进行有力竞争的，只有将这部分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才能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四位专家针对我国成立金融资产公司的背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针对在成立初期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各种的看法，资产公司在三年的工作中，以自己的成绩证实了国家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正确性，不仅是对国有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而且对理清国内不良金融资产，对扶持国有企业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专家们以发展的眼光，客观地阐述了金融资产公司的重要性和其工作的艰巨性，来征得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关心。　　全文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欢迎你参与我们的AMC资产管理与发展论坛，首先还是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论坛的四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经济金融专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先生，欢迎你;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柏士珍女士，欢迎;这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唐旭先生,欢迎你，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金碚先生，欢迎你。　　柏女士，你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从理论上分析就有很多很多种困难，那真正让你觉得很难克服或很难对付的事是什么？　　经过这三年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就是在我们的立法还不够健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我们的前进的道路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国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及时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来不断地完善有关的法规，来帮助我们、来把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推向前进，那我觉得在当初，以及在现在的运行当中，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还不是很了解,还不是很理解；因此，他们在很多的方面还是不是特别很配合。　　我曾经有机会到过很多地方去看我们的同事，我也有机会见了一些省里面的一些领导。我曾经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你对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还要多一点地理解、多一点地支持，你不要觉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在支持你们的地方经济建设，它们可以给你们钱，可以给你们贷款，但是，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里，是掌握着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这个不良资产，如果在你的省里面，可以通过我们的配合，通过我们相互的支持、通过我们相互的理解，来共同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方案，把你的企业当地的企业能够盘活了。那对你的经济发展，同样是起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那三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就是社会上对我们AMC的这种认识，是我们的宣传不够，还是我们大家在认识上本身就没有理解了国有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这种职能。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和企业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那么它要行使债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讨债是内容之一了。但是债权人他也不是说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不顾债务人的死活，我把债讨回来就行。不一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债权人他也是会希望债务人能够存续下去、能够活下去、能够发展，然后他债权也得到了它债权的利益。所以呢，如果你单纯地讲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且是坏帐，那可不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要钱嘛，但是，设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初衷本身就是说，尽管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而且债务人已经是违约了，你已经还不了钱了。再一个问题，债权人去找你，然后是跟你共同地协商地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这点企业能够理解的话，我觉得双方之间这种不信任是可以解决的。 人家会说，我理解是理解，就是没钱。　　我们可以谈一谈，寻找一个办法，最佳的方案，来解决。没钱，第一个要让债务人你要知道，甭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按照法律，来对待债权债务关系。这个意识必须要有，然后债权人可以想各种办法，提出一些办法，来帮助债权人能够有可能的话渡过他的经营的难关；如果是你实在是解决不了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债务人就不行，那就要依法办理。　　我觉得刚才柏女士讲的那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那就证明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为了救活你这个企业，不是说要把你搞垮。搞垮了对债权人也没有好处，对他也没有好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说这点我们这个信息一定要传递出去，不是讨债公司，而是真正相互坐下来能够盘活一个企业。通俗的话讲大家都有好日子过，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制度，都是为了解决债权债务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你比如说在国外有那种破产保护制度，它也是这个问题。按道理你只要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你就破产，很简单。但是为了能够让你既到了符合了破产的条件了，但是如果你要破产了，那债权人也得不到好处。那就搞一个破产保护，在一定时期内，构造一个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由债权人怎么样能够跟你债务人在一块，能够使你这个企业能够度过这个经营的难关；如果你实在度不过去，当然还是破产；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作来解决这个不能偿还债务的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说的这个好像我们从理论上这么去分析，或者去理解，都很顺，但我想问柏女士，在现实中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和你聊？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江苏有一个叫铜材厂，叫铜，太仓的一个叫铜材厂，它欠了我们的钱。它欠了我们的钱以后，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地去叫它还钱，叫它还债这个企业可能就不行了。但是通过我们同事的工作，我们跟它们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我们研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根据国家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我们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利息我们可以给它减免，甚至本金我们都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这是一项，第二项它还了一部分，它不能一点都不还，它还了一部分钱；第三种剩下的债权，我们呢，实施了债转股，变成了我们的股权，这样子的话，它就活了；在这个同时，我们还支持它引进外资，来对它的这个企业进行重组，我觉得我们设计了这个方案以后，对这个企业实际上我们不是把它逼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而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多赢的方案，使得这个企业就活了；它又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那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又进去了，它又还了我们一部分钱，这种多赢的方式，现在在我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家都有，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这么看上去就好像给一个人卸下一点包袱，又注入一点新鲜血液，那么他感觉他自己也有了精气神，好像前途也有了一点光明，不是那么暗无天日；那么另外两位教授，刚才柏女士她谈到社会上对它们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偏见也好，这种不理解也好，你们怎么看待？　　首先也要让债务人知道，资产管理公司肯定要讨债，如果不讨债这就不叫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刚刚传递出去一个信息，我觉得一定要让它们明白，债是肯定要讨的；债是要还的，虽然没有父债子还，但是这个债是不能跑掉的，市场经济原则就是这样。你只要承担了这个责任你签了协议你就要承担责任你就必须要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要让它明白，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无条件地让你破产，不是把你逼到绝路上，让你一点退路都没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合你站在一条线上，因为它是让你破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实在是扶不起来了，那没有办法了，阿斗扶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线希望，资产管理公司会尽力地帮助你。所以呢，债务人要明白，资产管理公司向你讨债，你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渠道，这些专业人士，这些信息，就像柏女士说的，我可以给你引进外资，我可以给你观察市场，我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线索，你再去努力，那么最终结果是希望共赢，大家都走上正道，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企业也好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也不是坏帐了，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双方的事情；你要看好形势，你是利用这种形势，资产管理公司也要看准形势，也要把信息准确无误地告诉它给它有压力，这是国有资产，你不能说你想不还就不还，没有这事。　　刘教授你觉得呢？　　我倒同意他这个看法，这件事情不能光讲一面，我来了就帮你搞活的，这容易片面，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主张还要两面，首先在全社会要树立严格的欠债要还的法制观念，讨债为什么不对，你欠债就应该还，你这个问题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错误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态度明朗。我们去讨债的人不能软，当然国家要给予法律的支持，法律有规定，当然要执法，我觉得这一条非常教育，教育大家有严格的法制观念，必须树立欠债要还这个信用观念，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一定要配合取得双赢，把企业搞活了，我们收上钱了，或者我们增值了你日子也好过了，大家共同实现我们的心愿，这一条是属于大家所不理解的，把我们工作简单化了。我觉得这两面都要给大家做工作，使大家要了解，第一要有欠债要还的明确严格的法制观念；　　第二，我们现在做工作，不是简单地讨债，我们是要和你共同合作互相配合，把企业搞活，把死钱变活钱，把坏资产变成好资产，能变多少变多少，尽量地多变好，尽量地减少损失；我觉得这两面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因为我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它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可能得有一定的保障，那么这可能是政策的保障，还有法律的保障，我们就感受到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在努力做。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用法律保证，大家依法办事，以法为准绳，　　不然大家说话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柏女士你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这方面带给你们有困难吗？　　我们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虽然在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国家在不断地来完善有关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政策，虽然制定了，但是真正到落实的时候，还是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税费的政策，虽然是国家税务总局，或者是财政部有关的部门，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在接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税和费的减免；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些政策，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的地方不执行，不执行；它说还是不明确，我们遇到过。我们为了处理一笔不良资产，这个资产是一个抵债的物质，那各种税 费各种名字我都记了很多，土地出让金，营业税，交易税，我们从中国银行拿进来过户要收我们的钱，然后我们再处置给别人的时候又要收我们的费，还有税，还有管理费，还有土地费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税，加起来这些费和税，我们处置回来的现金，不够抵补，还赔了。比如有些费和税它是地方收的，像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是两块，你最后处理完了钱是要拿到资产管理公司交中央财政；我这儿呢，你把东西拿走，我这没有收入，但是这些费税也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你该不该交，你交了才能走人，你才能把东西拿走，这是我的收入；这有一个地方收入和中央收入的互相之间也是利益处理的利益关系上。　　从经营理论上讲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一种利益关系上，只要对自己有利，都往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去做，当然我们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化；那么地方财政想：我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不一致。　　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当时在构造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性质的理解，以及根据这个对性质的理解，给它构造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则，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本质上它是一种在市场经济过程中间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机构，按照严格的商业原则，很难处理的问题。然后它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特殊问题，一般国家都是要给它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什么费不能交，什么税可以免；我们国家就没有，所以你在做一个特殊的工具，特殊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入资产运作的时候，也把它按照通常的那种交易行为，它可不就是要收税；你买卖之间，我税务局来收税，它也没错，它也有规定，你占用了土地，要收土地管理费，这也没有错，甚至你们两个签订一个协议、合同，还要收个印花税，这个都是可能的，它都合理。问题就在于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手段，它解决一个特殊问题。所以你应该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法律和政策的环境和工具，让它去运作去；这也是因为这个公司在运行的过程中间，不可能马上就很完善，这些问题都是在慢慢地实践过程中间才发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要继续运行下去的话，国家在立法上在政策上应该逐渐地完善，要明确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哪些交易，是不可以不需要，需要收税的要明确的。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还会延伸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拿过来，它要交税，那么将来资产公司把它卖出去还要交税这样一来，别人还来不来买，别人买的时候也会考虑，买进来我还有这么大一堆费税或许将来这个资产的产权是怎么回事？明不明确？说不定过去是国有的，就比方说土地，还没有土地证，还没有产权证。　　到了搞了三年了，有一定经验了我主张应该用法律的形势，这样来保护国有资产保全国有资产这个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最近还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国外的一些投资者他们很有兴趣，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不良资产的处置，他们很积极，很希望来参与这项工作。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中介机构或者是投资者也都来跟我们接触，我们接触的也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他们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如果说他们买了参与我们的处置不良资产，他们能不能享受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所赋予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的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像这些具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也来没有办法怎么做。　　所以这又是刘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最终应该建立健全的这种法律制度。大家都依法可循，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有一个疑惑，柏女士，就是你们的资产管理公司一直在讨这种不良的资产，你说它盘活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当然你也在清讨。那么你们也要生存，或者说你们也有一个正常公司的运作，你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投资或者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支持你们。　　因为现在在我们这四家资产管理运作的过程当中，都碰到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人家抵债给我们一栋楼，这个楼现在整个的框架都有了，它现在就没有钱来进行内部的装修，结果没办法，那如果我们再能给一点投资，让它的这个装修能够做好，我们将来以后再处置它这个价值的提升是远远远远地高于我们现在卖出去的价格。现在谁要你一个破的楼破的框架子，人家还要花很多的钱。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提升这个资产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呼吁，我们也在请我们的有关的部门能够研究是不是可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能够给予支持。使得我们的资产的处置，能够提升它处置的价值，能够得到回收最大化。　　刘教授你觉得呢？　　如果政府要资产管理公司单纯地讨债，不是盘活。那你就这样，收上钱全交给我，没有收上来接着收。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证明，不能单纯地去要钱讨债，还要把企业或者现有的资产死的变活，坏企业变好，那就要给它一定的机动权限，当然政府主管部门是担心把钱再用坏了，再出坏资产。如果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是主张这样要给点机动权限，这个要法律程序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实现双向的任务；一个是讨债，就刚刚我说的，欠债一定要还，另外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工作呢，要把资产死的盘活，要把企业坏的变好，那就要给点机动权限。这样的话，就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更大限度地，更大范围活动余地，它使得它一万四千亿，可能就是说，多保全一些；就有些确实收不回来算了，但是确实有条件能把它搞活的，甚至是增值的呢，那你为什么不放手让它去做呢。　　就像刚才柏女士举的那个例子，一个很好的大厦，结构什么都有，就像一个姑娘一样，就没身好衣服，给她置办一身好衣服，可能就能嫁个好人家。所以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可能是很困难，但是柏女士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理论和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脱节，在你们实际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在环节上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疼？　　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三大任务的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身承担的这个任务，譬如说，我们又要资产回收最大化、又要支持国企改革，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好，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现在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职工的下岗的问题。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由于三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那真是一种新的挑战，你又要把握好这个政策，又要考虑到眼前我们的收现，还要考虑以后产生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你又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回收的最大化，你还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的安定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局是要发展，还要稳定，改革、发展、稳定这是我们的大局。所以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在我们的实际的运作的过程当中，真正是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全体的员工是一种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你的政策水平怎么样？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你的知识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握好？我们的同志说，资产管理公司好像目前像走钢丝一样，这个很难，又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要多收一分钱，那国家的财政就会减少一分负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很艰巨，但是也是很光荣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扮演的角色应该说很重要的。　　我们国家四大AMC公司呢，它们始终都是在拿捏一种分寸。因为它们运行的这种外部环境也好、内部环境也好，都不是说特别地完善，这三年了，三年运作下来我们谈了这么多困难，不能说困难更多的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一种心得，或者说一种体会，那么我们三年工作下来，确确实实大家可能关心的这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我们最后解决了多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成效？可能不光光是帐面上的数字了。　　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到（2002年）的6月底，6月30号，我们四家共同现在已经处置了帐面的资产是两千一百亿，不包括债转股，就是债权的处置，是两千一百多亿；我们回收的现金是四百五十四亿，四百五十四亿现金，非现金资产不算；我们还有几百亿的非现金资产，就是实物资产，这个还没有变现。如果将来变现，肯定要会有一些收入的，平均我们现在的回收率是达到了21％多一点，将近22％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水平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很低的。　　我问三位专家，从刚才数字上来讲，这三年的工作，你们觉得呢，就单纯从数字上来讲。应该说以国际经验来看，资产回收21％的回收率，不应该算低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的不良资产回收一般都是从5％开始，100块钱资产能够5％—10％回收。这就是一个过去二、三年，过去几年，日本处理不良资产常常是这样。按照这个水平，那么现在能够处理到21％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以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现在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按照顺序是先易后难，所以这个也要充分估计到为什么现在相对好一些，可能也有点这个因素在里面。当然经过我们努力，我们尽量地把它做得好一点。我觉得他们和外国的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他们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说百分之二十几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还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在座的都应该是我们业界的人士，真的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工作鼓鼓掌，我怎么听不到。你们非常不容易，当然我们从简单的这种数字上来看，它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地来反映我们这种工作的成效，就三位专家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你们在研究金融业界，你们在研究他们的工作给我们这种金融业，或者带来的哪些好的变化也好，或者有些作用，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首先一条就是说它成立的那天接受资产开始，首先它就是对四大商业银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万四千亿已经划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后这个所得资产理论上说，在国外也是这样，你实际上是说你能收回多少，是尽可能收回多少，也不可能都收回，如果你都收回的话，那就跟变戏法一样了，那就是好像只要成立四个公司，就可以把这么国有多坏帐就解决了。所以不能给柏女士她们压力太大，压力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它能收回多少，就收回多少，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要求；你本来收不回来的，你收回来一点，就是得了一点，这个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第三个成绩，我觉得多少就是说对涉及这些资产的这些企业，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门一个公司，去跟它们去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我想多多少少会让这些企业能够意识到，还是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对这些企业肯定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促使这些企业去改善自己的经营，改善自己的管理，改善自己的机制，这个我觉得这也是而且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坏帐有人管了，管的过程中间，咱还得按照规矩来，不能说一个政策，或者领导人一个说法就免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确实使一些企业，所涉及的一些企业，它起死回生，甚至是扭亏为盈。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确实是把国家所要实施的债转股的这项政策给它实行了，如果没有这四家管理公司，债转股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是解决不的，不能让银行去持股，你只能够让资产管理公司去持股，所以它把债转股的程序上能够给它解决，本身也是一个贡献。那么刘教授刚才金先生提到的债转股这项工作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债转股就是其他国家处理债务问题上也有这个做法，我们是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律规定它，不许在企业直接投资的问题，所以它有个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就解决了这个难点。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就是利率，负担减少，它可以有条件地进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或者是改制的工作了，打下个基础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现在这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一个是商业银行把包袱拿掉，坏帐率、不良资产率、贷款率下来了，那么它可以研究股份制改制怎么样地进一步改造商业化经营管理，它就有条件了，国有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有了债转股以后，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利息负担也减少了，它也有条件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改革往前推进了，走股份化的道路，包装上市，这都可以，就是对这两面的，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帮助一批企业搞活了，刚才柏总说了很多故事，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又搞活了一批企业对国有企业改变面貌，当然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金所长讲过的，就是我们工作坚持下去以后，给大家一个依法还贷，这个叫建立严格的规范的信用观念，确实起个促进作用，这个方面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现在下力量去有个专门的机构，刚才说四大公司一万多人，下力量去搞活不良资产，这个对财政减轻压力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否则的话这都是得财政背下来的，对减轻财政负担确实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环境下，能有走这么一步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容易在哪儿呢？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法制观念，没有这个信用观念；另外呢，地方政府各个利益主体都在干预你，那么你又没有经验，外国这些经验拿过来以后好多它一下子行不通。就得靠去闯，挨家挨户去要，挨家挨户去帮，三年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不只前面说的，我认为两点：第一条，闯出一条路，积累了经验，杀开一条路，这个不容易的，没干过的，我是干银行这么多年了，这个事没干过，很不容易，杀开一条路，积累了经验，趟出一条路来，探索一条道路；第二个，培养了一个很好的队伍，这个队伍经过三年的锻炼，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困难，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修养，都在提高。所以我觉得，不要看单纯看这个数，这个数本身就不简单，就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全面看下来，那这个成绩是巨大的。从成立到现在仅仅三年的独资非银行机构，它我国的金融业改革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像柏女士说的，他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起初的真诚会比较困难，但是就让我们一起关注它，一起帮助他们完善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我们相信他们的路会越走越顺。同时呢，对我国的金融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百家讲坛》，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谢谢四位嘉宾再见。  
人工智能与现代社会-钟义信
　　　　主讲人简介　　钟义信，江西龙南人，1940年出生，1962年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本科毕业，1965年信息论专业研究生毕业，1979到1981年是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回国后一直在北京邮电大学任教，曾任信息工程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内容简介　　熟悉人类历史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朋友都知道，千百年来人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不断地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自己，超越自己。古今中外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记载的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神幻小说《西游记》更是把一块顽石想象成为“齐天大圣”为唐僧西天取经降妖除魔，扫平一路的障碍。国外有一本小说《爱里翁》描写了很多机器人为人类服务，帮助人类实现理想的故事。　　到了现代，人类有了更多的想法。我们希望机器人不但能够帮助人类进行生产劳作，甚至可以帮助人类料理家务等一些琐碎之事。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利用外来之物来强化自身，摆脱自然力的束缚得到解放。　　人类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依靠各种各样的工具，而最精彩的人类工具就是带有智能的工具。本期节目将向各位观众介绍人工智能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发展，并展示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全文　　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是《人工智能与现代社会》。熟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人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不断地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自己，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千古的、美好的梦想。　　大看过《水浒传》的人就知道，有一个人物叫做戴宗，他是依靠一对甲马绑在腿上，他就可以日行千里；同样《岳飞传》里头，有一个牛皋 ，大家可能也很熟悉，他穿了一双靴子就可以在洞庭湖如履平地；类似的这种传说很多，比方说诸葛亮是制造了木流牛马，用它们来运送粮草；《西游记》里头更把一块顽石想像成为一个齐天大圣，来为唐僧取经，扫平路上的障碍、除妖、开路。国外也是这样子像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爱里翁》，那里描写了很多机械人，为人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现代人，当然有更多的想象和向往。就是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不断能够帮助人类进行生产劳作，甚至可以帮助自己料理家务等等。这些就反映人们在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希望利用外来之物来强化自身，这样摆脱自然力的束缚，人类从中可以得到解放，所以就是千古梦想，应该是很美好的一个梦想，也是非常合理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怎么样才能变成现实，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人想要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定要依赖各种工具，使用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知道人力的工具，主要是要各种各样的材料，所以有材料科学技术的帮助，可以把物质资源通过加工，制造成人力工具，就可以使得人体质的功能得到增强。动力的工具呢！就要依靠能量的科学技术来把能量资源转换成为动力工具，这样呢，人的体力的功能就可以得到大大的增强。那么最精彩的是人希望有一种智力的工具，它就要依靠信息科学技术来把信息资源转化成为这种工具，帮助人来扩展自己的信息功能、智力功能，这样就可以把人类从很多繁重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除了创造性的劳动之外能够解放出来。所以资源、科学、技术、 工具，这个是人类争取从自然力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写出来了，什么样的时代利用什么样的资源；能够制造什么样的工具；因此扩展什么样的能力；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的文明。　　我们看古代，主要是利用物质资源，所以它主要只能制造人力的工具，这样扩展人的体质功能，因此可以支持农业社会的文明。近代呢？那么就可以利用能量的资源来制造动力工具，工具本身有动力了，于是可以扩展人的体力的功能，支持了工业社会的文明。可能我们最关注的是现代，现代社会呢？由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可以把信息资源转化成为知识，制造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因此可以使得人的智力功能得到很好的扩展，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一代新的社会文明，也就是信息社会，　　我们可以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工具或者是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反映刚才这样的过程。比方最早的机器人，它就是只利用材料来制造的，那么这种机器人没有动力，所以做的事情很少，那么到了近代呢！它可以把动力赋予机器人，所以机器人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比方说搬运或者是生产流水线的某些固定的动作 ，现在 我们又看到了更现代、更先进的机器人，那么它就有一定的智力的这种功能，所以它可以完成比较复杂的各种功能 。最近从电视上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机器人，包括我们国家机器人足球非常的精彩，人类的足球比赛，我们一直期盼他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个经历了比较艰难的历程，但是机器人的足球赛中国的成就非常的好，已经拿到若干个世界冠军。那么这一些机器要能够做这样一些劳动，这样一些工作，那么这里就是人工智能的一种科学技术的成果，　　好了，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呢？我们来简单地来说一下。 智能可以说是人区别于其他的动物，更不要说植物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所以把人叫做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它有智能。所谓的智能，就是怎么样来调度你的知识成为一种策略，用这个策略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是调度知识形成策略，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度知识，知识又是什么？这当然大家很熟悉了，不过从科技这个角度讲，我们把知识看作是由信息提炼出来的一种产物，信息是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是提炼出成为知识以后，它就反映了一些基本的规律，那么信息又是什么呢？信息就是各种各样事物，它的运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样我们就由信息知识到智能这几个概念。我们把它贯穿在一起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智能概念了，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去制造这些智能工具？使人类能够从各种自然力的束缚下得到越来越彻底的解放。下面我们看到这个模型，我们人类要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那么因此外部世界各种事物的运动变换，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　　人这种智能的生物、高等的动物，他的智能模型可以由下面这样一个过程来演示。首先，大家看到人通过感觉器官，可以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得到，所以他有获取信息的能力。那么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他可以把这种信息通过下一个环节，就是人的神经系统，把这个信息传递到下面。比方说传递到人脑，那么在人脑这个地方，通过人脑的思维，也就是对信息进行加工，这样就可以把信息提炼成为知识。 刚刚我们讲过，告诉我们人类的智能是自然进化，几百万年，甚至有的估计是几千万年，甚至是亿万年进化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智能是很微妙的，似乎是很神秘，很高深莫测。但是我们要说智能也不是铁板一块，要么有智能，要么没智能。 它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模型，我们把它看作是智能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头，智能的水平由低到高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所以像大家看到最底下的智能水平最低的这个，我们把它看作是自然界当中这些无机物。石头、泥土这些东西它们的智能，这个智能相当于零级智能，就是没有智能，最低就是没有。那么比它高一点的，那么就是植物，大家知道植物是有智能的，要不然像向日葵这种植物，太阳从东边到西边转，向日葵它就跟着太阳的转动能够朝太阳一直来转动，所以植物是有智能的，这样能够使得植物的生长能够更好。除了植物以外，当然更高级的这种生物，就是动物。动物的智能，大家看到就是在模型的智能空间更高的层次。那么当然最高的层次就是人类的智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智能，分成很多等级。　　因此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用机器来去做，希望变成一个智能工具，那么它的智能也许达不到人类智能那么高。但是可能要比植物高明，它的智能可以在动物到人类之间，就看你的机器做得好不好。 在这样智能空间就告诉我们，智能不要看成是有或者没有，实际上它可以划分成很多等级，人工智能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为机器系统的智能。它就是机器调度各种知识来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如果机器有了这种能力，这个机器就可以帮助我们人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是相当复杂的事情。那么机器的智能，显然要介于植物和人类之间，它也可以形成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甚至抽象一下认识世界 、优化世界，它也可以做，惟一的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能够像人一样进行创造性思维。所以人工智能是把人这种智能的机制和信息科学技术，这些具体的技术两者相结合，因此我们讲 人工智能是生物学跟信息学的一种交叉科学技术。　　如果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话，会听过有好多叫专家系统，就人工智能系统面对某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够以专家的水平去解决。比如天气预报，如果你做一个天气预报的专家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它预报的准确度能够达到气象专家的水平。如果你用这个系统做一个看病的医生，那么这个医疗的专家系统，它看病的能力可以达到专家的水平。假如我们要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这样一个系统，变成一个社会的工具，那么它就要有很多很多刚才这种专家系统跟通信网络集成起来。因为通信网络是覆盖整个社会的，所以专家系统跟通信网络一旦集成起来，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社会可用的系统，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体系，刚才讲有很多专家专用的智能系统，就刚才讲的专家系统，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然后它跟通信网络，通过电磁波或者如果它是固定的话，它可以通过有线、通过电缆、通过光纤来连接。这样，它虽然本来面向专门领域的问题，但是它信息的来源和它的指令的去处都可以通过通信网络覆盖整个社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专家系统面向一个单位的专家系统叫做Intranet，这就是跟Internet相对的 Internet，是一个网兼网的 Intranet，是一个单位内部的网。那么单位内部的这样一种智能工具，它是针对专门领域的问题。　　但是虽然解决专门理论问题，它的信息的来源又来自于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它的结果也要影响到全社会、全世界，所以它要用通过通信来完成这样一个信息的共享。那么这个模型就是一个社会的智能工具，每一个都是有智能，而且是覆盖了全社会。那么， 我们讲到这里，可能会引起一个问题，大家心目当中很多机器能够自动来完成一些操作，因此可能觉得智能工具跟这些自动机器，可能是会认为是一回事。实际上不同，自动机器跟智能机器有很大的不同，自动机器就是自动机。比方说大家家里用的洗衣机也好，电冰箱也好，甚至你家庭的这些操作系统也好，或者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程控交换机、通信网里头的所有这些都是自动机。凡是自动机器，它的特点都是设计机器的人，事先把这个机器要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变成一个程序。所以这个机器只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些程序，它不能做别的事，这个程序里头没有的事情，机器不会做，所以它是一个严格受限于设计者事先设计的这个内容，而且只能解决特定的这些问题。　　那么智能机器，它的特点就不是这样。智能机器它没有一个事先固定的，这种按部就班的程序。设计人事先只给它输入这么几个东西：一个是必要的知识；第二个就是你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你的规则；第四个是你的目标或者成功和失败的准则，把这些东西输进去，真的一个问题来了以后，这个机器要针对这个问题，在知识当中去寻找，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知识形成一个规则，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机器解决问题的具体的策略是机器自己形成的，而不是人事先安排好的。人只给了它必要的知识和规则，以及目标问题环境等等。所以这有很大不同，那么如果有一个问题，应该说一般的问题，机器事先都不知道，但是它都能够找到一个办法去解决。当然这个问题，一定在知识库当中的知识，要包含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越出了超出了这个知识库的范围，这个机器最终还是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它不是按部就班，按人类事先指定的程序一板一眼这么走，这就是它的智能所在。显而易见非常有用，大家可能前两年听到过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报道——就是IBM的深蓝计算机，它叫Deeperblue，既然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那么这个并不是程序设计员事先设计好。计算机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不能这么设计，因为如果你设计的这么“死”，那个世界冠军他的走法是灵活多样经常会变化的，那你这么死的步骤，你肯定打不了胜仗，所以它是要针对对方的走步，机器自己来寻找一个能够赢棋策略，这就是智能所在。那么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机器比自动机器要有用得多，非常有价值。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人工智能，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那么既然这种机器这么好，这么精彩， 既然下棋都能够下过人类的世界冠军，为什么以前我们不去研究它？到现在才来去研究关注人工智能。 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道理，或者为什么我们要这种人工智能。　　就是比方说，我们靠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不能就够了， 我们说不够。一定要有智能 不但速度要快，更重要是有智能，因此我们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就是高速的计算机不足以解决复杂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听到古印度，有一个寓言 就讲有一个大富翁，其实他是个酋长。有一天过生日，那么很多人都来贺礼，来祝贺他的生日，其中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是非常聪明的人，这个祝贺生日当然要送很多礼，这个乞丐什么也没有。那么这个酋长就说，那么你给我什么礼物呢？那个乞丐说我会给你一个智慧，如果客人送了礼物呢，那么酋长应该还人家礼，所以这个酋长就问。如果你给了我礼物，我应该还你什么呢？这个乞丐就说什么也不要还，如果你能够跟我一起来做一个游戏，那么就一切都很满意了。他做什么游戏呢 ？这么个游戏。大家看这么一个方块，上面横线八条、竖线八条，分出来六十四个格子，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乞丐叫酋长，他说你在第一个格子里头放一粒谷；第二个格子呢，放第一个格子两倍的谷子，也就是两个；第三个格子也放第二个两倍，也就是四个。所以1、2、4、8、16、32、64，这样一直往下放 放满64个格，这就是这个乞丐他要他跟他做的这个游戏。如果真的把这64个格子，按照刚才那个规律来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酋长没想到以为很简单，放一粒放两粒，如果要真放满的话，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数就等于是2加2 ，一直加加加，加到2的 63，2的0就是一个。 就这个2的一就是2，到64格就是2的63，这个总和就2的64，大致等于10的19这么多个谷粒，那么要放这么多的谷粒，大家有没有具体的概念。　　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更清楚了。如果不要说人去放，速度比较慢。如果我们用一个计算机来放，它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计算机放谷粒的速度，可以每秒钟放3×109这么多粒，这就等于30亿粒，一秒钟可以放30亿，这么快的速度，让计算机以这个速度来放，结果要把整个放满的话，要放3×10的9秒。 因为这两个数一乘就是这个数，很容易算 3×10的9秒，是多少时间呢？ 正好是一百年，所以 这个酋长要把这个游戏玩完的话，要花一百年。那么酋长能不能活到这个时候？是一个大问号。所以结果酋长就被乞丐用这样一个智慧问题给将住了，所以这就成为一个佳话。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运算速度尽管很快，但是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问题，你还是解决不了。如果我们想像刚才讲到的“国际象棋”，这个有一个统计数，国际象棋它一共如果各种各样可能的走法，把它统计起来有10的123倍的各种走法，所以如果计算机来跟对方下棋，它没有一种智能，而是说你走一步，它就要把各种可能都试一下。试完以后，来找一个最好的策略来走步。这样的话，它要把所有的可能的步数都要试遍的话，理论上讲要用10的104的世纪，那就绝对没有可能。所以光靠快是不成的，有很多问题又要快又要聪明，要有智能才行，所以发明了计算机还不够，还得要去研究人工智能，这个道理就在这儿。　　那么为什么刚才讲，这么能干的机器，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到现在才去研究。当然，一方面以前我们碰到的问题都比较简单，或者碰到复杂的问题就不管了。现在复杂的问题也得去做，所以有这个需求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刚才我们讲到它必须要从比较简单的地方开始，人的认识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直观到抽象。　　大家看这个表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表，这个历史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就这么走过来了。那么它最早只能够，人类认识比较直观的，这种物质资源，所以会导致于农业社会，然后认识比较相对抽象的能量资源，导致于近代的工业社会。到现在才能够去对付这种非常抽象的信息，这样才能够逐渐逐渐推动信息社会的到来。目前的进展，智能系统可以有比较直观的形象思维跟比较抽象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而且由表层的智能向深层的智能往这个方向走，还有模拟一个人的个体智能到模拟整个集体的智能。或者社会的智能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它的进展，现状凡是比较规范的问题，现在都能够达到。　　比较好的这种水平，比方说大家知道指纹识别。这也可以做到非常的准确。虹膜的识别，也是可以做到非常的满意。那么比较专门的领域，像刚才讲让做一个机器医生，做一个专家咨询这种专门领域，领域比较具体的，也还能够做得比较满意。但是要做得比较深层的，比方说模拟人的理解能力，这方面还有比较多的困难，还不是特别满意。这个大家可能有这个经验，机器翻译，有很多翻译机当字典用可以，查字典没问题。要是整个一篇一篇文章，翻译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错。那么虽然目前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人工智能的展望，由于现在的理论和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景是非常好。一般的来讲在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和咨询信息，这几个环节方面可以做到比人的能力还要强，但是在创造性思维方面，是不如人。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人自己都搞不清，人的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怎么样进行的？顿悟、灵感怎么样产生呢？描述不出来。人描述不出来，所以人就没有办法去让机器具备这个能力，那么这样呢！一个比人强的一方面，也有比人弱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自然想到，人跟智能系统应该有一个分工。凡是那种传递信息获取信息，控制让机器来做，凡是创造性思维要人来做，这样人机分工 又人机合作。那么这样一来，人跟机器成为一个共生体，以人为主导机器来服务。那么这样就会使得人的能力非常的强大，那么这就是将来的人跟机器合作的一种途径、一种模式。这样一种模式非常巧，我们完全是从科学技术这个角度分析下来。　　有这么一个结论，未来的劳动方式是这样。那么马克斯在一百多年前写《资本论》的时候，就曾经写到过这么一段话。这是马克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的一种预测、一种憧憬。他这么讲，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充分发展，这句话讲的就是我们今天。那么到这时候会什么样子？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你看劳动者在这儿、流程在这儿、生产流程在这儿。那么不再是一个流程单位环节，而是站在生产流程的旁边，站到这儿了。对生产流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管理，要给它下任务，给它出题目，题目而且出得有创意，这样社会进步才有意义。和监督，刚才讲验收它的产品。所以你看马克斯预测未来的社会，人类的生产劳动的方式是这样，而这个描述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不谋而合。那么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当然是很美好的。我们中国自己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面，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也可以说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应用方面呢！应该说中国人已经做出很多很精彩的应用。　　比如说CIMS是在工业上、农业上有很多农业专家系统；商业上、教育上、国防上，一直到最近。比方说关于语言的信息技术，也有很多进展 机器翻译。虽然现在不满意，但是现在在取得比较好的进步，用机器来对文章做摘要可以做得跟人做的摘要一样好。在网络上去检索我们需要的信息，这叫智能的搜索引擎，我们已经做得相当漂亮。还有就是网上现在大家看到有很多不好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系统，把那些不好的内容过滤掉，而把好的内容保留下来，它能够分得清哪是好哪是不好，这就是要理解这个文章的内容等等。还有刚才我讲的机器人，我们中国的机器人能踢足球，而且能够踢到世界杯的拿冠军这种水平，所以中国人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一个总的概念就开始走上了自主创新的这个阶段。典型的应用，应该说智能的问题无处不在，哪里有人哪里就希望有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人。　　刚才讲到机器医生，北京曾经有一个机器模拟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一位老大夫看肝炎病的，叫关幼波。这个机器诊断肝炎病人的结果，居然能够得到关先生的赞同。他说一个病人来了，机器检验的结果判断的结果，开出的处方给关先生看。关先生说如果我来看这个病，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成果，机器博奕刚才讲到下象棋，这种大家都很清楚了，柔形加工、农业专家系统，刚才也提到过安全的问题，还有信息站。现在知道打仗，已经不是像过去二百米之内见硬功夫、拼刺刀，而是靠信息的这样一种运作把战场处理差不多，人才上去。还有最近我们提了一个2008年奥运会，很多人讲的话都不一样，因此要互相理解很困难，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虚拟的志愿者，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做的各种各样的系统。它能够主动地跟奥运会的参与者去跟他去攀谈，然后给他咨询，提供很多这种服务。会使得奥运参与者感觉到中国人的人工智能系统，非常精彩，会留下很难忘的印象，这个现在正在做。　　最后一个我就想说一下智能化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推进的信息化，意义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模型告诉我们社会的进步，它是依赖于科学技术提供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人利用这种工具去跟各种劳动对象打交道，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呢！要求先进的生产关系跟它相适应，因此导致于先进的经济形态，产生好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求。老的需求满足之后，新的需求又会出现，所以总是这样不断地循环，不断地走向更高的阶段。所以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这就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智能系统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除了别的系统以外，它有智能 而有智能的机器，可以帮助人做更多、更好、更复杂、更重要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在推动信息化 这个信息化概念，大家都很熟了，我就不说了。但是智能技术它是信息技术，最精彩，也是最重要的这部分，是它的核心。所以如果没有智能化的信息化，那我们做了多少年信息化，是一种初等的信息化。所以一定要在推动信息化的过程中，大力地 广泛地、普遍地采用智能技术，是否能够在信息过程当中，信息化过程中大力推进各个领域的智能化。将直接影响信息化的质量水平和能力，这是由于它智能技术的能力所决定的。而且只有充分的利用智能工具才可能使传统的工农业生产，能够使它的产业升级。下面这个讲的具体一些内容，就是升级 有一些标志，而这些标志只有利用智能工具才可能达到。不但是工农业生产产业能够升级，而且使国民经济产业的结构能够优化。这个产业结构优化，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工业农业因为它利用了。智能工具，所以它的从业人口可以大大的减少，机器可以做更多的事，那么更多的人转移到第三产业。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高技术经济，因此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就优化了。而且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所以智能化跟信息化跟现代化，这个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极其重要。而过去说以前没有注意到智能化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所以就要充分地发挥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作用，使得我们的信息化，真的是高水平，我们的现代化真的是高水平。　　最后我就要讲我们应当想办法努力来集成人类的智慧，实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的帮助，逐渐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的这样一个目标。　　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它的重要作用是现代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不断地改进机器的智能水平，逐渐地实现人机分工“人主机辅”——人是主题，机器辅助人，这样的来合作，使得人类能够得到解放，这件事应该说是千百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伟大的理想。信息时代在过去做不到，但是信息时代正因为它有信息科学技术发展，所以是实现人类解放，这种千年梦想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民族和个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真的是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创新的事业当中大显身手，而且大有可为。 
21世纪我们怎么“管人”？-曾湘泉
　　　　主讲人简介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5年11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籍贯湖南湘乡。1979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我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人力资源和薪酬管理专家。美国管理学会、美国薪酬协会国际会员。兼任卫生部第四届“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劳动教学分会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同时受聘为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等多家大型、特大型公司薪酬委员会的顾问。出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资机制——对中国工资问题的宏观动态考察》、《劳动经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著作。　　主持并完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及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人力资源规划》、“工资与社会保障关系研究”等十余项重点课题和项目的研究工作。在业内享有很高声望。　　内容简介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代，“人力资源”这个概念首先从北美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念已经被包括企业和非赢利组织在内的各领域所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且在实践中成果显著。　　1993年，人力资源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被引入中国，从那时开始，国内企业和非赢利组织原有的人事管理的理念也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开始发生转变。和传统的人事管理相比，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更强调员工的发展，人力资本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中国企业和非赢利组织的管理迎来全新的挑战：我们应该看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事物，各企业和非赢利组织管理者的传统人事管理或干部管理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的考验，而且知识经济和后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也在考验着各企业和非赢利组织的管理者，这些都有待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推进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健康有序运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为您讲述《21世纪我们怎么“管人”？》，敬请关注。　　全文　　很高兴跟大家一块来共同分享关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些信息和知识，那么我们知道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这两年开始热起来。那么我记得1993年的时候，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和我们的校长一起做高考咨询。那个时候有一个家长就问我什么叫做人力资源管理，他说人力资源管理是不是做计划生育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校长就说了，说你们要和国际接轨，要把人事管理改成人力资源管理，是不是有些超前。事过了将近十年，我们回过头看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或者人事管理，或者对人的管理，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这些地方，我们想也不会重新出现这样一种笑话。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的观念或者说我们的理念，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认识来讲，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更宽的视角，来看待，来认识，所以我今天讲的问题是讲国际化背景。那么国际化的背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求了解国际上先进的人力管理的理念和实践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我先跟大家简要地讲一下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现状。那么从国际上的情况看，一个方面是从理论层面或者从学科层面上讲，我们看北美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它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那么比如美国，它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但有本科层面的教育，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在硕士层面，甚至博士层面都有这方面的教育。我们知道在美国国际上一流的大学，康奈尔大学它有一个学院叫做School of Industry and Labor Relations。那么这个学院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顶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学院，它不但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和博士，它还提供本科方面的教育。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人力资源管理这样的教育，它需要大量的人际沟通方面的经验要求，所以一般来说不是在本科层面提供教育。但是，康奈尔大学因为它专门是一种系统的教育体系，所以本科层面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这样的教育和培训。　　换句话说，我们看在北美这样发达的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有了正规的教育系统，那么人力资源管理除了正规教育系统之外。在实践层面上，人力资源管理也非常发达。那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层面上，我们把它称之为职业化、专业化的训练，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比如说我们看在北美有人力资源协会，它专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格认证制度。比如说我们看到它有人力资源专业的人员证书，人力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证书，还有非盈利组织的HR人力资源方面从业者资格证书。那么这是一个层面，就是职业化和专业化。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开始倡导职业化和专业化，那么职业化和专业化其实是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提出的理论和概念。那么中国现在提出职业化和专业化，其实我们看也是要走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开始引入资格认证制度。　　第三个方面在国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人力资源它不仅仅是一个正规的教育系统，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领域，同时它是个产业化的领域。那么产业化的领域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看软件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前十大的软件公司，它都是从人力资源起家的。那么美国的软件，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软件已经非常地发达，非常地丰富。软件丰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软件的软件都有了，就是软件之多，需要一个软件专门来描述它们这些不同软件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出现很有趣的现象，它的产业化的领域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写职位说明书，其实你都不用写了，它有时候卖什么呢？不是卖职位说明书，是卖句子，一句话40美元。所以它的软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力资源已经到了高度的产业化的一个阶段、一个领域。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不光是正规的教育系统，非常成熟发达。同时，它也是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队伍，也是一个产业化的领域。这是第一个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发达国家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我讲一下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目前面临的五大问题。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我们知道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开始，我们开始重视人的管理问题。那么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越来越重要。我们看到，中国到现在为止，有120所大学开办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专科层次，或者本科层次的教育。但是中国的企业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国的非盈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概括起来我认为它有五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是我们使用或者说按照国际上的说法，雇佣一个不恰当的人来从事工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就讲人和事的匹配问题，那么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人和事不匹配问题非常严重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我们怎么样去对人的管理？首先是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招聘这个人。那么我们的人大部分我们知道过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是通过一个大学毕业生，把他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尽管今天不再分配了，但是我们很大量的员工，他是通过大学毕业计划分配的方式。所以我们过去连“流动”这个词都不使用，我们使用“调动”。第二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也可能从部队转业，或者从其他单位调动过来的，放到这个单位。我们的企业，我们现在缺大量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优秀的管理者，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本运作的管理人员，营销的专业人员。我们其实看非盈利组织，比如说医院，我们医院的院长谁来做？我们知道现在卫生部开始探讨双首长制，双首长制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部长到国外去一看，后来发现国外的院长经常是什么人呢，也可能是精算师做院长，而不是一个著名的外科专家，或者内科主任。但是中国的概念，我们的概念都认为一个医院院长，应该是一个著名的专家来做。其实到国外一看，管理作为一个职业，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所以我们对人和事不匹配的问题，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非盈利组织中间大量地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不是通过做工作分析，工作研究，然后去考虑人和事的匹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组织做了很多，引用现代国际上很先进的技术方法，去推动组织的人力资源的体制改革，推动管理上层次。但是管理为什么不能出效益，因为人和事匹配的问题，实际上经常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二方面就是激励机制有问题，员工流动率高，员工工作不尽力。那么激励机制我们知道在现在看，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间很大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看到讲到，现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人才竞争的核心背后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人才竞争背后是制度的竞争，或者是人力资源制度，或者人力资源激励制度的竞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人才流动，人们在跳槽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激励。当然激励的概念不是我们理解的。