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醒，所以我疯狂！——摩罗语录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10/03 02:37:21

五四以后的这几代人，全都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五四时贤在我们心中享有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甚至神圣地位。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
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
中国的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近代史上的中国，就是国际社会中的奴隶，就是惨遭那些奴隶主围猎的猎物，它只能给西方奴隶主提供资源、市场、劳力、金银以及对于奴隶主的效忠和媚笑，而无法提出任何利益和权力的主张。
西方人吃饱了，中国精英就忙着打饱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国精英就忙着咳嗽；西方人在某个方面虚火过旺了，中国精英就马上跟着拉肚子。中国精英中一部分呼风唤雨的人，基本丧失了思想能力，只能双目紧盯着西方人的口型，然后紧紧跟着他们鹦鹉学舌。
记在中国的统计表上，利润却流进外国人的金库。消耗的资源是中国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国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国人，只有利润不是中国人的。
西方国家穷人境遇之改善，制度之改善，都是用中国人、印度人等等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堆砌起来的，简单说就是国家内部的分赃机制带来的。就此而言，并不是西方人创造了民主制度，而是被压迫、被掠夺的东方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尸骨造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西方国家500年来每天都用铁蹄糟蹋别人的家园，每天都用炸弹毁灭别人的河山，他们每天都在制造九一一事件。世界上只有欧洲人及其后裔才是真正的嗜杀狂。
几百年来，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建构极为成功。他们不但掠夺了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也掠夺了一些文化群体的自信心和判断力，甚至掠夺了许多人的灵魂。
你看那义和团，不但排外，还喜欢装神弄鬼，多么没有理性。你看那大跃进，就那傻冒水平，还想着赶英超美。一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类似指控无穷无尽，蔑视、鄙薄之情溢满胸间。
屈辱之中谁都容易狭隘，仇恨之中谁都容易凶残，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一个人越是激烈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就越是觉得自己光荣伟大，这是殖民地居民讨好殖民者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时下文化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乌托邦化。有的人将五四时代命名为启蒙时代，将八十年代命名为新启蒙时代。由于这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国惨遭殖民的时代相去甚远，没有陈独秀、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殖民现场的内在伤痛感，所以他们将西方文化及其发展模式无限美化，甚至情不自禁地给相关国家戴上道德的光环。
五四文化启蒙的负面效果是，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一颗“西方心”，使得他们只会用西方的观念和视角考量世界。当他们长久地按照西方的逻辑和观念理解世界时，渐渐就脱离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自己的中国背景，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沦落为洋奴。
所谓国际惯例，就是一种（西方国家）掠夺弱国利益的制度化安排。
那种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给自己减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脚布和贞操带更为荒唐丑陋的文化。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我们把西方文化与种族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精英塑造了一颗西方心。
五四一代所丧失的东西，将由我们这崛起的一代给找回来，而费孝通先生，是我们崛起的一代的先驱，是他首先开始了这种寻找。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是中国崛起的先声。
五四时代我们打倒孔家店，意在援引法国大革命兴起的“人民主权”理论作为立国基础。百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不得不承认，结果两头都不靠谱。
五四文化启蒙时代，敢于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一把丢个干净，决意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从极度屈辱的绝境杀出一条血路来。今天，《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的作者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是崛起的一代国胆。未来二十年间，他们将会取代五四时贤，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爱国主义既是侵略者杀人的理由，也是弱势国家抵御屠杀的武器。

若欲知晓摩罗总体思想脉络，请看《中国站起来》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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