像我本人做薪酬研究，作为薪酬专家来讨论的，只是一个薪酬，或者说只是一个外在薪酬。其实薪酬理论compensation，这个概念中它不但包括外在薪酬，就是我们看到的直接的工资、奖金、福利，甚至加上ESOP员工持股计划，stuff opption,股票期权就是所谓的延期支付。实际上薪酬中间还包括内在薪酬，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从外国企业或者从民营企业到国有企业来，或者说有很多人改变了不同的，像我们理解的不同的工作的方向，和一般人不一般。它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内在薪酬问题，比如说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工作更有趣，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责任心也是一种薪酬。这是按照激励理论来讲是叫内在薪酬。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在美国在中华投资的跨国公司，都有激励问题存在。所以激励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员工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的表现，要么这个员工就流动了，就是离开了这个组织。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跳槽率很高的问题，其中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最近的《北京青年报》刚刚做完调查，调查大家看到员工的流动的第一条原因是什么？　　第一条原因就是薪酬，那么薪酬实际上也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企业，它本身原来搭建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平台，搭建薪酬管理这个体制的时候，它并不是依赖于我们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或者薪酬管理讲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内部的公平性，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第二个外部的竞争性。那么一个组织它不是把一个薪酬管理，建立在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力的基础上，它怎么能够可能去吸引吸纳维系、激励优秀的员工呢？不可能。所以说激励机制有问题，就会导致员工人才的流失，或者人力资本的流失。　　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员工不流失，他可能继续呆在这个组织中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叫什么？就是偷懒，他就会偷懒，那么这种偷懒我们叫做工作不尽力，其实也是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招聘技术，面试无效，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那么中国的企业我刚才讲了它对于人的使用，过去大部分都通过计划的分配，或者调动或者其他的方式，就是计划的方式。传统的计划对资源配置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所以组织中间怎么样去使用一个人，怎么样去面试，掌握这方面的技巧，实际上在中国企业是非常大的问题。就像我们的大学生现在分配，每年都还要叫分配。很多单位就到我们单位我们学院来要人，他经常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毕业生？我经常问他，我说究竟是你要毕业生，还是我要毕业生？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概念，怎么样去甄选人，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方法去甄选人？所以这方面包括我们的应聘者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求职。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在美国它有公立的图书馆，大学的Career Service Center，就是职业服务中心。它都有免费的职业服务这样的培训，比如怎么写求职信，怎么样写简历，怎么样去面试，这么样大量的培训活动。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或者中国的求职者在这方面的培训都很落后，所以没有有效的招聘技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做大量的投资。比如说招聘，比如它做一个广告，用名义上很高的报酬去招聘人，最后的招聘效果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这样，没有很好的招聘技术。　　第四个由于对员工缺乏培训，而使企业效率受损。培训的问题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观点来讲，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培训我们知道在中国慢慢大家都很重视，因为我们知道在市场招聘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这些是我们最期望得到的事。但实际上人和事的匹配，往往都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很多员工招聘进来，都需要进行培训。但是怎么样去培训一个员工，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的配置，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工作分析和工作说明书的基础之上，人浮于事，工作职责不清，以及对员工无法进行招聘、考核、晋升、奖酬、培训等，这是中国企业跟发达国家企业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差距。如果说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如说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差距的话，我个人认为100％中间的50％来源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没有管理平台，没有管理的基础设施。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企业对于一个职位不去研究，那么怎么去做招聘呢？怎么去做培训呢？怎么去做考核呢？不可能。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的企业中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记住你做人事干部，第一句记住你要男性，不要女性。现在好像市场统计中30％要男性，30％是要女性，30％多是男女不限，不错，有进步。第二句话说记住35岁以下，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次有个记者问我，他说为什么要35岁以下。他说他去采访，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在国内的外企过去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现在慢慢也跟着国内企业走。他说为什么35岁？说35岁以下有活力，35岁以上就没有活力了。我说我亲自看见惠普在北京招聘人中间，招聘一个职位的人是50岁，是我们国有企业一个石河子商业局的局长。他还说了你们还可以推荐，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招聘了一个培训经理，多大的年龄呢？是国外来的，多大年龄？70岁，他有大量的丰富的培训经验，怎么可能是35岁以下。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叫35岁左右，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然后还有35岁以上，最近出现了还有45岁以上也开始招聘了，都是莫名其妙的概念出现。为什么？他都不研究这个工作，究竟这个年龄跟这个职位是什么关系，然后就提出一个概念。再第三句话就是硕士以上学位，去年好像是我们南方一个航空公司要200个硕士，我们北京一个单位要100个硕士，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现象都强调学历，强调知识化、专业化。这个都很好，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我们看，我们最近去研究一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一个美国的咨询公司研究的，它7000个职位中间只有2％的职位提出来要有硕士学位；4％的职位要求本科学位；94％的职位没有提出学历要求。我们不是说学历不重要，学历当然很重要，在中国强调知识化、专业化、社会中非常重要。问题在于你需要研究，你这个职位和这个学历究竟是什么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博士就行了。人力资源管理，大家记住，是个性化的管理，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比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要难得多，怎么可能是这么一种东西呢？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五大问题中间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它是最核心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　　那么解决这种人力资源的五大问题，在中国，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现在出现的难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识障碍和难点。意识障碍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人力资源管理本身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什么叫管理？世界上有句名言，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让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叫管理？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管理其实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对人的管理。那么自己做这样的事不叫管理，那叫操作。所以我们看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的本质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所以我们讲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所以我们讲，广义地讲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不是一个学科，它是一个领域，是一个由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法学不同学科群展开探讨和研究的专业领域。　　比如我们看，我们现在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培养模式。我们看很多学校现在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我们也总结，为什么我们办了19年来，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受社会欢迎，是因为有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名字吗？不是。实际我们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有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训练的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优势。比如我们有很多是从北京大学心理学毕业的，或者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毕业的，也有很多从我们人民大学，或者南开大学毕业的，或者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经济学背景的人，也有我们人民大学或者其他大学管理学背景的人，也还有我们很多是从北大法学院毕业的法学背景的人。那为什么他这样的不同背景的人，来提供对人力资源专业的培训教育为什么有用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跨知识结构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毕业生为什么受欢迎，不是因为人力资源管理这个名称好听。　　那么我们知道1978年的时候，小平讲过，说中国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那么这句话大家都记忆犹新。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总结一下小平讲的这句话，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说，我们学习前半部分，就是先进的技术来讲，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技术是很先进了，我们的管理怎么样？我们知道工作分析，工作评价制度，这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铁路运输业做职级工资制时候发明的东西。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知道，在美国基本上北美都普及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写进了教科书。在中国，你不相信你可以做一个调查，你问我们的企业老板，你问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分析？什么叫工作评价？我可以说90％的人不知道。我是做过一次调查，所以说我们的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已经非常领先了，但是在管理层面上，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层面上，它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提出来，一个好的CEO，首先是一个好的人事经理。那么有的人就说了，说你这样的说法，把人力资源无限扩大化，那么大家都是做人力资源管理，那人力资源管理干什么事情。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分工图，我们看实际上人力资源管理在直线经理层面上，如果比如说我们看招聘，那么在招聘甄选这个层面上，直线经理做什么？他要列出工作要求，协助工作分析，他对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要说明未来员工他的要求及类型，要面试做出最后的甄选。所以我们讲直线经理是指挥人的人。所以他首先要承担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将来不是学人力资源管理也可能学营销，也可能做企业管理，或者学金融。实际上你在那个部门做头的时候，你首先要懂人力资源管理。那么人力资源管理干什么？我们看招聘与甄选，我们看人力资源干什么？人力资源第一编写工作说明书，制定员工人事规划，寻求求职者的来源，组织招聘。因为求职来源我们知道，也可能从市场来求，也可能从大学去招聘。甚至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你是从什么样的渠道，招聘程度怎么能够更低。比如说你是通过媒体做广告，是通过电视，通过报纸，通过网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招聘？那么比如寻求求职来源，组织招聘，还有初步面试推荐给主管。这个东西大家看，直线经理和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西方有一个名言，就是人力资源部，是被授权以协助和建议的方式，去支持直线人员去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得极端点，如果从非专业化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可以不要人力资源部。实际上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有人力资源部，你是被授权以协助和建议的方式去支持直线人员去实现组织目标的。　　所以我们讲一个好的CEO，首先是一个好的人事经理。所以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它的成功取决于什么东西呢？我们说首先决定于直线经理的参与。就是我们讲，领导也好，指挥人的人也好，他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最大的误区是什么东西呢？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部的事，或者说人力资源部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有这样一种认识，人力资源管理再有好的什么北美的技术，欧洲的技术，日本的技术有没有用呢？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人员他不了解人力资源管理，怎么能够可能把人力资源搞好呢？不可能。　　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一个理论，就是推行直线经理承担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们讲了，中国的企业不是把人事部改成人力资源部就解决了问题，它不是问题的要害。那么人力资源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出来的时候，和传统的人事管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的区别最大的就是强调员工的发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三满意”。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企业它为什么要办企业，企业是要赚钱的，那么企业赚钱就是要实现企业投资者满意，或者叫股东满意。那么怎么样实现股东满意呢？那么就是需要通过消费者购买我们企业的产品，所以要通过消费者满意，达到我们的股东满意。那么消费者怎么满意？我们的管理者不可能每天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通过什么？要通过员工从事的工作，从事的活动。所以，员工满意，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从消费者满意最终达到股东满意的桥梁，所以现在提出“三满意”。所以员工满意是人力资源管理跟传统人事管理不同的一个东西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首先一个问题在那儿，不是说把人事部，改成人力资源部的事。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企业跟其他的跨国公司，外国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我们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经历的很多管理问题，和二战以后到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后工业化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都压缩成一个阶段完成。所以中国企业的人事经理，或者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比外国的公司人事经理要难做得多。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来讲，在理念层面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人力资源或者人事管理的理解和认识。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怎么样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要从启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系统工程入手，这就是从工作分析入手。工作分析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要从重视理性出发。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人他和西方的人在文化层面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重视人情味，是一个人情化、情绪化的民族。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做人力资源管理、做管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现代的管理是什么？是从重视理性出发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讲工作分析，讲工作说明书，它是讲这个职位需要什么样的任职资格。比如说需要什么样的工作经验，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需要什么样的个性特征？比如说我们讲总裁，需要内向，这样的性格要求。同时，还可能有其他更多的要求。这样的要求都是按照科学的工作分析，对这职位的分析研究工作的自然属性所提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导入人力资源管理的话，我们要从重视理性开始。所以如果是不重视理性的话，我们不可能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导入到中国的企业中来。　　那么意识障碍和难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讲，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必须走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市场化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就是规范化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叫做国际化的道路。那市场化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市场？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化和传统计划不一样，它主要是讲三大特点。　　第一个利益主体多样化，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承认国家的利益，还要承认企业利益，还要承认员工利益。那么只有承认员工利益，才讲到对员工的管理，才有效。所以我们现在看，强调说员工的忠诚度问题，对企业的忠诚度，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不是仅仅研究经济契约，就是我们签一个合同，更重要人力资源管理要研究心理契约，就是作为个人对组织的承诺关系，所以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的。第二个员工跟组织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在市场条件下它经济活动中间，要素之间都是一种合同关系。但是这种合同刚才讲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同，它同时是心理合同。组织行为学为什么很重要，就是管理心理学为什么很发达。那么在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它为什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专业。比如在北美，它都是需要研究这种心理契约，管理的问题。第三个利益和风险各自分享和承担，那么既然是市场经济，它企业可能面临破产。企业的寿命，我们知道，可能因为它的寿命缩短，它很快可能结束它的寿命。那么个人也可能因为市场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他失去工作岗位。所以，利益和风险是各自分享和承担的，这就是市场化的概念。　　第二点就是规范化。规范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构建一个程序化、流程化的制度，而摆脱我们传统的随意性，运动式的管理这样的思路。中国的企业不是简单地导入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我们中国人不缺乏思想，我们需要搭建一个程序化流程化规范化的制度。这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第三个国际化。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实我们就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的一个范围内，来思考问题，那么从世界经济范围来思考，我们就是要提出一个国际化。国际化是什么呢？是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国际化的经营的理念。它的思想，它的行动，生产和销售要国际化。国际化的经营理念过去我们讲，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思想国际化，行动本土化，说生产本土化，销售国际化。这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思想国际化，行动能本土化吗？不可能。所以说，思想行动生产和销售都要国际化。第二个国际化，就是国际化的人才战略。那么前一段我们知道上海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它的研讨会题目就叫“国际化大都市与人才战略”。那么这个是一个国际论坛，请了国际上很多人，我应邀参加这次论坛。上海提出国际化的概念，就不是光是思想国际化，它认为根据一定的年限，期限要吸收国际上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比例，就是国际化的人才战略。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热门技术的热门人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热门技术的热门人才，不是简单地需要国外毕业的硕士博士。它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需要有在国际上从事过实际管理经验的跨国企业的人才，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薪酬，在大幅度提升。它大幅度提升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和国际进行对接，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现在的薪酬水平。比如我知道的，国内最高的工资，我听到目前最高的工资，一个职业经理人拿到的最高薪水，是100万美元。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价格，其实说明了国内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的需求，就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障碍和难点，意识的障碍和难点。　　第二个难点障碍就是技术和方法难点。那么我们知道重视人力资源和开发，而不知道如何重视，那么简单地停留在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上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说人是最重要的，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讲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所讲的一个概念。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称之为软的部分，就是价值取向，文化的部分。第二部分是硬的部分就是我们叫制度、方法和技术的部分。那么我们去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它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讲，它既有从软的方面，文化价值方面取得成功的经验，更有从制度规范化角度成功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看见现在学习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我们要去引进和消化发达国家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套技术和方法，走国际化道路。　　那么我们去总结一下，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比如说我们看世界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美国的模式，美国是什么样的模式呢？美国是一种发达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就是员工和雇主是高度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匹配的。那么我们看到员工可以离开这个组织，那么企业这个组织呢，也可以把这个员工炒掉，所以员工和组织之间是高度流动匹配的模式。所以流动率在国际上统计，美国流动率是最高的。第二个模式是日本的模式，日本不是外部劳动力市场模式，日本是什么？日本我们叫做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它是什么？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模式，那么内部市场模式是什么？企业在内部，通过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员工得到发展。总的来讲在国际上这两种趋势其实在融合。像美国这种模式我们知道，它就出现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比如说人力资源管理，你可以在微软干，明天你可以不在微软干，到惠普去干，同样你可以做你的工作，这是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那么日本的模式实际上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看到它，不但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更重要的是强调员工的敬业精神，就是文化价值的取向。那么日本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它为什么能够发展，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来源于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员工的敬业精神。那么现在来讲，总的趋势，就是强调制度化和人性化的结合。那么人力资源管理，在目前现在越来越重要，它的大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是因为整个经济结构开始向什么调整呢？就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我们讲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成为主体，使得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重要，对人的管理越重要。那么对人的管理越来越重要，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工作的态度，就是员工工作的态度，成为目前管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服务业成为主体的时候就很重要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大陆的很多企业，和我们的港台的员工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都说是责任心，工作态度的区别，所以工作态度是我们现在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点人格修养，比如说我们服务业都是要和人打交道，它的礼貌，它的文明程度，是决定这个组织价值的很大一个方面。　　第三个与消费者沟通的技能。因为在服务业它和传统制造业不一样，他不是和机器打交道，他和人打交道，他所以和消费者要进行充分地沟通理解。那么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服务业成为主体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与员工沟通的技能的要求，在不断上升。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人力资源管理，不是讲人事管理？就是人力资源管理比传统的人事管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调员工的发展，站在员工的立场上考虑员工满意度问题，所以跟员工沟通的技能要求在不断上升。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业成为主体。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技术的变动，那么我们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进入了所谓的EHR阶段。那么这个企业的寿命也在缩短，市场变化在加速，员工对职业的忠诚开始超过对企业的忠诚，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开始出现。所以呢，技术变动其实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现在也开始上升。我们最近做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北京有四大规划，我负责完成这个人力资源规划。那么研究中关村地区企业的寿命多少年呢？中关村企业的寿命平均是3.9年，不到4年。所以企业的寿命缩短大家看到什么？就是员工对职业的忠诚开始超过对企业的忠诚。所以一个组织怎么能够吸纳维系激励优秀的员工，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强调员工的发展或者说在员工的职业生涯的阶梯中间，提供一个人力资本增值，而不是缩水的阶梯。所以呢，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进步，我们必须去研究世界上的各种模式。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队伍自身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程度高低，也制约了我们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上上层次出效益的程度。　　那么中国的企业要融入世界的经济的大循环中间，跟世界企业竞争，要解决通过激励制度怎么吸纳优秀人才，你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技术和手段。在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它也要强化国际合作，要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创建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刊物。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层面上，实际上跟国际的差距也很大。那么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和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也亟待加强。这个方面实际上要加大培养的规模，特别是在中国要强化人力资源管理，要增设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硕士学位，就是像法学一样，新闻一样，现在有专业学位，不是说一个纯粹的学术学位。那么专业的学位发展，才可能适应目前企业和其他非盈利组织，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事的巨大的市场需求。　　那么最后的结论就是三点。第一条，就是构造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是什么？我们说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倡导能力导向。什么叫倡导能力导向？就是作为现代组织在市场化条件下组织怎么样使用人。那么最重要的是能者得其职，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在这个职位上让他干，这就是能者得其职。我们第一条导向叫做能力导向。因为人他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吸纳，第二句话叫维系，第三句话是最核心的，叫什么？叫做激励。激励什么东西，把一个人潜在的能力要转化为实际的工作业绩，这是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者，最大的挑战就是把一个人的潜在能力，能不能发挥出来，让他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我们讲的导向中间绩效导向，业绩导向比能力导向更重要，它是根本。　　那么第二点，就是建立新的企业制度，或者从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入手，反向推动企业战略和制度改革。就是说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这种制度，它的技术方法导入到我们企业中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企业在战略层面上，在制度层面上，要进行改革，进行革新。换句话说，中国的企业，传统的企业的改革是什么？就类似于一个卫星换轨道，从传统的轨道要调整到新的轨道上去，我们就要找一个切入点，任何一个切入点，都可能使这个企业从传统的轨道换到新的轨道上去。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反向推动企业的战略形成和企业的体制改革。　　第三点就是学习和引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方法，推动人力资源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是中国企业从技术和方法层面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当务之急，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董克用
　　　　主讲人简介　　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　　1. 国际劳资关系学会（IIRA）会员　　2.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3.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研究会会长　　4.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　　5. 中国劳动法学会副秘书长　　1. 2001年6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2. 1995—200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院长　　3. 1985┅2001.6 :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A. 著作 ( 部分 )　　1. 中国转轨时期薪酬问题研究，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2年；　　2. 薪酬管理（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人力资源管理（译著）, 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000　　4. 社会保障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 养老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6. 欧盟一体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政策— 中欧比较, 1998, 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最终报告　　7. 西方劳动经济学教程,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5　　内容简介　　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帮助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物质的帮助，也就是说它是在公民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要通过这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你物质上的帮助；同时要通过一些福利项目，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方面的作用。社会保障它的范围很广，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那些社会保障的定义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范围是些什么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它的社会保障所谈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目前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相同的，包括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中，最低的层次是社会救济，它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最弱者群体，或者讲是群体公民中的最弱者群体。它的覆盖面是全体公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够享受，但是真正享受的人应该是很少的，这是最低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它的对象和社会救济不一样，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以及劳动者的家庭，有的时候涉及到劳动者家庭。　　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社会福利，它的涉及范围很广，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社会福利这个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　　本期播出的《百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教授，将为您详尽阐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全文　　那么今天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简单地做一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今天讲这么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要讲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第二个问题会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然后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社会保障制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社会保险制度，在中国做了哪些改革，现在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困境。三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做了一些什么改革，一个是最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做过一些什么改革。　　那什么是社会保障？大家一定很关心，来听讲座，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听的是什么。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社会保障的定义，不但在国内学者之中，有很大的争议，在国外的学者中不同国家对这个概念的争议也非常大。我给了大家一个定义，那给了一个定义是不是说就都是公认的呢？不是的，只是我们总结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的说法，那么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样一个定义。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就是不是企业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用是什么呢？帮助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物质的帮助。也就是说它是在公民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要通过这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你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通过一些福利项目，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生活中给予帮助；另一方面是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从这个定义里就可以看出，那你要讲到社会保障显然它的范围很广，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那些社会保障的定义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范围是些什么呢？包括什么呢？我们说，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它的社会保障所谈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目前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包括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如果你到欧洲去，它更多的谈到的是社会福利，它更多地谈到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遗属、残疾人，它更多谈到是这方面。所以中国我们讲是讲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那这三个领域和整个的社会保障是什么关系呢？　　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关系，那么最低的层次在社会保障中，最低的层次是社会救济。它的对象是谁？它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最弱者群体，或者讲是群体公民中的最弱者群体。他们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因，生存处于困难了，就是不能生存下去了。那么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讲，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社会中的公民，不能生存下去怎么办，必须由政府来出面，通过一些社会救济，来帮助他们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社会救济。社会救济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也可以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来鼓励民间团体、社会甚至企业来帮助这些最弱者的群体。但是主体上是政府，所以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出，社会救济在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那么它的历史上看怎么样，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因为古代社会自从有了政府，特别是中国，我们自从有了中央集权的政府，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一些出现的灾荒，政府就采取措施，给予救济，所以社会救济这一点，从社会保障来说是最基本的、最基层的。但是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社会救济当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社会救济，它是一种现代社会政府出面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帮助社会的最弱者群体。虽然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但是一个社会来讲，往往它的覆盖人数是很少的，我们一个社会不可能靠社会救济维持一个社会的运行。所以它的覆盖面是全体公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够享受，但是真正享受的人应该是很少的，这是最低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是什么？第二个层次就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包括什么呢？又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它的对象和社会救济不一样，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以及劳动者的家庭，有的时候涉及到劳动者家庭，有的项目并不涉及。各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它主要对象是劳动者，就是说要通过劳动者才能涉及到他的家庭，如果他不劳动，没有参加到劳动者队伍中，那么这些保险项目往往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它的目的是帮助劳动者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仍然能够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他仍然能够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刚才我们讲救济的时候是什么，是生存。那么社会保险的对象是劳动者，也就是说，他平时要提供劳动，那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能劳动了，比如说生病、失业、出现工伤等等，或者老了。我干了一辈子要退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不能劳动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只有一个生存水平，我要有一个保证我的基本生活水平，所以不同于社会救济。它是社会保障的第二个层次，范围的对象是劳动者，它依据什么来产生的？就这样一套制度，它不是像社会救济一样，是自古而有之的，有了政府就有社会救济。那么社会保险这套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它依据的原则是大数定理、大数法则。就是说用大多数的人来分担少数人的风险，用这种办法来制定了这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当然这里边制度上还各有特点，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各个社会都一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是社会保险问题，因为跟劳动者相关。一个社会中劳动者是主体，因为劳动者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就业问题这么大，失业问题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劳动者发生问题的时候，是一个社会就会发生一些不稳定的时候。所以各个社会都非常关注的是社会保险这个领域。那么我们一会儿我们也要重点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改革以来，在社会保险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层次。　　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什么？是社会福利，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社会福利不同于大家平常听到的社会福利。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社会福利，有些属于社会福利范围，有些并不属于这个范围。比如我们听到的养老院，那是一种社会福利；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福利工厂，说残疾人福利工厂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吗？不完全是社会福利的概念，它更多的有救济性质。所以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最高层次，它的对象仍然是全体公民，所以一个社会福利它的涉及范围很广。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社会福利这个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听到过说北欧是福利社会，那么它就实行的这样的理念来提供它的福利。那么有些国家，不太提供各种福利，它以社会保险为主，它经济发展水平再高，它也不以社会福利这种方式来提供给公民，因为它认为这样的制度会造成一些养懒汉的制度。所以各种国家在社会福利上面的差异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层次社会救济差异不大，发生天灾人祸，都要出面。社会保险几个项目差异不大，差异在制度上、差异在运作方式上，而差异最大的是社会福利，就是根据你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你的国家的理念。就是说不同文化不同的理念，我们到北美去看北美的制度，我们到欧洲去看欧洲的制度，到北欧看北欧的制度。当时我们说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北美人也大部分从是欧洲过去的，是欧洲移民为主，那么为什么同样地欧洲文化过去之后，两种制度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些社会福利制度非常不一样？包括里边的失业保险制度、养老制度也很不一样。道理何在？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形成之中它的整体这种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哪怕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同文化构成的。那么它有一些主导的文化在里面，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它用不同的理念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所以社会福利上面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大家听完了说社会保障包括这么广，从社会救济到社会福利。那么大家就要有问题，为什么要有一个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它确实有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抵御风险；市场经济抵御风险，就是市场经济和过去自然经济抵御风险的方式不同了。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家想一想，家庭劳动者遇到了风险你个人或者一个劳动者遇到风险，谁来帮助你呢？依据的主要是家庭，或者说像中国家族。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后，那么这个劳动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种家族首先消失了，那么紧接着家庭也变成小家庭，变成核心家庭了。那么对一个家庭来讲往往是一两个劳动者他要抚养他的有时候有老人，有时候有孩子，遇到风险的时候，不能再依靠家庭。而且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那种天然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因此的话，它已经靠家庭无法抵御这样的风险，那这个时候，谁来帮助抵御风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帮助劳动者抵御风险。　　那么第二点作为社会保障是必要的，就在于它是维持市场竞争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市场竞争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经济怎么才能够竞争持续下去呢？必要条件之一，是应该让那些失败者能够回来再竞争，虽然我们是优胜劣汰，但是市场竞争对于人来讲，对于劳动者来讲，我们这种淘汰是怎么样？是暂时的失败，一个现代社会市场竞争要能够持续必须能够帮助弱者，能够使他重新回到竞争岗位上、回到竞争中来；他能够重新参与竞争、加入竞争，这个竞争就是可持续的，否则就不可持续。因为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风险总存在。那么要让这种竞争能够持续性，必须有一种机制，来使这个暂时的失利者回到竞争中来，怎么办？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个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呢？是克服市场经济这种周期的需要；就是搞市场经济一定有周期；有繁荣的时候，有衰退的时候，一定是有的，只不过这种周期大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一个社会保障的功能就是要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它的发达、它的成果、它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是多少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好，那么这个成果，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共享的，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公民应该共享的。这一点就是社会福利这一部分之所以要产生的理论基础。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了，要共享，包括在座的和我们的父母，他们可能退休了，退休了我们也应该他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原有的固定资产，并不是一代人积累的，是几代人积累的。所以社会保障要能够让他们共享这种经济发展成果。那么我回头来看一看，中国我们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一个什么样过程？　　先看一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再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人讲说我们总是听说我们刚建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怎么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呢？说我们没有，原来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才建呢？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如果我们真是原来什么都没有，是一张白纸，那么我们今天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容易了。我们之所以今天遇到那么多的麻烦，就在于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有，有一个社会保障。它是在计划体制下，它是在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哪一部分人呢？所谓全民所有制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有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个时候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广就业，就是城镇中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低工资，工资是不高的，就是很低的货币工资。但是高福利，高福利体现在住房、医疗、教育全有。正因为这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于一小批人，所以当时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保障制度。全民的劳保福利，叫劳动保护和福利，后来我们甚至发展到了企业内的服务。就是原来是国家管慢慢转化到企业内部去管，叫企业内的福利。简单讲就是这么一个计划体制下是这么一套非常窄范围的、非常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这个的影响，到今天的改革仍然受到了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在旧体制之下，我们承诺了很多东西，那么到了体制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某个具体制度变革的时候，那阻力就非常大。我们后边会看，哪些阻力影响的具体。　　我们先来看一看改革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哪些发展？有哪些变革？从社会救济方面来看，的确扶贫减困方面我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的贫困人口迅速下降，我们在社会保险的各个领域，都做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养老、医疗和失业这三大保险的基本框架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了，正像我们“十六大”里讲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十六大的报告是对它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说它是基本的框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给大家讲。那么我们的社会福利也正在从暗补转为明补，从隐性化走向显性化。怎么叫从暗补转为明补呢？过去社会福利也是一小批人享受的，城里人享受，城里人享受到了物价的补贴，城里人有各种各样的票，买什么都有票，这个票是什么，粮票、布票这些票就是一种福利。后来发展到了这些票变成第二种货币，可以拿票去换东西。它就是一部分人享受到了福利。那么经过价格体制的改革，经过住房体制的改革，各种方面制度的改革。那么这种过去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社会福利，也就是说价格补贴只补给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不能享受这种制度已经通过价格体制改革消失了，已经逐渐地从这种暗补转为明补，社会福利正在转变。　　那么我们中国的刚才说的三个方面，救济保险和福利，最重大的转变，对劳动者、对今天的社会影响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更多地花在这方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大领域，养老、医疗和失业。　　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问题不仅涉及你们，还涉及你们的父辈，这个制度的变革，不仅对目前的劳动者，对你的一生，甚至养老制度的改革，国家专家评价，会对整个国有资产的变革，对整个所有制的变革，都会产生影响。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下面给大家简单地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对大家都非常重要。一旦你参加工作，你马上就进入这个制度，马上就进入，我们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是我们今天在中国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养老保险制度，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是退休制度，养老跟退休有什么关系？养老说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就要给他帮助。很多发达国家，年龄到达一定年龄，比如你70岁，7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你有特殊需要，你可能身体不好，需要别人照顾，你可能需要特殊的医疗服务；那么只要你到这个年龄，不管你曾经就业和没有就业，工作过或没有工作过，到这个年龄我都给你一点补助，国家出面，给你养老金，让你养老。有的国家要看一下你的财产，你财产太多了高过一定程度了就算了。但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得到这样养老的服务，这叫养老。就是说社会对老人的尊重，你到老了你有特殊需要了，我们来共享经济发展，这叫做养老金制度。我们想没有吧，我们今天没有啊。那有的外国专家也曾经建议中国干脆都来吧，赶快来老人都给吧。后来一想给不起呀，我们有多少老人给不起。说城市给吧，说农村不要管了，就给城市吧，也给不起。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没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是退休制度。是你先工作然后到了一定年龄退出劳动队伍，你拿到的退休金。但是这个领域中都叫养老金制度改革，所以我们也只好这样称呼了。但是大家心里要知道实际上我们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可能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二十年之后，中国可能能建养老金制度，现在仍然是养老保险制度。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过去世界各国都一样，很长时间这个都是叫做现收现付，现收现付制度，什么叫现收现付制度？就是在座的年轻人，工作的年轻人养老一辈，工作的年轻一代养老一代。那么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呢？只要这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总是干活的人比较多，那真正老了，比如60岁、65岁退休；那么一个社会的期望寿命比如70多岁，那么好那么多工作的人养这一批退休的人，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制度运转良好，叫现收现付制度；但是后来，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制度遇到麻烦了，什么问题呢？它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了，首先一个人活得更长了，老人长寿。老人长寿当然是好事，我们每年回家，都说希望老人健康长寿。老人健康是好事，但是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受不了，你25岁工作，60岁退休，一下活到了95岁，你的工作年增短，退休之后的那些年代那么长。并且第二个问题呢？是年轻人生孩子越生越少，有些还不要孩子。所以发达国家遇到一个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对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是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职的人，他的工资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出来缴养老金，拿出来给老人支付养老金。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得越快这个问题越大。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将变得最快呢？中国。中国的老龄化按专家们预测该是世界上老龄速度最快和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比重最大的国家。为什么？就是我们建国以后那激增的一两代人。我们有大量人口迅速增长，迅速增长的人口，人口金字塔，它往上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到了60岁的时候，我们预测那就是相当大，孩子越多，到时候老人越多；因此中国将面临一个相当大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不是我们先遇到的，是发达国家先遇到的。那么在发达国家遇到这样老龄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改革这种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再用现收现付来解决了。所以大家就研究了，世界上有几种来养老的办法？支付养老金的办法？那么一般意义上讲有那么三种，一个就是收现付，它叫做代际抚养。年轻人养老人，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没有基金风险，它有多少钱，收上来征税，每个人都要缴税，给老人发养老金，没有基金上的风险。因为你无论怎么样你社会怎么发展，你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来讲，某一点来讲，都是干活的人来养不能干活的人，不管它基金怎么运作，它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现收现付是没有基金风险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干活这一代人将不堪重负。底下要养孩子，上面要养老人，因此这种现收现付是必须要改革的。　　那么第二种形式，学者们研究了，说第二种形式世界上出现了，这种形式叫完全积累的。就是说你这个劳动者一开始干活的时候，就把这钱存出来，你就自己存你自己的，到你老的时候，你用存下来的钱，自己养老。那么这种基金积累制度，优点是什么呢？是自我平衡，没有代际负担，我自己攒的钱，我自己养老；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这个钱呀，这个基金这是有风险的；这种资本市场金融家它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现象，加上电子化时代，资金的流动越来越快，很多没有被人们所把握的，没有认识到的，没有把握得住的一些规律的问题，所以基金是有风险的。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在1994年提出来，多支柱模式，它认为那种方法单一的现收现付不行，单一的资金积累也不行，希望是多支柱的。也就是说把养老保险分为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那么用统筹的办法，就是社会统筹的办法，也就是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持这种基本的养老保险。而用个人帐户就给你每个人建一个帐户，用个人帐户来积累，来支持这种基金克服老龄化危机。那为什么说，实现积累的基金能够克服老人化危机呢？因为有一个国际大的投资公司，它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了一下，20世纪，从1910年一直到2000年研究了20世纪这一段时间中，任何切割其中的十年，就把这些年代，任何切割七其中的十年，他都发现那么资本市场的回报高于储蓄的回报，这是他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没有去验证，这是他的研究成果，任何切割十年，那么它的资本市场回报高于储蓄回报。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同样的钱如果用到资本市场上去运作。因为这个社会还是资本短缺的，那么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同样的钱，如果你投入资本运作，那么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将来能活比较舒适的生活。也就是说，对整个社会来讲，它的养老成本怎么样？会降低。也就是说，如果你现收现付，你不搞积累，你就是这样代际来抚养，那个钱就是干活人收走，给不干活的；那么那种方式呢，我搞个人帐户，我拿出一部分钱积累下来，这个钱又资本市场生钱，这个社会还是资本短缺的，运作好之后它的回报会高于你的储蓄，那这样的话当然在你退休的时候，你的个人帐户有一大批的钱，你就能够享受比较好地来享受你的养老老年生活。所以他认为这是第二支柱来支撑。　　第三支柱，那么就要有一些政策，鼓励这些老百姓，自己去储蓄，或者去买商业保险，来自己养老。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他老年生活非常在意，认为老了一定要活得很舒服，有些人就不太在意，我的期望寿命也不高，反正到时候有饭吃就行了。那你基本就够了，补充就够了，那你就不用花更多的钱，所以有多个支柱，它讲这个房子怎么才能稳固呢？有多个支柱来支撑，这样就稳固了，所以它提出来，希望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并且通过一种多组合的投资方式来降低这种基金风险。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明显，我们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时候，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改，过去都是各个企业来负担自己的退休人员，那么就是说有的企业退休的人多，就负担沉重；有的企业新建的，没有退休人员那负担就很轻。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恢复到社会统筹，就是每个企业不管你人多人少，按一定比例交上来，干活的人把钱交上来，然后支付给那些退休人员。并且当时国有企业负担很重，非国有企业没有。所以也进一步地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城镇中的所有企业，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如果仍然实行现收现付，我们同样会面临发达国家面临的老龄危机，我们老龄危机来的时候，我们的负担比它们的还重，就是我们是工业化过程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它们是先工业化后老龄化，我们是工业化过程就是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负担更沉重。怎么办？1993年中央就提出来，我们也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和医疗保险也要来共同负担实行这种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到了1997年我们就建立了一套中央就发文来把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了。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工作就要交养老金，那养老金是怎么样？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企业缴纳，企业缴纳20％，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0％，那么个人也从工资的4％开始缴纳，然后建立一个个人帐户，就是每个人你去工作都去建立一个帐户，然后把你的钱搁进去，然后再把企业的一部分也搁进去，已成了相当于11％的个人帐户，慢慢地企业的部分下降，个人的部分增长，个人从4％到8％。然后企业逐渐退缩到3％，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这种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那你说这种制度一变革了是很大的一个变革，今后怎么办呢？这个制度就提出来，老人是老办法，就是已经退休的人用原来的办法，我们父母一代还按照原来的办法；那么新人，就相当于在座的诸位，你参加工作那天，这个制度已经有了，你进去就叫新人，新人就是新办法。那么将来你的养老金就相当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你当时的平均工资20％来支付，基础人人都一样。整个城市你比如北京整个城市人人都一样，这一部分没有差异。第二部分就是你的个人帐户是存在的钱，以及你个人帐户是投资增值的钱之合，构成你的养老金，这个养老金你逐月领取。那大家问题就来了，那这个制度这么清晰地划完之后，这个制度建立之前就就业了，然后这个制度建立之后才退休的人怎么办？这个人叫什么呢，叫中人，像我们都叫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20世纪60年代就参加工作，很早。那制度呢？它刚才统一的制度是1997年，我们相当于有30年的工龄了。那30年，再过10年我们退休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帐户的钱怎么样？很少。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我们这部分怎么办？那个30年怎么看待，于是我们的制度中就建立了一套制度，叫做过渡性养老金，也就是说，你是制度前一天退休的，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一千块钱退休金，那么我制度建立后，我明天退休了，你不能说我就变成20％了，平均工资的20％，就二百块钱了，那我帐户上刚存了一个月十块钱没有意义，那我必须有一个过渡性的原则，这个过渡性的原则前一年退休的，我们俩差不多，它是采取了这样一种过渡的办法，说的很清楚，叫过渡性的办法。　　2000年我们国家新世纪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新的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案。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它在养老保险制度上就明确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分离了。社会统筹帐户和个人帐户分离，就是用于社会统筹的部分，就用于老人。个人帐户部分不能随便花了，要存下来保值增值来帮助渡过老龄危机。那么从2001年在辽宁开始试点，那么同时个人帐户就是确定为8％实帐运行，不许动，不许随便动那个钱。所以养老金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只对老人有关，是对每个人都有关，从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第二方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那么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敢拍拍胸脯向各国介绍经验，我的医疗保险制度最好，来吧，学吧，没有。还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医疗保险制度比养老复杂得多。第一它的风险不确定性；养老是很有确定性的，说人们有一个期望寿命表，大概有个死亡率表。大概知道百分之多少人大概能活到多少岁，这大家都很清楚。当然你能不能活到这么大，取决于你自己的遗传基因了。那么大体它知道风险在哪里？医疗不知道，你既不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生病，也不知道你能得什么病。对每个个体来讲，这种风险不确定性，要远大于养老；第二医疗成本增长，世界各国都看到医疗的成本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呢？好治的病能治的病都治完了，剩下那些不好治的病都是疑难病症，所以不能不花大量的投入去研究它，去研究新医药，新的仪器设备、新的医药、大量的投入。第三个需求增长，说过去人们理念是什么呢？是有病了去医院。那么现代不一样了，说城里人改了，不是有病去医院，是没病的时候才去医院，没病的时候要定期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而不是说急了再去。特别是没病的时候，30岁以后，这些人要定期地检查，医疗的需求增长，这样的话，医疗体制涉及的面就非常广，不是卖方双方的问题。所以包括了患者、医院、医生。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我们的医药制造企业，我们的保险代理机构，我们的政府等等，有七八个主体在医疗问题上在驳议。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都在那里交叉在一起，非常复杂，远远复杂于养老保险。所以人们说要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在医疗上面去多动点脑筋，但是医疗上记住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专家能够夸口说这套最好，确实很复杂。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医疗进行分类，有各种各样的医疗，今天就不多讲了，有商业型的、有政府型的。像英国完全政府提供的，美国基本是以商业保险医疗服务的。那么过去我们国家的城镇的医疗保险制度，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很大，我们的覆盖面很窄。过去我们也一样还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它的覆盖面非常窄，全民，甚至全民中有些企业都不行了，企业不行就不覆盖了不报销了。所以看病，所以很多城市中的贫民，他不是不干活，中国人很勤劳，很多贫是因为因病致贫，是跟病相关，因病了没有办法劳动，没有办法劳动了，恶性循环，越没办法劳动了；医疗费又支出大，又不能去挣钱，又得花钱。那么因病致贫所以覆盖面很窄，那么它的医疗费用增长很快，我们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那么大城市占据了很多的医疗资源。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镇是在1998年开始的，建立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制度现在正在全国在逐渐地推广。那么这种制度我们也建立的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就是保障基本医疗需求的这种制度。　　那么它的费用是由单位和个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共同负担的，也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就有点模仿了养老保险制度。也有一部分是在社会统筹，一部分是个人帐户；同时，合理确定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　　那么第三失业保险是我们这些制度中严格意义上讲，目前来说，和世界各国接轨来说，基本是国际接轨程度化比较高的制度。那么失业保险世界各国都一样，它是要由于劳动者非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中断收入的时候，由国家和社会来保障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注意是由于非本人原因。那么在发达国家，它的失业保险大多数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建立的；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我们在建国初期，有失业保险制度，因为建国初期中国不是计划体制，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我们在过渡阶段，所以那时候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失业保险制度，后来计划体制确立之后城里人每人都有工作，就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失业了，要失业制度干吗？就没有了。1986年我们国家引入了合同制，要求签定合同制，员工再到企业中工作变为合同制员工，而不是终生制，固定了。那么合同制相应的同时就有失去工作的风险，于是就建立了待业保险制度，不敢叫失业，叫待业；到了1999年，国务院才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在中国可以说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失业保险制度，目前覆盖范围是城镇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括我们，像我们都被这个制度所覆盖，而且这个制度单位要交，我们也要交，就是我们每月的工资中也要缴纳失业保险，这些制度都是跟国际上来对接的。　　那么这样一个失业保险制度，大家说它完善了没有呢？也可以说特仍然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存在是确定谁是失业者，远远不这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大家说这还不好确定吗，谁是失业者？没活干不就是失业者，但是下岗问题和失业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下岗是我们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遇到的一个时期性的问题，短期的问题，而失业是今后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好今天就到这里。  
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茅道林、王辉耀、李安渝、高在朗
　　　　主讲人简介　　茅道林：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曾任著名的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WALDEN)副总裁，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英美文学学士，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研修高级企业领导人课程，著有《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等，首次提出“新华商理论” 和“MBA通才论”。　　李安渝：先后被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先任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　　高在朗：硅谷动力董事长，《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　　内容简介　　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他就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这股热潮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我们的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　　20世纪的后期，我们的留学生相继回国进行着艰苦地创业，努力适应着日益变化的社会，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茅道林，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李安渝，《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高在朗，他们都是回国创业的成功人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海外的生活经历，回国后的创业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5月29日，他们将在《百家讲坛》畅谈回国后的感受和适应过程，主持人张泽群与我们共同聆听主讲人的心声，和他们对热衷于出国的国人的忠告。　　到海外留学的人通常会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回”还是“不回”，谈到自己的选择，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的经历分别指出选择时要参考的指数；他们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哪些困难？面对现实，他们又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事业的成功呢？四位主讲人将会一一为我们解答，敬请关注。　　全文　　朋友们好，欢迎各位收看《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海外学人回国创业。但是我们的话题之先，我们先应该把我们视线往前推大概一百五十多年，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刚才我们讲的那位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正像所有的学人以孔圣人为鼻祖一样，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那么这股热潮就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那么我们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台上坐的四位嘉宾，都是先期回国创业的卓有成效的人士，我们还是请他们自己来做自我介绍，好不好，茅先生从您开始？　　谢谢主持人，我想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最重要的我想在这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个经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个人我是叫茅道林，是上海交大毕业，然后1987年去的美国，然后是在斯坦福大学完成我的学业以后呢，在1994年开始到国内来主要是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那么在国内的最早期的风险投资的工作当中就有机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的案例，那么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在其中的一个公司当中，我们推动了北京的一家小的软件公司跟北美的一家公司的合并，而形成了新浪网。所以整个的经历，我想其实跟在座各位可能非常类似，只是说我觉得在过去的八年的经验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跟国内的快速变化的市场做一个接轨，首先我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茅先生。王辉耀先生。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实际上我出去得比较早，1984年去加拿大，然后读MBA，然后接着还读了一段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那么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如果在海外，如果你有一些海外的经历，可能会对以后回国创业有好处。当时我就去了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它也是北美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咨询管理公司，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从市场助理经理到经理，到董事经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经验。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也有机会参加他们加拿大的竞争招聘，然后去了加拿大外交部，派到香港驻他们领事馆的商务参赞，在那里又做了三年，这样积累了一定海外的经验。1993年在加拿大领事馆任期满了以后，我就回国，回国开始还在一个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工程管理咨询公司做他们的副总裁，还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办了公司。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国内机会确实很多，我们回来得比较早，但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内的大型的项目建设，包括像三峡，包括像各类的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后来我们觉得就是说越来越意识到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管理两种经验特别是两种文化之间这种优势，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方的运作跨越的管理，我们发现这些方面都对于沟通海外和中国，特别是国际商务合作方面，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体会。我觉得国内的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黄金的时期，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回来是一个浪潮，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又是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这个时候再能参与到中国的开放的大潮中，特别现在国际经济也不是很景气，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到中国大好的环境下来找到一个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路径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我想先介绍到这里谢谢。　　谢谢王先生，李先生。　　谢谢主持人，我叫李安渝，我是1985年上海交大毕业以后，去美国，然后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在企业里面工作。我经历是比较偏向于属于科技个体户，因为在美国我就先是自己做了一系列的小公司，最后是在1999年把最后一家公司把它出让了，出让以后，然后就2000年以科学院的“百人计划”的感召回国，目前是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担任一个叫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同时，在国内也开始做一些创业的这些工作，也先后创建了大概三家企业，跟科学院也合作，创建了一家比较大的软件企业。我想我这个经历跟大家可能比较接近，就是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做一个和行业比较接近的，我过去是念电机系的，所以也一直在软件行业里面工作。国内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机会，特别“十六大”以后，国家倡导全面小康，这一点就把我们的机会从沿海就推到全国各地。因为我们说沿海已经基本上到了小康的范围，现在国家的目标是要把全国各个地方都要带入小康的社会，因此一下就打开了很多新的市场。我最近也在全国各地成都、西安到处去参加一些活动，也看到了的确是目前我们留学生不但有在美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经验，而且因为我们也最近回来也常常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带也看到国内比较先进地区的经验。现在我觉得西部是非常非常需要把这些经验带去，我个人觉得机会真的是无处不在，要看我们怎么样把握住，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可以来参与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谢谢李先生，高在朗先生。　　刚才前几位嘉宾提到，我注意到两个词汇，一个是“小康社会”，一个是“小平南巡讲话”，实际我跟这两个词汇都有一些关系。我回国的时候就是1992年，就是小平南巡讲话，应该是非常早的。第二就是小康社会，那么经过十年的努力，我认为我本人已经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基本的目标，就是生活很幸福。那么幸福的源泉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我们有一定的事业，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有很幸福的这种家庭，同时我们还有再创造的能力。所以这三点，我觉得都是重要的。　　那么十分感谢四位嘉宾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主题是回国创业，那么第一个字就是“回”，回不回？那么是我们选择当中最大的一个痛苦，选择意味着希望，但是选择更意味着挑战。四位嘉宾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选择回还是不回，可以参考的指数和指标，茅先生。　　其实我个人回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当时是做风险投资。但我现在可能更结合着自己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经验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回与不回当中最大的一个点，是在于说现在你回来了以后，假如要对接的这边到底是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关键。我觉得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假如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出国出去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像到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比如说整个这边的市场的变化，跟它的企业的一个机制的变化，可能都会比较巨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对接，我觉得是回与不回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很多比较平顺的一种嫁接进入到这边包括跨国公司，或者说这边的一些比较有市场拿捏这样的公司，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公司，你能够加入进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第一步。当然假如有的人喜欢创业的话，一开始就跑回来创业，那我想这个时候你们更要抓住，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你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回与不回当中，回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五年以前市场的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我要跳动，那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这是首先要看准，要测量好的，对，好这是一个参数，王先生。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你有生长的优势，比如说二十多岁才出去，中国这个文化，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你的人的成长，整个优势我觉得要充分地利用。否则的话呆在北美，比如说可能生活也很好，一眼就能看到你几十年你能干什么。这个社会已经很规范，很正规，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都已经做得很饱满，所以我觉得难有大的创造。同时的话，好像总是生活在那种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个两种文化的夹缝，能够变成一种两种文化的优势，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当时回来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回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回来有过在北美或者在西方一些公司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个有很好的帮助，因为特别是能够先回来，哪怕是现在留学生很多回来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找不着事，或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比如我碰到很多留学生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也是这个商会的会长，同时也碰到留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找准了一个行业，你感兴趣的，如果还能在行业里边，先比如找到一个知名的公司，甚至一个国内企业干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时候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如果一回来可能我要创业，找了半天，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熟的话，那这个可能机遇不是特别高。包括我在我的创业中，因为我在香港已经有了三年的过渡，经常回国内，那么这样的话对国内情况非常了解，一旦出来以后，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搞好。　　审时度势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刚才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倒是挺担心一个问题，担心江湖游走人士，当初走的时候就是被一些出国浪潮裹挟出去的，我在美国也曾经碰到这样的朋友。在美国的旧金山，那个大桥不是金门大桥，忘了叫什么大桥，中间那个岛是一个垃圾做成的，然后要走过去就能看到旧金山这边城市的景色。那边有一个买胶卷的小商亭，小商亭主一看就是一个华裔。那么我们当时同去的还有几个上海朋友，上海朋友就讲上海话。那个人一听是上海话，可能有种乡音所动，过来主动讲，“侬上海人啊”，上海人亲切地交流起来。一问那个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学物理的，1978级，但是当时已经是2000年，还在那里卖胶卷。那么他以前所学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更多的发挥的市场，他就非常关心问国内的情况。那么这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认清方向。　　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出国一样，出国实际上到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理智了，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像有些在国内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他觉得目前国内市场和国内，他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在国内发展了。因此我觉得留学生回国这个事情，如果光讲“回”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感召，因为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回来，但是把这一层拿去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你个人的打算。比如有些很多人出国，包括我在内，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当时我们想美国的学习机会可能它的技术的高技术部分的深度，可能我们去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现在回国，如果把民族情结拿掉以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对他的一个吸引。国内市场吸引我个人认为，就是要非常地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以民族情结回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像我个人至少有40到60％是民族情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国看到中国富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所以因此我觉得咱们要回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想，我们为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非常值得鼓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不适合你，有没有适合你的地方，就像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创业，因为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当教授，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从政，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选择。　　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位置，人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说别的东西创造而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是你自觉的行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觉得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或者80年代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选择会很少，选择比现在少一些，那么十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选择很多，这个时候现在出国的这种浪潮还在有，但是跟那个时候状态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带着几百美金出国，现在肯定不一样。这个十年发生很多变化，当然说人海茫茫，就是说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永远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从国家来讲，就是说国家也是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个人理解，为什么就是说要采取这样那样的一些宣传，这样那样的政策？那么无非就是说我们要吸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个目标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就是说我们国内跟国外，因为现在的流量很大，就是说在国内你也可以知道美国纽约的事情，在美国纽约也可以知道北京上海的事情，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每天大量的E-mail，大量的网上信息，所以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基本的命题变得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按照价值规律去做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规律可能背后有几个基本因素。当然说利益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是说它有很多解释，我们追求发展，这就是利益，我们追求成就感，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文化，就是说包括文化的融合，同时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地方，能够使我们自己能够过得更愉快，同时我们很多人，我们共同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好，为中国多做贡献，我觉得这就是利益。所以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大家今天有人坐在那儿，有人坐在那儿。那么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成功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责任心，因为你毕竟有你自己的祖国，有你的家庭，同时你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自己，那么这几方面我们都要为它负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怎么选择都是对的，这是我的感觉。　　刚才李先生也谈，说“回”字上在情感上不成问题的，都是中国人，情感上永远割舍不了，即使是人身不能回来，将来也会魂归故里。我们所谈“回”字更多的是理性的，或者比较认真的客观的一种行为的选择。那我可能是由于职业关系，我比较喜欢观察，我就发现这十年来，首都机场送的人和回的人的眼神有很大的变化。大概十多年前，是送的人的眼睛非常地焦虑，非常地担心，甚至是泪流满面，就是担心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友人出去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再发现这种眼光呢，是在入境登记处的人眼睛非常地忧虑，非常地担心，不知道来接他们的是什么人，迎接他的又是什么情况。几位真正重新回到国内，那种忧虑有吗？或者说是如何一步一步真正适应了中国这片土壤，对你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茅先生？　　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我1994年回来的时候，我妈一见到说怎么儿子你头发少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变化一定有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出去念书的时候，年纪比较轻，那个时候我去适应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现在回国以后，其实你还有一个第二次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外国人。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朋友，就是说他们跑到国外去以后，比如去了美国以后，他也一直认定自己是外国人，受到一些不同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假如可以理解的话，同样的这一群人回国以后，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又对很多的本地的一些做法跟市场的一些行为他可能就不能适应。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心态的适应，就是你本身一定要融入到本地的主流，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而刚刚讲到一个送跟迎心态的改变，其实就是反映了，到底你今天对于一个你所要面对的一个生活环境，如何去享受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还是要抱着一种适应，然后在里面让你发挥最大化。假如你今天回来以后你可以发挥最大化，对你个人的价值可以发挥最大化，然后对一些机会的拿捏可以比较准确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心态可能就会变得第一次可能有一定的恐慌，很快就可以过去。　　那普遍来讲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最难适应的，我觉得就是刚刚其实李安渝也讲到，这最难适应一般在我们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像IT行业比较，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创业也好，做一些业务也好，它的市场的一个数据是比较透明的，所以你知道你进入这个行业，大概什么样规模。在中国第一个市场数据是不那么透明的，同时它的变化很快，假如你看到的数据比如是1995年的市场数据的话，可能跟2000年就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我认为说，现在在中国创业包括我跟本地像国内的一些现在的大学生，我跟他们讲，假如你们要创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就现在的数据我认为说已经可以，基本地来支撑你创业所需要的这些基本的市场数据，那这个时候你的产品、你的技术跟数据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是比较透明，比较可以叫marketaccess，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一个作为。　　我看到一篇散文，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经常游走于各个地方的文化人所写的。他说一旦背上行囊，告别自己的故土，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总会对这片养育他的故乡有更多的思念。可是他满载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收获的一切，再重新踏上我们这块故土的时候，又对故土充满了一种挑剔，充满了遗憾，然后又不得不再次离开，终于一辈子就成了一个在故里和未知方向徘徊的人。那么四位有没有这种心情，一旦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不尽如人意，是准备再走，还是要适应这种状态？　　我觉得理工科的人容易这么想问题，就是说非此即彼，要么0，要么1，要么正要么负，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对要么错。我觉得就是说我从这方面理解，觉得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咱们就是把成功这件思想，当成一个命题，当然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东西。一般来讲，就是说容易获得成功的心态就是非常地比较aggressive，或者说非常正面，他对环境的评价是比较好.一般来讲，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从心理学的分析.因为他获得了成功，所以他更加自信，所以他对周围是抱着一种非常高兴的眼光.反过来他这种心情更有利于他成功，因为他们跟环境会互动.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环境如果仅仅是抱怨的话，我觉得这不利于你继续做事情，同时本身于事无补，我们应该用更有责任心的方式具体改变它就行了。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选的选修课，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创造力的定义。当时我们是不理解的，创造力的定义是什么？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叫创造力。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并没有很深的理解，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经历的更加丰富一些，我相信就是说我对十几年以前学的这句话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适应力决定了我们的创造力，那我们再进一步深入进入这个命题，决定我们创造力，我们首先要适应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必须适应的因素。　　比如我们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情，挣多少钱，当多大官等等，就是你认为美好的东西。实际上等于你给别人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对别人多大的用处，就是你给别人提供多少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规律。那么一个企业也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在社会里面，对多少人有用，对多大的市场范围有用，对多少人群有多大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你这个企业就会挣多少钱，就会反过来，社会可以给你这个回报。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来再探讨一下，必须让我们明确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现在决定要回来了，但是回来面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必须适应什么？　　我个人比较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1999年底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式决定参加科学院是2000年4月15号，那时候纳斯达克的指数是4月23日是历史最高点，五千多点，现在只有一千两百点。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美国市场每隔三天，就有一通敲锣打鼓的上市公司，很多人就每天看周围的人就是不断地有百万富翁涌起。所以我是那个环境下回来，回来以后，当然这几年，大概两三年，我深深地认识到很重要一条，留学生回来需要良师益友。一个留学生回来你想回来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个一般做个雇员的话，比如说你参加外企工作，或者是做一个事务性的工作的话，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你想回来做一番事业，就是有很大的抱负，做一番事业的话，一定需要在国内有个良师益友。我当时我回来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所的一个副所长，他那时候到硅谷去。那次我们是很密切地这么就住在一起，然后讲，这样子，让你感觉到，你回来以后不要担心。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忧虑，很多忧虑你宣传说不要担心，和你真正地像我们很多留学生放弃了目前在美国一个既定方式，然后走向新的陌生的土地上，你口头上说的不担心，和你真正能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人，他给你这种安全，或者给你这种可信赖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我想李所长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很长时间的交谈，所以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因此我觉得现在回国来的朋友，一定需要就是真正大家要想做一番事业，想有一些突破，一定需要在国内有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我想我们青联就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桥梁，因为大家的年龄也差不多，大家的思想观也差不多，因为我记得李所长那时候那三十几岁，差不多的年龄。所以呢我觉得消除顾虑，是很难，但是怎么样让你觉得你能接受这么一个环境实际上真正要靠人去做工作，很难去靠一个东西，或者去听一个什么传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其实留学生回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讲审时度势，那么其实留学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最有价值的一块就是国际化，他的国际化的水准和他国际化的眼光，和他能够有机会接触除中国以外的广大的包括跨国公司国际观念和国际客户。所以我觉得留学生回来创业，如果说你在海外的这段期间，如果能掌握一些海外的一些客户，包括你服务过的一些公司，带领他们到中国来发展，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两种文化，跨越东西方的优势运用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跟国外公司谈中国，而且中国现在的情况这么好，入世以后会有大量的外资到中国来，如果抓住一两个关键的客户，你就能够很快地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到中国来，开发区去一下，创业园去一下，有的甚至想在开发区去找到一些支柱，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从海外抓住这些关键客户，回来这个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另外我想讲一点，就是回来可能确实遇到很多困难，既然有这种困难，但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巨大的。当时我们找了一批很关键的跨国公司的客户，所以说在国内很快能够发展起来，这个很重要。抓住自己资源，然后掌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东西方的这种商务运作，包括特别是国内大量的企业想去海外去发展，到海外发展。现在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帮助中国的企业做到国际上去这个市场我觉会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也没创过业，也没有去留过学回国再创业，但是我想在今天的论坛上讲一个故事。我最近看到着急上火，为什么上火呢？就为了装修房子，房子不大，但是我却经历了一个完全地做一个事情的一个过程。以前做节目也是在做事情，但是这个做节目总是相似的文化圈，或者亚文化圈在做事情，但是这次要做房子，需要和整个一个垂直的社会层面当中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我就发现非常有趣，当我们和设计师的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对你未来的这个房子充满浪漫的幻想。但是设计师会把你的幻想更加锦上添花，把效果图装饰得无与伦比，你会想像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但是从第一天开始找装修队再找，决定什么样的材料开始，就会发现你的理想在一点点打折扣。同时你要在工地上和这些刚刚背着铺盖卷到城里打工本来是在家垒鸡窝的，但是到了城市里面就要装修这样房子的民工打交道，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语言都会有一些矛盾和堵塞。比如说我看到工地上的民工非常辛苦，也非常地寒冷，我说中午我们一块吃个饭，当然中午呢也要了一瓶白酒，帮他们驱驱寒。按我的理解，我这份诚意，应该换来更多的诚实的努力和劳作。没承想等我们吃完饭重新回到工地的时候，工头突然说张先生我们喝晕了，下午就不干了。那么在我们回国创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遇到类似情况？我们要重新适应一群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让我们觉得是很难很难适应的，有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既定，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意外，这是必须正视的，必须面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回国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比如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比如以我的观念这本身创业的一个机会，而且把这个食物链里面的这一段，假如说你可以把它做好的话，那不就这个商业价值就出来了。创业不需要说一定要是你想怎么样，而是这市场要什么，当你经历到一个，像我们很多朋友，他创业包括开餐厅的，他说我就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去的餐厅受到一些待遇是很奇怪的，服务是很不好的，他所以我就要开一个。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种思维，也就是刚刚讲这个正面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还是态度决定成败，当你以积极态度去面对刚刚您所碰到的这个困难的话，你可能就会转成一个商机了。　　今天大家讲得都非常地理性，按说呢，我想一旦说到创业，就会是一种非常理想状态，但是大家讲得非常理性，是因为在过程当中逐渐的消磨了理想达到了理性呢，还是一开始都这么理性？　　激情是永远需要的，但是开始是应该更理性一点呢，还是更理想一点呢？　　我想创业可能一定需要一种激情，一种冲动。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就像在互联网买东西一样，鼠标一按就出去了。比如说我当时下海的时候，那时候在加拿大做外交官的时候，非常好的条件，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般有时候在这种职业经理人或者做管理做得越高越好，收入越好，那么下海可能性越小。像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当年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反正就是豁出去了。但是我觉得创业实际上是一种冲动，但是冲动完了以后，还是要再走向脚踏实地。刚才我很赞同你说的观念上的冲突很厉害，回国创业最大的障碍是观念上的，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我说的一个很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做工程咨询，基本上走到那儿没有市场。做咨询，就是说你就耍耍嘴皮子，写两个报告，要收我们这么多钱，这个好像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是一种好像觉得这个是需要买看得见，摸得着的。你给他一个硬件他得欣赏，引进什么设备，但是要是软件不太重视。包括后来你像有的企业认识到，比方我们在三峡做了一亿元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三峡的管理，有的层次比较高的，意识到重要性。很多企业它意识不到，你就要一个很漫长的说服过程，一个观念的沟通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在中西方之间，充当的是这种观念转变的角色，是一个变压器，要把北美的110伏，怎么变成中国的220伏有时候起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但现在你看中国咨询市场很火爆了，现在甚至花几千万做咨询的人都有，随着时间的火爆，这个时候如果做咨询我觉得创业非常好的时机。确实也有时机的存在，但同时也有观念上的逐步克服。比如出国咨询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包括中国企业国际这个咨询，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是很多新的领域也可以探讨。　　昨天我去大连，我们同行还有一个目前在美国硅谷的一个朋友，他目前也在回国内找工作。他说最好的时间应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说现在回来可能已经晚了，但是现在看如果再不回来就完了，那么这个晚和完在时间上怎么看，现在是不是最迫切的时间了？　　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其实任何时候都不太晚，关键是你是不是准备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从总体来讲，比如说我们讲五年以前，假如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周边基础设施的环境，可能就不完整。就跟你今天装修房子一样，你再想像五年以后你再买一个房子，装修可能是，很多事情你就不需要那么头痛去处理。所以它这个过程其实比如说我们随便讲，五年以前中国手机的用户可能一百万都不到，今天是两亿，那两亿的时候一定是有两亿的商机所体现。现在手机上面就比如说发送一些铃声发一些小图片，你们都想像不到，中国今年就这个生意就35亿人民币，那这个已经是4亿美金的生意。那你再想想看，就以这个手机为例，再五年以后，那是什么概念，就变成我们人的生活当中一个必需品，而那个时候上面所带来的商机，可能就不是35亿人民币，可能是1000亿人民币的一个规模。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商机是一个细分。也就是说我来看，假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位朋友，他说五年以前的时候，你可能是整个市场让你吃下来，你也不一定吃得很饱，但是五年以后的今天，也许晚了一点，所以你这个商机只要吃它20％的市场可能你就吃得非常饱。但是我觉得五年以你再回来也不晚，为什么？那个时候市场又进一步地专业细分，你在里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也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心态上，心理上觉得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去适应刚刚讲的这种装修房子的这种可能碰到的问题。假如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让你是一个恶梦，一个nightmare的时候，我觉得根本没事。那你等五年以后，对不起可能这种市场占有率20％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但是2％其实也很好，所以就是看你怎么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定位。　　有些人愿意吃现成的，上餐厅，但有些人愿意下厨房，自己亲手做，李先生觉得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比较好？　　一般来讲大家想，想的早对市场进入会有些优势，还主要是依赖于所谓这种一些国内的一些竞争方面的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一些关系呀，一些国家的一些所谓指导性的一些手段，真正一个就是很充分的一个资产竞争的市场，早晚不是那么特别地重要，而关键是刚才茅道林讲的你是不是准备好。因为这个市场它特别中国市场它是在成熟，成熟的话，按理说越往后走，当然不能走到已经饱和的程度，越往后走越规范，越比较能适应于从国外回来的企业家来操作。所以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个最佳值，就是回国创业的最佳值。是不是今年，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肯定不是下面的几年，而是下面的十几年，都是中国创业的好机会。所以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因为我个人，我在美国大概创了三家公司，回国以后也就参加了三家公司的工作，就创业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哪个方向，就是说到底是做什么。我们做的公司也是比较范围比较广，而我觉得创业最大的一条是激情，就是有些人他有创业的激情，他就喜欢创业，他不太喜欢做一个很大的公司。比如我现在，你叫我去一个很大的企业，我就觉得我肯定无法应付，因为企业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和很多做事的原则，跟你做二十个人，三十个小规模的企业不太一样，而创造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做一个三十人的企业，我是想创造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把它很快地推动到一个发展的前沿。而那个大企业它是一个运营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把一个东西最大的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这么一个主要目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人，因此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比如在大企业做过很多年的，就以为创业有基础了，这个就要仔细考虑一下。因为你来做一个二十个人公司的时候，你面对的东西就有点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他去处理他的装修的问题一样。反过来你是在国外做创业的人，比如说像我在美国，我的公司最后一个也是四十几个人，我回来走到像新浪这样子的几百人，或者更大的上千人的公司我肯定就不能适应，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公司生存的能力，我想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分时间的，有些自然的阶段，时间段来讲也好，或者说自然规律也好，必须得遵从的。我想我们今天讲创业论坛，恐怕话很难一时时间说完，但是时间有限，每个人还是应该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这个论坛了，茅先生。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是怎么唱的，就是我上次正好听到，20年以后再相会。我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但突然前几天我们同学一起聚会，他们点那首歌唱。我觉得那句歌的歌词很有意思，现在我确实已经毕业17年了，已经差不多20年了。但是给我最大的感触，20年以后的今天，很多市场上的一个刚刚讲的数据，刚刚讲的这样市场机会，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地不能够想像的，当时根本想不到的。假如你们今天回来，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是你们今天想不到的，所以一定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学习的心，跟适应的心，所以才能真正地有创新的一种感觉。　　王先生。　　我觉得就是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腾飞。如果留学生这个时候回来，或者是抓住机遇，同时把两种文化上的劣势转换成了一种优势，我觉得这是留学生最有优势的地方，所以机不可失。我觉得今天没有回来，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可能会后悔。　　谢谢，李先生。　　我想就一句，就是我想回来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找到在国内的良师益友，我觉得对咱们回来以后能很顺利地适应和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李先生，高先生。　　我相信只要我们拿出来为出国奋斗的那种精神，来做以后的事情，我就相信会成功。　　谢谢，我们说现在海外学人是一个新的说法，实际我们对海外学人过去一直叫留学生，我们已经叫了很久很久很长时间，而且谈到“留学生”三个字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一种羡慕和期望之情。羡慕因为你们毕竟有了超凡的能力，超凡的精力，那么那份希望也是对这份能力和阅历的期望，期望你们能够有更大的造就，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恐怕还有一份责任。我想讲一个故事，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全国青联常委，著名歌唱家刘斌，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从长春的一个京剧演员考到北京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刚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他在进城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看见工人在起树，要把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次教育了他，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我们看到的树尽管是枝繁叶茂，绿色葱茏，但是当起重机把这个根拔起来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树有高多高，根有多深。好了，我们也祝愿更多的朋友，回国创业能够终有所成，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话说质量经营-马 林、马欣迎、张晓东
　　　　主讲人简介　　马 林，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马欣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企划部质量处处长。　　张晓东，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内容简介　　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变到了今天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卖方不得不开始重视起产品质量所占的地位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著名质量管理专家久米均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提出了以质量为经营的中心的质量经营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必须以质量为经营的中心，去追求效益。提出质量经营来以后，不仅是对咱们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这种产品质量的提高，对企业的这种生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国际上来说，现在比较规范化的这种质量经营的表述或者比较系统的表述来看，现在通过很多质量奖的标准里面，能够系统地体现。如国际上的三大质量奖，美国的质量管理奖，日本的戴明奖，欧洲的质量组织的质量奖，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质量经营的框架要求。在国内，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的领导，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质量经营这条路在走，他们如果不走这条路是会“死”的。　　我们企业的领导们应该有一个观念的彻底转变，以前大家把产品数量看得很重要，而且认为我们的产品只要符合了工人的标准就是合格，但是大家看到的事，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可以导致企业的存亡。想要让领导层的人物能够容易地转变观念，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服他，将可得的利润和后期评估付出的代价用图表的方式表现出来。　　最后，三位嘉宾都对未来实施质量经营战略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计，他们说，前景虽然是乐观的，但是路还很长，还很艰辛。　　全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也欢迎参加首届中国企业质量经营战略高层论坛。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之下，我们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增强以质量为核心的竞争力。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来展开，我们的主题就是质量经营。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光临我们今天论坛的三位嘉宾。　　第一位是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林女士，欢迎你。第二位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企划部质量处处长马欣迎，欢迎你。第三位是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的张晓东先生，欢迎你。我想大家可能对马秘书长都比较熟悉了，听说质量经营这个概念，是日本非常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久米均先生提出来的，而您曾经到东京大学，因为久米均先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您曾经师从他有两年的时间，对吧。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质量经营它的含义是什么，当时提出来的背景情况如何？　　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久米均先生的研究室学习和研究质量管理。久米均先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著名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当时在他从事质量管理，大概是30多年的时间，1989年的时候，久米均先生荣获了日本戴明奖的大奖，就是荣誉非常高的质量管理专家的奖。他在获奖的讲演报告里面，谈到了质量和经营的关系，后来在1993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您带到现场来了。这本书叫《质量经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质量经营》。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提出“质量经营”这个概念，他提出这个概念，主要的考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他认为，在原来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卖方市场的情况下，竞争主要是在买方中进行。因为供不应求，买方想买到好的东西，他需要竞争，而不是在企业中竞争。在那种情况下，企业的产品是好是坏，应该说基本上都能卖得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企业的经营中，质量的位置是不受到重视的，就连世界著名的工商管理的学府，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的课程里没有质量管理的课程。　　这种情况延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也是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所以说当时的情况下，在企业里面，质量就是一个部门的工作，好像就是说一说抓质量，就是质量部门的事情，而没有认为是经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命，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也就是说顾客，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那么也就是说，逐步地由这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供大于求的这种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质量不好，它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它的质量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它就没有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越来越重视质量的作用了。也就是说，质量在企业整个经营过程中，它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那就是说久米均先生是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他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1993年。也就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在全球范围里面供大于求的这种买方市场，使大家认识到了经营中是以质量为中心。也就是以满足顾客需求的这种质量是成为企业经营的一个中心，这是一方面的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考虑，是考虑到一个企业它的产品服务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能达到质量上能够符合顾客的需求能卖得出去。这只是经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它的产品顾客满意了，顾客能够买它的产品了，它要是不赚钱，这个企业是没法生存发展的。那么因此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还需要按照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去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经营的效率，提高它的经营的质量，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去改进。所以说它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经营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的话，应该不断地用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来不断地进行改进提高效率，提高经营的质量。所以说他提出了“质量经营”的这个概念，所以说概括来说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在当前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买方市场情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话，他必须以质量为经营的中心，去追求效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企业要通过质量管理来提高经营的质量来追求企业的效益。在这个方面久米均先生提出了“质量经营”的这个观念，现在这个观念在世界范围里面，很多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比如说韩国的原来的质量学会，就改成了品质经营学会。现在很多国家都提出“质量经营”的这个概念了。　　您刚才其实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的出笼，就是“质量经营”。那么它提出来之后，它的意义在哪儿？就是说不仅是对咱们中国，就是说对整个世界的这种产品质量的提高，对企业的这种生存，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是“质量经营”。之所以这个概念现在能提出来了，它是有着它整个一个大的背景。从整个国际市场，跟这些企业面临的环境来看，随着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用户至上”，“质量第一”的提法，逐步为人们所认同。渐渐地用户满意，怎么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成为不仅仅是过去质量管理关心的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企业整体决定企业成败的这样高度。所以它也不仅仅从全面质量管理这个角度来看，要重视质量，要重视用户的需求，而是应该上升到整个企业，整个经营的高度来看，我们如何重视用户的需求。这次就把质量管理在企业里面各种管理里面的地位，进一步地得到提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传统的经营管理，就是过去的经营管理，包括在哈佛大学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经营管理的提法里面，没有把这种质量管理放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上面。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人们逐渐认识到产品质量好，才能够使得企业得到有序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经营也开始注意到质量管理，注意到质量管理本身的重要性。而且由于质量管理本身有一些特点，就是它的方法特别丰富，它的方法很全，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反过来从经营管理过程中，怎么大量地采用质量管理理念，目前采用的很多方法方法论，用到经营管理，其他的一些管理中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营管理”这个概念也逐步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之下，“质量经营”才推出来，也有它必然的地方。那么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它的重要性怎么来看。首先就是提出了“质量经营”可能就是，使得企业能够很好地能够迎合，或者能够符合市场对企业的要求。另外从国际上现在比较规范化的，这种质量经营的表述或者比较系统的表述来看，一般地通过一些，现在通过很多质量奖的标准里面能够系统地体现。国际上的三大质量奖：美国的质量管理奖；日本的戴明奖；欧洲的质量组织的质量奖。它里面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质量经营的框架要求。所以我们从这个奖，它本身这个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也就在引领着企业，向着更高的质量管理的水平去奋进。对于我们的企业来看的话，我们大部分企业，在通过ISO9000之后，怎么去进一步提高，自己质量管理的水平，这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困惑。例如ISO9000之后，好几轮的审查审核，审核完了以后下一步怎么走，每次来审审完了，也就查出这么几项不合格，所以更高的奋斗目标，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树立起来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个时候企业可以向着，质量经营的高度去奋进，从整体上系统地提高，我们企业质量管理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从它的重要性，或者它的意义来看，大致体现了这几个方面。　　因为咱们标题是“质量经营战略”，就是说把这个质量经营，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质量经营”这个提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把质量跟经营，结合在一起了，过去就是就质量抓质量，好像抓质量就是质量部门的事，它现在把它放在经营中来，认识它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另外刚才晓东也说的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提法，“质量经营”这个提法，它不是纯学术的研究的成果，而是一个适应当前市场竞争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所以对企业能够成功地经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路。　　刚才您也说，现在我们国内很多企业，通过ISO9000认证之后，好像找不到奋进目标，出现这个之后，好像质量经营，可以成为一种目标，那目前这个质量经营，在我们国内实施的情况怎么样？您是做企业的，应该是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对，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是说作为质量经营，因为它起源于国外，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就是说在国际上很多的五百强的那些公司，它们很早就已经引进质量经营作为一种战略。这样的话在它的母公司，跨国公司它的母公司，执行了之后，慢慢就带到国内了。所以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国内建的这些企业，一般他们都要求，按照母公司的要求，也进行质量经营这方面的一种实施。就是说包括各种，美国欧洲包括香港地区，都有一些质量奖，它们这五百强的企业会得奖，得奖之后，它就把有关的这方面的方法，这种运行模式，作为它自己的内部评价的一种方法，让它们的所有的子公司，再进行推广追求卓越。也就是说从企业一个比较好，到一个更卓越的这种过程。所以就是说，一直都是在国际上的这些就是咱们所说的外资公司或者是合资公司，它们在首先做着质量经营这部分。那就是说在中国质量管理协会，这方面推荐的这个质量经营，早期的一直推荐质量经营到后来的全国质量奖的评选，国内我们的这些，比较顶尖的一些大企业，追踪世界上的比较先进的管理的这些企业，想把自己做大，做向国际市场的这些企业，它们首先就已经开始进行质量经营了，并且就是逐渐地会做全国质量奖的参评这些工作。所以实际上，现在目前的质量经营，它所开始实施的，是从很好的这些企业基础来做，就是很高端的企业来做。因为质量经营，它是基于全面质量管理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它要求你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质量管理的一些基础。所以目前来讲，在国内的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这些企业在做，那就是说它的发展势头也很快。　　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概念的引入和宣传推广的话，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1995年1996年，因为久米均先生，曾经有五六次到中国来讲学，他就是宣传他这个质量经营的观点，每次我也给他担任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是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理解的过程。我感觉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的领导，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质量经营这条路在走。但是如果就是说认清了它里面的道理，很理性地来做，跟很被动地去做，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去年和今年，我们中国质量协会，组织了全国质量管理奖的评审工作，我们依据的标准，也是充分地借鉴了美国、欧洲、日本的这些卓越质量经营模式的标准，所以在这方面评出了，有11家企业，像宝钢、海尔、上海三菱电梯，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等等11家企业。确实它们都是在质量经营方面，做得非常地优秀的企业，树立了我们国家企业的标杆。这些标杆在前面了，后面其他的一些企业，现在进展的情况怎么样？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其他的这些企业，我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它自觉不自觉地只有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要“死”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抓质量不可能生存，你不用质量管理的思想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经营质量的话，也是不可能生存的。那么从总体上来评价一下，我们企业的质量经营的水平的话，我觉得首先在我们参加评选的，这些企业的领导层，一般都有着非常明确或者清晰正确的理念和认识，这是很明显的。同时他们在制定质量发展战略方面，乃至于企业的总体经营战略方面，有着比较科学比较严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块我们的企业，还显得不是那么成熟，那么弱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其他的很多层面上存在一些系统的差别。　　例如从质量管理，就是产品质量生成的过程，各个阶段来看市场调查，产品策划设计制造，包括前面的工艺准备，后面的销售售后服务过程，每一个过程的质量管理来看。你比如像策划阶段的质量管理，设计阶段的质量管理，可能跟国外相比，尤其是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的水平差距，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包括它制造过程，尤其是我们国家，逐步在全球经济这个定位上面，将来要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这么一种说法，那么制造中心，自然你的制造过程的质量管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那么制造过程必然会应用了，由于我们现在都是大批量生产，这个时候无论是大批量的，一些抽样检验，这些内容按道理来说，从质量管理发展来说，这是质量管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要做的事情。第一个阶段质量检验，第二个阶段质量控制，统计质量控制或者统计质量管理，第三个阶段全面质量管理。那么这第二个阶段，这部分工作，从我们即便是这一部分工作，我们很多企业，也还没有做得很充分，也有很多存在着一些差距。另外就是一个信息的分析利用问题，信息是我们企业，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资源，那么我们很多企业投以重资，建立这么样的信息系统，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每天上万个信息，收到它们的信息叫数据库，现在有的叫数据仓库，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如何利用科学的方法手段，从这些信息背后，发现一些背后隐藏着的规律或者是知识，为我们的决策来提供帮助，而这方面就显得有一些不足。　　这方面可能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可能是企业具有这种，比较系统的数理统计培训的这种技术人员比较少。好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建立了，质量工程师的制度，相信在未来几年之内有所好转。差别当然是客观的，但是令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企业，例如宝钢这是在国际上，其他的国家没有见过的，例如他们有知识产权处，把员工的改革攻关的一些成果，其中有一部分他们拿到市场上去交易，然后把这个交易额拿回来，其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奖金，一年要发下去五六百万的奖金。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做法。而不是采用了日本的那种或者不发或者发支圆珠笔什么的。所以它这种做法是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现在需求层次，可能不是特别高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另外像我们在海尔，看到海尔文化，质量文化的营造，非常具有中国的一种特色。所以我们为这些企业，在一下找不到成功的，前面有成功答案去寻找的时候，他们由企业家们，带着全体的工程师们，努力地探索，走出了这一步一步的成功的脚步。尽管很艰辛，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感到欣慰的事情。　　刚才晓东说了一下，我们国家的企业，在质量经营方面，跟国外的企业比有一些差距。我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分析原因的话，因为我们国家长期的计划经济，大家对这种市场的概念，顾客的概念，不是特别地明确。所以说对产值负责任，很多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说现在怎么样能够，适应我们国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能够作为主体参与竞争，这方面如果要是认识不清的话，可能这个方面的差距的缩短，就会比较困难。　　您说的是观念很重要，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你比如说现在有的企业领导，他显然仍然停留在就是说，我这个产品质量好不好，我就满足标准。满足标准，他认为这就行了。我的产品质量挺好，但就是卖不出去，他的观念实际上没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说产品质量好与不好，是顾客说了算，这个产品顾客说我满意，这个产品这个质量就是好的，顾客的满意度非常重要。这个产品顾客欢迎，喜欢这个产品，质量就是好的。所以说有些企业领导，现在仍然坐在那儿抱怨，说你看我这个质量挺好的，就是卖不出去。这种就是观念上的一种误区，不适合这个形势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企业，在质量经营的实施和努力上，我觉得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们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地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的企业在努力，而且政府也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市场环境，企业作为主体，要参与竞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在这种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我觉得我们的企业，为了生存发展，会努力会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是一条成功的路，而且是被很多很多企业的经验，证明了的。那我想具体到企业，每一个特别具体的企业，它要去实施，这个经营战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我们都很难想像到的这种困难。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在实施质量经营战略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呢？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你们是怎么来走的这个路呢？我觉得就是在实施质量经营的这方面，实际上我们要吸收以前，我们做其他的那些管理方法推介的一些经验跟教训，那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做ISO9000，或者以前做一些其他标准之前，我们都没有很好地去研究这个东西的规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学习“十六大”报告，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它要求我们去看我们的市场，研究它的规律。所以我们做企业的人，首先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首先要研究它的规律，然后再要转变观念深化改革，也就是说进行管理创新，实际上这是给我们的一种思路，包括我们在现在，在做质量经营这件事的实施上面。那就是说首先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质量经营它应该是建立在，一种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质量管理的那种方式跟方法，现在目前做质量经营来讲，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提升才行。也就是说面临着我们进行全面提升的一些，就是说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工具的问题。除了我们进行观念转变以外，观念转变，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还不是特别特别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先进的企业，很多已经接受，质量经营的这种观念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很好的企业来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走得更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它是不掌握一种方法，就是说质量实际上，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东西，它需要我们进行整合很多方法，利用很多方法，包括我们对统计方法的应用，平衡记分卡，还有包括用6sigma，目标管理项目管理的这些方法。这些方法需要，在我们质量经营的这方面，就是说推介的时候，实施的时候需要加进来，来进行使用。所以这是一种技术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实施质量经营的，这种战略的时候，应该跟我们公司的战略相结合匹配。那就是说以前我们搞质量管理，它之所以有很多的就是说不被老总认识或者是不被支持，这原因来讲，它跟企业的战略离得很远，它没有很好地进行结合。也就是说我们的质量管理，它所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战略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我战略目标是什么，然后我每年，我通过我的质量经营，每年能够向前走多少，然后几年之内我能够达到目标。也就是说我需要通过质量经营，能够真正地使我的战略，能够实现，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企业，要做质量经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方面。　　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质量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跟效益本身，没有挂钩。所以才要做质量经营、质量管理，我们最终目标是经济效益。现在需要说，是任何事情都要围绕着经济效益，企业你需要满足客户跟满足股东，两个方面两端客户的要求。那就是说在我们做任何的一些质量行为都需要最后用财务来进行衡量的。那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质量经营的每一步的举措，我能够看到我给企业能够赚了多少钱，它的口袋里边获得多少利润。这个方面这种利润，不单纯是现金的进项，它可能是一种信用的提高，也可能是我对社会的贡献。但是最终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用财务的指标，来量化，那这个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目前，我们现在企业所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单纯地，现在如果要是不利用一些技术工具，来改进这部分的话，那它的这种质量经营，最后还是不能跟你的这种企业里面的效益挂钩，那最终它就是不能够成功。所以就是说，现在应该有一些办法。比如像6sigma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在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全部能够步入正轨。　　比如像刚才说的那个过程，过程能力的这些控制，包括我们设计过程当中，可能要用DOE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是我们目前要做质量经营，所必须要介入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企业目前，就是说它在人力资源，就是在资源这方面，觉得比较匮乏的地方。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些方法的人不多。　　我提前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6sigma里面的一些表格，我真的是看不懂。我在想这是一项很专门的学问，可能这方面的人才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非常匮乏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企业实际上已经是需要，投入资金去大量地做技术这方面的培训跟购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企业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去培养人才的话，那你也需要整合社会上的资源，或者说有一些专门的顾问公司，它能够为企业在这个方面，来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企业实际上，是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够完成这个质量经营这件事情的。　　我对马处长刚才那个发言，我基本是同意，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就觉得现在质量经营，要在我们国内的企业成功地实施的话，我觉得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高层经营者的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就是说，怎么样从顾客的需求，来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对企业经营到底有多重要，它应该付出多少，我觉得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有些领导一说“顾客至上”，说的也是完全认同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去满足顾客的需求，包括如何去了解顾客的需求，他并没有下那么大的工夫。现在有些企业我刚才举的例子，有些企业产品它卖不出去，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去了解，市场有什么需求。另外有些产品，为什么现在跟国外的产品竞争，竞争不过人家，我觉得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包括投入包括各方面的投入，当然包括刚才马处长说的，方法的掌握应用，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观念的转变，可能还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从企业来，所以在我们运行企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如果要是在培训跟推介的过程当中，高层领导因为他站的角度，站得比较高，所以让他接受这种观念的话，只要你告诉他，你最后能赚多少钱，他肯定会接受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搞质量的，跟我们做质量的，没有很好地用一种很容易的沟通的语言，让那些老总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怎么有好处，让他看到这种光明，看到这种亮。如果你要只是说，就很简单地跟他讲，说这个肯定对你有好处，然后说一大堆理论的东西，他自然不会把它，看成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说一个质量工作者，最好的办法，说服领导的办法，就是给他算一笔帐。那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来讲，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的质量的投入的成本，包括我们做ISO9000，包括我们做认证审核的，所有的费用包括你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投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在算这笔帐的时候，前提条件，你需要掌握学习搜集数据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方法，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你要不掌握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数据，收集完了之后，请顾问公司来帮你来计算，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我所有的投入。我首先要给领导算的，是一个关于质量的，一个投入的回报率，也就是说，单位成本它的贡献率了，那这样的话，我就需要把所有的投入。全部要收集起来，收集起来的话就是除了你体现在ISO9000的投入跟你现在的产品产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你现在所运用的，你的顾问公司认证公司的，所有的成本，这里边是全部的，你的所有的成本。那你的收益计算的话，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就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　　比如你首先要看一下，你在这里边实际上创利是多少？那创利是多少呢？要看一下，因为你做了三年，比如你三年的投入，你三年之后，你的这种产品的合格率，提高了多少？如果要是你三年以前的，这些质量状况的话，可能会造成多少的损失？这个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能够算出来的，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还要算一个，就是说市场对你的评估。也就是说，你的顾客满意度的情况，那就是这个是需要，你用调查表的方式，和顾客满意度的这种方式来计算的。那这里边需要收集的，就是说你需要收集的数据，是当你的顾客满意度，提高了之后，对你来讲，你的销售有哪些提升？那就是说销售本身的增加并不完全是顾客满意度造成的，就是说能够带来的，所以这里边就需要你进行抽样的，一种方法一种设计。也就是说你需要让你的顾客，你的长期顾客去打分，就是说他认为，你的顾客对你的满意程度，跟他买你的东西这方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就类似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当你能够进行测量跟数据收集，在你目前已有的数据库里边，你可以找到的，这些投入跟产出的这种比值，你完全都可以收集到。那就是说，你不能够收到软性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用调查表方面的方式来进行收集，那这些调查表的设计跟它最后的计算方式，那是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来给你指导的。因为你的调查表如果要是设计得不正确的话，可能会把你带入一种陷阱。所以调查表的设计，实际上是需要有科学性的。　　那就是说，我建议你在进行质量经营之前，说服你总经理之前，你需要对你的管理体系做一个后评估，然后就是说要看一下目前你做质量管理的时候，你现在目前给你带来的利润是多少？然后你还要做一个预测，如果你要做质量经营的话，你可以对它每年的战略进行支持。你的质量体系，可以对它的战略进行支持。你的质量体系呢，不单纯是质量体系，你可能要涉及到财务，财务因为财务进体系之后，它的这种绩效提升，可能会对它的现金流，带来哪些好处？对它的成本控制会有哪些好处？也可能你到时候可以把客户管理体系纳进来之后，因为你的客户分级管理的提高，而造成你对目标客户的这种个性化服务会增加或者说更能抓紧客户。那这方面你又能够做到多少，所以所有软性的东西，都可以用调查表的方式，而且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抽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原先好多东西，老不去做，原因就是认为我们很难量化，都说我不能量化，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量化，只不过你量化的指标是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所被反映的事情说明得是不是很好而已。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让你把这件事情软性的东西，能够调查到，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很多顾问公司可以教给你这些方法，而且它可以告诉你怎么来测算，来测算你整体的这种利益，跟你怎么来预测，预测你将来的情况。所以说服总裁，实际上方法非常简单，拿出这张表，你们的总经理肯定他会看到效益的。所以这点就说明了一点，实际上总经理现在目前他所考虑问题，他考虑的并不是投入多少，他应该考虑的是回报。那就是说，当你给他算出来你投入这么多，你可能十倍地回报，你给他这种前景的话，改变他的观念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你已经展示给他了。　　以前我们理解“质量第一”，是一种理念，就是非常重视质量。到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质量第一”，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且到了具体做一些事情，做判断甚至是一些判断的基准。曾经丰田下面，有一个叫爱信精机的这个企业，它是日本惟一获得，两次日本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在这个企业里面，它的质量部长，前一阵到北京来。当时在他们企业里面，他就谈我们对“质量第一”的理解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发一个新产品，觉得市场需要这种质量水平，也需要有这种功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初步方案生产出来，可能不挣这笔钱，但是一定得满足，用户需要的基础上，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内部挖潜，将来我们会挣钱的。所以它定位定在，首先是用户需求上，这样才能满足用户需求，可能这样现在不挣钱，但是他们相信在后面，例如在工艺的改进，工艺优化过程中，批量试制中，大量的工艺优化，最后他相信能挣钱。当然这也体现日本企业，在改进方面的自信。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关于刚才马秘书长说的，这个理念的问题。理念说起来有的时候容易，而且我们很多企业，接受个新东西消化，马上就在嘴里说出来，这种能力相当强。上午看完报，下午会议上就能说。但是我们质量奖，审查到企业里面，我们查理念，我们会这么要求。你有这个理念，你有没有相应的程序做支撑，你有没有很多可操作的方法，来实现你的理念，不然你这个理念是空的。有一些理念说出来容易，但真这样达到，刚才马秘书长说的，这个理念的转变，从骨子里面的转变，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这不是一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质量是实践的东西，所以这个理念不要停在嘴上，要做。　　刚才几位都谈了，说就是中国的企业目前在运行，这个质量经营战略的过程中，现状怎么样？遇到一些什么难题，还缺什么？比方说咱们的观念转变还不够，咱们还缺乏一些技术支持，缺乏一些手段方法什么的。而且刚才马处长，我记得您也提到了，现在目前实施得比较好的，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企业，比较大的企业，就是基础很好的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企业，实施质量经营战略的前景，三位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对这个前景是充满信心的，很有信心，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会是什么样呢？　　我为什么认为充满信心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将要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我觉得竞争这个机制，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说使大家要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最好。因为它总是把不好的要淘汰掉，谁也不愿意被淘汰，所以大家都在那儿努力。我想这也是市场经济，它的优势所在。我觉得我们国家，看来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另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六大”召开完了以后，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的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内在的需求会产生出来，不是为谁干，而是为自己干，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在质量经营实施的过程中，是应该有非常好的前景的，前景很好。五年后会怎么样，五年以后小康社会吧。就是当中国质量经营的实现，能够更好地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本身中国人很聪明，我觉得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了，中国人特别聪明，而且中国人的柔韧性特别强。所以我们的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那种求生的能力，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基于这个基础上，我就会有比较良好的，未来的预测。如果没有这两点做保证，我还不敢一下做出很好的预测。我们中国人而且吃苦耐劳勤奋，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要追赶的时候，他们爆发出的潜能，也是非常大的。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也是乐观主义者，马处长呢？　　我觉得就是质量经营，是企业必然走的一条路。也就是说从质量在企业当中的演进的过程来讲，它是从质量保证质量管理到全面质量管理到质量经营，这是必然的。所以就是说，我们遵循着这种规律的话，那企业它慢慢地从它的成熟，它逐渐地会向这方面走。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推进企业，更快地走上这条路。因为它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它会使企业的这种核心竞争力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就使公司的价值，就会不断地提高。那我们现在老是在讲，做国际竞争力，培育我们的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让我们那些所有的小企业能够迅速地能够成长起来。这个确实是前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五年之后如果要是能够这样，健康地发展下去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企业肯定都是一种蓬勃，比较繁荣的一种景象。　　三位都非常地乐观，我认为充满信心，但是要付出的努力，是非常艰辛的，前景很好，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付出很多艰辛的，比方说要提高这种质量意识，要树立科学的，这种质量经营的这种理念，而且要掌握并且能够实施，这种质量经营的这种方法，企业面临的难题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企业，都能够克服这些难题，并且是能够真正地做到，非常好地实施质量经营的战略，能够有非常美妙的前景，就像三位说的那样。我想今天的谈话，三位的精彩的阐述，应该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们。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高培勇
　　　　主讲人简介　　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在国家审计学理论及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理论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内容简介　　在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已经被广大百姓所认识，重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公共财政的特征，详细阐述了公共财政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作用。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而应把全民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　　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 （全文） 　　我觉得选择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主题呀，是非常必要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公正财政这样一个话题还比较生疏的话，那不是源于公共财政和我们每个百姓日常生活的距离，而是源于我们的体制环境。大家其实都知道，所谓公共财政其实就是指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而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起码政府的收入源于从你我他口袋中掏的那些税收、起码政府的支出要花到与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上。所以我们说公共财政说到底，说穿了就是一种和大家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样一种公共的财政、大众的财政。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百姓，从对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生疏，本身就说明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大力的宣传公共财政，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充分地认识公共财政。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最近的一段时间不断地有人问我，说从1998年以后，新一届政府在财政税收领域推出了很多的改革举措。那么，你说比较重要的、比较主要的、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比较大的项目是什么？我说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如果时间不够，如果要寻找出一条主线，并且以这条主线来涵概几乎所有的改革事项，那么我们说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　　过去的五年，中国政府围绕着财政税收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事实上都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之内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把眼光追溯到改革以来的这23年，正好像我们的改革尽管没有正式宣布，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是延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道路走过来的一样。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当中所推出的各个项目的改革举措，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以公共财政的框架作为改革的取向的。大家还可以往前看，说今后的五年、今后的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财政税收工作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无非还是要积极地推进公正财政框架构件的过程。这样说来，就说明公共财政同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密切关系。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公共财政尽管如此重要，公共财政尽管应当让我们如此频繁的去提及它、去重视它，但过去我们并不是使用这样一个名称，在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使用国家财政，或简单的称之为财政这样一个提法。　　据我的印象，如果不做过细的考察，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的样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阿吐·爱克斯坦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叫《public finance》。不过这一次译者并没有使用以往的译法，把它称作“财政学”，或“财政”，而是在“财政学”、“财政”前面加了两个字“公共”，把它译为《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相对于过去的财政或财政学而言，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财政”前面加上“公共”两个字，所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内涵。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译法的改变，而忽略掉了。尽管后来在不少经济文献上，也会不时地看到有关公共财政的提法，但是人们至多把它作为一种直译，而没有给予特别的考究，我特别地思索。　　事情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又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大家可能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们一直为一个事情着急，那就是中国的财政一天比一天困难。财政困难说到政府收支困难大家自然会想到，那么收入肯定是少了，支出可能就多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想到的所谓增收节支的措施，是很难派上用场的，我们都知道从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占所谓GDP的比重一个劲地下滑，而且大家已经看到，在短时间之内，要想扭转这样一个势头，是徒劳无功的，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既然收入一方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大家的视野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支出。也就是想办法去压缩政府的支出，但大家都的懂得一个道理，压缩一个个人支出，说你上个月一个月是三千块钱的工资，这个月只有两千五百块钱，那自然而然你会压缩五百块钱。但是对于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压缩从整体的政府支出规模，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这个总体的支出规模最终要落实是到哪个单位、哪个人、哪个企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得想一些理由，那么想到什么理由呢？大家看到说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之所以庞大，源于中国的政府财政管的事情过多，要压缩财政的支出规模，大家也看到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于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而言，是小而窄的。于是有人提出，说能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正好像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把公共财政和西方财政等同起来一样。在那样一种背景条件下，人们就接受了一种提法，那就是要按照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公共财政就被重提了。　　事情又到了199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来调整中国的税收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中国的税收体系。那么，当时的税制改革，事实上就已经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内容，既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背景，那么，税制改革自然而然也要纳入到公共财政框架的体系当中来。因此那个时候提法也经常会这样来使用，就是税收制度改革要纳入到公共财政的框架当中去。比如说当我们进行财政支出改革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在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但是大家都知道，财政的支出事实上反映着政府的活动、反映着政府的职能。说你某一方面支出应当减下来，但是由于干这些事的政府机构还在、政府的编制还在，事实上你是很难把这笔钱压缩下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事实上要牵扯到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认识一旦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那样一种零敲碎打形的、局部性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意义的调整。而是把它的改革推进到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对整个的政府收入、整个的政府支出制度进行整体性的变革。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样一个目标。也可以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明确地把目标定位在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目标上，一旦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共财政，而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财政”或“国家财政”这个名称的时候，大家就要有问题了，这期间究竟有哪些变化？我们讲用公共财政来替代过去那样一种简单的财政的称谓并非仅仅是定位，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比如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经常使用的财政一词，事实上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讲，那是定位在国有制财政，或全民所有制财政这个意义上。我只想举三个方面的例子：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财政收入结构；1978年如果以那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大家有机会可以查查当时的文献，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份额达到了86.8％，也就是说在全部的财政收入当中有86.8％的钱是从国有制经济单位那里获得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来自于城市大集体，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准国营经济单位的缴款，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将近95％。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形容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可以把它称作“取自家之财”。　　再看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样是1978年，那一年如果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作为100％，那么来自财政投向基本支出项目下的支出份额就达到40.4％。基本建设支出表明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由财政、由政府拿钱搞的基本建设，肯定是要形成国有资产的。也就是说，它肯定是注入到国有制经济单位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加上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增拨流动资金支出、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科技三项费用，以及为国有企业拨付的诸如幼儿园、托儿所、子弟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方面的支出。那么可以这样讲，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钱，大体要占到整个财政支出规模的90％以上。那么在那个时期，政府是不是也向国有制经济单位之外拨付些钱呢？是有的，也拨付的，但是且不说它的额度非常之小，就连它的名称也体现着国有制财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征。　　比如那时候政府也向农业、农村、农民那里拨付一些款项，但是一旦沾上“农”字，一旦财政把钱往“农”字方面去拨付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称来涵盖它的意义呢？叫“支援农业支出”，什么叫支援？意思是什么呢？这不是我份内的事情，这是我支援你所干的一些事情。因此，如果同样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来描述当时的财政支出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那是“办自家之事”。所以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我们今天是这样描述的，叫做“取自家之财，来办自家之事”。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当时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取向。很多人都研究过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史。但是你如果只是关注或者你如果更多地关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的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取向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老师也会告诉你，叫什么？叫“区别对待”。什么“叫区别对待”？表现在税收上，那就是私营企业的税负要重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要重于国有企业。那是一种典型的按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制定的税收政策。如果你想考察一下当时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取向，那么前面也已经告诉你，政府财政的钱大量的是用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拨款，政府财政事实上已经被赋于了一种培育发展国有制经济，消灭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　　考察完当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改革以来我们正在构建中的所谓的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收支结构以及它的政策取向。我们还是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先看我们目前的财政收入结构，2001年，你可以看到如果同样以整个的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你去观察整个的财政收入结构，你也可以观察某一个省份的财政收入结构，甚至某一个很小的地区财政的收入结构。尽管可能全国的情况有些差异，但总的格局是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和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已经达到了两分天下的格局。而且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对外宣布，就整体而言，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是国有制经济单位和非国有制经济单位两分天下。从1998年以后的这四、五年间，中国的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伴随着这一迅猛的势头，中国非国有制经济给予中国政府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提高。所以，如果仍然用过去的语言、过去的术语来描述现实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我们说目前已经不再是“取自家之财”，而是“取众人之财”了。　　再看我们的支出结构，2001年在中央一级的财政支出结构当中你会看到政府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也就是投向于基本建设支出领域支出不足15％。如果在资金上剔除掉政府为了执行所谓机制财政政策，而以国债的发行收入搞的那些基础设施和一些公共设施，那么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基本建设支出，已经不足8％。由40.4％一路下滑到不足8％，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款项，在大幅度地下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政府对国有制经济单位拨款数额的减少，结构性的变化，哪些支出项目增加了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学校，我们可以说科教文卫事业方面的支出增长了，这些年它已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0％；还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父母、我们周围的人群，哪些支出增加了呢？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长了、城市低保收入的支出、还有养老金的支出、什么抚恤性的支出等等，它已经占到我们财政收入的18％；还有哪些支出增长了呢？我们的国防支出在增长，我们行政事业单位在增长，我们的周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在增长，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增长。一句话，政府用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在增长。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描述我们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时候，恐怕已经不再能使用过去那样一种“办自家之事”而是要做一个替换，“办众人之事”，也就是说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伴随着公共财政的建设，我们在财政的收支结构上已经实现了由“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到“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还可以再看一看我们当前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今天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公共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你说区别对待，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当今天我在这个场合说我们仍然要执行“区别对待”政策，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你。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叫“国民待遇”，意思说什么呢？说不仅仅是给予外国人待遇，要按照给予中国人的待遇那样去进行，而且指的是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身份、不管你属于哪样一种所有制性质，那么只要是中国人都要享受同等的待遇，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公共财政的格局，正在逐步地形成。好了，现在可以讲中国的财政已经由过去的传统意义的国家财政，在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在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没有推出，还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踏上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能去小看它，它应当说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了能够更充分地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的公共财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妨分析得稍微细致一点，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公共财政的基本点，也就是说，把握了哪几个基本点我们就可以把握整个的公共财政框架本身。应当这样讲，尽管理论界和中国的政府部门对于公共财政的认识还处在不断的深化当中，还处在讨论和研究状态。但是，在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认识已经逐步趋于一致。就今天的情况看来，我们说中国要构建的公共财政，起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也就是说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的定位已经把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按照这样一个线索，那就是凡是属于公共利益的项目、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项目，公共财政就必须涉足、必须去保证；凡是不属于或不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就坚决地要退出、坚决地要不涉足它。　　好了，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可以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能够从市场上买到的那些所谓的私人物品或服务之外，我们同样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来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恐怕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途径，只能是政府的提供、政府的生产。政府拿什么去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是一个事项。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财政是不担负这样的职能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也使用“调节”，也使用“分配”这样的字眼，但那个时候的调节那个时候的分配，单纯指的是调节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水平的那样一种分配、那样一种调节。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特指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要有公共财政来担负起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水平这样一种新职能、新任务，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了按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度来分配的这样一种分配原则。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要求，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大家都懂得一条，只要实行按要素分配，那就免不了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定限度之内，可能会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差距扩大了，它就会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一旦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面临来自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危险，这个时候，不管是穷人，也不论你可能是一个富人，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政府出面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到这个时候，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已经演化为一种社会的公共需要。但是，由谁来调节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恐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收入分配始终是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框架之内，不可能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办法，而只能寻求非市场的方式。而非市场的方式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在当前的背景条件下，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政府所能把握的、所能操作的无非是税收和财政当中的转移支付两个方面的手段，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具有再分配的功能，而不管是扭转税还是直接税，只要是你消费的份额比别人大，只要你消费的物品的档次比别人高，你就得比别人多付税、多缴税。而且，政府通过税收拿来的钱，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当中的转移支付项目，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需要照顾的一些收入比较低的群体。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的职能和任务，是要由公共财政来担负的。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各位都知道一条，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那么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政府靠什么手段去调控经济？靠什么手段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呢？你也可以去寻找，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手段，只能是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这就说明财政政策或者说公共财政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之间那样一种密切的联系，这是公共财政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我们说叫着眼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极大的转变观念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政府既是企业，也是社会管理者，因此政企不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人要提出说政府不要管企业、不要想着投资盈利，恐怕没有人会赞成你，没有人能够允许你。但是，随着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政府的角色定位就发生变化了，可以在任何场合询问任何人，你问他什么是企业？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企业就是以利润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经济实体，但是把这个答案放在一边你再继续问他，什么是政府？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说的明白了，我们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它具有着不同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的轨道。同企业要追求利润极大化，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应当是一个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实体单位，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惟一理由，就在于他要为我们去追求公共利益。以此为基础，也可以说到政府的收入，应当是本着追求公共利益极大化的这样一个线索去获取，政府的支出也始终要延着、要瞄准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这样一个线索去拨付。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说政府要拿钱，去搞一些盈利性的、投资性的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利润的那样一些投资项目，我们说它就不应当是公共财政的所作所为了。过去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说政府的支出、政府的钱应当花向何方？我们脑子里总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多高、投资回收期多长，我们的潜台词就是政府的钱一定要花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收期短的建设和生产项目当中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这样的理念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公共财政这样一种框架，不适合公共财政建设的这样一种背景，因为中国的财政已经被赋予了公共性的特征，而公共性就决定了它和盈利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花到财政支出领域的钱，我们经常说它是有去无回的。公共性的支出，不可能同时带来盈利；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很多人都学过会计，大家都懂得一条，企业的会计和政府部门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是资产负债表，它假设的是企业的资金流动是一种循环的资金流动，有投入也有产出。但是，政府部门的会计它的设置是经费来源、经费使用、经费的节余，它的流动是一种单向的直线的流动，它假定政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我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少许的例外，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可能会带来一些盈利，可能会带来少许的盈利，但是说它盈利，可能并不那么贴切，它可能只是少许的一点收入，这点收入相对于整体的政府的支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公共财政的格局条件下，必须确立一种理念，那就是政府财政的钱，必须投向于非盈利性的非竞争性的领域当中去。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乍一听到这样一句话，可能觉得说的过重，但是我要想跟大家解释的是，在我们传统的财政收支格局条件下，我们那个时候，尽管不能说没有规矩，尽管不能说不讲规矩、不守规矩，但是大家注意一个基本知识，那个时候的财政收入“取的是自家之财”，那个时候的政府支出“办的是自家之事”。因此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规矩都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制定的，就好像一个家庭，说给大儿子结婚用的钱，小儿子上学急需，可以很自然地拿来挪用一样。政府财政的钱在那个时候也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随意地去摆布。但是一旦我们走向了“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运作、财政支出的运作，就必须要纳入众人的视野，按照众人的意愿来进行。这个时候必须得讲规矩、必须得守规矩、必须得定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呢？我们也可以提出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叫以法制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第二，全部政府收支及预算也就是讲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性质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形式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项目的，都要统统纳入到政府预算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去；第三个标志叫做财政税务部门统揽政府收支，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的基本原理、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能够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收入的只能是专门掌管政府收支的财政税务部门，而不允许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从老百姓那里去取得收入、取得集资、取得摊派、取得罚款，否则大家可以想见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无从把握，政府的收入的量，也无法统计。说到这里，我们想，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盈利性，再加上收支行为规范化。　　这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已经给大家展现了一个有关公共财政的运作的基本格局，这样的一种公共财政的格局，究竟有什么用呢？它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每一个家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究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就目前的状况讲，公共财政建设的积极意义，至少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发现，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中国政府部门职能格局的转轨；第二个方面的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政府收支行为的规范化；第三个积极意义，我们说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已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并且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要介入到这样一种公共财政建设当中，要把它和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个人定位上，去积极地推动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我就先说到这里。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罗伯特·蒙代尔
　　　　主讲人简介： 　　罗伯特·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顾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的经典代表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论文《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内容简介：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全文）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 长话短说， 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 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 保罗塞缪森, 罗伯特索罗 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 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 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 我认为，这样一来， 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 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国决定放弃作为货币政策支柱的固定汇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可以比较一下这段时期日本的经历，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是从1955到1971年，除了后来中国的经济，这种高速增长以前从未有过，从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了16年，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出现后来日本人所谓的“突然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大量的讨论：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实行弹性汇率。日本政府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日元汇率不实行浮动，之前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他们将继续保持这一货币政策，接下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五年，直到1971年他们采用浮动汇率制。接下来的十年日本经济开始变糟，对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十年，在八十年代，日本采用了弹性汇率制。 　　尽管日本实行了弹性汇率制，但日本并未受到保护，在1985年，一美元可兑换150日元，但是五国首脑大会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日本对其日元加以升值。日本照着做了。但是突然之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对日本来说，让货币升值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日本当时甚至准备好了油价上升的准备，但油价突然下跌，原本预计油价会上升到50美元，当时却跌到了一桶十美元，日本是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这次油价变化，使得日元迅速升值，其趋势无法阻止，而美元则在1995年下降到一美元兑78日元的水平，这一相当于给日本银行业宣布了死刑。我没有在这里描述所有类似的例子，但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对中国银行业内的不良资产造成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良资产积存下来，这些贷款情况恶化。所以人民币不宜升值，我希望中国别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在保持总体的良好的经济平衡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有好处，或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好处，当然也不会对美国的逆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日本要自己解决自己通货紧缩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也会损害周边国家也就是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非常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标准在我身边-房 庆
　　　　主讲人简介 　　房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房庆研究员从事标准化研究和管理工作已有二十余年，1998年以来的科研工作情况： 　　1992年至1997年担任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文件格式研究室主任； 　　1998年至1999年任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 副所长； 　　1999年至2003年6月6日任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总工程师，主管科研工作； 　　2003年至6月6日至今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主管标准化院部分科研工作，担任科技部“十五”重大专项“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总体组组长。 　　房庆研究员是我国标准化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对我国的基础标准化、信息技术标准化、农业标准化、能源与资源标准化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担任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副组长。由于他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做出的贡献，获得科技部等四部委颁发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称号。 　　主持和参与了3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目前担任着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业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交换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商业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质量与标准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内容简介 　　当您开车行驶在路上时，有没有注意过路边的交通标志？当您在选购家用电器时，有没有注意到粘贴的节能标志？当出入公共场所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安全标识？这些标识都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其实标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标准不仅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在我们经济生活当中，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们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际通行的标准往往会成为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通行证。因此推行标准化战略在现在的形势下刻不容缓。 　　中国标准化研究员副院长房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标准在我身边》。房教授将从我们身边的标准说起，为您深刻阐述推行标准化战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10月27日播出，敬请收看。 　　《标准在我身边》 （全文）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与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来一起探讨和交流一下标准化的问题。标准与我们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标准与我们国家的竞争力有什么关系？我也想通过我这个介绍使大家树立起一些标准化的意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标准是什么东西呢？按照我们国家标准所定义的，它是这样来定义的： 　　就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或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的文件。那么我们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它获得最佳秩序。首先它是首先强调的它是秩序，而且是个最佳的秩序。试想一 　　下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标准，会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或者我们的工作就出现混乱，所以它强调是最佳秩序，自古就有言没有规律不成方圆；那么第二个特点就要经协商一致。那个标准并不是说你说一个标准就是标准，他说一个标准就是标准，一定要在一定范围之内大家来协商一致，这个协商一致我们想应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有政府层面有企业，有研究单位的专家，甚至还包括消费者，经过大家协商一致所能达到的一个共同点的东西，这时候才能成为标准。那么要想成为标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公认的机构来加以批准。在我们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还有我们国家质检总局是批准国家标准的公认机构，甚至还有一些行业性的标准，由行业部门来批准，地方标准由地方政府来批准，这是它的另外一个特点。那么最后它体现在一个什么呢？一个共同使用的或重复使用的规范性的文件，它要以一种文件的方式复制出来让社会上广大用户来使用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在狭义上对标准的一个定义。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广泛的标准概念我认为是这样的。除了法律之外只要它有利于技术的应用，组织工作和生活生产约束人们的行为，评价客观事物，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很多这样准则性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标准。那么这些狭义的标准概念呢？广义的标准概念可能跟我刚才所说的狭义标准概念它的范围就更广了。 　　实际上标准它就起到一个约束人们工作和生产，有利于技术应用，甚至说它评价一个客观事物，评价一个客观事物就标志着评价它是达到某一个程度，也有的时候是标志好与坏这样一个准则，我们都认为是标准。有标准就会有标准化这样一个活动，什么叫标准化呢？按照国家标准的定义就是针对标准所进行的研究制定发布实施，这样一整套的活动，我们都认为是标准化。所以说，标准化是一个贯穿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的活动。那么制定标准之前，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标准制定出来之后，要有权威机构去发布，发布完了之后就要有实施的主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机构或者单位，大家都要广泛地去应用这个标准。也就是实施这个标准，这一整套活动那就是标准化，我们认为都是标准化的活动。那在我们经济生活当中，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知道，国家标准已经达到了两万多项，行业标准六七万项，还有包括很多的地方标准，这样大量的标准，是对我们的科研、生产甚至我们人民群众生活，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态势，标准显得更为重要。 　　另外一点，一个国家的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它直接就体现是你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的高低。我们大家可能每个人在座的估计身上都有一部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就有很多的标准，而且这是高新技术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大量是来自于发达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用的也不外乎是用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标准，那么这样用了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就要给人交专利费。所以你的标准的水平，如果你不掌握标准的主动权，你的标准水平不高，你的国家在竞争力这方面就无法体现，所以我们也说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它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标志。 　　那我们看标准都有那些层次，这个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可能也比较清楚，有很多标准，那么大到国际标准，比如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标准是国际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所制定的标准是国际标准。是国际电信联盟ITU所制定的标准是国际标准，那么还有一些是区域性的标准。比如说欧盟的标准，东亚某个组织定的标准，等等，这样是区域性的标准，那么再就是国家标准，针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这四级标准这是标准的层次，可以这样去区分。 　　那么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我们的标准的属性划分为两类，一类叫强制性标准，什么叫强制性标准呢？就是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的以及相关一些法律所规定的必须所采用的这些标准，就叫强制性的标准。除了强制性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那就是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跟推荐性标准的区别就在于任何一个企业，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只要是跟强制性标准有关的，就必须执行，不能不执行，不执行就违法，所以在我们国家这个标准是按这两级划分的。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这个标准，标准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从追溯到近代，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就是蒸汽机车这种发明开始，也就标志着大机器的时代开始之后呢，标准开始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那么那时候的，它的对象都是什么东西呢？主要是为了实现一些公差配合，或者是零部件的这种统一，那么就是说这些产品主要是为了互换，或者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这样一个启动之后呢，就是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开始逐渐的兴起，达到互换目的。为了使这种工业生产能够实现流水线的生产，或者是使这些产品能够达到互换的目的，所以开始由这些西方这些发达国家开始制定一些标准，那么那时候标准呢，还不成为一些它就说是针对个案，不成体系，那么它的特征呢？因为有标准，就要有标准的应用的群体，这时候呢就有组织地成立一些标准的组织，建立一些标准化的组织，而且随着整个的工业革命的发展，应用的领域也在逐渐的扩大，同时，由于标准从起步到应用也逐渐的形成了一些理论。那么大家可能学过管理学的也比较知道，就是我们管理学之父美国这个泰勒，他把这个标准化的概念引入到了管理学当中，而创造了一种按照标准进行管理这样一个模式，使得我们标准化工作成为我们现在这种管理的模式，为此做了一个奠基，这是我们近代标准化的一些主要的特征。 　　那么到了现代，也就说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946年计算机首次被发明出来之后，很快计算机就得到了广泛地应用，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实际上就兴起了一个新技术革命的一个高潮。那么这个时候，标准化已经跟我们近代的标准化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么它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呢？已经不再是那些简单的互换性的工业产品而是针对的高新技术，比如说通信，信息技术，比如说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等，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标准，同时在现在我们的贸易的过程当中，你的产品，或者我的产品，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我才能进行交易，它对贸易又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更加使我们能够对标准有一个更深认识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很普遍都知道IS9000这样一套系列的标准，就引入到我们的管理当中，使得这个标准不仅在技术开发，或者产品的制造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在我们的管理过程当中，也完全实现标准化，按照标准去进行管理，那么起到一种提高效率节省费用，提高产品质量，这样一个作用，而且我们的标准也是渗透在行行业业，各个产业都在应用这个标准，我们现代这个标准化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体现了它一个系统性，国际性，还有一个是动态性，还有一个就叫超前性。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现在比如说是第二代手机，那么现在第三代手机还没有呢，第四代手机也没有呢，现在就已经开始着手来研究第三代手机或第四代手机的标准，这叫超前性，还有一个经济性，我们制定标准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达到它相应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它一个很重要特征。 　　那我们下面看一看，标准跟我们老百姓有些什么关系。我们看这有很多图形符号，所有我在这儿列的符号，实际上比这符号多多了，都是国家标准，你比如说前三个图形，禁止启动，当心火灾，灭火器，这就是安全标志的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这样一些图形，你比如说当心火灾你画成这样，它画成这样，到底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含义？没有准则了，我们最终就是以国家标准形式来颁布，那么这些符号你一看，它就是标志这样一个含义，不会有任何别的含义。比如下面这些，残疾人呀，和卫生间这个图形符号，公共的图形符号，很多人可能看到我们很多卫生间不是这个符号，那就是非标准。那么后边这个是交通标志的图形符号，那我们开车的很多符号全是国家标准，那么你在中国开车是这个标准，你到美国开车也是这些标准，也是这些符号，这都是国际上都是统一的，我们也是把国际标准直接引用过来成为我们国家标准，这样在图形符号的语言上，我们的取得了共识都是一样的，一看这个符号就标志着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标签，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买一个食品你看看这个包装盒上是不是有我所注明的这些内容。比方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制造者，经销者的名称和地址，日期的标志和储藏的质量，这些内容如果说你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你掌握住了，你看一看这个食品上这个标签有没有这些东西，它就违法了，这个食品生产这个厂家就违反了标准化法了，那么违法的食品就要受到查处，所以大家可能看一个食品，特别是食品，我看有效期，肯定要有，你过期的产品你就不能再买了，所以这个食品标签标准是我们食品作为食品的生产厂家他必须要执行的这个强制性的标准。 　　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身份证，那么身份证就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我们定出来的国家标准，只有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证的号码，理论上就可以实现这个号码唯一对应的就是你，不会是别人。这样呢，你这个身份证就能在中国境内实现你的上银行存钱也好，甚至上邮局去取款也好，它不会出现任何差错，这是国家标准，那我们穿的衣服这个服装号形，衬衫43号42、41号，什么叫43号？这个肩、领子、胸围这些都有具体的尺寸的，都是国家标准定的。开车的同志也很多，大家都很关心环境，汽车所排放的标准也是国家标准，不管是欧洲二号，我们现在标准，北京现在是欧洲二号标准，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身上所带有这种信用卡，现在很方便了，拿着一个带有银联标志的信用卡，你虽然是工商银行发的，你也可以到农业银行取钱去，你建设银行发的，你也可以到交通银行取钱去，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银联标志。这标志是意味着什么呢，它执行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实现各行可以互相之间的取款还有条形码，我们到超市，买完商品在交钱的时候，人家拿着扫描机一扫，很快的帐单就给你打出来，很方便，条形码国际标准，在我们国家也有国家标准，还有一个大家说现在北京市政府说要给大家吃到放心菜，什么叫放心菜？怎么样就放心了？有相应的标准，所以这些标准实际上跟我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的相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看一看，标准它到底有哪些作用？那我们刚才讲，从近代开始，它就是由于工业革命开始就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比较有标准，特别是螺钉、螺母你说要是没有标准，中国的螺钉到了美国没法使，这就无法实现这种互换了，社会化专业化的大生产，它必须要有标准作为保障。 　　第二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标准它还是一个引导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说这个标准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随着科技发展来进行调整。那么，我们标准化研究院比如说做能效标准。为什么要做能效标准？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能源，那么我们不管是电冰箱也好，是洗衣机也好，是空调器也好，我们希望在生产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能够使它的能效水平是最好的，能耗最低，最省电，最省电它背后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环境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标准让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我们标准所达到这些能效标准这些具体的指标，手段就是靠标准。 　　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科学技术的成果，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它成为一个桥梁和催化剂，我们有很多大量的科研成果。如果你要使它成为能够很快地面向市场，形成产业化，那这时候你光是技术非常好，而你在标准上面你没有花工夫，没有形成标准的时候，你这个产业化，就成为空谈。所以我们当一项科研成果，让它成为产业化的时候，这个标准就至关重要。第四点那就是维护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全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我们人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秩序的规范，特别是现在我们市场上也充斥着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你怎么去打击它，那你为什么说它就是假冒伪劣我有标志，你违反了我这个标准，我就认定你是假冒伪劣，那么，我们现在是个法制化的国家，我们要依法进行管理，法律是规定了人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准则，那最终在市场上我们靠标准。什么样是合乎法律要求这些具体的规定，哪些就跟我们的法律是相违背的，我们都通过标准给它规定出来之后，我们依据这标准进行执法，所以我们说维护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怎么去有效地利用标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呢？那我们在这儿提几点，可能还有很多跟大家有关系，我们在这样几点方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我们尽可能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这个商品很多了，但不是说所有商品它都是，是因为除了强制性标准之外的，那些推荐性标准它有的厂家未必去有效地执行，那样它不执行也并不是说它违反了什么规定，但是我们就买东西我们买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看一看我们产品的标签上，有没有标准的内容，哪怕是它的企业标准，只要有标准的内容，就说明它是按标准在进行生产，那么我们也尽可能去购买有权威机构认证标志这样一些产品。比如说现在一些绿色食品，有绿色食品的标志或者说是什么特别是我们最近搞的3C认证，强制性认证，你没有这个当然不行了。你要买这样一些有认证标志的产品，还有一点我们国家质检总局都会定期地对一些产品进行监督抽查，我们的地方政府也会定期的对一些产品进行监督抽查。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些监督抽查的报告。那么，在这些监督抽查的报告当中，就会明示那些企业是违反了那些标准，作为不合格产品。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我们广大的群众也有必要学习一下标准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这样你可以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有关标准认证和标志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说标准它是判据客观事物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准则，而认证是对产品和管理符合标准程度的一个认定，标志是对符合标准并经过认证的产品附着在其上的一种标记，那就说认证是要依据标准，前提是把标准制定出来，那么我依据标准去进行检验之后，我认为它符合了这个标准，我给它一个认证的这样一个证明，那么有时候呢，认证完了之后，什么东西是通过认证了呢？我给它加贴一个标记，这样就说你一看到这个标志，有些标志那么你就可以认为它是符合了什么标准，而且这个标志是由权威机构所赋予的，我们可以看看有这样一些标志。比如说第一个叫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这样一个标志，在我们的很多家具电冰箱洗衣机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上面贴着这样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意味着什么呢，贴有这种标志的产品是节能的，你买这个产品它可比不贴这个标志的可能它就是节能的程度要高，因为是它经过权威的认证机构所认定的，那么第二就是说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是由绿色食品认证管理的部门呢，所颁发的，你买了这种认证的产品，因为什么呢？它所要给你发这样一个认证标志的前期，要做大量的这种监测和实验，认为你符合了什么标准，它的这种标准才给你贴这种标志，还有一个叫美国保险商实验室认证，这个在美国很多家电电器上是必须要加贴的，这就意味着你在安全性能上是有保证的。那么我们可能也知道，像欧盟的安全认证的这种标志叫CE标志。我们很多厂家都有这样一个说法，CE标志是进入欧洲市场的叫护照，中国的产品你要能够进到欧盟，你要没有领取这个CE标志，你的产品进不去，为什么呢？CE标志后面跟随着一整套关于安全的技术法规。那么我们在今年的8月1号所推出的由我们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所推出的这种3C认证，中国的强制性认证，是3C标志，没有这个标志在3C认证目录当中所列的这些产品，如果不加3C标志，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市场，意味着什么呢？你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达到了这些标准，你才能加贴这些标志。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标准它跟国家竞争力是一个什么关系？从现代标准化的情况来看，现在叫技术标准已经演变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高新技术标准对产业发展这样一个影响，现在说在很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就开始制定标准，那么通过制定标准和技术研发的这种紧密地结合，让它很快地形成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像移动通信，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都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竞争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残酷的。你比如说日本跟欧洲实际上是同步进行手机移动通信这方面技术的研究的，它们的技术水平应该说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日本恰恰在它没有重视手机这个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这个研制上，没有占领它的主动权，而最终导致的是欧洲把手机的标准成为了国际标准。 　　因此说，现在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抢占国际标准制定的制高点。为什么呢？我的利益在国际标准里得到体现，这样我将来的市场份额就会加大。所以说现在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国际标准制定这块特别是对他们国家产业发展有相当大影响的这些产业标准的制定，他们都非常的积极。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国家，要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标准的水平，它直接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竞争力，你比如说在制造业，有人预测中国会在未来的五年成为制造业的一个大国，我们国家东南沿海这些省份，几乎是成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加工厂，来料加工。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制造业的大国，但我们不是制造业的强国。因为核心技术，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标准，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地方，在制造业的这些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参与方面，下一定的工夫， 　　还有一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可以频繁地听到，我们国家的哪个产品，受到哪个国家的限制了，特别是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水产品，我们的一些机电的产品，遭遇到欧盟的哪些国家，遭遇到美国日本的一些限制，那么这些所谓的限制，无非就是以贸易技术壁垒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贸易技术壁垒呢，无非是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技术标准，或者是包装，或者是认证，那么在哪些方面可以采用贸易技术壁垒这种形式，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TBT规则里规定的。那就说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身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这样一些大方面，你可以制定相应的贸易技术壁垒，那这些理由都是正当的。那么我们认为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标准，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应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个就是提高你的技术标准水平，你要提高技术标准水平，我们就要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我们就要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这种预警，一个企业要想掌握住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这种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这个水平是什么样？它有一定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在政府我们的中介机构我们就要发挥我们政府对宏观情况的掌握，然后中介机构对相关的一些国家情况的掌握，来把这些信息及时地提供给我们的企业。当然，我们企业自身也要重视标准化工作，通过采用国际标准或者采用自己高水平的企业标准，你只要无非是达到了这些发达国家这些技术标准，它就没有道理再限制你了。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看技术标准它在目前有哪些战略性的作用。 　　第一点就说技术标准从现在开始我们认为已经超越出它自身的一些技术的作用，成为推动或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在某些环节的时候，你没有去执行标准或者说由于没有很好地执行标准，由于或者你的标准水平低而导致了你的产品销售不好，或者你出口出不去的话，它背后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假如说买到日本或者韩国，人家给退货了，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农民所辛辛苦苦种的东西，比如说大蒜或者大葱，回收不了钱，白干了，由于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局部的不稳定，那就构成了对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引导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知道标准水平是什么样，你不合格的标准，不合我产品的标准，我就不收你的。这时候农民就会自觉自愿的按照你的标准去执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标准它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作用，而是推动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点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它体现国家竞争力成为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产品或者是美国的产品，而现在是什么呢？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谁的标准的水平高，谁的产品质量好，谁的产品就有竞争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标准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我就不让你合格。这时候你通过标准来调节产品的质量，它成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抢占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是关系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什么呢？中国在国际标准上现在的发言权或者地位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在国际标准化这个各个领域当中，各个领域当中积极地参与，甚至说对于我们关键性一些产业或者行业，我们要重点地参与，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来提高我们的全社会提高标准的意识。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宏伟的目标。那么在这个目标当中我们有很多工作，比如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说用信息化改造我们传统产业；比如说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方方面面都跟标准密切相关。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国家标准的水平是偏低的，我们的标准与市场的适应性也比较差，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也不能及时地反映科技进步的水平，很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企业实质性参与的能力也比较低。为此，我们就应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从这样三个层面。 　　第一点从政府的层面就要引导企业，引导广大企业来重视标准化工作，做好标准的这种信息化工作，标准有很多，我们的企业如何能够得到这些标准的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企业，要建立好自己的企业标准体系，来贯彻实施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自己的企业标准，那么我们现在也鼓励企业来积极地参与标准的制定工作，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就应该掌握更多标准的知识，通过我们一个个体来监督标准实施是否有利，我们买一个产品，我们看它是否符合某些国家标准。我们也有这个权利来监督这些产品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我们也有权利来促进标准的更新，我在前几天看到《中国质量报》，登了有这样一个评论员的文章吧，叫《一杯十六年以前的牛奶》，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牛奶的国家标准是1987年所制定的，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制定的标准到现在没有更改，一直还在沿用，那么它这里边有一个指标就是微生物含量的是每毫升是五十万个，大概是这么个印象，而美国关于这个微生物的指标是每毫升是五万个，那这个中国的国家标准跟美国这个关于牛奶这个指标标准是差了十倍，这是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的标准很卫生，中国的标准在这个指标上就差距比较大，这么长时间的标准，没有更新，我们消费者你要是掌握这些知识，你就应该向我们标准化的管理部门提出这样一些建议，所以我觉得在座各位将来也应该关注一下我们的标准，你觉得国外是哪个标准？很好，而我们的标准水平怎么这么低呢？你可以向我们的管理人员提出这样一些建议，那么我们消费者就有促进标准更新这样一个责任或者义务。 　　再一点高质量的产品我们要来自是跟标准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有很多中国的知名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海尔海信联想等等。这些产品这些知名品牌的生产厂家，他们都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作为它的基础和后盾，所以我们的企业都应该去效仿这些知名品牌的厂家，你们如果说有这样一些机会都可以去它那些厂家去学习，去看一看，他们的企业标准体系是怎么构建的。 　　还有一点叫企业应以制定高于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企业标准为起点。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监督抽查都不合格，不合格我们的国家标准，我们的国家标准就不是个高水平的。因为它是一个平均线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企业应该建立起一个高于国家标准，高于国际标准使自己的这种产品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再一点就要建立一个严格的企业标准体系，它是确保我们企业标准的关键，一个企业要能够生产出很好的产品来，一个高质量的产品来，它不仅仅是最终的标准，而是在生产的整个过程当中，都要制定一整套的标准。形成企业标准体系，那最终，我们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经济的发展，是要靠我们标准化来促进，我们高新技术标准，标准化我们的农业标准化，我们制造业的标准化，我们环境保护的标准化，这些都与我们标准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最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经济秩序的有序化，我们也要靠标准来作为保证，就是要通过标准来规范我们的市场秩序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标准来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标准来保护我们的环境，要实现这样一些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制定出相应的标准。那么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要严格我们的标准去执法。 　　所以最后，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全社会关注技术标准这样一个氛围，我们要做这样一些工作，就是政府来加以引导，要通过市场进行主导。那么企业成为我们的标准的实施的主体，我们通过中介机构来广泛地参与，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服务，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来积极地关注标准化工作，我们通过这样一整套的一个系列的活动来使我们全社会来重视标准化工作的氛围能够形成。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广大群众的共同的努力，来努力地使我国的技术标准，实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突破而使我们的标准成为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坚实的基础，我想我今天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简短的相当于是一个科普性的这样一个讲座。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今天这样一个讲座能够学到一点标准化的知识，在此谢谢大家。  
聚焦金融革命-陈雨露
　　　　主讲人简介 　　陈雨露，1966年11月生，经济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我国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政策。即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考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浮动、国际货币一体化等方面对货币理论和金融政策的影响。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国际收支均衡分析》、《现代金融理论》、《国际金融》、《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实务》、《货币与金融经济学前沿》、《货币理论与政策、《货币经济学手册》等。曾获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专著《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欧元与国际货币竞争》获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奖。 　　内容简介 　　金融通俗地讲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就这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对那些非常非常执著的学者，以及对很多业界和政府的人士充满着那么多的诱惑。在这次讲座中，陈教授讲述了三个问题：货币革命、金融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未来。一条革命之路就这样铺在了我们面前。 　　五千年前，在古老的中国夏朝，海贝有幸成为一种被称为货币的东西，开始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历了金、银、铜、纸币的时代，货币永远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的发现，不光是适合于解释实物货币情况下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规律，而且也可以用于解释现代货币史，以及我们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的所有的东西。这个法则成为了货币革命中的里程碑。 　　随着货币的大面积流通，银行出现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业标志着银行业的兴起。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银行就像雨后春笋般接踵而至。方便快捷的存取款业务、简单易学的操作方法赢得了全球的消费者的青睐，银行业就这样遍布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债券最早的出现是1345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里的一个赌场发行的公债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债券。到了18世纪，银行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证券方面的需求，于是证券业就应运而生了。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全球的经济市场日趋完善，这是一条并不那么平坦的革命之路。 　　金融业的革命当中，由原来初级阶段的混业，到分离经营，一直到现在的更高级阶段的混业经营，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未来的全球的金融业要走向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承担新的世纪所赋予金融的使命。所以说在金融改革任何一个重大的金融改革之前，需要学术界，需要努力的人尽快拿出思想和智慧来，引导21世纪的新的金融秩序的建立。 　　《聚焦金融革命》 （全文） 　　欢迎大家能够来光临讲座，题目是《聚焦金融革命》，今天我们同样是讲一个历史的问题，回顾金融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和我们在座的同学一起我们来回顾一下金融发展当中的一些重大的变革，这些重大的变革，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金融发展到现在，仍然对我们的同学，仍然对那些非常非常执著的学者，以及对很多业界和政府的人士充满着那么多的诱惑？这些重大的变革的背后和未来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单元的讲座当中，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货币革命，第二是金融业的革命，第三是金融革命的未来。一条革命之路铺在了我们面前 　　那么我们知道金融通俗地讲是货币资金的融通，非常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那么我们用学术一点的话讲，金融指的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学的宏观经济学里边最基本的原理，一个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我们称它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去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被吃掉了，穿掉了，用掉了，这是消费，剩下的部分我们叫它savings，叫储蓄。这部分储蓄只有顺畅地高效率地转化为下一年的投资，才能保证一个国家，保证一个经济体，经济地持续健康地增长。那么谁来承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这个使命呢？我们说主要的是金融机制，通过货币的形式来转化这部分资金。一条通道我们叫它通过证券市场转化的直接融资的通道，另外一条通道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的存款货币中介来转化间接融资的通道。这两条通道它的效率如何，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正是在这样的两个转化的通道当中，我们看到了金融发展的历史，传统的金融和现代金融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它所转化的货币的革命。我们知道，在我们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概念，叫做货币。货币指的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它有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世界货币的职能。那么货币我们说最初经过了一个实物货币的阶段，从理论上讲，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这种交换媒介，从历史上来看，恐怕有无数种，现在很难数清楚，曾经充当过这种实物货币的商品。那么我们说，包括了丝绸，也包括了干鱼，也包括了牛皮，也包括了大麦、小米、盐、贝壳、金、银、铜等等，都曾经充当过实物的货币。但是我们脑子里边一定要清楚，虽然它们都充当过货币，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媒介物。因为我们脑子里边知道，有效地充当实物货币媒介的，它必须要具备统一性、可分性、可得性这样的一些特征。同时，它必须能够可以细分，这样一来，我们说能够充当有效货币的就不多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曾经经历过的，最主要的实物货币的媒介，就是这么四种，两头的一个是黄金，黄金能够充当实物货币。 　　第一是因为它具备我们刚才讲的四个性质，特别是它具备了说它的价值比较稳定，同时又相对匮乏，所以它适合于做比较高价值的货币媒介。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贝壳，贝壳在欧洲、非洲的历史发展当中，那么它曾经充当了很长一段时间货币。大家不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在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非洲的一些国家，曾经恢复过长达十年的贝壳作为交换的媒介。为什么？一种是因为贝壳它相对比较多，同时，它呢，又能够具有统一性和可分性的特征，所以它特别适合于作为低价值的媒介，所以它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处在这个中间的是银和铜。 　　所以在人类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货币作为币材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四种。有的国家是几种同时流行的，有的国家始终是一种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作为实物货币的流通，它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最后由实物货币走向纸币这样一个革命性飞跃的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曾经知道的叫格雷欣法则，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托马斯·格雷欣是英国人，是一个英国的商人，但他也是英国王室的财务法律顾问。1580年提出了这个理论之后，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货币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因为这个法则不光是适合于解释实物货币情况下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规律，而且也用于解释现代货币史，以及我们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则来解释。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说了什么呢？他发现两条，第一条呢，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流通的是一种实物货币，或者是金币或者是银币，那么肯定就会出现，如果市面上流通的残缺的货币，或者说不足值的货币，最终一定会留在市场上，而那些足值的货币会被大家储藏起来，退出流通。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它们之间本来都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们之间的内在价值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或者说相对稳定的比率。比方说在欧洲，欧洲在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这段时间里边，欧洲的金和银的比率大概是1：13。像金和贝壳呢，那么在西非，比方在尼日尔，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它基本上保持在1：20000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在流通当中，政府所规定的两者之间的兑换的比率，如果偏离了它们之间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比率，也就会出现被高估的货币留在货币流通当中，而被低估的货币退出流通，这个就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劣币驱逐良币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它实际上解释了在实物货币流通的三、四百年的历史当中，所出现的很多次的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动荡。另外的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战争的问题，黄金白银这些充当货币币材的材料在国家之间分配得非常不均匀，有些国家没有参与战争，它手里多了，有些国家军费耗费得非常厉害，它的黄金或者说白银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及技术革新的到来，生产的增长，贸易的增长，就显示出来作为交换媒介的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现象。也就是说，货币不够。那么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要求必须对于实物货币进行彻底地变革。这种变革就迎来了纸币的时代。那么在我们国家，中国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当时是宋代的交子，但是交子发行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难，这个困难就是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因为当时它说纸币是可以兑换的，后来实践的结果是不能够兑换的，所以它迅速地贬值。到了元代，元代曾经试图在全球最早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但是，也推行的时间不长，也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不行了。那么到了明代，明代又曾经把它拣起来发行叫做大明通钞，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也失败了。一直到民国以后，我们再实行的纸币制度，就是完全不能够兑换的纸币制度，这是在中国的情况。 　　那么从中国的情况里边也可以看出来，纸币的发行，如果完全用于弥补一个国家财政亏空的目的，也就是纸币的发行如果不能够适应本国经济的增长，使得纸币的发行量同需求量相吻合的话，它最终肯定要陷入国内货币极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泥潭，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泥潭。 　　所以我们说，在纸币制度下，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在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是货币的对外价值，也就是汇率问题。那么本国的货币同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的巨大的波动，是汇率风险。这种风险很显然，是非常不利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你就把汇率固定，但是一旦汇率固定的话就会出现新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在纸币流通制度下的反格雷欣法则，叫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或者叫提尔法则。它说的是在纸币制度流动下，两国之间，多国之间有些货币是强币，有些货币是弱币。所谓强币指的是货币的价值有上升趋势的货币，所谓弱币指的是有下跌趋势的货币。那么这样的两种货币，或者多种货币之间，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变动趋势之下，市场的选择是良币留下、劣币驱走，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货币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回顾一下金融业的革命，我们说金融业是买卖金融资产的行业，它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但是金融业的客观的功能，是实现储蓄向投资有效率地转化。金融业包括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这是我们通常的一般的分法。我们这里边要谈的金融业的革命，指的是现代银行业与证券业，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融合、分离与再融合的重大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银行业是13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从13世纪到16世纪，在意大利是银行业最发达的时期。但是后来，最发达的银行体系的现代银行体系的出现，是在英国，也就是1844年，《英国特许银行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的也是全球的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我们国家第一家现代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大家知道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当时是盛宣怀主持创办的。那么债券市场，债券最早的出现也是1345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开了一家赌场。这家赌场是合法的，这个赌场它没钱，所以说它发行了一笔债。这笔债是政府承诺的，所以这笔债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债券，公债的开始。那么股票我们知道最早出现的是17世纪，也就是说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它后来发行的股票，这是股票和债券也是有价证券最核心的内容。 　　但是，证券市场或者说美国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的出现，正式的出现是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也就是18世纪的事情。那么这两大行业，银行业和证券业它们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直接融资机制和间接融资机制。银行业存在的理由，三条，银行为什么要存在，而且存在了这么多年。第一条理由，是银行比分散的融资甚至比证券市场更能够获得借款人的信息，所以，它能够防范降低信贷风险，也就是说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第二银行在借贷过程当中，可以有效地监控借款人经济和生产的状况，所以它可以通过缩短期限，或者说增加其他的限制性的条款，来减小它的风险。证券市场就相对来说，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过于分散。第三个是银行在同借款人之间进行合同修正的时候，或者说签订一个多期限的协议的时候比较灵活，因为它是一对一。而作为证券市场来说，它比较困难。因为它的投资人比较分散，要把原来的协议做一些修订，必须还要通过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购买债券的人跟使用这笔钱的债券发行人进行协商，是比较难的。这就是金融中介存在的三个合理的理由。 　　但是证券市场的存在，也有它非常有利的缘由。一个是，它因为是直接融资机制，所以跨越了中介机构所以成本，中间的这个成本可以节省。第二，银行市场是无法进行股本融资的，银行市场是没有办法进行股本融资的，比较困难。第三个是证券市场更具有流动性，在证券市场上长期的融资可以短期化，所以它比银行的合同相对来说更加灵活。那么这两者的存在，本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共同履行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使命，但是，中间出了问题。首先出问题的是英国，在1720年，当时的英国政府刚刚经历了一次政府的变更，内阁当时是辉戈党，辉戈党执政，一下子执政不下去解散了。但是在它执政期间捅下很大的军费的窟窿，海军、陆军都借了很多的钱，没法还，所以说它就想办法把这个窟窿堵上。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个伯爵哈利伯爵，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募集了一千万英镑的股本，然后找到国王说，就拿这一千万的股本，帮你还债，帮你来堵这个军费的窟窿。当然政府和国王都非常的感动，说可以。那么以此他换得了什么呢？他成立的这家公司就叫南海公司，这家公司就从政府手里边就拿到了特许权，它可以垄断南海的许多商品的贸易权，同时，所有的贸易，对外贸易享有100％的退税的优惠。另外政府用得他这一千万英镑，不是白用，每年还给他付6％的利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肯定这里边，哈利伯爵肯定也是属于他们政府的内部人，也就是他们关系都非常近，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就给了他非常大的优惠，这种优惠使他自己呢，利心大动。他就动了心，说我也炒作一个概念，来发一笔财，发一笔泡沫财，所以说他就炒作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大家都知道，说南美的东海岸智利、秘鲁还有墨西哥的一部分，在当时，他们就开始说，实际上也是，就在那些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金矿、银矿还有其他的矿藏。这个矿藏英国政府全权交给了南海公司，可以过去，可以组织开发，只要挖出来就会源源不断地有巨大的财富运回英国，全部是南海公司的。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炒作之下，他甚至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英国的议会最后给他通过了，通过立法的形式来通过他这样做。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一波一波地就把这个概念炒起来，南海公司的股票就开始从100块钱一股，一直炒到700多块钱一股。在这个中间，当时还没有称为典型的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也一起搅进去。当然，最后是泡沫的破灭，英格兰银行也差一点夭折。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泡沫和银行缠搅起来给英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教训，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在股票市场这个问题上，就变成及其慎重、及其保守的金融思想。 　　美国在1929年、1933年的危机之前，银行业和证券业是不分家的，两者之间可以兼业，可以混业经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1921到1928年美国经济八年繁荣期。这八年的繁荣期实际上是八年的泡沫期，八年的泡沫期破灭之后，直接引发了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之后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任，上任三天就宣布整顿美国的银行业。当时指定了一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叫格拉斯，众议院的一个议员叫做斯蒂格尔，这两个人来调查这次事件。也就是说，泡沫形成和破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格拉斯参议员是奉行稳健银行经营政策的一个参议员，所以他们两个最后提交的报告写了四条。这四条共同的意思是说，美国在1921年到1928年由于商业银行大量的给钱，给投资银行，所以导致了泡沫的形成，最后导致了泡沫的破灭。那么根据他们的调查的报告，最后美国议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就是1933年的《美国银行法》。在这个银行法里边，第16条、第20条、第21条、第32条、第4条里边针对他们提出来的四条，把银行，把商业银行同投资银行之间的联系完全卡断，这就是形成了危机之后的美国模式，美国金融分业的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两大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脱媒的现象或者说金融非中介化的现象，在两条转化机制当中，大家都去走直接融资机构，而不再看，或者说比较少的走银行中介，银行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两条，第一条是银行的融资成本，到银行去融资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成本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管制的成本，美国要求商业银行缴纳非常高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存款保险也是一个成本，还有一个成本是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障造成的非常高的名义利率。这么高的利率企业到银行里边去借钱，然后再经营，赚不了多少钱，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转而走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因为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在七八十年代，证券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包括欧洲债券市场，包括美国国内市场上都存在，像认股权的债券多中货币债券等等。那么这些融资非常得方便，成本又不高，同时又非常得灵活，流动性也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脱媒的现象，和证券化的趋势并行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银行业走到这个时候，在全球主要发达的市场上都受到了考验，毕竟银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必须要给它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首先是在英国，1986年在英国爆发的，1986年10月27号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这个《金融服务法》一下子在英国，给英国的金融制度，给英国的金融市场采取了一个“大松绑”的措施。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的金融业就变成了一个基本上银行和证券走向混业这样的一个开端。美国会不会也走这一步，甚至将来我们国家是不是也会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除非你找到了这几个分头兼管或者多头兼管的一个非常良好，非常平滑的一个协调机制，否则一个机构当然是好的。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融业的革命当中，有原来的混业，初级阶段的混业，到分离，一直到现在的更高级阶段的混业经营，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现在的趋势是进一步地模糊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界限，甚至下一步，也可能会进一步地模糊它同产业的界限。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金融革命的未来，金融革命的未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全球的金融业要走向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承担新的世纪，所赋予金融的使命。在三个方面是必须要革命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叫它理性革命；第二个方面叫做金融当中的伦理革命；第三个叫做金融领域当中的视野的革命。那么理性革命我们说，美国现在最成熟的也是美国金融界最赖以骄傲的理论，就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一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代金融理论。那么这些理论的一个基石或者说他们共同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有效市场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它的一个假设就是理性人的假设。就是在金融市场当中，在资本市场当中，投资人或者其他的参与的主体都是理性的。那么同样资本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任何的变动，都反映了新信息的发布，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做证券价格波动的预测，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要保持健康发展的话，必须解决市场理性的问题。因为两、三百年前，所爆发的泡沫的现象，以及泡沫给经济机体所带来的损害。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地看到，并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影响显得越来越大。 　　第二个是我叫它伦理革命，金融当中的伦理问题，目前是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金融当中的伦理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委托代理人关系，第二个是一些虚假行为，对整个市场带来的损害，第三个是考虑到伦理的需要而做出的经济利益的损必要的损失的代价。这三个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金融市场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是第二种，丑闻的问题。资本市场上，银行领域中所出现的丑闻，这些丑闻有的是造假，有的是违规，造成了一系列的对整个市场的损失。甚至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不能够由低谷走向复苏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讲，现代金融要在21世纪获得一个健康的发展，也要进行伦理的革命。 　　第三个我们叫视野的革命，视野是指的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非常的明显，21世纪肯定是一个金融全球化的世纪。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为什么？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并存的一种状态。这种情况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说，全球物价都很低，这个在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是没有看到过的，通货膨胀全球性的很低，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那么你说它物价稳定也好，说它是通货紧缩也好，严重一点，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说，是金融全球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有这样的三个原因，决定了价格的降低。一个是对于限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国际共识，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通货膨胀的危害，所以在限制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第二是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的约束，包括欧元实行过程当中的欧盟地区的财政约束标准，加强财政约束也就是减少了货币贬值的重要的一个推动原因。第三个是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以及放松产业管制这一系列的措施所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包括税收的成本，包括货币兑换的成本等等。这些交易成本的降低，也使得产品的价格，服务的价格下降，而金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严重。20世纪90年代比20世纪80年代多，20世纪80年代比20世纪70年代多，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危机传染，就是危机传染的渠道越来越多，传染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的危机。所以希望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恐怕对原来一些固有的金融规律要重新反省。 　　第二个证据就是大家知道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这个案例，LTCM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按理说它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管理团队包括了世界上最精锐的管理团队，我们叫它梦幻组合，已经不可能再强了。他们要钱有钱，要理论有理论，要技术有技术，要实践经验有实践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团队就做了自动投资模型，这个自动投资模型根据他们的理论，根据历史的资料，根据他们做的研究报告，根据现在市场的信息，把它都组合到一块。做大量的数据处理，数据处理得出来的结论自动地形成投资组合。应当说它在前几年还是成功的，每年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增长率在30—40％，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1998年它一下栽掉了，栽到了小概率事件上，也就是说历史永远也不能够涵盖未来所有的事情，用历史的数据，用理论，用发达的计算机技术，所做出来的模型它肯定会忽略一些小概率事件，这些小概率事件，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危机传染非常快的情况下，它就会发生。 　　那么这也说明我们在21世纪对金融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但是21世纪的金融，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讲到的三个问题，会在新的金融秩序当中，如何能够反映出来，如何能够重建？需要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21世纪的金融，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准则，一个是罗伯特·席勒在他的新书里边他所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金融毕竟是金融，金融经济还是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现在在全球的实体经济中，所出现的重大的矛盾，金融应当有所作为。 　　比方说由于技术的重大创新，所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失业问题，怎么办？因为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调整，都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失业。这些问题金融怎么办？另外还有在年度之间，一个国家在这几年和未来的几年，整个国民收入总体的变动，比较大的变动，能不能够通过金融的工具来给它平衡，来缓解这种巨大的差异，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的不稳定，还有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还有南北国家经济的差异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够通过金融创新，或者说一个新的思路所创造的金融工具来为它服务呢？我认为，可以去想。但是他提出来的理念是正确的，金融应当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应该植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而不应该形成新的泡沫，新的虚幻，新的面纱是不行的。 　　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觉得21世纪的经济发展肯定也是一个新事物，新的要素，新的技术，不断出现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金融要发展，是需要有智慧的，是需要有思想的。所以说在金融改革任何一个重大的金融改革之前，需要学术界，需要努力的人应该尽快的拿出思想和智慧来，像闪电应该在雷鸣之前出现，行动之前应该有非常高的卓越的智慧，来引导21世纪的新的金融秩序的建立。所以说也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同学了，大家作为的空间是很大的，只要大家热爱金融就可以，谢谢大家。  
历经SARS考验的中国经济-胡鞍钢
　　　　主讲人简介： 　　胡鞍钢，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二十一世纪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土与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研究成果显著，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18部，包括《胡鞍钢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1996 年），第一获奖人；“中国国情分析”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软科学）一等奖（1997年），第二获奖人。 　　内容简介： 　　2003年2月1日，中国人都在欢庆农历癸未年的春节，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创造了7.8%的高增长，扑面而来的小康社会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盛世的气息。与其他城市和谐喜庆的气氛迥异的，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里的紧张氛围，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一个接一个的被收治。而且，其他医院里也陆续出现了非典型肺炎患者。传染性极强的SARS毫无预警地从天而降。 　　从3月中下旬开始，病毒搭乘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以信息化时代的速度在全球的一些都市中默默地蔓延。 　　在2003年第一季度，国际社会用“优秀”这个词来概括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GDP增长9.9%这个令人欣喜的数字，使得中国无愧于“优秀”两个字。但是在当时，没有人把SARS的突然出现，计算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风险预测当中去。 　　被专家称为不确定性外部冲击的SARS，撞击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月份8.9%的经济增长率表示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很快，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复苏的势头，上半年我国经济8.2%到8.5%的增长率鼓起了国人的信心。危机管理政策在这种危机时刻浮出水面，在一个有效率的、果断的政府的指引下，引领我们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迎难而上，顽强地挺过了这次危机。 　　现在看来，SARS危机已经过去，但是SARS带给人们的影响和教训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历经SARS考验的中国经济》 （全文） 　　关于SARS危机和中国经济，我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分析，当然背景是这样的。就是从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关注公共卫生，而后又涉及到公共卫生和宏观经济，我们知道，去年在12月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杰弗瑞他们来中国做一些介绍。在这个研究中就发现，中国可以说是在过去一代人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世界最突出的，或者说我们称之为最辉煌的历史性记录。然而，我们也发现在过去一代人中，我们的许多健康的指标，没有相应地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处理好这些公共卫生健康的话，会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那么在12月份以前一个会议上，是由我们和改革开放论坛，与美国兰德公司进行第四次战略性对话的时候，当时兰德公司的查理斯·沃尔夫教授呢，做了一个关于影响中国长期持续增长的报告。它其中就分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持续性，或者叫可持续性，受到八类因素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艾滋病及其传染病，当时我记得，它的一个预测的结果，或者说分析的结果。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的话，会对你的长期的增长，有1.8个百分点到2.3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影响。不幸被查理斯·沃尔夫所言中，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半年，这个SARS危机就出现了，而且以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突如其来的原因不明的这样一个方式，席卷了中国大陆，进而也影响了东亚地区，包括全球。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实际上在几年前，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但是就其这件事的突发性，以及这种影响之大，也是我们所估计不足的。4月9号，温总理请了几位经济专家，讨论我国经济形势的时候，当时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的一个进程中，分析框架中，是不是过热了。但是，在会议上温总理通报了，不仅是经济形势，最重要是通报了SARS影响。这个影响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是出乎于我们意料之外的。之后我们就研究SARS危机，我们对这场危机的定义，是很清楚。SARS事件是个危机，第二个它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第三它是全球性危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内危机，将在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信息多元化的条件下，来检验我们本届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所以说，而后我们的报告，到7月1号左右，我们大体是31份，有关SARS研究的一些分析报告，今天我只能，把我们研究的一些若干观点，和重要的观点做一下分析。 　　那么今天围绕这个主题的提出，我想是由于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受到SARS冲击影响后若干观点，以及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不同的观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首先来看，就是《华尔街日报》，第一条消息，就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第二条消息，就是关于隔离中国，就提出“隔离中国论”。第二个观点，就是《纽约时报》特别是在4月28号提出来，中国经济已陷入停滞论。首先它也肯定了，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是达到9.9%这样的高增长，第二季度它认为就可能进入到2%，甚至可能是停滞，称之为是1989年以来最大的打击。4月23号美国之音，也提出来SARS病毒，对中国经济造成比较巨大的影响。当时也采访过我，我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就提出，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因为SARS还在增长？如果受到这种冲击，它是否会停滞？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各种的说法，那么作为国内来看，也是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我认为是有限影响论，第二个严重影响论。就是说，比如旅游等等一系列，会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造成一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这些分析。那么这些分析，都涉及到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有多大，这场SARS危机？我可以客观地说，有几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就是说在4月9日，当温总理主持专家座谈会的时候，通报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在9%左右，当然还没有公布9.9%的数据，我们没有想到。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在7%到8%，特别是过去五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1%，所以说9%，或者是9.9%，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s，就是意想不到。第二个意想不到，就是当中国处在一个高的增长，或者新一轮经济的扩张期的时候， SARS突然出现，并且对中国经济产生，可以说是强有力的强烈的影响，是我们想不到的。第三个想不到的，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国能够在没有疫苗成功研制，或者其他手段比较成功，科学手段比较成功的条件下，它有效地把SARS疫情控制住了。 　　那么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我提出一个分析方法，怎么来分析SARS。它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影响，我们大体是用两个理论。一个理论，就是我这里所写到的，经济学的周期，或者说现代周期理论。第二个就是所谓，危机管理的理论。那么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来看，基本上它是这么一个分析框架，就是我们假定一个经济，它有一个自身的发展逻辑，或者增长曲线，那么当外部冲击以后，比如，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上升，出现了供给冲击，或者说外部冲击，像技术冲击，或者像灾害冲击，战争冲击等等，它都会对你增长的曲线，发生一些冲击和影响。因此在国外，它就很快地发展为一类，我们称之为，叫外部冲击和内部传导的相互作用的这套理论。我想这套思路的提出，和控制理论的发展，借鉴过来的一些理论来分析。那么实际上这种外部冲击，它构成了对经济系统的一种，我们叫做干扰，或者说暂时性的偏离。而这种外部冲击，应当说是不确定性的，随机的，同时它也是外部的，我想强调它不是个内生的。那么根据这样的理论，我们当时就判断SARS危机，属于这种暂时性的外部冲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很难进一步来分析。那么从冲击的角度来看，它有几种信号，或者叫冲击变量，那我们借助控制理论的一些思路来讨论。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比如脉冲型的，比如打个闪电，马上就完了，它这个系统又恢复原来的状态。第二种阶跃型的，一旦出现这种信号以后，它这个影响持久性的。第三种我们把它称之为，增强扩展型冲击，一旦出现这种冲击以后，它是不断加强的。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冲击，我们称之为衰退缩减型的冲击，这个冲击很强烈，但是它这个冲击的信号，是在逐渐衰减。 　　我们怎么去识别一个SARS外部冲击的信号，或者信号函数，我们就刻画了这样一个信号函数。那么这种信号函数，大家知道，在4月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点猜的概念，什么叫猜的概念，就是我们还不清楚，冲击什么时候被有效地控制，什么时候结束？当时就画了这么三个曲线，来表征外部冲击的信号的一些规律。当时，假设说A方案可能就是，大约应该是6月底到7月底，也就说起码现在这个概念，我们可能会结束，或者说基本上完成，这是最好的，当时我们写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方案，但实际上，看来比我们这条曲线，结束得更早，大体应该是在6月底，基本也就完成这个过程。第二个曲线，就是C，当时我们定义为是，比如说是8月底到9月底。第三个方案就是到年底，正是当时做了一定的假设，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外部冲击，就是SARS这种冲击，会有一些影响。当时就是采用了，这一套分析框架。当然冲击和冲击的性质不同了，我还想强调一下。那么我们根据，上面这种冲击函数的话，我们也可以刻画，或者说假定SARS是一个危机，或者说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危机，但是对SARS而言，它的生命周期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是很难做一些判断的。当时我们大体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来看，就是征兆期，就是从去年的11月份，到广东爆发2月之前，我们认为是一个潜伏期。那么，这个时期从危机处理的角度，它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危机，你这个危机，是什么样类型的危机，它的特征是什么，你很快地来采取一些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而不发生这种危机。显然我们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了，那么就进入到所谓的第二个时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迅速爆发期，或者说蔓延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是有两次高峰期，我们也初步画出两条曲线。第一条曲线就是所谓的2月份广东爆发，我们也是按每日新增的数，第二条曲线就是，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在4月份5月份仍然迅速地上升。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或者危机理论的角度，它的主要提出的任务，就是要有效地处理危机、分割危机、限制危机，进而控制危机，它就是要有效地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这包括空间的角度，譬如像全球你就不要扩大了，或者说全国，你不要从广东又蔓延到北京，北京又蔓延到周边地区。可以说，我们当时在广东虽然控制住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隔离危机的问题，所以又蔓延到北京，北京又没有有效地控制，又蔓延到其他的地区。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设定防火墙，就像我们扑灭火一样，实际上在危机理论，或者说在我们实际上，在解决其他的危机中，都在普遍来应用，这就是隔离的一个基本来源.当我们提出防治隔离的时候，老百姓，甚至我们的官员也不清楚，实际上来讲是有法律依据.从危机处理的角度也是如此，这也解释了，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科技，还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能够有效地把危机控制住了，进而使它消失了. 　　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它的高峰期或者平缓期.大体在5月份我们从后面的图，可以看得非常之清楚，当时我们用几种曲线来表述了。一种就是说你累积病例数；第二种曲线，就是每平均三日的新增数，病例数；第三个我们称之为，叫实际病例累积数，它是用总的病例累积数，减去死亡数，再减去出院数。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5月份基本上是一个高峰期，那么这个恰恰是危机最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全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次高峰，同时我们也需要说明，这两次高峰也构成了全球的高峰。按照这个病例数，新增病例数，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实际病例数就是这条红线了，就是总的累积病例数，减去死亡数，再减去出院数，这个出院数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条黄线。我采取这措施，只能十天或半个月以后起作用，小汤山在这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小汤山当时建立的时候，病人还来不及出院，所以说只有到5月中下旬，当然6月份，就明显地上升。那么这个实际数就明显地下降，这条曲线我们几乎几天就要换一下，以便于做一下计算，当然病死率还是在缓慢地上升，但是明显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医护人员的感染率，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些高峰，和医务人员感染迅速上升是有关的。当他们的感染率一旦下降的时候，趋于平缓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危机或者说SARS，也会得到进一步地控制。那么这是两个曲线了，一个就是按照所谓，每三日平均数它的新增数，第二条曲线，它是一个累计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来划分我们所说的这些阶段，那么可以说，中国应当有效地渡过了高峰期，特别是从6月份进入到衰退期，现在看来，基本上是一个迅速衰退期。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它这个，我们叫第三个surprise，就是意想不到了，它在这么强大的SARS冲击的情况下，居然在6月份，危机就迅速地衰退，中国很快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后SARS时代。但是，我们还只是控制了SARS，还没有战胜SARS。主要的原因看来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SARS，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危机，我们对它的知识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完全性，还时刻威胁我们。另外从科学的角度，特别是疫苗的角度，我们道路还相当之长。因此，我们还要与SARS进行长期的博弈，就如同出现了人类以后，实际上人类一直同传染病进行长期的历史的博弈。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在分析了SARS危机以后，它的发生、发展、高峰，以及衰落的过程，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就是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它存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长期增长趋势，或者说长期的潜在增长率，这是和一个国家地区此时，或者说这一阶段的资本的存量，人力资源的存量，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相关的。假定我们有这么一个曲线，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中国长期增长潜力有多高呢？我们按照不同的算法来进行计算，得出一些结论。假定从1978年到2002年，我们算下来结果可能是在9.3%，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年扣掉，从1978年到1997年，假定可能会在9.5%。所以说，当时我大体做这个工作，是在1998年做的研究，那么1998年以后，出现了实际上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这就表现为我们内需不足，因此我们的政策就要扩大内需。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其他人的一些分析。首先来看，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位经济学家，最新的一个研究。大体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在9%以上，在9.2%到9.5%之间。实际上和我们的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需要指出的他们的研究方法，也采取了多种方法，不是一种方法。可以这么说，认识中国，我称之为是读一部天书，就是你通过不同的手段，不同的学科来认识中国，特别是，认识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中国的经济。 　　我们在研究中，就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中国不仅有长期的增长潜力，而且它有很高的很强的，内生增长的动力。我们用经济学的模型，就是一阶自回归方程。结论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系数越高，或者我们叫自回归系数，那就说明，它自我推动的能力就越强。举个例子，去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是8.0%的话，在没有外来的冲击和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它可以靠它自身的惯性，自主的增长能力，可以达到多少呢？7.976%。那翻过头来我们可以推算，如果SARS它一个冲击，就有可能使它下降了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又有一些外国的推力，又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会超过8%。 　　那么很显然中国不仅是高增长，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相当稳定，它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历史的记录，是最稳定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在同期，世界各国，包括世界的平均的概念下，或者增长率的概念下，那么中国也是最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数据。那么在改革前，1953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是高增长，但是，是大起大落，我们把它定义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154%。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明显下降为33%。那么到了过去五年降为8%。我们在十年前做研究的时候，就定义为，波动系数如果在25%的话，就认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因为任何一个经济系统，它都会受到外部的冲击，是不可避免出现经济波动。所以我们说的稳定或者宏观稳定是相对的概念。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同期我另一项研究了，1998年到2002年，全球的经济波动系数超过50%，也是表现出大起大落。这种外部的这种强有力的就说明，我们中国的经济走向成熟。就是你在同样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正是基于对这三大特点的分析，我们才敢对中国经济，在受到SARS的影响条件下，做出一些判断。当然这些判断，还有赖于进一步分析。 　　那么SARS，对我们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简单地列出来，首先从供给的能力来看，影响相对要小，主要还是集中在服务业，而服务业中14个行业，主要集中在两三个行业，当然旅游是比较大的影响了。譬如现在的数据告诉我们，北京市的旅游业，在5月份6月份，损失了将近两百亿。国家旅游局最近一个报告，也告诉我们，估计今年的旅游业，会损失两千亿，当然它是total value，就是说总收入。如果按照增加值的角度来看，要小得多一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算下来，大体应该这些影响部门，从GDP的角度是5%左右。那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这就包括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它也是在9%。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然而支出的角度来看，也有一部分，会因为SARS会增加消费支出，所以说它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它有一些抵消的角度。另外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一些项目特别是外资的项目，包括延续或者说推后。但是从现在的数据来看，过去半年，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是保持在30%。那么另外看，从销售的角度，特别是社会商品零售额，还有像餐饮业，也会出现一些影响。 　　那么对这个影响，我们刚才谈到了，SARS的冲击函数的话，那么你经济系统，是什么影响呢？我们想提出三种类型，首先一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叫V字型，它是迅速下降，受到外部冲击以后了，你的经济系统原来的发展轨迹，而后迅速上升。就是来得快，消失得也相对快，那么这是V字型，定义为暂时性冲击，或者说暂时性外部冲击；第二是U字型下降比较快，但是它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才开始recovery 复苏。那么很显然，像这种冲击影响，就要比前一种冲击要大一些。比如像我们前面假定的，如果是今年年底SARS才能控制住，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了；第三种我们称之为L型，就是你下降得比较快，但是基本上，不会出现复苏的迹象。那么就是实际上是在假定你根本没能力控制SARS，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冲击，就从一个暂时性冲击，变成一个长久性或者叫持久性冲击。所以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在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在4、5月份的时候，信息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去识别SARS危机及其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我们来看，中国它走的一个什么轨迹，我们的一个结论，或者从一开始，我们的结论就认为是V字型的，而不是U字型，或者是L型。这就是说，我们根据前面，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的分析是有关系的。第一阶段是属于高增长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9%。应当说，去年一季度中国只有7.6%，它是持续五个季度上升。那么也就是说，在没有SARS的影响之下，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9%到10%之间，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判断。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SARS危机冲击出现了下降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4月份中国政府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按月份的数据，就是8.9%，比一季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那么5月份可能是在8%，也许6月底更低，7%。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大体可能会在8.2%。就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那么我想，可能二季度，确实受到严重地打击，而且处在低谷点。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应该说从6月份开始复苏，但是正式的复苏还在7月8月，甚至后面一段时间。那么第四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处在第三季度末，我们出现了全面的复苏，能不能这么理解。 　　那么当时我们的报告的判断，就是根据你不同的SARS危机的控制程度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0.3%到1.0%，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在8%到9%。我需要指出的是，全世界的投资公司，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SARS危机出现以后，都调整了它们的预期，那么最近，他们又重新了调整了中国预期，又回到了它SARS之前的预期。当然你根据信息或者根据情况发生变化，你需要做出调整，但是至少，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或者说是基本接近实际情况。那么从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确实出现了V字型，这是包括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最后简单地讲一下，SARS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是核心是四个观点。就是在总结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条件下，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下，提出四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就是增长是手段，它不是目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就没有写进“十五计划”。但是在十五计划提出来，就是你发展的根本点或者说出发点，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所以以人为本，将成为我们未来中国发展的新的发展观，以此来制定你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还包括发展项目，比如像卫生项目等等一系列。第二个观点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双轮驱动。它的基本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处在一个高速成长或者快速行进的列车。但是，经济发展的轮子增长快，而社会发展的轮子相对慢，所以就出现了不协调。这样的话，就提出来你这个经济发展，要有助于社会发展，而不是两张皮。我增长很快，但是我的社会指标，社会福利性指标，却相应地增长缓慢，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另外就是，你要确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增长，应该是效率优先，特别是在利用市场机制角度，但是在社会发展、收入、分配，我们称之为公共产品这方面，应该是公平优先，而不是简单地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加时间、地点、条件，推而广之，这是贻害无穷的了。因为毛泽东讲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要区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品，公共的产品还是私人的产品，另外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政府要进一步减少对硬件的投资，这就包括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的投资，来进一步提高对软件的投资。那么第三个观点就提出来的，健康与发展，健康优先论，就是确保13亿人民的健康，这是优先的。那么这一次胡总书记，更明确地提出来，确保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样的话。他的指导思想，就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尤其在处理危机，把生命权，尤其是人民的生命权，视为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在解决我们的公共卫生建设，提出来就是向农村倾斜，农村是我们的重点。现在我们担心，新一轮政府的国债投资和财政支出，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和支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公共卫生方面的差距。所以说，你怎么样来从一开始确定你的投资方向，多做我们称之为叫做雪中送炭的，特别是为穷人、贫困人口、农村人口，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今天我就简要地做一下分析，总而言之，中国会通过SARS危机，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把SRSA危机，称之为一次全民的学习的最好课堂。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直面危机-薛澜
　　　　主讲人简介 　　薛澜，男，1959年生于北京，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同时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研究员，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IC2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兼职。他同时还担任若干国际及国内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创新政策及管理等。他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内外重大研究课题,在国际及国内学术期刊多有著述。目前，已培养博士后6名，硕士9名；在站博士后3名，在读博士生7名，硕士生10名。 　　薛澜于1982年1月获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光学精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留学,分别于1986年,1987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技术系统管理硕士学位,及哈里曼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从1991年到1996年受聘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助理教授及埃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兼国际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已在国内外发表著作16本，论文100多篇，并多次获奖。 　　内容简介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 　　191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世界性流感造成至少2000万人死亡。 　　1986年1月28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 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965年11月9号晚上，美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停电。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亿美元。 　　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人质事件”震惊世界。 　　2003年春天，SARS席卷中国，人民经历着劫难，经济经受着考验。 　　自古以来,灾难就和人类如影随形。直到今天，突如其来的SARS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害。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防范危机？究竟什么是危机管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薛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一同《直面危机》。 　　《直面危机》（全文） 　　我今天这个汇报，我想可能从这几个方面讨论。首先是危机管理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是中国危机管理现状的一些问题。下面三个部分主要就讲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危机？怎么样应对？怎么样更好地去管理？ 　　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我想可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危机。因为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认识。而且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术语，也常常是有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等等，那我们现在从英文的韦伯辞典，它定义是说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而且在中国，“危机”这两个词本身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所以这个实际上在国外研究危机管理的学者，对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优秀的精髓非常推崇，说我们从那么早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危机的两面性。 　　实际上在中国应对SARS这个危机之后，我们应该来讲是一个危险转变成机遇，对我们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其实有很好的推进作用。那么从学术来讲，学术的观点来讲比较准确一点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而且在时间压力和不准确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那么这样的事件我们就把它叫做危机事件。我想这个可能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危机事件到底有哪些特点？首先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你像我们这次SARS，产生的原因、后果、变化影响因素，到底一开始是细菌还是病毒，实际上这个判断我们是外行，但实际上看来这个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真要是衣原体是细菌，那就好办了。因为它是新的一个病毒，那么我们对它认识不足，所以有判断错误。另外传播途径，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潜伏期就有传染性，那这个防治起来就非常困难了。那么如果潜伏期没有传染性，那么对隔离防治那应该来讲相对容易一些，所以那么在这些情况都不明确的情况下，那想要做出及时有效地应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那么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是各种危机事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第二点就是世界演变迅速，机会是稍纵即逝的。美国强生公司他的一个高级副总裁，他就提到危机发生后的前两个小时，他说这前两个小时你的应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很有可能你这两个小时你要没有抓住机会，损失非常大，可能后果非常严重的，那么当时抓住机会了，那么可能就能转危为安，那当然这个SARS这个情况跟一般的危机可能不太一样。 　　另外，事件的独特性，使得你根本没办法照章办事，我们这次因为SARS以后各个单位，各级单位都讲了，说我们要准备各种预案，好像说我们有了预案以后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想这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切实际的，你可能准备了一百个预案，但是最后事件发生的演变可能恰恰是你那个一百预案之外的，这种准备是必要的，但是最后有可能事件的发生完全可能超出你的事先的想像，像我们这次其实还有如何收治病人，缴费问题，保险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其实原来可能都没有考虑到的。那么最后就是一个信息不全，信息不准，信息不及时，恰恰在这个时候是你需要做决策，最需要各种准确的信息，但恰恰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信息不全，信息不准，而且不及时，这个几乎是所有事件的特征。所以，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使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就面临确实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危机的分类方法，可能我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一个，我按照它的时空范围，可能是一个组织、区域，或者是国家，甚至是全球的这种危机。那么还有一类，我们也在前段时间讨论得比较多，所谓结构良好和结构不良的，那么这个我想可能有一点，只要是危机，总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在应对方面来讲，可能实际上会把我们分成这两类，那么结构良好，实际上我们涉及到的这些社会群体大家利益是一致的，好比说这次抗击SARS，我想全球，咱们全中国人民，大家都是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个SARS的病毒控制住，所以这点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问题。所以从这点来说涉及到社会利益的群体，它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结构良好的这种危机，像洪水等等都应该来讲是结构良好的。 　　还有一类，把它叫做结构不良的危机，那这类危机，涉及到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它这个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像恐怖事件，这是最明显的。那恐怖分子和全体老百姓的利益它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处理起这种危机，它的这种困难可能就更大。 　　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来看它事件的发生，它实际上也有生命周期，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前兆的阶段。那么这段时间，实际上危机发生前各种前兆，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些处理好了以后，可能危机就得到避免，我们说人类社会实际上从我们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各种各样丰富的经验，那么所以一般来说可能我们99.99％的各种危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把它就处理在这个阶段了，所以就没有可能发生了，你看像我们各种建筑物都有各种防火通道，各种各样的防火措施等等，所以使得火灾可能就得到避免了，但是也许就有那么0.001％，可能我们没有把它抓住，那么也许它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从这点来讲，回头我们当然要讲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紧急阶段，这个时候你前面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住就进入到这个紧急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是关键的事件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时候事件的演变是非常地迅速，而且出人意料，这个时候所以是需要你紧急的应对了。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这个时候紧急的事件发生以后，你就需要去解决。事件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没有解决。你像当时莫斯科的剧院的那个危机，一下子恐怖分子把这个剧院控制住了，人质扣留了，开始跟你谈判。这时候实际上最紧急的事件，人质已经扣住了，然后把剧院给控制住了，那么这时候下面谈判，你就进入一个持久阶段。那么应该来讲中国SARS危机也是，那么一旦爆发期出现以后，开始进入全国上下来动员，来打这场抗击非典的战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持久阶段，那当然最后危机得到解决，生命周期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么四个阶段。 　　那么前面这个是个基本定义，我想就回到中国转型期危机特征及管理现状，那么它的特点，我们想它一个是高频次，发生的频率比较多，另外规模也是在变大，有的是有组织性的，而且暴力性和危害性也比较强，它的波动方式多元的，震动频度增大，另外在我们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的程度也加大，那么所以像我们这次SARS事件实际上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开始可能是我们一个局部广东，到最后广东、北京全国甚至到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种自然灾害发生也是比较高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有序进行，也造成了威胁。那么这些事件处理不好，它就会从自然的危机转化成一种社会危机，换句话说，从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结构良好到结构不良。 　　那你像我们这个像煤矿，矿难最近事件发生的比较多，所谓的这些煤矿原来我们都是国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利用市场机制可能很多私人承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的安全、制度等等这方面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它就发生了很多矿难，这个也是引起我们各种自然灾难，或者社会这种危机，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恰当现代医疗活动，城市化环境变化社会行为等等，那么使得新型的疾病，成为人类社会安全新的危险。恰好在今年的SARS期间，美国的蓝德公司他们最近刚刚出了一份报告，它就把对人类安全的危险，把新型的传染病，把它作为一个人类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明确地提出来了。所以原来我们想到国家安全，可能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可能包括恐怖分子。那么现在他提到新型传染病，新型疾病对人类安全，那么它的威胁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原来我们可能把这个看得不太重要的，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传染病已经解决了，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多传染病由于我们可能过去使用抗生素过渡滥用，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所谓叫超级病菌，那么它们可能出现了，可能原有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另外可能像SARS，新型病毒，新型的变异，它们的出现也给我们造成新的挑战，所有这些可能都对我们人类生存的安全提出了挑战。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各种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最后快结尾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要居安思危，尽管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其实也潜在着很多的危机的因素，所以我们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中国现在目前危机管理的现状到底怎么样？那我想其实从我们建国以来，实际上中国在危机管理方面也应该是积累了非常多非常好的经验，你像我们国家抗旱防洪指挥部，还有很多我们其他各种各样的应对这种社会突发事件也都有很多有效的经验。但是从整体来看，如果从现代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可能按照传统的那种方式，我们相比起来说还是有些差距。那么首先一点，我们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重危机处理，轻危机管理。我们一般比较容易做的事，事件一发生，马上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但是真正在日常的管理当中，能够建立一套比较有效的体系，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在这一点，我们的体系建设可能还是不够。第二点，是我们单兵作战比较多，综合协调少，那么这一点首先就是我们像包括SARS的危机，可能一开始我们更多地是把它看成一个卫生部门的问题，可能没有及时地有一个各个部门能够综合协调，及时去做决策的这么一个机构。这样也使得我们在一开始的应对方面显得有点措手不及，这个也是一方面。 　　另外，我们缺乏一个长期的反危机的一个战略和计划。美国在很早就吸收教训。它一个是机构，另外它有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危机应对的一个计划，而且实际上公布在网上非常非常长，几百页的，我想这样使得它能够在整个体系制度建设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准备。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各地区部门之间协同能力比较低，那么这次，我想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教训。另外在危机状态下，如何动员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危机应对网络，增进我们社会危机应对能力，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我们去深刻思考的.这次其实大家都提到，我们最后能够这么快地战胜SARS，很重要的一点是最后我们运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动员机制，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全国的政治体系动员起来了。那么这个体系一旦动员起来，应该来讲，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但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能不能够在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全都是靠我们这个政治动员体系，所以我们想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政治动员体系变成一个社会动员体系，能够真正用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 　　另外，我们法律框架，那么我们现在这次是针对这次SARS病毒，我们提出来说我们可能传染病法马上进行了修改，然后我们有一个卫生应急机制，但我们明天说不定环境保护可能我们出什么问题，或者明天可能社会治安出什么问题，是不是能每次都这样，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去出台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框架，那么这方面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可能需要我们从更全面的角度去分析，所以我们可能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从根本上去改善中国危机管理体系。 　　下面，我就想把这个危机管理的一些基本过程，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然后我想再去有针对性地来谈谈中国危机的一些思考。那么危机管理的这个本质，其实就是想在危机发生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防止和降低它的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尽量减少它的损失。那么四个基本考虑的因素，首先是预防，第二是防备，第三个是处理，最后是总结，总结和学习。所以我想这是四个最基本的考虑因素，那么它的基本过程，我们有这么六个方面，就是从避免、防备、识别、隔离、管理、总结。也是从刚才那四个因素把它扩展成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过程。避免危机，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是最好的危机管理，但恰恰又是最不受重视的这个环节，因为实际上要想避免危机，最关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的很多行为，所以我想可能在SARS期间，我们谈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我想好像现在基本上我们差不多已经恢复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了，可能真正地改变行为是最难的了，但恰恰改变行为实际上是最有效的。 　　另外一点是避免自信，过度自信。因为我想我们没有经历过危机事件的人，总是非常自信，总是想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别人头上，但发生在我身上是不会有的，包括像SARS，包括像我们日常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我们总是想这个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我头上，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在危机管理研究过程里，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美国1977年，当时美国那年非常炎热，温度非常高，所以纽约电力公司，纽约电力公司叫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问题，说你这个电力系统能不能承受，所以后来它这个总裁跑到电视上去，说我们的电力系统处于十五年最佳状态，你们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没问题。结果这个话音刚落三天，结果纽约发生空前的24小时停电，纽约那个大城市就是靠电撑起来的，24小时停电对这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损失是空前的。所以我说就这个例子，说明有时候过度自信，往往就潜伏了你危机发生的种子。 　　第三点就是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一点，有很多的话可以讲，我们有各种各样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你有什么问题把它压住，不去及时地处理，不去及时地向上报道，有好事情向上夸大地去报道，有不好的事情尽量地去把它缩小，尽量地去掩盖，然后等到最后，把这些小的问题最后积累成大的危机。 　　另外一点，我们要怎么样从危机事件里去学习，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也非常关键，实际上就说我们危机管理，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它有很多不确定性，有很多独特的特点，所以很难事先去计划，但是有一点事情发生以后，从中间去学习，去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变，这个我想可能是可以做到的。你像我们的航空，大家每天都坐飞机，实际上你看航空飞行应该来讲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航空业发展几十年，应该来讲现在按照航空业的统计来讲这是人类长途旅行最安全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它很重要的制度因素，它从一开始它就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机制，它在飞机飞行事故一旦发生，它有这种黑匣子，它可以去全力去分析，而且它有很好的一套制度，专门一个专家去分析每一次飞行事故产生的因素。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一旦发生空难，马上首先找什么，找黑匣子，实际上这个黑匣子本身就是一个危机。从危机当中学习的一次机制，所以正是这样一次一次学习，每一次都从根本上去找出它的原因，去进行改善，所以才使得我们今天，我们的航空飞行能够比较安全。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各种危机，我们是不是真正去从根本上去找出这些原因，去进行制度上的变革，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不够，我想可能这次SARS危机，我们今天开这个论坛，我们今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们都希望能够真正从这次危机事件当中能够真正去吸取教训。 　　那么当然刚才讲到预防是最好的，能够100％预防是最好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就是怎么样去防备。那么防备，这次讨论得比较多的，讲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应对的预案，那么像预警机，像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实就是这样的预警机制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点，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模拟演习，就说有这样一个体系，另外，不断地去进行教育和这种演习，那这里面我举了几个例子，像美国最大的一个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他们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文件系统，一旦危机事件发生以后，它可以在两到三天之内就能确保它的公司的相关的信件，能够到达它的17万员工和四万五千股票持有人的家里，他能够确保我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信息沟通的系统。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社会模拟演习，也会在危机防备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989年8月，当时旧金山，正好它举行了一次很大规模的一个防止地震的一个救灾反映演习，结果六个星期以后，就在旧金山发生一场很大的地震，因为它这个演习比较及时，所以它这个损失是减少到最小。这是当时地震后的一幅照片，实际上那次地震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恰恰因为它有了这个演习，所以老百姓知道到时候怎么应对，各种救治体系，它也非常及时，所以使得那次损失地震是非常厉害，但是真正损失是非常小，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体系，可能也是我们防备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所谓就是识别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危机已经进入到前兆的阶段，如果我们及时处理，还可以转危为安，那么所以关键预警机制的快速反映，好比说从药店里，是不是这段时间，大家突然一下去买感冒冲击买得特别多，或者到那种医护那种电话是不是收的很多，就诊病人他是哪一类突然特别多，就是这些你日常可能就能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在这些信息我及时的去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判断，这个，有可能比你到SARS真正有特征性的病人发现，这个可能把这个周期提前了，那么在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 　　那么另外，我们不仅仅是收集信息，很关键是要怎么去分析这些信息，另外一点，可能要从各个方面去多角度去考虑，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那个问题，这个可能也有老同志搞计算机都知道，1994年，当时美国很小的一个社区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是做数学研究的，所以他就发现英特尔用他那个算，他做那个预算比较特殊，比较复杂，老是出错，所以他当时就给英特尔相关的技术部门，他去跟它联系，说我们老是发现错误，说怎么回事，就请他们做解释，但英特尔这些技术人员他们就觉得你这是无稽之谈，我们英特尔处理器是非常好的，另外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的教授，所以没有认真地去对待他的这种询问，现在反正有互联网嘛，所以这个教授他在互联网上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没想到得到很多网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最后这件事情闹到媒体都知道了，一下子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说英特尔处理器有重大的毛病，所以对这个公司来讲实际上是变成了一场危机，所以后来实际上英特尔公司赶快去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在报上花巨大的经费去做广告，那个好像损失也是上亿的，做广告然后最后说如果说你这个需要换，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可以免费给你换，它实际上处理器那个问题其实不大，除非你做很复杂的运算，可能才会出现问题，一般用途都没有问题，所以最后真正换机器的人可能不到1％，但是就是因为英特尔他这些技术人员，他没有认识到这种问题产生的潜在危害，所以他就没有及时处理，所以最后变成一场公司的信誉危机，所以亏了当时英特尔公司他们当时还算了可以说垄断，微处理器这种研究和生产，它是比较占垄断地位的，如果当时还竞争比较激烈，那真有可能把你的公司就可能要搞垮，从各个方面去分析各种事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个阶段就是隔离，一旦危机事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你这时候，你必须要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做出反应，第一个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要首先建立一个防火墙，建立防火墙就是说要尽量把危机的损失控制在最小，尽可能地保证你整个的其他你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国家，其他各种各样的正常的运转，能够照常进行，所以我想可能咱们在危机管理过程中，SARS危机管理过程中，中央比较及时地提出了两手抓，其实也是要把防治非典跟我们正常的社会运转能够比较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起用一个危机管理机构，要由专门的人去处理危机，而且同时，你要确定是什么样的，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我最主要的领导人来直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同时要建立个比较好的沟通体系，像公众媒体沟通，像组织内部沟通，要做到这一点，隔离危机，那么实际上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样去应对，去管理这个危机。那么这里面首先就是说要对这个情况要加以分析判断，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可能我们前两个小时做决策是非常关键的，但恰恰这前两个小时，可能这时候信息也不完全，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能利用很多原有的信息积累，那么加上你现有信息，迅速去做出判断，我们可能现在电视上警匪片特别多，好几个警匪片都是可能一些恐怖事件发生了，马上可能就是调他犯罪分子各种档案，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个对你马上做出应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个平时的积累很关键。 　　另外，就是你在做分析判断过程中，不要都是一批应声虫，那么大家你这个决策那就可能是老是朝一个方向，要有敢于直言，要从不同角度的去分析，去提出意见提出观点的人，这样才能全面的分析考虑。那么另外一点必要的时候可能主要的人物要亲临现场，你像我们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等，他们亲临到各地方现场，我想这个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出这种领导人的重视而且也是安定全国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在有限的信息下，要果断决策，小汤山医院，当时应该来讲七天之内去建一个传染病院这个应该来讲也还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策，但是当时做了这决策那么看来对后面整个防治非典，还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是要有效的利用媒体进行公共沟通。 　　那么下一点最后就是说你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管理最后就要总结危机，危机控制住了解决了，现在怎么样有效地去总结，总结这个危机。那么一个是处理善后，另外是变危险为机遇，那么这次应该来讲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一个重大机遇，那么现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温家宝总理开座谈会，我们去了，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建立三个体系，就是从CDC的建设，从传染病院的建设，还有一个什么是数据收集检测的体系，那么这样我想可能对我们下一步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危机处理过程可能也要有更深刻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必要的组织变革，我想可能大家也知道，198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这个是载人的，当时失事了，失事了以后，当时实际上是美国是有两个调查组。一个是国会的，一个是它的行政部门，组成了两个调查组。有一个国会调查组的负责人正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的费曼，他那个费曼报告是非常有名的。当时他们发现直接原因是密封圈，“挑战者”号的密封圈最后失灵，它那个失灵燃料泄露最后引起爆炸，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虽然是个直接的技术原因，但是背后有深刻的组织原因。就在这之前实际上工程师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在头一天决定起飞的时候，因为它起飞时间早上温度非常低，低温情况下，橡胶圈没有弹性了，所以失灵了，但是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在开讨论会的时候，实际上有工程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当时是这个行政领导把这个声音给压制住了。所以最后是做出决定要去起飞，这件事情当然后来有一些直接的责任人，可能是去引咎辞职，但更重要的他把起飞这种决策机制，就做了根本的改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种技术人员有这种反对声音，那我肯定就不能去起飞了，行政人员不能去压制技术人员的声音，这种制度上的变革，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考虑。 　　那么下面我想利用下面的时间，我就把中国危机管理系统的建构，简单地谈一谈，我们想可能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管理体系的管理系统，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全社会要有一个敏感的危机管理意识，那么这可能就是这次SARS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契机可能我们在整个全社会要建立危机意识，而且要有相关的建设教育，这一点可能我们要更好地跟我们的邻国日本去学习，另外，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这种核心的协调机构，是比较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同时要有顽强的社会应对能力，最后是要有坚实的法律行为框架，就是如果要从几个主要方面我想可能是这几个方面，管理意识应对计划协调机构，应对网络，应对能力，行为框架，我们想可能从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下面我稍微展开点谈一下，那么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就我们一个全面危机应对网络，国家应对网络，这个实际上有一些组成部分，首先有政府，除了我们讲的中央政府，还有各级地方政府，另外一点，我们要有社会民众，我们整个社会每一个分子我们也都是一个部分，同时有各种企业，各种非政府组织等等，那么这些机构也要发挥他们的这些作用，当然同时国际支援， WHO（世界卫生组织），除了WHO（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应对危机。 　　从上面提的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具体地谈一下，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那么这次实际上也是很多学者也都有一些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尽早去制定全国性危机应对的战略和相应的计划，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是有不同的考虑，一个当然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建立综合性的，还是要各种分类的，现在我们是已经从分类开始入手了，公共卫生什么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不要有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危机应对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尽快的建设一个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那么这一点，有不同的争论，因为在不同的讨论这种范围，很多人也说中国现在已经是机构本来是很庞大很臃肿，不能说因为这次来一个SARS，我们就弄一个危机管理体系，回头我们再有一件什么事情，再建立一个其他机构，但我们觉得这么一个机构还是必要的，相对独立这么一个机构，当然你可以怎么设立，这个可以考虑，好比说在各级政府的，国务院办公厅下面，或者各级省政府省委的办公厅下面，设立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它其实有好多功能，除了危机发生以后，它去组织应对，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日常当中去建立一套我们比较完善的一个社会危机应对体系，像这种管理教育，像各种措施，这种制度应对计划等等，现在我知道，我们有些人防机构他们也有一些计划，这次SARS期间到一些不同地方去了，但是他们说那个计划从来没有用过，制定出来往那儿一放，就束之高阁真正事情来了根本没有人去翻那个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计划其实都是白搭的，所以要有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就把危机管理应对和消除把这个危机消除在萌芽之中，作为他们首要任务，这样我想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 　　另外可能各个部门要有相应的危机应对计划和策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关于地震上次讲有几个旅，我们这次去土耳其地震我们就已经马上就派去了，而且他们是训练有素，也是非常精干的，那么刚才是政府要做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的社会网络，那么这个社会网络，要提高全社会危机防范和应对的协调联动能力，这一点，就说我们一旦危机发生像SARS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个实际上要动员全社会的能力，那么这时候包括人员人力的这种调动，物资的调配，资金的募集心理的援助等等，那在这方面实际上希望我们动员整个全社会能力，当然这里边涉及到跨国界的联合行动，像我们这次科研等等，那你像恐怖事件，你说现在恐怖事件跟贩毒实际上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国际刑警大家一起联合行动，也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个网络呢，其实就由各种各样的机构组成，实际上企业在应急当中赶快去生产，像这次我们后勤，我们很多物资不够，紧急生产，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事先要有各种安排，可能要动员原来我们都是国有企业好办，现在很多可能是私营企业，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有效去调动他们，可能跟我们原来计划经济情况下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们可能要有事先的这种考虑，另外，很多非盈利组织，怎么样动员各种专业人员志愿者能够积极有效去参加对这方面的活动，像上次一个北大搞心理学的教授提到了，实际上在危机过程中，其实他们心理咨询电话接到了非常多，他们完全是自愿者，他们提供了一个咨询电话，那很多人非常恐慌，通过他们的心理咨询，那么很多人心理恐慌得到一种缓解，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危机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很多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那么像我们的社区公众个体，国际组织，他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能够为我们危机应对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公共沟通，那么这次公共沟通可能我想也是我们这次危机应对过程中，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几点之一，在4月20号之前我们大家信息不通，所以很多人是准备不足，4月20号以后及时地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沟通机制，那么实际上对防治SARS其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次一个教训，在危机事件当中，怎么样能够建立言行一致，而且建立可靠的权威的这么样一个信息机制，这个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机制，那么其他的各种媒体我们现在叫什么第三、第四、第五媒体，像我们这次跟零点公司合作的时候，他们就调查发现实际上大家获得这个信息渠道除了电视报纸以外，很多人从手机短信，还有各种电话大家互相传的，这个是他们好像我们当时在北京做的调查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就是他们都说这个是他们重要信息获取的重要手段。那么这个时候要建立一种可靠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法律框架，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也建议我们是不是要制定一个统一的紧急状态法，这样使得我们应对各种危机都能够比较有效地去处理。 　　最后，我想危机管理跟现代公共管理治理结构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刚才我们都讲的是危机管理，但是其实危机管理最基本的要跟整个公共管理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改革这个是要必须地去结合在一起，那么客观现实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它本身是有它的局限性，它的最根本的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是要把我们整个公共治理的结构要进行真正的改革，那么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国家使得我们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好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吸引眼球的传媒（上）-喻国明
　　　　主讲人简介：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论集》主编。 　　主要从事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等研究，主要著作有：《媒介的市场定位》、《解析传媒变局》、《传媒影响力》等。 　　内容简介： 　　传媒产业被誉为是20世纪末最赚钱的产业。然而在我国，传媒产业从形成到发展也不过是十几年，但就在着短短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传媒产业迅猛发展，1998年我国传媒业利税总额首次超过烟草业，成为排名第四的国家支柱产业。然而，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使得我国的传媒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目前我国近万种的各类期刊中，不亏损的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是当前我国传媒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本讲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从传媒的本质出发，对传媒产业的经营及其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阐释。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产业的本质就是社会影响力，只有认清楚这一点，传媒产业才能够结合本身资源，进行传媒产业价值链的打造，从而在受众日益挑剔的目光和市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喻国明教授说，吸引注意是传媒产业立足的根本，而规模和特色则是传媒产业吸引社会注意力资源的两大基本要素。传媒产业由于彼此竞争的加剧，彼此被观众选择的被选性下降，被替代性增强，那么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传媒产业必须放大规模，做大规模是一种选择，同时还要做出特色，做出价值，做出独有的核心价值，由于自己的这种核心价值是别人难以替代的，因此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降解传媒产业所面临的市场压力、竞争压力。 　　《吸引眼球的传媒》（上） （全文） 　　谢谢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传媒产业它的价值本质到底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称为是产业，应该说它就是一单生意。如果我们从它是一门生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传媒产业在做生意这方面跟其他产业有很多不同点。这些不同点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它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一种买卖。这很明显，比如说像《北京青年报》，一份《北京青年报》它的纸张和印刷成本大概估算应该是四块钱左右，但是它的售卖价格仅仅是一块钱。而实际上它还要付给发行公司将近四毛钱的发行费率，那么报社真正能够回收的仅仅是六毛钱。也就是说对于《北京青年报》而言，它每卖一份报纸就意味着要补贴三块六毛钱。那么这样的一个买卖它怎么来实现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我们看到，媒介产业里面，在媒介的这个市场上面，有以卖内容赚钱的，比如说有些电视的制作公司；有一些文摘报或者股市的报纸等等他们是靠卖报纸，发行本身就可以挣钱的。但是，第一它不是媒介的主流形态。媒介的主流形态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赔本赚吆喝的一种这个市场的生意。第二这些赔本赚吆喝的这些媒介人，不但不感到恐慌，不但不感到忧虑，而且还卖得兴高采烈。他还有大把的大把的这种利润能够赚到手，那么媒介产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补贴如此之高它还能够从市场上边拿回很多的这种利润，到底它赚钱的秘密在什么方面？比如说它究竟是如何把这笔明显亏本的买卖弄到可以挣大钱的程度？比如《北京青年报》，人们给它算过一个账，每天大概要补贴200万左右，发行补贴。但是它每年的净利润却可以达到一亿到两个亿，这样的一个利润。那么它是如何把这个亏本的买卖做得赚大钱呢？我的儿子还在上初中，他前两天向我请教了一个他觉得很困惑的问题。他说我看电视，电视节目很精彩很吸引我，看完了以后，我真为电视台能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节目，我感到很感激。本来是应该我对电视台的叔叔阿姨说“谢谢你们”。但是说因为我什么也没有付出。但是他在电视节目里边却看到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都说“谢谢各位观众”等等这样感谢性的话。那么他说这个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说我什么也没付出，为什么他还要反过来感谢我？他们的辛勤的劳动，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他反过来谢我呢？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付出了，因为在付出这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付出都是货币这种形式，也有一些付出它是隐性的付出，比如说你把你的这段时间，你把你的精力、你把你的关注赋予了它，你选择了它你就不选择做其他事情，不选择看其他的节目，看其他的报纸。那么正是你的这种注意力的付出，眼球的付出使它能够获得一个巨大的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球经济或者叫注意力经济。 　　那么也就是说媒介通过这种，人们的这种隐性的付费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资源，这个巨大的资源就是所谓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那么注意力，眼球在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市场追逐的一个稀缺资源？或者说市场追逐的一个对象？成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历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信息短缺时代。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但是缺少的是有价值的可以观赏，可以阅读的传播对象。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于文革时期的那个“十年八出戏”，“十亿人民看两报一刊”那样的一个现状实际上还记忆犹新。那么在那个时候传播市场上面短缺的是传播产品，富余的是人们的眼球，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的精力和时间。那么那个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注意力本身有什么样的市场价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传媒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那么报纸越来越好，篇幅越来越厚，电视频道越来越多，电视节目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那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眼球不够用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够用了，那我们事实上已经来到了一个信息的这种产品的提供多于我们的，大于我们的注意力，大于我们的精力，能够赋予的能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把这个时代称做：“传播的过剩时代”。那么我们舆论研究所在北京地区和在全国的其他地区做过多次受众方面的调查。我们的调查证实，一般而言在正常的人们的生活时间的安排当中，人们赋予媒介的时间是有规律的，是比较有限的。比如说在北京市人们看报纸的时间，在一天24小时的生活安排当中，平均给予报纸的时间是54分钟。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是两小时十三分钟。也就是说无论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报纸，报纸的篇幅、内容有多少，那么它实际争夺的，实际能够争取的这种展现自己身手的这个空间就是这54分钟。电视节目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北京市民加上远郊区县的这样的一些居民，平均可以看到电视节目去年的数字是43套电视节目。如果说是的这种城里有线的这种接入户，那么他可以看到的电视节目现在是五十多套。甚至在我们调查当中最多的可以看到七十套的电视节目。这么多套的电视节目，而且很多套的电视节目都是24小时不停机的播出的，这么多的内容能够争取的这种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实际上就是这两小时十三分钟。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内容多么精彩，无论你对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大，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视节目，竞争的这种平台就是这两小时十三分钟。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一种反差：随着传播产业的迅猛的发展，报纸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多，而我们看电视、读报纸的时间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我们可以预计，随着这种传播科技的发展，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这种供给方面这种无限的膨胀，还会进一步加剧。而人们的这种有限的，能够赋予媒介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虽然我们现在随着生产方式的这种提升，社会生活的改善，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了，但是能够给予传媒的这样的一个展现自己身手的这种接触平台，这样的一个时间实际上它是加长的这种余地并不是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做传媒的人而言，如何吸引关注，吸引眼球就成了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一个节目，一篇报道能够广受好评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即使不广受好评，即使受到人们的某种非议，甚至行话来说，有些人是边骂边看，那么这也是一种，对于传媒人而言也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为什么呢？在今天这种注意力短缺的时代，能够被社会所关注，能够为人们所议论，这本身就是说明，至少说明人们已经看了你这个节目，读了你这篇报道。而在现实的情况之下，最惨的，传媒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我被你冷落，被你抛弃。一个节目播出来了无声无息，一张报纸印出来了，没有人去翻动它，这对于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尴尬。那么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这种情景。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吸引了关注，也就是说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资源，对我们有什么用？首先我们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巨大的社会价值。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张五常，他曾经在他的讲座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好解释邓丽君唱歌的价值。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都是劳动，都是唱歌，唱歌也是一种劳动，但是邓丽君唱一首歌值十万、二十万，而一个普通歌手唱一首歌也许才五十块钱、一百块钱。为什么两个歌手之间的劳动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反差呢？那么有些经济学家就解释了，说邓丽君她拥有一个稀缺的，特别稀缺的那种天然的好嗓子。由于她的这个天然的好嗓子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因此她就可以溢价。像一个钻石一样，因为她是独一份，所以喜欢她的人就可以给予她更高的价格来实现这种价值的交换。这种解释应该说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力的。为什么呢？也有人就说了，说那邓丽君刚出道的时候这副天然的好嗓子同样存在，为什么当时没给她带来五万、十万、二十万的一首歌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回报呢？她的天然的好嗓子那时候就存在了。所以把这种天然的好嗓子视为是一种稀缺资源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应该说它的解释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又发现，真正赋予邓丽君的歌声的价值是她能够凝聚比较多的社会注意力资源。也就是说，事实上她的先天的这种好嗓子，她的嗓音，她的独特性本身，只是她的整个的，如果把唱歌是做为一个产品的话，只是她这个产品当中的很小一部分价值的构成。她比较大这部分价值构成主要的是由于她吸纳了社会注意力资源，而这部分社会注意力资源赋予了她比之其他的这些歌手更多的这种市场承认和市场回报。那么这就是注意力资源在今天这种短缺时代它成为一种巨大的能够从市场的交换当中，换回更多的市场回报的一种资源。 　　那么媒介产业就其本质上来说，应该说它是专门来搜集注意力资源的一个产业。那么它与歌手不同的是，它要通过采集、吸纳过来的社会注意力资源来进行一定的信息的熏染。通过这种信息的熏染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通过这种对于人们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行为、社会决策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打上媒介的烙印，打上信息渠道的烙印，进一步把自己的作用力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去，文明进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就是媒介产业对于社会的价值本质。也就是说，媒介产业搜集、吸纳社会注意力资源，是要把借助于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来进行这种信息的这种熏染，来进行这种为人们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决策、社会行为打上媒介的渠道烙印。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渠道烙印，来融入到，把媒介工作者的社会价值，社会作为融入到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去，这就是媒介产业的价值本质。那么首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认识，有比较深刻认识的，我们不能不提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著名的加拿大的传播学家，他叫迈克鲁翰。他首先看到并且提出了这个问题。迈克鲁翰他作为一个传媒的学者在当时是颇受非议。因为他作为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他很多言论、论证逻辑等等跟当时的传播学界的这种学术逻辑之间有很大的反差，有很大的这种不同，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传播学者。那么他当时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个命题，就叫做传媒即信息。那么当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讥讽。他说你迈克鲁翰你还研究传播学，你连传媒是传媒，信息是信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都没搞清楚，怎么来研究传媒？怎么来研究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呢？那么大家都知道，传媒不过是承载和输送信息的一个通道，一个渠道，一个载体。这两个东西之间怎么能简单地去划等号呢？当然迈克鲁翰有自己认识问题的这种深刻性。他也反唇相讥。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们这些人就像那个趴在主人家门前的一条看门狗。说你们只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投出了一个肉包子，你们一下子就咬住了这个肉包子，然后就去仔细分析说这个肉包子的皮儿有多厚，馅儿是什么馅儿，对人体的价值到底是热量有多大，价值有多深。那么进行这种所谓的传播的内容分析。这是在当时，是传播学界非常盛行的这样的一种传播研究。他说，问题在于，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对于这个住宅而言，这个陌生人的到来，可能要比这个肉包子它的影响要大得多。那么迈克鲁翰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随着传播科技的一种进步，一种新兴的一种媒介的出现，这种媒介本身就在改变着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思维和观念。那么这就是媒介对于社会的巨大的这种价值作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媒介，它实际上对于人们的这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深刻的这样的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传媒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地说就是人的感知器官的这样的一种延伸。那么传媒把人们的这种感知器官得以延伸，使人们可以看到更多，可以看到肉眼、亲身经历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事实上任何一种传媒出现了以后，它都会使人们这种社会视野发生某种强调，发生某种变形，发生某种比例关系的某种改变。那么比如说，印刷媒体它是一种承载着前人，这样的一种研究智慧的这样一种载体。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传播媒介的影响之下，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东西都是前人的经验，前人的文明成果。因此在印刷时代典型的思维方式是所谓的深刻的、逻辑的、线性的，跟过去比的这样的一种时间比较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比较模式。但是到了电视时代，电视一下子把人们的视野在横向的方面，一下子拓张了。人们可以看到同时代，同一时空之下，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观念形态、不同的生活状态。那么丰富就成了这个媒介视野之下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图景，人们的这种社会图景发生了变化。人们把握世界、认识世界，感知世界和进行相关的这种决策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到了网络时代，事实上它既呈现了一种丰富的可能性，也呈现了一种个人的专有兴趣，专有价值追求的一种深刻的这种可能性。因此网络时代实际上随着这样的一种传媒技术的出现，那么就使人们的这种个性化的成长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说网络时代，也是人的个性化发展的一个时代。 　　任何一种传播媒介，由于它的传播的物质技术属性的这种不同，就导致了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于世界感知方式的不同。这一点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如果用肉眼去看我们的手掌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手洗得很干净。什么东西都没有，非常干净。但是如果给我们一台显微镜，我们就会发现它上边可能有很多的病菌，有很多的细菌在上边。那么我们感知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重点可能就跟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给我们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我们看到的星空可能跟我们肉眼看到的星空，我们强调的重点，我们感知的这种重点，和我们平时用肉眼来看到的这种星空、感知的重点都是不同的。这就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为人们的这种社会的认识所打下的深刻的媒介烙印。那么，作为传媒业给人们的这种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决策所打上的技术烙印，除了物质技术这一方面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媒介人的主观能动的另一方面。通过媒介的主观能动性，它可以决定用它的这种专业标准，它来筛选相关的信息，它来整合相关的信息，它来解释相关的信息，解读相关的现象。那么它决定着受众看到什么，重点注意什么，用什么方式去解读它，用什么方式去看待它，那么这就是传媒业，传媒人所为社会认知、社会决策、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媒介烙印。就媒介的现实竞争而言，人们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物质技术属性是一个常量，是一个不变的量。而这样的一种对于信息筛选标准，信息结构方式，信息解读的角度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因为媒介人的不同，媒介结构的不同，风格的不同，定位的不同是有所不同的。而它对于实践当中的人们的这种价值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媒介的竞争，事实上是媒介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赋予传媒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接受，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够更多地在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当中打上媒介的烙印，哪个媒介就更具社会影响力，更具有市场价值。而媒介产业，真正竞争的本质就在于这一点上。 　　那么如果说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对于媒介产业的资源配置也好，价值评估也好，就有了一个根本点。就有了一种灵魂性的把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配置相关的媒介资源，我们就要用如何来构成和这种提升媒介的影响力，这个角度去配置相关的资源，去运作相关的传媒的这种资源。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评价一个媒介它到底有多高的市场价值，有多少社会影响力，我们有没有这种投资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围绕这一点来做出相关的评估。因此呢，对于媒介产业的价值本质的这种把握，对于做传媒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形成和建构传媒的社会影响力？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媒的社会影响力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一般地来说，需要通过三个环节来加以建构。首先是吸引注意，也就是所谓的接触环节。第二就是保持注意，以便于形成稳定的影响力。也就是第二环节，保持环节。第三就是在份额一定，资源一定的情况之下，如何来提升你的价值，提升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价值提升环节。应该说传媒产业的整个媒介竞争也好，它的资源配置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归宿也好，事实上都是围绕这三个环节的相关要求而展开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引起注意这样的一个接触环节。媒介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社会的注意力资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媒介想要产生自己的影响力，不在于你的内容有多好，首先的一个前提，或者说作为它产生它的价值，形成它的价值，实现它的价值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它要跟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关注，社会的注意力之间要保持一种接触。没有这种接触，你就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能产生自己的影响力。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曾经指出说：再好的一个主义、再好的一个主张，如果你不跟老百姓的实际需要相接触的话，你也是一个沙漠中的布道者。你只是对于物质能量的一种浪费，是对于资源的一种虚置。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自称是有很高的主义，很高的追求，很强的这种社会价值的这种东西，但是它不为社会所选择，不为社会所关注，那么它的这种社会的影响力是很低的。在传媒界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市场上的弱势化一定会导致政治影响的边缘化。因此在今天传媒领域，尤其是在过剩时代的这种传媒领域如何去研究市场，切入市场，并且有效地占领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回报的问题，它也是我们的传媒如何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问题。没有社会关注的媒介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媒介。市场上成功的媒介未必一定是一个好媒介，但是如果说市场上不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它一定不能算一个好媒介。这就是规模、吸引关注它对于媒介影响力形成的这种必要性。 　　那么如何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资源呢？我们从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能够吸引人注意的，大体上有两个要素或者说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你的规模要大。第二就是你要有特色。规模和特色，这是吸引关注的两大基本要素，或者说两大基本手段。而传媒业事实上，也是用这两种基本的竞争手段，来展开自己的竞争。也就是说在传媒业当中就竞争的形式而言，无非就是规模竞争，还有就是特色竞争。由于这种特色本身它需要有相当的这种智力融入，要形成一种不可克隆不可模仿的这种特殊性，因此这种特色竞争也被称为是智力竞争。因为如果说你有特色，如果你没有相关的这种技术门槛，人们很容易模仿，很容易克隆的话，今天你有特色，也许明天可能就没有特色。因为大家一窝蜂都学到手了。所以媒介竞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两大竞争，一种是规模竞争，一种是技术竞争。规模竞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的就很多了。比如说报纸在一个有效的发行地区里边，报纸的发行量，你发行20万份，我发行40万份。我的市场影响力，我的市场价值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之下，我就比你大。像电视台，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过去主要是靠新闻节目来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获得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的回报。那么有统计说明说尽管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的电视频道，但实际上它的这种广告经营收入80％是来自于一套。而一套节目的这种广告收入主要是来源于新闻联播前后的四十分钟这当中所播出的广告。也就是说对于中央电视台而言，新闻节目是它的形成市场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围绕这一点，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新闻节目的扩张，规模化的扩张。比如说推出一系列的新闻品种，既有《新闻联播》，又有《新闻三十分》，又有《晚间新闻报道》，同时还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等一系列的新闻类这样的不同的品种。在过去又推出了正点新闻，那么在今年又开始推出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新闻频道。这些都是规模化的扩张。通过这种规模化的扩张使中央电视台在新闻的播报方面在国内它是处于这种领导者的地位，有着这种不可撼动的这样一种市场霸主地位。那么这就是规模的一种优势。 　　那么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报纸，它通过它的发行密度，通过它的篇幅的这样的一种增厚，那么它也可以相应地获得这种市场的安全感。比如说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产业化的推动之下，我们的报纸越来越厚。过去我们的报纸，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最厚的这种报纸是《人民日报》，只有对开六个版。大部分的报纸都是对开四版甚至是四开四版的这样的一个小报纸。比如说《北京晚报》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四开四版的小报纸。那么随着这种产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报纸变得越来越厚。《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经常的这种发行篇幅是48版或者64版，有的时候甚至超过100版。而在美国像《纽约时报》它的发行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有谁他说昨天的《纽约时报》，他都一字不落地都仔细读过了，他说他只有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超级天才要不然就是撒谎者。因为《纽约时报》它常态的这种发行量是七八百版的这种篇幅，而到了星期刊一千多版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它的这种文字量就相当于三本长篇小说《飘》这样的一个文字量。那么你用你的有限的五十几分钟的时间能够把这么多的文字量都无一遗漏地详细阅读这是不可能的，而它之所以要进行这种规模化的发展，实际上一方面是出于承载广告的需要再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市场壁垒，获得市场份额，市场优势的这样的一种需要。 　　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北京有一家报纸是生活服务类的报纸叫《精品购物指南》，那么这张报纸在1998年的时候，它的广告额作为一张周报已经有1.4亿这样的一个广告额。那么作为周报能有一亿多的广告额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经济回报，因此有相当多的报纸也想来觊觎这个市场，想来进入这个市场来分《精品购物指南》的一杯羹。那么对于《精品购物指南》而言，它如何来构筑自己的市场壁垒，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呢？那么它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是独特的，是别人不可模仿，不可获得不可克隆的。但是经过反复的考虑之后，虽然它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但是别人未必不能作为，人们模仿人们克隆，人们去简单地照抄照搬这样的一种技术门槛本身并不很高，没有形成严格的这种技术壁垒这样的一种障碍性的因素。那么它只能选择另外一种竞争的方式就是规模竞争。那么考察了竞争性的对手之后，它的心里就放心了。因为竞争性的对手虽然有九张报纸之多，但是在这九张试图要竞争这个市场的报纸当中，当时作为周报的投资额都很小，最多的一家也就是三百多万不到四百万这样的一个投资额，那么这对于《精品购物指南》来说就吃了一颗定心丸。所以它决定用规模竞争的方式来防止这些新出现的报纸来分割它这块市场，因此它在当年九月份就打出了广告就是《精品购物指南》一百版，一百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一块钱卖一百版的报纸，这就是一个市场进入的一个规模门槛的标准。如果你想要跟我竞争，不要说你对这个行业本身不熟悉，即使你跟我一样熟悉，经验一样丰富，但是如果你出的版面只有36版，只有48版，你跟我一百版的内容相比较，你还是没有竞争优势，我还是可以稳稳地占据这个市场的最主要的份额。那么后来的发展果然是这样，在第二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九张竞争性的报纸当中，有四、五张报纸由于很难获得市场的承认和市场的回报，因此就销声匿迹了。而剩下的三四张报纸事实上也是在一种非常惨淡的这种投入产出基本持平的状况当中在往前走，那么在维持着。而《精品购物指南》在第二年它的广告额却上升到了两个多亿，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用规模竞争来获得自己的市场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规模竞争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呢，事实上，是使媒介为维持这种优势，维持这样的一种投入，要维持这样的一种市场优势要进行更多的资源的这种投入。因此作为媒介产业的发展规律来说，规模竞争的结果是使媒介进入这个市场的规模门槛，资金门槛越筑越高，而由于越筑越高之后，任何一个在其中运作的媒介都要为这样的一种高度，这样的一种市场强度，要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加大它的发行量，加大它的发行篇幅，那么因此就使媒介业这种大众化的媒介的这种基本的赢利模式、运营模式就会逐渐地微利化。比如说以《广州日报》为例，《广州日报》在97年的时候，它的广告经营额是七个亿，但是它当时的净盈利能够达到三个亿。但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它的广告经营额已经上升到12亿还要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净盈利能力反而下降到了两个亿。那么这增加的五个亿和减少收入的这一个亿，加在一起，一共六个亿都到哪儿去呢？实际上是报纸为了维持自己的规模优势而把自己的这种收益又重新投回市场来维持它的发行密度，来维持它的发行篇幅，那么这就是规模竞争。规模竞争的结果就是使参与这种规模竞争的报纸它的利润有一个平均化的这样一种趋势，从过去的暴利回归到微利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你运营还不够良好的话，也许就会烧钱、贴本经营，那么也就很难以维系。 　　那么媒介竞争除了规模竞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手段，就是技术竞争或者叫特色竞争。特色竞争就是提供一种别人没有的，你自己独有的核心价值，所谓的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一点红虽然规模很小，但是特色鲜明，价值突出，那么因此它也能获得市场的青睐，获得人们的选择，获得相关的这种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特色竞争。那么我们都知道竞争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等质等效产品的同质重复，所带来的彼此的可替代性强，这样的一种压力带来的。也就是说在等质等效的情况下，你们之间的功效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我选择这个媒介和选择那个媒介所得到的内容服务价值是差不多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具体媒体的而言，它被选择的概率就下降了。它被人们，被市场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必选性就下降了。这样的一种被选择概率的这种下降，就导致了它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危机或者说是市场的弱势化。那么媒介竞争，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如何来提高它被受众，被市场选择的必然性。那么从选择的必然性的角度来说放大规模，做大规模是一种选择，做出特色，做出价值，做出独有的核心价值这也是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由于你自己的这种核心价值是别人难以替代的，因此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降解你所面临的这种市场压力、竞争压力。那么如何来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别人不可克隆的这种独特价值呢？那我想它需要有独特的资源、需要有独特的内容、需要有独特的定位、需要有独特的服务。这种独特的资源、独特的内容、独特的定位、独特的服务构成了别人不可克隆的某种核心价值的话，那么你在市场上的位置就常常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那么这就是媒介市场竞争的另外一种手段。（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吸引眼球的传媒（下）-喻国明
　　　　主讲人简介：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论集》主编。 　　主要从事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等研究，主要著作有：《媒介的市场定位》、《解析传媒变局》、《传媒影响力》等。 　　内容简介： 　　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是社会注意力经济，那么如何提升社会的注意力资源，如何来保持社会的注意力，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则尤为重要。在本讲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就如何保持和提升传媒自身的影响力，从而提升传媒产业的生存、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阐释。 　　喻国明教授说，传媒产业自身必须重视“内容为主”。也就是说，注重内容就一定要遵循新闻的客观规律。喻国明教授认为，目前社会发展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核心就是充分体现对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与保障。他认为，打造传媒产业价值链是中国传媒业未来在经营上的重点转型，即从过去个别媒介的“点”式经营重点，进入到规模化的媒介集团的“结构型”经营重点的转型。为此，他强调，要注重与资本市场的链接、与内容制作和提供者的链接、与其它传媒实现跨媒体的传播力链接。 　　喻国明教授认为，今后的中国传媒业将越来越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的能力和操作手段。这是一个文化、智力制胜的时代，中国传媒业除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及时的信息服务外，还要求对信息进行解读、整合以及进行价值判断。 　　《吸引眼球的传媒》（下） （全文） 　　谢谢各位同学。传媒产业既然称为是产业，应该说它就是一单生意。那么媒介竞争，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如何来提高它被受众，被市场选择的必然性。那么如何来进行这种专门化的打造？比别人更强的这种核心价值的打造呢？我想它的基本的手段就是使用减法，减少市场诉求，减少自己这种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需求负载的这样的一种负荷性，而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与其张开十个指头出击，不如是捏紧拳头只在一个地方来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市场。在一个局部里边形成规模化的优势，形成专业化的这种优势，那么这就是形成特色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要单色化要减负，要用减法来去除自己的不必要的这种市场诉求，来形成自己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市场专业化程度和市场价值的分量。 　　要形成这种单色化的单纯化的这样的一种市场诉求，非常关键的是要对自己的价值本质，要有一种深刻的灵魂性的一种把握。也就是说自己这个产品，自己作为一个传播媒介，它到底为市场诉求的是什么？有了这样的一种灵魂性的把握之后，那么对于你如何来配置资源，决定你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你的结构，决定你的解读信息的方式等等，都是有着重大的这种关键性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办的一张子报，叫做《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在刚开始的时候，办报者他立志要做一张好看的为市场所欢迎的报纸。他也确确实实做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报道，很下工夫。但是他发现做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道之后，但是它不能够形成很好的市场回馈和市场的这样的一种承认。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始终是在二三十万份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面在徘徊。那么后来有两个事件对这张报纸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种推动和促进作用。一个是两三年以前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它的报道，它报道也很出色，也很精心。那么后来还有，随后而来就是台海危机。那么这两次报道使这张报纸的发行量从二三十万份这种发行量，就扩张到了最高发行量的时候达到一百五十八万份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对于办报者而言他是有困惑的。他说我过去办报纸、做报道我也很卖力气我也很尽心，尽管我这次也很尽心，但是我觉得我尽心和过去的尽心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市场效果却如此之不同呢？那么就要进行研究，就要进行探讨。要把这种市场道理探讨清楚。那么探讨的结果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社会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社会，中国的老百姓有一个基本的信息需要，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关怀，就是要了解中国在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过程当中，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的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这是人们的一种规模化的需要，人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媒介来提供，满足这种需要的产品。那么《环球时报》说我们正是要做这样一个满足人们对于中国融入世界过程当中，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因此，从这以后它组织报道也好，还是进行新闻的筛选也好，它就有一个灵魂性的一个把握。这种灵魂性的把握就是无论这个新闻事件是发生在拉丁美洲也好，还是发生在中东也好，还是发生在朝鲜半岛也好，任何一个事件列入到我们的报道的视野当中去，都是要从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角度去选择。报什么；不报什么；报道什么；用什么方式去报道；用什么角度去解读，它就有了一种灵魂性的把握。因此，无论是它的新闻报道也好，还是它的专题报道，还是它的里边的言论性的报道也好，它都有了一个灵魂性的归宿。这样呢，整个报纸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有灵魂的一个活体，这张报纸就有了一种人格的力量。因此它在市场上的位置，它的这种价值也就确立起来。 　　第二点，就是要有一种多种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程序的要求和磨炼。我们如何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要比别人更多地能够出新呢？那么如果说你面对一个事件的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说我要报道这个事情里边的这个信息，我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去进行报道和解读。那么你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反应去进行这种报道。因此如果你用你的第一反应所作出的报道一定是跟大家相似的，平庸的和互相同质重复的。如何才能够突破这样的一种同质重复的平庸状态呢？在媒介里边现在推行着一种叫做“第一思维否定法”这样的一种工作程序。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人物，面对一个事件，面对一个现象要进行报道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怎么报，应该报什么，先把它放在这儿枪毙掉。先放在这儿。然而要强迫自己或者自己这个团队想出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甚至第五种报道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处理手法，只有在四种、五种多种选择的情况之下，你再进行综合的考量，你才能够选择出一种报道角度跟别人不一样。比别人能够独辟蹊径。利用这个事件，利用这个人物，利用这种现象里面的所深含的某种独有的价值。你的报道才能够不同凡响。这就是所谓的多一点选择。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媒介批评报道很难。难就难在我们进行批评报道的样式掌握的类型比较地有限。我们有些做媒介的人只知道进行舆论监督，只知道一种舆论监督的方式就是直接的批评。当然我们对一些丑恶现象需要直接批评，需要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批评。但是也有些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理，可能适应于更多的情况更多的场合。比如说有的时候对于媒介而言，批评本身并不是媒介最具有核心价值的东西，媒介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把一个公共事件，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和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媒介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价值所在，或者说它的力量所系。有的时候不需要批评，你只要平衡地把事物呈现出来，公诸在社会的这种良心面前，公诸在大家的视野的范围之内，那么你就起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监督作用。那么事实上舆论监督，除了从反面去清污除垢之外，那么事实上还有一个理性建设性的角度。因为舆论监督事实上是事关公共权利，公共政策的有效的合理的制定和实施，那么批评报道这样的一种批评性的舆论监督，事实上是从反面的角度清污除垢这是重要的。但是理性建设性的集中群众的智慧，集中社会的这种关注，去进行一种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报道，事实上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的形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舆论监督作为空间比较有限，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选择空间比较有限。由于我们的选择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就很难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出自己的独有价值，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要多一点选择，有这样一种业务流程，才能够保证这种独辟蹊径的独有价值。 　　第三，要多一点智慧。我们都知道媒介产业是内容产业。制作内容，在今天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加需要的是内部资源，而不是外部资源。在信息短缺传播时代的时候，媒介竞争的是信息资源本身，就是谁能够比较快捷地迅速地客观地、全面地把相关的事实信息报道出来，谁就能获得市场的青睐，获得社会的承认。但是当信息过剩的时候，当人们对于某一个信息的获得这种渠道依赖降解的时候，人们重新再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什么样的媒介更获得人们的关注呢？你仅仅提供信息可能已经很少有必然被选择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选择的是你解读咨询，你的解读的智慧，解读的角度，解读的风格，那么这就需要智慧性的融入。我们不说这种智慧性的融入对内容本身的改造，我们只举一个广告经营方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智慧的融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大家都知道读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基本的感想，就是这个广告简直就是信息垃圾，是我们读报最不愿意接触到的那些版面。确确实实如果从报纸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广告确实是一个所谓的垃圾信息。因为它是由广告商出钱来强行使读者来阅读的一种信息产品。而且这种信息产品是广告主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自己的资讯和专业优势所打造的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通过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吸引你的购买，吸引你的这种选择的，这样的一种信息产品。它事实上一个单一的广告对于消费者的选择而言，是不公平的，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那么因此，它对于读者而言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价值很低的一种东西。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就看你去怎么去处理。《北京青年报》在两年多以前，曾经策划了一次假日经济的一个大的一个商业性的广告策划。它推出的版面是为北京人过五一长假推介一百个过节计划。所谓过节总是要消费的，这一百个过节计划都是跟人们的消费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人们要上餐馆，人们要逛商店，人们要去旅游等等。《北京青年报》这个一百个过节计划，都是为人们去餐馆消费、去商场消费、去旅游等等来提供不同的资讯。而事实上这些资讯的获得都是一次广告的，假日经济的广告招商活动来采集来的。而它运用了这样的一种无影灯效应，来进行了符合消费者选择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处理。来把这样的过去认为是这种不对称的，容易产生误导的这样的一种广告信息，变成了消费者选择消费的这种有用消息。这就是一种智慧性的融入，可以把过去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资源，也可以把它变得价值倍增，这样的一种处理。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智慧性的融入，对于形成个性、形成价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环节，就是如何来在时间上来保持这种接触。因为我们知道，媒介的影响力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有赖于媒介跟受众之间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忠诚关系、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形成。而这种稳定关系的形成，在传播市场上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就叫做忠诚度。这种忠诚度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大类指标，一类指标就是行为忠诚度。行为忠诚度讲的是你的受众跟你的媒介之间在接触行为方面，是否持续是否稳定，是否经常。如果稳定如果持续如果经常那么就说明它的行为忠诚度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个媒介来说它的影响力就是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叫做情感忠诚度。情感忠诚度讲的是这个特定的媒介，在它的受众的心目当中，它的心理分量是高还是低，缺了它人们是否觉得生活当中，认识当中有所缺失。人们对它传播的内容是否满意，是否满足。有一个研究者曾经说过，说办媒介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要把媒介办成对于瘾君子而言的海洛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受众一天不看到你，一天不看你的节目，一天不看你的报纸，他就会觉得世界的图景是模糊，他所做出的决策心里就没有底，他总是认为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一个信息拐杖来为他提供清晰的、全面的、客观的和深刻的信息。如果一个媒介办到这种程度了，它对于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决策，它的影响力就在不言当中了。那么如何来形成这样的一种稳定而持续的这种忠诚度呢？传播学的著名学者斯拉姆曾经提出过一个传播学的选择概率公式，就是传媒被选择的概率公式，他说一个传媒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稳定地、长时间地、高概率地选择，那么跟哪些因素有关呢？他认为跟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就是跟你所为受众提供的价值报偿相关。你所提供的价值报偿越高，那么人们就对你越忠诚，越积极，越主动，越经常地接触你，越稳定来接触你。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所提供的这种信息产品的这种，传播产品的这种服务是否可以以人们比较低的代价来获得，来享用来占有。这种代价既包括货币代价，也包括时间、精力的代价。如果你能够给人们提供比较低代价的这种信息服务，人们用不太多的货币支出，用不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支出就可以获得你的服务，那么你就有比较高的竞争力。你就能够更多地获得人们稳定的、持续的、忠诚的选择。因此传媒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实上是两种竞争，就是两个层面展开。第一是如何来提升自己对于受众的价值回报。第二是如何来降低人们享用这种服务的这种代价。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种代价如何来降低？比如说报纸，有报纸是需要一个定价的，人们通过某个报纸的定价来获得它的这个报纸的服务。那么报业竞争就由此展开，比如说报纸的价格定得比较地低，而按照大众化报纸的这种国际性的标准，是一个大众化的报纸它的月订价应该是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或者更少。这是一个大众化报纸的定价。也就是说当你的定价在这种定价水平之下的时候，那么人们选择你这张报纸就不会因为钱多钱少而影响到他选择你还是不选择你。也就是说人们花这点钱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大众化报纸的定价。不但如此，在媒介的竞争到白热化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报价大战。我们现正处在征订的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报纸，有各种各样的促销的这种征订措施。有的地方说你一旦定我这个报纸你就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然后你就可以送你十几桶水，能够送你一个季度的牛奶，送你几本什么好书。那么媒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市场的选择，获得市场的承认。当然我们说报价竞争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比较初级阶段的一种竞争的方式。还有比它竞争更高级的，更加丰富的手段。比如说一个信息能否为人们做实际的享用，事实上不但跟你的真实、客观、准确相关，也跟你的这种读解能力，消化能力相关。比如说，说北京人都很关心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问题。因为北京的房价比较地高，很多人希望政府多盖一点经济适用房。如果你根据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发一条新闻说北京市去年安排了五千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的建筑面积的建设，那么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呢？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它能否为我们的读者，为我们的观众和听众马上能够完完全全地去占有它呢？实际是大可置疑的。如果你能够把它转化为标准的两居室住房或者三居室住房，你说这就等于解决了50万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或者三居室住房，那么人们概念当中就非常的清晰了。那么它解决了50万户的这种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种语言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于传媒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语言的魅力，确确实实是能够吸引人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潘晓江。有一次人家问他，说晓江你跟那潘长江什么关系？他想了一下，就回答说，说我跟潘长江的关系就是松花江和松花蛋的关系。这种回答当中，他既回答了问题，但是这种回答又非常有智慧，他回答得非常得体。那么我们在做媒介在做相应的这种报道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受众也是非常乐意见到的。那么当然还有降低人们代价的时候，就报纸而言，还有所谓的发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这方面的竞争，其实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降低人们获得这种传播的代价。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提升它的价值。你给人们更多的价值，人们就会更多地选择你。这首先是跟你的诉求，跟社会发展的重点，跟人们需求的重点之间，是否有一个特别良性的一个对位。人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却反反复复在说那个事情。虽然这个事情说得很精巧，很精致，但是没有解决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头等关心的问题，你这个很精巧的东西它的价值也会得到很大的降解。人们都说媒介业它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就是三解，形象性地说，叫做解气、解惑、解闷。这三解的功能，事实上在媒介业的这种运作过程当中，它的这种社会功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它的需求点是不一样的。有些是要求比较高的，有些要求是相对比较低的，有些要求甚至可有可无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时期，这群人对于媒介的基本的功能诉求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获得比较大的市场承认，你就能够成为媒体英雄。比如说有人说八十年代是解气的时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解闷的时代，而92年搞市场经济之后就是解惑的时代，这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时候，人们对于媒介的一个基本的主流性的这样一种诉求，而这种基本的主流的诉求，谁能够把握得更好，谁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这种提供的这种信息产品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模式来，谁就能够更多地受到社会的承认，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影响一时的媒体英雄。这需要提供更高的价值。 　　另外就是说要跟你的诉求对象的这种阶段性的这种特征要相关。这种需求的主流特征相关。我们在几年以前做过一个女性杂志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女性杂志有三大卖点，都跟女性一生当中这种情感诉求有关。我们都知道婚姻，从社会统计角度来说，有三个离婚高潮。第一离婚高潮就是结婚一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据研究婚姻问题专家巫昌祯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过，她说她所见到的最短的离婚就十五分钟。这小两口刚刚登记完了以后，就到旁边一个商厦里面去买东西，两个人发生意见了，两个人不好了，说我不跟你过了，那我也就不跟你过了。这两个人就马上回来要求离婚。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婚姻的磨合期。因为在结婚之前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美丽的一角暴露给对方，没有那种平平淡淡的那种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人们还不是全面的接触。而婚姻面对是全面的一种接触。所以过去童话小说里面讲，说一个公主找到了一个猎人，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最后童话故事的结尾是说从此公主和小伙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错了，他从此过上了平凡的甚至痛苦的生活。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要磨合。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感情的一种契合，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契合。这就是需要进行婚姻辅导。这就形成了一种杂志，就叫做“小女人”杂志。它要告诉说婚姻生活到底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它需要我们做哪些心理的准备和其他方面的准备。在我们中国比如说《女友》杂志就是这样的一个杂志，它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卖点。那么第二个离婚高潮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人们结婚在五年到七年的时候，婚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就像一个电影里面说的，夫妻两个人之间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样，已经没感觉了。觉得很乏味，很平淡，没有激情，没有传奇。这个时候人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需要激情，需要有一种浪漫的一种东西。那么如何满足这样的一种乏味的婚姻期的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呢？那么有一个杂志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就是《知音》杂志。《知音》杂志构造的是一个更加传奇，更加悲惨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你为书中所说的杂志当中，故事当中所说的某一个女主人公或者某一个男主人公的这样一种很悲惨的，很蹊跷的一个经历，你会觉得生活在平淡当中真是一种幸福啊！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抹了一个辛酸的眼泪之后，你会非常舒畅地面对自己平凡的生活。这就是《知音》杂志带给我们的价值。那么第三卖点就是所有的空巢期。结婚20年，到25年的时候，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这个家庭，出去了。那么两个老人要重新面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可能又会出现很多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过去都是以孩子为中心来构造整个的生活，现在孩子突然离去了，两个人要重新面对的时候，激情没有了，但是二十多年以来的这种生活的积怨也许就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两个人的生活？如何来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在国外就有所谓的女性的成功杂志，它专门是给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来看的，也就是说让你重新来认识自己的生存价值，生命价值。那么在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杂志目前还比较地少，那么如果你把这几个点位掌握好了之后，那么你就知道你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能够恰如其分为某些人，为某些情景当中的人，提供他特别需要的某种心理的或者是利益的信息的这种需求。 　　作为媒介产业来形成自己影响力的第三个环节，就是影响力的价值提升环节。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种媒介产业的盈利模式，是通过自己的规模扩张来获得自己的市场价值和市场影响力的。但是在市场饱和的情况之下，在市场的这种资源相对来说已经被瓜分已尽的情况之下，你再想要通过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来获得自己的市场价值和市场回报，这种盈利模式，这种运营模式在今天已经变得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负效果。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电视节目。过去如果只有五个频道做电视节目的话，你只要做到中游水平，做到第三名，你可以获得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呢？20%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已经有50套电视节目了，你再做到中游水平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种状况了，做到25名，那么你获得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呢？2％。如果你通过自己的投入去侵占别人的领地，因为这个跑马圈地和去划别人的领地它的代价是不一样，跑马圈地那代价是比较低的，而要去划别人的领地，你要付出比跑马圈地阶段要大四倍、大六倍到八倍的这样的一种付出，你才有可能把别人的领地给圈过来。但是你圈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市场份额从过去的2％，上升到4％，它的市场回报能给你提供四倍、六倍、八倍的回报吗？显然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赢利模式在今天的这种市场状况之下，它已经成为一种过去时的这种赢利模式。而今天我们要讲究的是如何在一个有效的资源，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之下，有限的市场份额的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价值产出，把自己的市场影响力做得更大，做得更突出。 　　那么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可以考虑，第一个形成多点产出的媒介产业的价值链。也就是说，媒介业挣钱或者说它的赢利模式其实有四种赢利模式。一种是卖内容，这种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二是卖影响力，卖广告。第三是卖活动，也就是说要在媒介内容制作以外的领域去做相关的延伸。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财富》杂志，它杂志做好了，做成了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之后，它又涉足会展经济，它又做财富论坛。而财富论坛本身所给它带来的无论是社会影响力也好，还是社会回报也好，其实并不亚于它杂志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收益。这就是它形成了两点甚至多点的这样一种价值产出的支撑。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做活动，卖活动。第三，这是卖活动。第四，那就是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比如说前一段大家都很注目的，比如说吴征所做的阳光卫视它在资本市场上来做。当然我们说资本市场来做应该说它必须要有赖于一个实体的，有效的内容运作的这种东西，它才能够长久地保持。那么这就是媒介盈利模式当中的几种基本的赢利模式。这种基本的赢利模式对于一个具体的媒介来说，你能够产出赢利的方式越多，那么对于你一个媒介来说产出点就越多，你的市场就越稳定，你的市场回报就越多。这就是从单点产出到多点产出的一种构造，这也成为从现代开始到今后的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一个基本的运营点。从过去的点式经营到结构式的经营，从一个报纸，一个单一媒介的经营到一个媒介产业价值链的一种打造。而这种媒介产业价值链的打造既包括跨媒体，也包括跨地区，也包括跨行业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链条的打造。那么谁有了这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和拓展的话，那么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 　　第二就是找准人。也就是说，媒介的影响力事实上是通过我们受众的社会行动能力来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媒介在市场上，在社会上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价值，就看它的受众在社会当中是否有足够的社会行动能力社会决策能力，社会话语权。如果你能够掌握社会的舆论领袖或者说具有这样的一种性质的社会行动能力很强的一群人的话，你的影响力就可以以一当十。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财经类的杂志叫《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就其发行量而言可能不足像《知音》、《读者》这样的大发行量这种杂志的一个零头的零头。大概它的发行量是不会超过十万份，正常的发行量，一般是在十万份以及十万份以下。但是由于它所定位的人群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最具有社会话语权，最具有经济决策能力，最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这群人，因此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非常高的。也正是它这种人群定位，赋予了它很高的市场价值和市场的承认，这就是要选准人群。 　　第三个就是你的内容要能够回答你所定位的领域，你所定位的地区那群人社会发展、领域发展、专业发展当中的问题单当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做传媒的，并不是有什么就加工什么，就制作什么，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简单的制作者。他应该是社会需要的定制者。他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重点，社会实践当中的人们关注的重点，跟他们利益相关最重大的事件，那些问题，形成一个问题单，根据问题单的轻重缓急来打造自己的服务重点和信息传播产品。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问题单的把握，你就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你就能够起到非常强的那种作用。而有些媒介之所以，它虽然炒作得也很厉害，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报道出现，但是总给人感觉它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心理分量是比较轻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它所关注的重点总是那些边缘化的，鸡零狗碎的比较琐碎的那些事情。它把那些演艺人士什么拿记者的名片去包一个口香糖之类的事情可以连篇累牍，炒作五天十天，这样的事情对整个的社会发展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而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报纸，这样的节目当中却很少见它用相关的这样一个篇幅和这样的一种精力去关注。那么我们就说这样的媒介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是一个比较没有分量的媒介。而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介一定是要回答实践当中的人们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那些最关心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最困惑的问题，总是给这群人以信息支持，智慧支持和知识支持。如果我们的媒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媒介的这种价值就能够融入到文明进展，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去那么媒介的这种影响力就发挥出来了。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最多只是一个文字匠，只是一个精巧的报道的一个打造者，那么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 　　那么如何来寻找这样的问题单呢？有两种方法，基本方法。第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要向书本请教，要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这样的一些研究者来请教。比如说可以多看一些社会人文这方面的期刊，上面的有关的论文。因为社会人文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常常是这个社会，这个领域当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他们的这种研究又是比较深刻的、体系化的、理性的，它对于指导我们的这种传媒的这样一种重点以及使这种解读更具有理性的色彩，是起了相当大的支撑作用的。第二点向人来学习。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经济类的期刊的社长、总编辑，我就问到，我说你们这个杂志，为什么那些选题总能够击中业界崩得最紧的那根弦？那个选题总是能够引起产业界，财经界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呢？他就说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这种功力，我们的秘密就在于，我们经常跟产业界的领袖们，财经界的领袖们经常交朋友，一起喝咖啡，一起喝茶，随便坐在一起聊一聊。我们跟他们聊是工作性质的聊，虽然谈得很散漫，但是我们在注意这些业界领袖，这些财经类的领袖他们话题的重点集中在哪些人，哪些事哪些现象上面。他们既然是作为产业界的领袖、财经界的领袖他们对于财经界产业界本身的问题单的把握，就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这种能力的。因此他们所关注的人就是产业界最值得关注的人，他们所经常提到的事物和现象，那么就是最值得的关注的事物和现象。我们经常从他们的言谈话语当中找到我们的选题、重点、选题单。那么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也就是说要找专家，要找内行的人去讨到这个问题单或者去揣摩这个的一个问题单。有了这样一种问题单，那么我们传播的这种打造的工作，制作的工作就能够有的放矢，击中社会崩得最紧的那一根弦了。那么因此我们说传媒产业就其竞争的本质而言，它的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通过这种接触保持和价值提升来形成自己的市场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来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决策和社会判断，那么所有的媒介的竞争因素，其实都是围绕着媒介的社会影响力而展开的。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基本内容，谢谢各位！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走出混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之路-吴晓求
　　　　主讲人简介： 　　吴晓求，现任职务：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代表性论著有：《紧运行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经济学的沉思——我的社会经济观》、《资本市场解释》 　　内容简介： 　　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至今，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有将近１3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13年中，中国资本市场走完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将近１００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止2002年，直接融资金融高达７７００亿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客观遗留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不少上市公司国有股高度集中，市场上还存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等。使得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资本市场前进过程中的这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教授立足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吴晓求教授说中国证券市场用１２年的时间，走完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将近１００年的历程，应当说成绩是显著的，是举世瞩目的。任何企图否定中国资本市场１２年成绩的论调，和对未来发展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说，不可否认，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阶段，客观上必然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不少上市公司国有股高度集中，还有２／３的法人股、国有股尚未流通，市场上存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等等。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有效监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处理中国资本市场前进过程中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客观对待的。 　　《走出混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之路》 （全文） 　　同学们上午好。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所讲的题目，就是《走出混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之路》。那么第一个我和大家一块讨论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13年来它所取得的成就。那么这个成就我想，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有这四个方面的成就，从而不能忽视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绝不能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或者说把它简单看成是一种泡沫之源，制造泡沫的源头。绝不能说有这样一种认识。 　　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的13年中，我想第一个是它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13年来经济的成长保持了9％左右的速度，这其中资本市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它在这每年平均9%的增长速度中，它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有些作用是直接的，你可以计算出资本市场在GDP的成长中，它所占有的份额；有的是间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间接的作用可能还要大于直接的作用。比如说它改变了人们的金融意识，提升了中国公民或者说居民的这种金融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我想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就是资本市场。只有资本市场才能够推动国有企业那套传统的体制那套比较僵化的产权体制，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可以有效地流动起来，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可以得到有效的配置。所以说呢，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平台，没有这种平台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很难到位。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在没有资本市场之前，我们的资产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实物形态的概念。一想到资产可能想到有没有房子，有没有汽车，那么这种资产是一种很实物化的。之后金融体系开始发展，在人们的资产中实物资产在逐步地下降，那么金融资产在不断地提高。在没有资本市场的年代，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是银行所提供的一些金融产品。比如说储蓄存款。那么储蓄存款这种金融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比较低成本的金融资产，因为它缺乏可交换性、可流动性、可流通性。因为金融的核心是在于流动性。一种金融资产如果说它没有流动性，那么它就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那么资本市场发展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平台，从而使得居民的金融资产升级了。使得这种金融资产由银行来提供转变到由资本市场来提供。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中国人的金融意识在提高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现。那么这种金融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对投资的意识提高了。所以说有投资意识是因为它进行这种金融资产的投资，它必须考虑它的收益和风险的比较。在一个市场充分发展的一个经济体系中，从来不会有，或者说不会长久地有一种金融资产说它收益率很高，但风险很低，它不可能有。因为市场的这种套利的机制将会改变这种产品。在市场充分发展之后它会有一种套利机制，它会促使收益和风险对称起来。所以资本市场使得人们的投资意识加强了，那么与之同时也使它有风险意识了。 　　那么在起了这三方面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好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在开始之初，我们在建立这个市场的时候，人们的认识似乎是很清楚的，到了今天，人们认识开始不清楚了，开始模糊了，一片雾水。目前中国市场为什么会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这种低迷的现象？那么长达两年的低迷现象，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不匹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这样的功能。我们是各行其是，实体经济快速成长，股票市场持续下跌。我想这里面有它内在的原因，有它一些制度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所以说现在人们反而不清楚了，眼前一片雾水。那么也许从一个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不太清醒的认识，或者一片雾水，一片混沌，再到更加清醒的认识，可能更加印证了我们认识规律的一种特征。很多事情呢，都是从清楚到不清楚，再到很清楚，在不断地升级。你就会问那个大学本科和那个博士生他就不一样，博士生就觉得脑子里有很多疑问，他搞不清楚。你就问那些本科生他是什么东西他都很清楚。那么随着你的学习的这种推进，研究的推进，你会慢慢地觉得你不清楚了。这种不清楚本质上是一种进步。所以我想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认识，可能也进入了这个阶段了，现在真的不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在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成长，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不足。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市场混沌表现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迷茫之一，或者说市场混沌表现之一，就是理论上的混沌。理论上的混沌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要发展资本市场？这个道理呀看了，人们说你都有13年历史了，为什么发展这个东西，怎么还不清楚呢？的确不清楚。我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发展资本市场是要为国有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渠道。至多可以再进一步地说，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机制。当然我不能说这种认识是错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有它正确的一面，有它在历史条件下的正确的一面。但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是不完整的。它会使得资本市场发展找不到一个深厚的理论基础，缺乏一种逻辑的基础。那么在我看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它深刻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那样一种简单的、非常肤浅的认识上，那么资本市场这棵大树就长不成参天大树。它长不成的。它的根不会深，它的叶不会茂，它会很孤零零的一颗树。所以我想呢，要使它根要很深，叶要很茂，我想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找到它的立足之本。那么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发展资本市场，除了刚才说的那两条以外，那两条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要求，因为我需要它，所以你来吧。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就涉及到对现代金融的理解。金融是干什么的？以及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传统金融变成了现代金融？你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至于金融是什么？教科书上说，我不能说教科书上是错了，那个代表一定阶段的认识。比如说金融是一种资金的媒介，它媒介资金的供给和需求者，从而调节社会资金的余缺。显而易见我不能说是错了。就像说，在现代产业中，农业很重要一样，我不能说农业不重要。你要说农业不重要那所有的人都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如果说是现代产业体系中，农业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代表未来的，我不相信。所以那个可能是它的功能，可能还是它的基本功能，但现在金融的核心功能绝不是简单地调节资金供求，简单作为一个资金媒介体，作为一个资金中介体出现。它不是这样的。当然这种结论，把金融看作是一种资金媒介体，资金中介体，它的政策结论就是要发展银行体系。因为银行体系是一个最完整的风险管理措施，最完美的一种金融中介，显而易见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金融最核心的功能我始终认为是配置风险。金融最核心的功能是为全世界配置风险，或者说分散风险，从而使得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那么这两种理论的背后，它的政策含义不一样。我所提倡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我是说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只有资本市场，只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它才可以为全社会的经济体系，提供一种风险配置的机制，来分散全社会的风险。这样金融体系就会处在一种有效率的安全的状态。 　　第二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只是单纯地强调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而没有强调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我们很多统计数据说我们今年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融资多少多少，一旦这个融资的这种总额增量部分比上年要下降了，似乎就觉得它不太重要了。单纯地强调融资，单纯地强调需求。这个经济发展从资金量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站在这种没有约束的体制中，资金需求量可以无限地膨胀，可以无限地膨胀。我把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把它变成了一个绿洲，你说需要多少钱？当然这种可能是不现实，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大量的钱，可能它还真行。我把水运到那里去，另外再弄条管道，我把很多土壤再拿到那里去，可能也能够使它产生一片绿洲。但成本太高，资金需求量太大。所以说单纯地强调资金的融资需求这是片面的。它会忽略了资本市场的基础建设，它会忽略了投资人的利益，它只会想到资金需求者的利益，就是上市公司的利益，或者国有企业的利益，它不会想到这些投资人的利益。没有投资人的市场，资本市场不可能存在下去，人们不投资了，所以市场就低迷了。 　　那么第三个理论上的混沌就是对资本市场的战略定位，是不清晰的。在刚才我提到了，我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心脏，绝不是外围，绝不是一件衣服。可能传统金融是一件衣服，到了现代金融它就是你的核心，是你的心脏，人没有心脏他就彻底完了。 　　第四个理论上的一个糊涂认识，就是说资本市场的融资比例在大幅度下降，从而否定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以至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地位。有篇文章说资本市场融资比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融资比例在逐年下降，说现在已经下降到只占整个金融体系中的1.2％。有人写这个文章。这个文章背后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花很大的力气去建设它。所以如果说这种认识成为决策的依据，这会断送我们资本市场的前途。后来我说，我说从理论上说，你这个是不正确的。从方法上说你这个是错误的。它是拿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加短期资金贷款这个比例这个总额和这一年的资本市场的融资增量相比。在座的同学们可以想一想，这种比从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比如说12万亿，银行的中长期以及短期资金贷款，比如说是12万亿。它说你资本市场你每年的融资只有比如说六百亿，当然六百亿除以个十二万亿那就是2％了，它说你充其量是个2％的概念。它不知道，在那个12万亿中，上一年可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可能就占到了比如说11万五千亿，它那个12万亿是一个包含了过去的存量，也包括今天银行体系的贷款的增量部分。它拿这个总额和那个增量相比，我说这是错误的。要这样拿的话可以，拿银行体系的增量比，和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的增量比。况且资本市场是一个放得更宽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个股票融资，它也包括国债融资。如果说拿银行体系的融资的贷款的增量和资本市场的融资的增量相比，我想不会是这个概念，大概可以占到大概是一个80对20值比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还是在中国整个融资的体系中，大概还是要占有20%左右，或者15%到20%左右这样的比例。我们从一个很小的比例，我们上升到一个15％到20％比例，这本身就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进步。表明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在下降。而且随着我们金融市场化的进程，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我想这个比例将逐步地由现在的15%到20％，可能到2010年可能会到比如说30％，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那么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对资本市场理论上的混沌认识，比如说把资本市场看成是创造泡沫的源头。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当然这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资产定价的问题、金融资产价格它定价机制是什么？它究竟能值多少钱？我想这个不能是那么简单的事。在一个比较充分的市场中，资产价格能大体上代表它的价值，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只要股票价格一涨，就说泡沫出现了。我说你泡沫出现了，你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泡沫？这个钱是多少钱，这个资产多少钱，你就说没有泡沫？有人说市盈率。说二十倍以下没有泡沫，二十倍以上就有泡沫，这都是非常草率的一个结论。简单而论，这个市盈率显而易见，和其他的变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和市场的基准利率是有关系的。不同的市场基准利率它会带来不同的市场市盈率。当然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债市场并不是很发达，我们现在目前通常说来，是拿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作为基准收益率。我们现在是从1990年10月1号的10.98％，到今天的1.98％，如果说我们在10.98％的时候说二十倍市盈率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显而易见就不能成立。况且在中国的市场中，有几百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已经下降到20倍以下了。所以我说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要涉及到这个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资本市场它能不能创造价值。如果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转移价值的场所，是一个再分配的机制，显而易见重要性也并不是很强。我们很多人就说资本市场就是从这个口袋的钱拿到这个口袋，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这个资产的价值没有增加，那么这也是一种可以说是非常肤浅的认识，或者说不正确的认识。我始终确信资本市场它具有发现价值的功能，它也有创造价值的功能，简单说呢，就是说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的交易是按照它的产值来交易，或者说按照它重资价值来交易，那么正面价值是构成了企业进行资产交易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这个东西我说花了五千万买的，现在通过多少年，用了多少年，我通过折旧之后，我现在账面上还有三千万，你要买我这个可以，你必须要给我三千万，或者以上一点点，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这种资产定价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有了资本市场以后，这个三千万可能就会到三个亿。如果你这个资产盈利能力很强的话，它会重新地发现价值。那么这其中为什么会从三千万变成三个亿，那么投资银行家在此其中起了重要的一个创造性的劳动。提供了资产的剥离技术和组合技术，资产进行重新组合，价值就被提升了。为什么投资银行业务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呢？它能带来资产新的价值的发现。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政策上的混沌。理论上的混沌必然带来政策上的混沌。政策上的混沌会直接影响市场。政策上的混沌主要表现在我想这么几个方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么第一个就是股权流动性政策的混沌。我们中国的市场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上市公司的股权是分裂的，是三分之一流通三分之二不流通。那么这个三分之二不流通在近一千三百家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上都说得很清楚，暂不流通。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市场结构。这种特殊的市场结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它成了一个预期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它不知道你的三分之二的不流通部分未来怎么解决？如果是可以流通的话，你这个流通方案怎么设计？最近呢，我们有关部门又在尝试想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必须要借鉴我们过去两年来的一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必须充分认识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必须要保护市场现有人的利益。这是其一。 　　其二是我们政策上的混沌。表现在政策的相互不协调。我这个只仅限于资本市场政策，相互不协调。比如说我们一方面要大幅度推进发行的速度增发的速度，包括配股的速度，我们另一方面又缺乏资金的安排。我们只是简单地指望居民把他的储蓄拿出来去买股票。如果只是这样一种资金的安排，中国资本市场不可能长大，永远是一条小河。小河里面就是一些小船，它不可能有航空母舰。中国资本市场要由小河，要由长江，要变成汪洋大海，我们必须要创造出多元化的市场化的资金管道，要源源不断之水流入这个汪洋大海。没有这个资本市场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光靠那种涓涓小溪不可能形成汪洋大海。靠个人拿那么一点点钱，去买一点股票，就想让它成为全球未来最大的市场之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创造航空母舰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这个航空母舰能够安全地下水，安全地运行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从政策层面看，必须要创造出多元化的资金管道。这个资金管道是源源不断的，必须是这样的。美国的资本市场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除了它的上市公司质量很好，除了它有一个比较高的透明度以外，还有一个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它有无穷条这个资金管道，涌到这个市场中来。所以市场才能够不断地发展起来，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资金的供给机制方面我们没做好，也没设计好，也没有战略的安排。我们倒是天天说，我们居民储蓄存款与过去相比又增加了多少、多少，他把它这个看作是一个好事情。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好事情，中国居民在银行的存款额应该大幅度下降。这个下降部分应该让资本市场来弥补，来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个居民储蓄在银行体系越来越多，会给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一个极大的隐患。银行再把钱贷出去，贷不出去它就得把钱存到中央银行，以至于造成一个整个的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因为它为了防范风险，它宁愿不贷我也不给这些有风险的企业贷。所以我们整个银行体系有大量的盈余资金在内部循环。如果说金融是这样的金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是说为了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这种金融就没有效率的。就必须改革。所以说我就说，我们必须要创造很多条件，使银行体系庞大的储蓄要进入市场。同时我们建立很多资金管道。比如说社保基金。我们社保基金量还比较小，我想随着中国的社会保障市场化的改革，社保基金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显而易见越来越大的社保基金不可能把钱只存到银行，它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但现在看呢，从发展的这个战略安排看，是做得不够的。所以我说这个政策配套是做得不好的，从而造成了市场的失衡。 　　那么第三个政策上的混沌，就是货币政策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是不清楚了。在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发展的金融体系中，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当然显而易见甚至惟一的是要保护币值的稳定，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这好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是做这样的规定，做这样一种表述。这种表述本身没有错。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错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之后，那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我认为就在发生变化。如果还是做原来那样一种陈述，那样一种执行，货币政策就会成为一种银行政策。它就不能够涵盖资本市场，这个阳光雨露就不能人人都沾有了，只是给了一部分人，一部分机构。货币政策必须是涵盖整个金融体系。在那个时候，当资本市场充分发达之后，什么叫币值稳定？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你以什么标准说它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因为全社会的资产都是很实物化的。人们说，因为货币币值的变化，它会对它这个财富的本身会带来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通过这个物价来传达的。当资本市场发展之后，人们的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比重越来越大，显而易见这部分也会和你的整个财富的水平也会连在一起。所以当资本市场充分发达之后，货币政策必须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要求，况且资本市场发展之后，它会吸纳更多的货币。金融资产是需要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交易的，就像实物需要货币做媒介一样进行交易一样。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只是以我的实物链的交易来测算我的整个货币供应量，显而易见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通货紧缩。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货币政策的函数就要扩大，你的变量就要发生变化了。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混沌的，我们知道只是从表面上说我们可能要考虑资本市场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是这样。 　　那么第四个政策上的混沌，就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是考虑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没有金融或者考虑其他品种的发展。比如说债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在政策层面上是没有考虑的。一个只有股票市场而没有债券市场的一个资本市场，它不利于企业合理地调整它自身的资本结构。它会带来企业一味地发股票，通过外援式的股权来融资。那么这种方式它的资本结构它不可能最优，它没有一个合理调整资本结构的一个流动性的机制。没有。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有这个要求，但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做得很差。应该不断地对债券的发行体制要进行逐步地改革，那么与之同时我们要建立起社会个人和企业的诚信系统，使这种信用终生地伴随着它。 　　第三个混沌的表现就是上市目的的混沌。本来上市是为了迅速地扩大资本，从而提高你的整个资本规模，来提升你的竞争力，那么也有的是它通过上市来改变它的整个运行机制，来创造一种新的激励机制。那么也有的可以说是通过上市，来发现它的价格。这本来都是上市的目的。那么到我们这儿，这个上市成了什么呢？成了三种目的。一个是为上市而上市。它根本就没有目的。它是为上市而上市。因为上市的多少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的一个重要表现，无论你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的财务结构，哪怕我根本不缺钱，我账上都有几个亿了，比如五粮液、茅台那也得上市。像这个就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上市。还有一个呢是我根本就不符合要求，我亏损得一塌糊涂，我通过做假账，我要让它上市。所以第二个是简单地为圈钱而上市。为圈钱而上市。显而易见这个企业本身是假的，虚假的，或者说财务标准不合格，它通过各种的假账，只是简单的套现行为，是恶劣的套现。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严重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这个上市目的不明确。有的倒是很明确，但是这个明确是严重违背了我们《公司法》《证券法》的这样一个规定，这是第二个我们在上市目的上的混沌。 　　第三个呢就是有的完全是为了它的关联交易。它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非法谋取私人利益而准备上市。通过这种机制来套现，它知道骗取银行贷款，哪怕骗三百万那也很麻烦，那也得判五年，通过这种方式套着了，那么哪怕是上亿事后没有关系，只要独立董事签字了就可以，它有种避险机制。关联交易只要独立董事，就是非关联董事，他签字认可了他就没有责任了，它为这种非法谋取利益它想试图创造一种合法的通道。 　　第四个混沌就是我们体制上的混沌。本来上市对国有企业来说是改变那种比较僵化的体制，对民营企业来说是提高一种透明度。但是呢，当然我不能说中国近一千三百家上市公司说体制都是混沌的。但是有相当多的是混沌的。它从形式上看它很完美了。我们这个证监会、监管部门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它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比如说关联董事回避制度。比如说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它所占的董事的比例，它不能超过二分之一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形式上很完美，但是实践上是做不到的。我们还残留了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特征。拍拍屁股走，没有责任。有时激励倒是很强，我们有几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薪五百万，每年的盈利绝没有到他一个人工资的水平，有的是亏损。那么亏损你凭什么拿五百万？五百万是奖励你去制造亏损？他这儿干不好他就可以调走。我们现在这套机制从形式上虽然有，但是实际上没有完成。 　　第五个混沌是信息的混沌。我们这里所说的信息指的是广义信息。包括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财务信息，也包括市场价格信号所透露的信息，也包括还包括宏观政策信息。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但是我们的信息是混沌的。刚才我一开始说的这个资本市场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度，在于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没有市场透明度资本市场不可能有今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信息的混沌造成了我们市场的混乱。那么这个信息的混沌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微观信息，是有问题的。微观信息主要指的是上市公司它虚假陈述，做假账。今天虽然我们加强了对做假账的打击力度，处罚的力度，这个做假账有所收敛。尤其是加大了对中介机构它帮助上市公司做假账行为的一种惩罚，那么这种行为最近有所收敛。但是还是时有发生。因为资本市场它交易的这种资产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产品。这个价格买卖，说12块钱买还是卖，这个12块钱是一种信息，它表达的是上市公司的整体的财务状况。它要表达的是宏观经济的信息，它要表达的是市场的资金的信息。所以资本市场它交易的那个资产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产品，它要求你的基础信息必须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财务信息，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是混沌的。 　　第二个是市场信息是不清楚的。在资本市场中，在证券市场中有三大违法行为：一个是虚假陈述；第二个是内幕交易；第三个是操纵市场。这是资本市场上的三大违法行为，虚假陈述属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微观信息里面的，属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源部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直接影响到市场信息。有时候我在想，我说我们资本市场有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虚假陈述直接损害了公开性原则、信息公开性原则；操纵市场直接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原则；内幕交易直接损害了市场的公正原则。这三大行为都冲击了我们每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内幕交易还有操纵市场也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第三个是我们宏观信息也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比如刚才我举到的例子。就是三分之二不流通的部分，未来究竟怎么处理？始终没有给投资人一个明确的预期。 　　那么最后一个信息的混沌呢，第四个混沌就是有效信息和垃圾信息混同。有时候上市公司是避重就轻，披露一大堆垃圾信息，把真实的有效信息掩盖了。它美其名曰叫充分披露信息。它在充分披露垃圾信息，充分披露垃圾信息，从而使得当事人，投资人在这个垃圾信息中他没办法鉴别哪些信息是有效的。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就是我们市场发展战略的模式是混沌的。这特别是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之一，就是证券金融机构，或者说证券公司它的发展模式成长模式，盈利模式，是不清楚的。是混沌的。如果我们还是靠那种炒股票坐庄来盈利这种证券公司必垮无疑，所以这个证券金融机构成长模式不清楚。第二是资金供给的模式不清楚。那么第三个市场发展战略模式的混沌。就是机构投资者怎么发展？是不是单一的？就是发展开放式基金，是不是这是唯一的模式？显而易见不是吧。我们必须创造一些一系列新产品，新的资金管道，是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通过这个管道通过这种风险过滤机制，能够流到资本市场中来，这种叫金融产品的创新远远不够。所以这个机构投资者的模式也不清楚。第四个我们市场发展战略的混沌，就是我们的市场结构，也是混沌的不清楚的。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风险资本市场怎么发展？我们债券市场怎么改革？都是不清楚的。 　　第三个我要讲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它必须走出混沌。那大的方面看，必须从这六个方面，应该把它搞清楚。要有战略的安排，要深刻认识资本市场的作用，在政策上要协调，要保护资本市场，要促进资本市场，绝不是打击资本市场。这个做这件事的核心，就是要使得市场有一种稳定的预期机制，有了这个机制之后我才能做出投资决策。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在政策层面必须完成三个转变，我们这个市场才会有持续稳定的发展。第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彻底完成市场结构的转型。所谓市场结构范围很广，主要是要花大力气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要完成市场流动性结构的彻底转型，这是基础。三分之一流通，三分之二不流通，这个市场就是个偏瘫的市场了。这个手很活，这个是僵化的，这没法看了。你必须要使这两个手都运用自如。所以要完成市场结构、股权结构流通性的彻底转型。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完成这个市场资金结构的彻底转型。不要再去简单地指望让居民拿点储蓄去买股票。当然这很重要，但这不是我们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一个资金渠道。必须要进行市场资金结构的彻底转型，使得居民的资产多元化。第三个要转型的就是要大力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要改善公司的业绩，不要钱一拿到手以后就bye-bye了，这种意识必须转变。那么我们只有走出混沌，中国资本市场才会迎来了光明，那么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谢谢各位。（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厉以宁、柳传志、张维迎
　　　　主讲人简介： 　　厉以宁介绍： 　　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 经济学家 　　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等 　　柳传志介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二十年的企业管理生涯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联想"贸工技"的发展道路，总结出"管理三要素"、"培养领军人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这些理论对于联想从早期的"大船结构"发展为舰队结构，并逐步成为一间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 江苏镇江人 　　1967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 　　1984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7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998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CCTV2000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 　　张维迎介绍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 　　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 　　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内容简介： 　　说起国有企业，大家很容易和“大锅饭”、“铁饭碗”这些词汇联系起来，当年拥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成为人们的荣耀，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国企如同保险箱，人们无须为国企的命运而担忧。 　　在市场经济发展潮流的冲击下，当年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经营方式已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部分国有企业举步为艰，国字招牌受到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将国有企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企改革的推进，为企业竞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竞争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适者生存是企业竞争不变的法则。 　　拥有了人才、资金和市场，企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具备了高科技、新观念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企业就永远处于不败的境地吗？ 　　新公有制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困扰着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究竟是什么？ 　　又是什么决定着企业的退出？ 　　中国企业如何寻求出路？三位经济界领军人物做客《百家讲坛》，与您共话《中国企业发展之路》，12月25日播出，敬请关注。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 （全文） 　　厉以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本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跟传统的公有制相适应的。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那个国有制是政企不分的，投资主体不明确的，而那个集体所有制，是虚有其名的。因为集体究竟是谁呀？落实到谁身上？谁也讲不清楚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提出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跟新的公有制相适应。那什么是新的公有制？新的公有制现在看至少有四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经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经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是政企分开了，包括国家一个投资主体或者国有的几个投资主体所组成的，但是这只在少数特殊部门、少数企业中。第二种形式是大量存在的，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是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有国家投资的在里面，但是也有非国家投资在里面，共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将来是新公有制的，一种大量存在的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什么呢？第三种形式，就是公共持股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或者叫公众所有制的形式，包括今天以各种形式通过股份制合作制上市，也包括那些家族企业经过改制以后产权开放了，来成为一个公众持股的企业，这种企业将来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新公有制企业。除了以上三种还有第四种形式，第四种形式就是通过捐献而成立的公益性基金，公益基金所办的企业，因为它不是政府投资，所以不能属于第一种形式，它也没有政府投资在内政府参股，所以不属于混合经济性质，它也不是公众集股所组成的，所以也不属于第三种形式。但是它一旦捐献出来以后，成立了公共基金以后，它将成为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类基金将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里我们看到是非常清楚的，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的是新的公有制形式。 　　我在国外考察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国外的朋友在讲，中国的国有资产重组，无非是进行私有化嘛，中国正在进行私有化。错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在进行私有化，中国在进行新公有化，只要你这个个人企业，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以后，你就必定要产权开放，公开招股，持股成为上市公司，这就成为了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所以说在政协讨论的时候，有同志认为，咱们索性把民营经济定名为私营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之所以定名为民营经济，是因为这些私营老板有顾虑。现在“十六大”开了，你们的顾虑就不必要了，所以这样的话，索性正名为私营经济。但有人就不同意了，说那个体户放哪儿去呢？个体户它也不是私营经济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索性咱们按照现在已经惯用的说法，应该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定为非公有制企业，那就要问了，混合经济所有制能放进去吗？因为混合经济所有制其中有国家的投资呀，你不能说这是非公有的吧，还有完全是公共持股所占有的企业呢，公共持股占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集体所有制，你能够说它是非公有的吗？所以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在民营经济专题会议上讲，先别忙正名，民营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含糊有含糊的好处，太精确反而就不准确了。为什么？我们要动态看问题，民营经济其中包括了家族私有的这样一些企业，但是它正在变，正在朝什么方向变，一旦产业开发规模大了以后，就要走向新公有制企业，我们何必这么着急呢，我们民营经济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何必现在就改，一改了以后铁板就钉钉了，你就私营了，你就是非公有了，我们先不忙定它，发展一段在说。从动态观点看问题，从整个发展中来看问题。 　　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了，从全世界的经验来说，一个国家当它人均收入，GDP达到一千美元以后，这将是个重要的关卡。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两类：一类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像韩国，它过了人均一千美元的关以后，很快由两千美元、四千美元、八千美元，直线就上去了；但另外一类国家，像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到了一千美元以后，进到一个徘徊不前，总是一两千美元多点，就来回在这儿转，上不去了。 　　那原因何在呢？我们说人均一千美元，为什么是个关口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人均一千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土地费用就上升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就渐渐淡化了，于是外商就不到你这里来了，就到其他地方去了，已有的资本可能还撤走，出口也困难了。这就表明，在人均一千美元这个阶段，重要问题要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假定你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你老是用国外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其他条件变了以后，那你将失去竞争力。 　　第二点，人均一千美元以后，生活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少数贫困地区以外。可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公共卫生、医疗改革，要求生活福利，要求环境保护，各方面的要求，要求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跟一千美元以下就不一样了。这时国家财政必须有钱，国家财政要没有钱的话，没法来应付这样一种情况。 　　第三，在人均一千美元之前，尽管贫富有所差别，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整个社会还处在一个不发达状态，所以这个矛盾并不特别显著。可人均够了一千美元以后，这个贫富差别开始显示出来了。贫富差别显示出来之后怎么办？一定要想办法，要加快扶贫，要加快对困难户的救济，要帮助低收入的人增加收入，要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解决社会保障问题。那就是说国家要有钱，第二产业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也要发展。 　　第四点，人均收入到了一千美元以后，人们参政议政的要求就高了，就不跟一千美元一样了。他要求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化，要求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了，要求对廉政建设的要求高了。这种情况下，相应地政府必须注重自身的改革，不然适应不了这个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以后，摆在我面前的是经济能够一步步上去呢，还是将陷入一个长期徘徊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今天提出了发展民营经济？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民营经济它之所以能成长，它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科技型的民营经济，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将来解决现在社会上的大量就业问题。只要我们的经济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包括国有资产的重组，走向新公有化。这样的话，我们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来应付出现的很多低收入者的问题，贫困者的问题。 　　所以当前发展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人均一千美元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中国改革必须加快，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改革，这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弄清楚，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就会顾虑重重，生怕被人扣上私有化的帽子，结果耽误了国有资产重组。同样的道理，这个问题不从理论上弄清楚，民营企业、民间投资也会顾虑重重，见好就收、见好就停，结果对国民经济不利。所以当前必须树立新公有制观念，以坚定所有制改革的信心。 　　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民营经济论坛上讲，我们不再进行私有化，不是私有化，我是新公有化？新公有化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对政府官员来说，地方的官员，你可以放心大胆去做去，不要怕人扣你这个私有化帽子。我不是私有化，我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公有化，对民营经济来说，你不必再去顾虑什么资本，我正在朝新公有制方向走啊，只有我突破了家族，一家所有的规模变大以后了，成为公众持股企业的话，我就是走向了新公有化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下面还有必要指出，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一定要振兴民族经济。民族经济不仅指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民营企业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现在讲振兴民族经济，不仅是包括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基地建设、国有企业发展，也包括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就是我们的民族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2003年春天，“非典”来了，有的外商撤走了，但民营企业一家都没有走，它不肯走，它不愿意走，它的根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不是民族经济是什么呀？所以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的民族经济，我们不保护 ，还保护谁呀！ 　　最后我还想说明两个问题。今年夏天有二十天的时间，我在东北，到了很多工业城市，我有一个体会，他们感到了最怕听什么话呢？不是省级干部，是地方的干部，跟国有企业的干部，听“国退民进”这句话，我讲你干吗要老讲 “国退民进”这个提法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你把民营也作为新公有制，不就问题解决了。 　　而且更重要的，不要去提“国退民进”，就是传统公有制，通过资产重组，改为新公有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他们还害怕什么？那个民营企业来了，外地的企业来了，把我的利润都夺走了，我让利了等等，太多了等等。 　　你这个看法，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是北大MBA的学生讨论时所讲的龟兔赛跑。大家都知道，兔子骄傲，半路上就睡着觉了，乌龟就跑第一了。可是MBA学生讨论说，龟兔赛跑不是只跑一次，它还跑第二次呢。 　　第二次赛跑，兔子输了不服气，它吸取经验了，第二次再跑，兔子一口气就跑到了终点，坐在那儿等，乌龟慢慢就爬到了，所以第二次龟兔赛跑，是兔子赢了。 　　那乌龟又不服气了，咱们跑第三次吧！那就跑吧。乌龟讲了，前两次赛跑，都是你指定的路线跑的，第三次赛跑，得由我指定的路线跑；兔子想了，反正我跑得比你快，你爱怎么指定路线，就怎么指定路线。好吧，就按照乌龟指定的路线跑，兔子又是当先了，跑得快。到了河边被拦住了，一条河把路挡住了，终点在对岸，兔子傻眼了，乌龟慢慢爬到了，乌龟就游过去了，乌龟就跑第一了。 　　它俩又赛跑，要跑第四次，咱们干嘛这么老赛跑，咱们就优势互补吧，咱们就协作吧，咱们和解吧。怎么跑呢？陆地上兔子驮着乌龟跑，河里面乌龟驮着兔子游，共同达到终点，双赢结果。 　　一定要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参加国有企业的重组，是双赢的结果，一定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什么让利问题，而是共享更大的利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话都过时了，我们知道这个庙，离开河边都比较远。有三个庙：第一个庙，三个和尚商量的，每个人要挑水，一旦挑起来，路太远 就累了，挑一点水就行了，不愿意挑第二次。三个和尚商量，咱们协作吧，一人挑一段，我挑第一段，交给你接力挑，再交给第三个人挑，我坐那儿等，休息，空桶回来我又挑，这样就不累了。一会儿三个和尚，把缸里的水挑满了。 　　第二个庙，老和尚就引进了竞争机制，定下了新的庙规。把三个徒弟叫来，你们都去挑水去，谁今天水挑得多，晚上吃饭加一道菜，谁今天挑水最少，晚上就吃白饭。于是三个和尚你追我赶，一会儿把水缸里的水就给挑满了。 　　第三个庙，三个小和尚一商量，这样挑也累，山上有竹子，咱们把竹子砍下来，竹子当中再打通它，连在一起，装一个辘轳在河边。第一个和尚坐到河边去摇，桶就上去了；第二个和尚漏斗往竹桶里一倒；第三个和尚坐在边上休息。三个人轮换，一会儿水就满了，这叫技术改革。你就这三个办法。 　　你国有企业怎么改革？要协作、要引进新机制，要技术改革，这样的话，三个和尚水多得用不完。协作对象是谁啊？民营企业进来了，所以说很多问题，我们都要这么想，我们的思想不就开阔了嘛？何必老去计较那些，我又让利多少了 我又吃亏了，你不吃亏，共享更大的利润，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说，假定我们在民营经济的论坛，跟今后民营经济的各种研讨会上，大家都抱着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协作，我们共同来使中国的经济上去，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相信民营经济，能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柳传志：我想从我们自己做企业切身感受谈谈，就国有体制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在哪儿？我觉得那个旧的国有体制的问题，大家都说得非常明确了，根本的问题就是主人问题。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主人？这个主人对企业的利润感不感兴趣？在这个股市上，这个投资人一般都是这么说，要对这个企业持续增长的利润感兴趣，就是你这股票的高低，不仅是利润还要增长，还要持续增长，这人家才花钱买你的股票，你的股价才能升上去，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投资人，到底对这个利润是不是感兴趣，这就决定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办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的这个出资人，他以什么形势来对企业来进行运作的呢？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股份，再派代表在董事会里占有席位，然后这个董事会的席位怎么办呢？一个就是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做出决定，还有一个就是决定企业的，管理者是谁？他自己可以不做决定。比如说是个弱势董事会，董事长不怎么管，让这个总经理管，那么他选择总经理，并且对总经理要做出激励，这些东西都对企业有着非常直接地影响。有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我跟他有深入的谈话，他这个企业有很大的亏损，他给我讲亏损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资本的付出太大，他们也就是说每年要付十几个亿的利息，我说为什么会付这么多的利息呢？就因为当年投入的时候，投入了几百个亿的钱，贷款来了之后，生产出的产品过时了，那么所以完全卖不出东西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当时是当地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当时做决定的人怎么样呢？这是多年的事，早已经一拨换了一拨，所以到今天就是变成无头债，你找谁吧，好几届以前的这个领导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领导本身，对这个企业的利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考核这个领导是不是进步也不考核他所投资的企业的利润如何。 　　另外还有像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高技术企业，我觉得高技术企业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咱们国家提的问题，就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高技术产业化的实质是什么？是这个钱变成技术，技术再变成钱的过程。在咱们国家钱变成技术好办，清华，北大，科学院全搭上，把钱投入下去产生技术。但是技术如何变成钱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它实际上包括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企业的机制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国家的部委或者有些地方，要做这个高技术产业化，老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于是大量的做技术投入，实际上问题不在这儿，他没有把技术弄变成钱的环节弄清楚。 　　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八六三”的顾问会，在会上多数的专家学者，谈的都是技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水平，而做企业的人谈的不是这个，更多的是说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是不是能赚得回钱来，怎么能得到回报。这个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也就说明了作决策的人是不是对利润感兴趣，这极其重要。 　　第二点我想谈的就是，关于投资人对企业管理者选择的问题，多数的时候国有企业出资人，可能是政府的领导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派的总经理本身去管理企业，那么从什么角度去选总经理？这个当然就非常重要。民营企业或者说像我们跟利润直接有关的人做股东的话，那选择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比如德才的标准，德，一定是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是不是他，这个总经理从企业的利益之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当然就是对这个企业的管理了，再深层次就是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制定战略，是不是很好的指进战略，会不会带队伍等等。但是如果是从这个国有企业方面来讲，很难免的会从政治因素或从其它因素去选择这个企业管理者。 　　我想我自己举个例子，这是对这个人在调动使用的时候，在1992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公司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岗位上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发现了他有贪污行为，发现了以后就是研究怎么把他换下来的问题，当时就没敢动，为什么呢？他即使有贪污，要把他动了以后呢，换了别人，换了这个人上来以后，得到的损失比不贪污的人上来，比这个贪污的数字还要大，所以我的主要办法，赶快找到比较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人调到他身边，不声不响的先工作三个月，把情况熟悉了以后，然后再跟他谈话，把他最后开除出公司，进行了处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坚决要调动他，假定说不光是我们知道，员工都知道，那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要把他开除撤换，原因就是他会对我们文化根基有影响，因为员工不知道，我心里知道他，我是准备按部就班的调动他的，以为会有姑息，那是不行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想这在人的安排上，可能跟利润负责和不跟利润负责上，这个处理方式上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这个管理者本身，能不能有正确的激励，那当然是极其重要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激励的作用，一般的投资人对企业的管理的激励应该是恰到好处，怎么样能够让他发挥出最大积极性，而他待遇本身又最合适。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去到世界各国，做Road show 就是做路演，叫各国的投资者买我们的股票的时候，投资人一听说你是国有企业，又有国有控股的背景，都难免要问你这个话。你们这公司挣多少钱？你有没有股份，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假定你公资过低，你又没有股份的话，我怎么敢投资花很多的钱买你的股票让你来管呢？他不放心，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投资人对这件事情的本身，他一定是有一个合适的度，一定要让我们这个管理者，不仅要把他当成一般的责任来做，还需要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比如说像这个企业的管理者，这个除了工资，物质鼓励上，工资、奖金和股份，什么东西能够最根本的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些问题？这个会想得比较透彻。比如说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仅这个奖金要考虑他当年起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做的决策，到三年以后才能起作用，那么也许三年以后，那个时候发三年前的部分，这个奖金，那就从那个时候来考虑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物质角度上来考虑，如何能从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比如像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其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当年创业的老同志，能够退下来，让年轻人到第一线去工作，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当年跟我一起创业这些“老人”，他们比如因为年龄精力的关系已经不能胜任今天的工作，但是你要他立刻离开岗位，或者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不到退休年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为在他创业的过程之中拿了很低的工资，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了今天果子熟了，树上要摘果子的时候，你让他们到一边去，换了年轻人来做，这个很难实现。那么现在的做法是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做园丁不合适了，换了年轻的园丁，那么他们在这个分果子以前，先把树上苹果摘一筐给你们送到家去，你们在家里面，让他们来做新的园丁，这个做法就非常合适。因此从股份制改造这个角度上讲，从激励方式上讲，怎么样对企业有更大的调动，这个做法就最为合适。第三部分，我想除了激励以外，就是关于这个国有企业，从机制本身上讲很容易形成这个宗派问题，我跟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有过讨论，就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发生有宗派问题，宗派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下边有一拨人，很明显是属于他的人，常务副总经理又有一拨人，党委书记又有一波人，企业到了这种情况就很难运作，那么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本身，退下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企业的投资人他自己的利润跟企业的利润不能够直接挂钩、直接联系的话，这个企业就没有真正的主人，就很难发展。 　　在咱们国家国有企业难以发展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在国外国有企业发展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有两个更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出资人作为政府官员来讲呢，第一点是他们太低薪，这个薪俸太低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咱们国家政府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权利，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大，但是他们拿的工资实在太低，太低以后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这个企业之中就容易作为产生腐化的一个环节。我不能认为说高薪养廉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政府官员本身还没有得到更全面地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本身也还不是十分健全，这当然属于政治改革的内容，得一步步的来，但这两个方面，就更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上更加为难。 　　如何改的问题我就提三条，一个就是国有独资的企业，当然是越少越好。因为在未来我们国家，还有某些领域一定是要由国有企业独资来办的，希望这种领域是尽量地少。第二点就是股份制企业，刚才厉教授讲的这种新公有制企业，一定要有对利润感兴趣直接挂钩 ，这样的股东占的比例要多一点，要大一点，这个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第三个就是高科技企业，以人的因素为主这个企业，应该让管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谢谢大家。 　　张维迎：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题目，《什么决定企业的退出》。我们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企业进入、退出都是经常的事。我们经常说创办一个企业难，其实企业的成长更难。在美国，一年有几百万的企业生长、出生，但是真正生存下来的，十年之后可能不到百分之几。但是这种生存与退出，都是由市场去竞争，由竞争当中的效率去竞争。你在市场经济下，你有自由竞争的权利，但你有没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够保证的。这要你真正地有那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有进入、退出，但是我们跟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在于我们的进入也好，退出也好，都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的。那我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退出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我在这里要报告的是这样一项研究，是我们最近在过去一年里对中关村地区的企业的进入、退出的研究，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由中关村科技管委会来提供，它涵盖了中关村科技园，1985至2002年所有获得高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了有效的年度的报表的企业。那我们就用这样一套数据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关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这个地区，那么这个企业的退出有些什么特点？就是什么因素在决定这个企业不存在。 　　那么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么叫进入，进入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指的是这个企业，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认证的时间为进入的时间。退出是这样定义，如果你在好比说去年你在高科技企业名单上是有你的，今年没有你，那我们就认为你是退出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面那条蓝线是企业进入的数量，那么我们看在1997年之前企业的进入数量相对比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但是1998年开始企业的进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那么到2002年之后，中关村园区每年进入的企业有二千家。同样企业的退出也是，那么一开始我们看到，退出的企业大致是每年进入五百家新的企业，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业，可能不存在了，那么特别到1996年有一个时间，退出的企业和进入的企业数量都差不多的，随后，随着进入的企业数量增长，退出企业也在增长，但是这个差距也在变大，这也意味着好多进入的企业进入以后可能存在下来了。这样中关村整个园区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我们在中关村发现，企业的年龄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我们好比说整体来讲，以2002年为例，那么年龄是一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99%，年龄是八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81%，那么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几个数据，只有七年的历史，也许到了第十年之后，过了这个期了，可能企业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或者说一个企业在中关村或者整个在中国，活十年以上之后，再有死亡的话，可能性就相对小了。但至少在给定我们这个数据区间内，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死亡，那么当然这可能有好多的原因，越新成立的企业，它的技术、它的体制，特别所有制方面，它解决得比较好。而且老的企业，好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业，可能都是“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现在的我们政策放宽了也好，不愿再戴红帽子了，所以一个办法，他就把它注销了，然后新办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统计上，仍然表现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整个统计分析的结果，那么大体我们得到有这样七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第二个结论，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第三个结论，净资产越高的企业，企业越容易退出。第四个结论，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第五个结论，研发人员比例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退出。那么第六个结论发现了，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不容易退出。因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相比，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活下来，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可能出口的企业它本身，它是一个效率可能比较高，或者它在市场上已经经过锻炼，它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第七个结论，这个企业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的生存和退出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我们这个企业，好比说同样一个企业，可能有些有主管单位，有些没主管，有些只是集团的子公司，有些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发现集团的隶属关系对企业的退出影响为负，如果说你上面有一个，大集团里面一个子公司一个分公司的话，那么你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较大。另外相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 　　还有一个是纯外资的企业也容易退出，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港澳台的企业甚至更容易退出，这是估计的数值，在统计的显示区上，也不是很显著，那么这说明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生存仍然起着一种，明显的保护性的作用，政府拥有的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这是一个指标，净资产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就越不明显。这说得明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它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于中央的，好比说是这一级的国有企业的话，这个影响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说国家的大的企业，它负债率越高与它的死亡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说政府仍然给它很强的支持，那么政府的负债率，它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的分析，影响是正的。对中央直属和隶属于县、市，比如像北京市或者海淀区，这一级政府的企业来讲，负债率对它企业的死亡可能是相反的，你负债率越高，越不容易死掉，而在大量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下的企业来讲，你负债率越高，越容易死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这是我们的乡镇企业。还有非国有企业，它受政府银行的保护，银行给它资金的提供，都弱于我们一般国有企业，说明政府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从时段上来看，我们使用了一些变量进行研究，那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总体来讲我们改革，我们的资料，是1996年到2002年，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生存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下降的，虽然不是很严格地单调下降，不是说每年都是下降，就是说总体下降。但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反弹一下，那么政府的保护作用，应该说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50%，就是从退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而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是企业的效率，它对这个企业的生存的实际影响那么是这样的。首先在非国有企业方面，劳动生产率对退出的这个影响是稳步上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002年与1996年相比，劳动生产的效率对企业生存能够活下来的这种影响更大。那么在国有企业方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好比在1998年之前，那么劳动生产率，就是这个国有企业效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是甚至呈现出相反的效率越低的企业它活得越好。但是从1999年开始，情况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新企业大量进入之后，市场竞争都在加剧，那么劳动生产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逐年在上升。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说 这一项的研究，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效率 ，一个企业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决定它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表明在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市场力量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地上升，而另一方面企业的负债，我反复强调负债它是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负债率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对国有企业是相反的，那么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国有企业仍然在严重的政府保护下，市场对它的压力仍然没有对民营企业那么大，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有的只能用数字说话，拿不到数字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析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它可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企业退出了，我注销了，我为什么注销？那可能是跟效率没关系的，但我们还是相信这样大的一个样本，这样跨时段的一个研究，仍然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量，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吴建民论国际风云-吴建民
　　　　主讲人简介： 　　吴建民，现年64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从22岁起，吴建民就进入外交界，经历之丰富超过了众多同龄人。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1991年初，他成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之后，他相继担任驻荷兰与瑞士大使。1998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参与了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工作。现任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12日，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 　　内容简介： 　　2001年9月11日，美国首次遭到大规模恐怖袭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打破了200多年以来美国人认为美国处在两大洋之间，对战争具有免疫功能的神话。美国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以此为借口铲除了令他们头疼的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2003年3月20日凌晨，美国以伊拉克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关联为由，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再次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美国陷在了伊拉克。针对美国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欧洲诸国纷纷表示反对，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公开和美国叫板，不参加战争，不出钱也不派兵，美欧关系陷入僵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二战中经济遭受重创的西欧国家进行了“输血”，而且在冷战期间也为欧洲地区提供了“安全保障”。正是这一特殊纽带，使美欧紧密的盟友关系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当时的欧盟基本上是美国的忠实贸易伙伴和盟友，并甘心让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欧洲曾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孕育了近代以来领导世界潮流的现代化。 　　1950年，在法国的提议下，西欧大陆诸国同意逐渐建立一个煤炭、钢铁联营的欧洲共同体来促进欧洲经济发展和欧洲的统一。1952年，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炭联营条约》，欧洲煤炭共同体正式成立。1965年，六国鉴定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炭共同体与1957年成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以此来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并规定，当任何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应提供援助。1973年后，欧洲共同体进行了大范围扩充，丹麦、爱尔兰、英国、希腊等国相继加入。冷战结束后，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欧洲共同体开始了东扩的步伐。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共同体从经济实体向政治实体过渡。1995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欧盟。至此，欧盟成为拥有15个成员国和3.8亿人口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最近欧盟新一轮的东扩涵盖了波兰、匈牙利等12国在内的中东欧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亿多的人口，预计2009年，随着中东欧各国的加入，欧盟将成为拥有成员国27个、面积430万平方公里、人口4.8亿的全世界最大的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一个新的欧洲崛起了。 　　2003年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吴建民论国际风云》，敬请关注。 　　《吴建民论国际风云》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文学馆第一次请来了一位外交家，他从1991年到2003年，先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又担任了三年中国驻法国大使。今年6月27日，法国总统表彰这位先生，为3年他在驻法大使任上所做出的中法交流贡献，授予他大将军勋章。在他大使的辞别宴会上，参加者有1300人，告别长达3个小时，他就是现在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先生，我们欢迎吴建民先生上场。 　　请外交家来，当然要讲国际问题，日常生活中谈论文学话题远没有谈论时政问题热门儿，北京的一个出租司机随口就能以时政为谈资纵论天下，但那往往是以讹传讹，那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世界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中国将以怎样的外交政策来对之，今天我们请吴建民先生为我们以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为题，为我们大家演讲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大家欢迎。 　　非常高兴到这里来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这是我们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出发点。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时期，对整个的形势有很大的影响。我这里还要声明一条了，今天我所讲的都是我的一些看法，不代表中国官方。我现在到了外交学院了，我是搞学问的，我不代表中国官方。处在一个什么时期呢？两级体制解体了，正在走向一个多级的体制，这是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 　　今年的形势变化，应当说将来后人在看2003年的时候会注意到，2003年是国际关系发展一个演变过程当中值得人们注意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呢，发生了一些大事，首先美国陷在伊拉克，陷进去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去年9月份到今年3月份围绕伊拉克问题世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打还是不打，战争解决还是和平解决，全世界大辩论，这个美国就说，要打。为什么要打？第一，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跟基地组织有关系；第二，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世界另外一方就说了，你说跟基地组织有关系，拿出证据来呀？拿不出来。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很多国家就讲，打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战争当中所销毁的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通过联合国核查的办法，90％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通过核查办法销毁的，你说它有，打不解决问题，历史为证，打了没销毁多少，而相反通过核查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是一方面。美国说不行，还是要打，所以这一场较量很有意思。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你说这两个借口，实际上进去了之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找到，你也没找到萨达姆跟基地组织有勾结，你没找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打，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是在“9·11”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所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它是要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没有变，美国主导单极世界，这是美国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它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 　　“9·11”之前呢，美国人正在犹豫，要建立这个单极世界谁是敌人呢？俄罗斯是不是啊？你看一看布什身边的班子，一些人当年就是跟苏联斗争很厉害的。这些人对苏联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在布什当选之后，2001年初，美俄之间关系相当紧张，美国首先把俄罗斯驻华盛顿的一批外交官赶走了，俄罗斯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人在考虑，可能是不是总是要有个敌人。 　　几年前，我们在美国搞了一次文化活动，我们的孙家正部长，有个讲话，我觉得讲得很有味道。他说我们两国文化有些不同，我们中国人没有朋友就发愁，朋友越多越好，美国人没有敌人你们就发愁。这个话讲得很风趣，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美国人说，不是，我们也希望有朋友，我们也不希望有敌人。你看看美国的历史，它要有一个敌人，所以当时他们犹豫，中国是不是敌人呢？所以一些提法，可能过去也变过，过去我们是战略伙伴，后来又变成战略竞争对手，一些说法。美国正在犹豫，到底谁是敌人呢？然后发生了“9·11”，“9·11”这是一个大的冲击。我的看法呢，大冲击带来大调整、大反思。美国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冲击的结果美国人感到：敌人就是恐怖主义。因为美国本土遭受袭击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第一次，打到美国本土去了。其他的，一个珍珠港事变，那是在太平洋里，离美国本土还好远呢。独立战争就是打到美国本土了，之前之后就没有打到它那儿去。所以美国人就在反思，如何调整，调整的结果是什么呢？调整就跟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跟反恐结合起来，所以它就提出来具体目标，叫做改造阿拉伯世界。因为发现这些驾驶飞机撞大楼的19个人，15人是沙特阿拉伯人。美国人一看，大吃一惊。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好的盟友，这些驾飞机撞大楼的人也并非是穷光蛋，是富家子弟，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后驾飞机撞大楼，他觉得这些人都在这个地区，都属于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的，所以它要改造阿拉伯世界，他用remodel，英文model不是“模式”吗？remodel就是重新搞一个模式，改造它。他提出来了，要把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的样板，然后把这个模式推向阿拉伯世界来改造它。这个很值得注意了。这就使得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美国。我是1971年到1977年在美国，我们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我当时是“小萝卜头”，第一批就去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基辛格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句话，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这么几句话：美洲是主体，欧洲是重点，亚洲是侧翼，中东是咽喉，海洋是未来争夺的中心。五句话，我不去解释了。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东是咽喉，为什么中东是咽喉呢？中东这块地方，它石油的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60％，掌握着能源，能源太重要了。我们现在一年进口多少石油？八九千万吨石油，美国东部停电一天，损失400亿美元，所以这个能源它掌握了，它觉得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世界。所以这个思想，就是把中东这个问题纳入它的全球战略里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非要打伊拉克，大家劝劝不住。打得怎么样，战场上打得还算顺利，打了24天打下来了，这是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打的几次战争最短的一次。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号打响的，打了42天；科索沃战争打了78天；阿富汗战争打了61天；这个打了24天。打完之后，5月1号布什总统非常高兴，穿着军服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面发表一篇讲话，你们可以把那篇讲话找出来看一看，很自豪，意思说你看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么短的时间用这么精确制导的武器打得这么漂亮？很自豪。宣布在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没有结束！战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你看后来呢？今天“咚”一枪，明天“咚”一个爆炸。几乎天天死人，美国就面临了一个困境，怎么办？美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绕开了安理会，自己去打的。 　　今年9月，布什又回到联大去讲话，意思是希望大家帮帮忙，伊拉克问题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介入。后来安理会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决议一通过之后，法国、德国、俄罗斯宣布：我不能出钱，也不派兵。现在有些国家派兵去，派兵去不大安全，外交官在那儿都不大安全，前两天我在外交学院见几个大使，他们说在伊拉克现在没有安全的地方，派人去心理很踌躇，派人去了之后出了事怎么办？怎么向家属交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美国好拍拍屁股就走吗？它也不好那么走，基辛格当年的讲话，亚洲是侧翼，这句话的后面，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对吧。亚洲是侧翼，重点在欧洲。今天呢，中东是咽喉，这个没有变，你说他能拍拍屁股就走吗？比较难，那么呆下去之后，一个月40亿美元。这个花的钱很多的，到现在可能花了上千亿美元，还得花下去。当然现在住在伊拉克的军队，美军13万，其他各个国家加在一起2万，加起来15万人。但是这地方的军事行动不断，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陷在伊拉克这个事实，对国际形势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觉得今天来看国际形势，年终岁尾在观察今年形势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呢，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我们都讲，美国为首的西方，确实是。很多事情上，美国一声号令大家就跟上，这一次你能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吗？比较困难了，美国说要打伊拉克，法国说不能打，德国也说不能打，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说不能打，顶到最后。这件事情，我们国内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3月，欧洲跟美国这样一个分歧，美国说要打，欧洲说不打，要和平解决，欧洲是虚晃一枪，还是真的顶到底，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世界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美国真要打，但是不是会跟上呢，我看了好多分析文章，包括我们报上一些分析，国际上很多，美国要打，欧洲会跟上的，这次没有。美国在动手之前，它非常希望得到安理会的决议授权，安理会决议非常重要，联大现在191个成员国，大家投票通过决议，但是按照联合国的宪章，联大一百多个国家通过的决议，只是一种建议性质的，建议性质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你这么做，你不做呢，你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可是安理会的决议不一样了，安理会就15个国家，它的决议可是有法律效益的，你不执行就要制裁。美国呢，就对这些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做工作。做了半天工作，墨西哥，美国的邻国，墨西哥没干，不管施加多大的压力，没干。智利也是拉丁美洲非常狭长的一个国家，也没有干。非洲的国家，你譬如讲喀麦隆、几内亚这些国家，都不是特别大，但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美国去做工作，法国也去做工作。法国派了外长去转了一圈，美国最后没有拿到9票，安理会6个非常任理事国，当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叙利亚，有一部分大家互相争夺的这6个非常任理事国，没有让。所以美国最后就没有到安理会，因为它提的决议拿不到9票非常丢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没同意。所以美国看到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尴尬，于是绕开安理会打起来了。 　　欧洲为什么不跟美国跑？为什么能顶到最后？这里面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首先就涉及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欧洲的经历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打在欧洲，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死了800万人，几千万人死800万人不是个小数字，几乎家家里面亲戚都有阵亡的。两次打在欧洲，所以你看联合国宪章，你们打开它的序言：要使后世避免战争的浩劫。联合国就是为了避免战争，提出来成立的。而这两次大战没打到美国本土去，在你本土上是否爆发战争，跟你在海湾作战，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欧洲人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刻，不能再打了，二十世纪世界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和平的世纪，不能再打了，所以这一点欧洲人非常坚定。所以尽管有些欧洲国家支持，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支持美国动武的国家游行最厉害。英国、西班牙，大批游行，这实际上我觉得是在全球的一场辩论：战争与和平，大事。而欧洲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欧洲人不想再打了，在这个问题上，谁要打谁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尽管希拉克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定，顶了美国，他在法国国内的名望很高，民意测验他很高，不像有的领导人，打完之后的民意测验“哗”就降下来了，这说明“和”深入人心，希拉克总统是看准了这么一条。 　　第二条呢，是文明对话，还是文明对抗、文明冲突？1993年，美国的哈佛大学亨廷顿写了一个《文明冲突论》，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大家可以看去。他里面预见一条，就是在新的世纪，儒家文明，指我们中国的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进行对抗。他讲儒家文明跟它对抗，这是没有很多根据的。你们看一看历史，就是伊斯兰文明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没有间断过。这几大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后起的，伊斯兰教是个后起的宗教，它在诞生之后，就必定和原有的宗教发生一定的冲突。大冲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两个文明冲突的最集中的表现。打了多少年？从1096年打起，打到1291年，打了195年。历史上有什么战争打了那么长呢？就这个冲突，伊斯兰文明很了不起的。我的看法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好像没有中止过。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人们讲得少了呢？就是因为两次“热战”，一次“冷战”把它掩盖过去了。1997年，当时在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叫圣加仑，举行国际问题讨论会，当时我驻日内瓦，我爱人施燕华驻卢森堡大使，我们都被邀请参加那个讨论会去了，亨廷顿在，施燕华就在会上跟亨廷顿有一场小小的辩论。一讲文化冲突论，她说你怎么解释？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爆发在相同文明当中，在相同文明之间打起来的，不是不同文明之间打起来的。这个亨廷顿能言善辩，把这个事实摆到面前以后，一时也有点语塞，他说我讲这个话，我希望避免文明冲突。 　　我们在回过头看这段事情的时候感觉到，伊斯兰文明还是存在的，我们中国人讲文明冲突，中国人没有很深的概念。在“9·11”之后呢，希拉克总统去访问美国，他是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他们在谈起来的过程当中，问到一个问题。你们那儿多少穆斯林？问法国，法国说我那儿穆斯林有500万。问美国，美国你有多少穆斯林？有1000万，欧洲穆斯林就是信伊斯兰教的，大概有一千二三百万，而欧洲这个地方又是跟中东地区毗邻，地中海过去就是伊斯兰世界，非常毗邻。所以欧洲人非常主张文明对话，不要对抗，很担心一打伊拉克之后，导致冲突加剧，这是欧洲人心里面的担心。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他们担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担心打之后不好收拾，美国离欧洲很远，隔了个大西洋，欧洲就跟中东地区毗邻，如果对抗激烈了，那将来欧洲也会受到损失，所以欧洲人心里面不大愿意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欧洲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还是说大家都还有点发言权的世界、单极的世界，或者说是多极的世界，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面就跟我刚才开头讲的世界所处的时期联系起来，它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定势还没有形成。如果一旦形成定势将来你就很难办，所以在这个大问题上面，欧洲要顶一下。不顶，法国有些政治家就说，不顶的话，当然就是我是不是就听美国的？顶了之后，包括后来到埃维昂会议的时候，今年6月1号，埃维昂会议记者又问他，到今年联大的时候，希拉克去开会的时候，记者又问希拉克，你现在对伊拉克战争怎么看呢？他说：不能因为战争是非法的，打赢了就合法了。这个话讲得很硬气，这个我觉得涉及到一系列的考虑。所以我们在观察美欧关系的时候，2003年应当是重要的一年，我觉得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是今年7月8号从巴黎离任回国的，离任之前有很多活动，包括一些大使请我吃饭，大家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美欧关系到底变了没有，多大的变化。那些大使观察形势都很注意，一致认为：美欧关系的变化是很深刻的，不是说很小的一个变化。为什么美欧关系变了，我觉得跟形势有关系。两极体制下的时候，这边是苏联，这边是美国，欧洲需要美国的保护啊，苏联对于欧洲的威胁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在这种形势下，当然欧洲要听从美国的了。苏联解体了、威胁消失了，在可预见将来俄罗斯不构成对欧洲的威胁。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干嘛要听你的？什么事儿都听你的？当了几十年小伙计了，再当几十年？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深刻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今年形势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新欧洲正在出现。明年5月1号，欧盟扩大，再增加10个成员国，变成25个成员国，面积400万平方公里，人口4亿5千万，GDP超过10万亿美元，比美国还多一点。欧洲这个现象我觉得值得我们中国人研究，欧洲这个现象，你们到欧洲去，国界的概念已经淡漠了。我从维也纳飞巴黎，算国内航线，不用查护照。法德边界你开汽车没人查你。欧洲是打了很多仗的，就拿法国和德国来讲，欧洲在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的时候，欧洲大体上统一的，查理曼大帝是公元814年去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孙子们就打起来了。从公元814年到1945年，这1100多年，法国和德国打了多少仗？大仗、小仗加起来73次，大仗23次，意味着什么呢？每50年打一仗，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的时候法国人占上风、有的时候德国人或者普鲁士人占上风。但是1945年之后，欧洲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继续再杀来杀去行不行，所以当时在1950年的时候，它们就提出来了，法德不再战争。怎么不打了？它们当时就提出来，搞煤钢联营。打仗需要煤炭钢铁，我在煤炭钢铁这个领域里面，联合起来了，联合经营，你还说他能打吗？打不了了。所以1952年就形成了欧洲煤钢联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六个国家开始搞起来。然后1957年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们叫做共同市场，然后搞一个原子能共同体。讲欧共体人们以为是一个，其实是三个，煤钢、原子能、经济三个共同体，完了之后，欧洲继续往前发展。　　我们看报纸，讲它的矛盾、不同意见很多，它毕竟在往前走，后来是搞了大市场，四大流通。大市场搞成了，然后搞共同货币。共同货币也很了不起，欧元，到法国德国用一个钱，多方便。它这个贸易成本大大下降。它现在正在搞一个宪法，将来欧洲有一个总统，有一个外长。当然它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矛盾，毕竟明年5月1号一个新的欧洲出现了，大欧洲出现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它采取一个经济上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欧洲这个情况是个新事物，是从1951年开始的新事物，之前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不起来了。现在法国人、德国人再打仗不可能了，开玩笑，怎么再打？打不起来了。你到它们那儿看看，每天有几万德国人到法国来工作，有几万法国人到德国去工作，交往很多。采取这样一个办法，打不起来，形成了一个共融的局面。你能不能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创造？很有意义呀！我从1990年去欧洲，中间回来在新闻司工作了几年，大概十几年我在欧洲。我的感觉，欧洲人他尽管是不同的国家，但经济协调的力度比我们强。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人有个说法，新欧洲、老欧洲。我回国之后很多同志问我，你怎么看新欧洲、老欧洲？我说“新”和“老”都不是重要的，谁代表欧洲，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你叫“新”也可以，叫“老”也可以，“新”也有好意思，“老”也有好意思。谁代表欧洲，从欧洲战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代表欧洲的是法、德呀！法、德起了轴心的作用。英国到现在欧元区还没加入呢！它还是用英镑，而且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你们仔细看一看，尽管外面炒得很厉害，欧盟一开首脑会议，做出的公报跟法、德立场比较近，跟英国立场比较远。最后这个东西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欧洲这股潮流值得我们注意。它必定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今年的形势最后一点，就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了两场大辩论。什么叫单边主义？一家说了算，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叫什么单边主义。什么叫多边主义？大家参与。实际上今年呢，年初围绕伊拉克战与和的问题，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一场大辩论，辩论核心，战还是和。安理会在辩论，安理会不仅15个国家发言，其他国家也去发言，辩论这个事情。大街上也在辩论，一千多万人上街了，欧洲是最多。第二场大辩论呢，我们报纸上讲得少，就是今年9月23号联大开幕的时候，爆发了一场辩论。伊拉克战争打完了，美国陷在伊拉克了，联合国有没有用？多边主义是不是过时了？大辩论。值得注意的是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一篇讲话。实际上是针对美国了：你这个做法不行，违背联合国成立58年以来的一些准则，尽管这个体制有很多缺陷，但是这个还是维护了和平了，你那样搞想打谁打谁，那将来世界不是天下大乱了？秘书长吃了豹子胆了，当秘书长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有一个否决就当不了，所以秘书长一般来讲是非常注意同五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呀！敢于在联大开幕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挑出来。完了之后一系列，他们说今年联大，联合国成员国191个，接近190个国家发言，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实质这个问题辩论的结果支持多边，单边主义几乎没什么人，没什么人敢来支持单边主义。国际社会认为，世界应当是一个多边的世界，大家参与。这跟我们中国的历来主张是一致的。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弱国、强国都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全球大辩论就说明多边主义受到了威胁，具体来讲就是美国采取的行动，绕开联合国这么干，大家说不行，世界的人心所向，是这次辩论当中反映出来的，也反映出来世界的一个大的趋势。（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