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3)

转帖 2010-10-02 14:04:39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　　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　　凡是革命的都要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苏联应该派20个青年作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　　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40年……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三次讲话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三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第二次是在1月18日的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第三次是在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是由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共同撰写的。陕甘宁边区准备出版这本书，向全国特别是国统区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信中说：这本书“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于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后来，这本书因修改，于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做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主席的谈话要点43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毛泽东说：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纲领时，毛泽东说：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动员开展生产运动

1939年1月25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他说：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三点：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演讲。毛泽东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反对投降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毛泽东在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磨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由五位大夫组成，即爱德、卓克、柯棣尼斯（柯棣华）、巴苏和木克吉。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华帮助抗日战争。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

2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爱德、柯棣尼斯、巴苏被派往离延安35华里的拐医院工作，卓克、木克吉去张村驿卫校。后卓克回印度，木克吉患病，爱德等三人要求去前线。9月26日，毛泽东邀请医疗队的三位大夫去延安赴宴，并告诉他们：印度国大党已通过决议，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10月29日，爱德等三位大夫又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再次要求去前线。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决定派他们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医疗队于12月到达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欢迎。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写序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还为这本书写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3月18日，毛泽东致信聂荣臻：“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与马洪三问三题

1939年春，一天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因为早到了一会儿，就先到二班支部办公室休息。毛泽东一坐下来就问当时任二班党支部书记的马洪，学员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怎样。马洪一一回答后，毛泽东便很关切地问到马洪的年龄和经历，特别问到他的兴趣和爱好。马洪在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便提出请毛泽东给二班支部题词。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他在谈话中听马洪说很爱看报，于是就挥笔写下四个有力的大字：“看报有益”，并签上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放下笔又与马洪谈学习。马洪说他从小读书少，文化不高，现在特别喜欢看书。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又挥笔写下“读书是好的。毛泽东”。

谈话继续进行。毛泽东接着问马洪留校工作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马洪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比较满意，他第三次提笔写下一幅“工作着是美好的”题词。

作报告的时间到了，马洪恋恋不舍地把毛泽东送出二班支部办公室来到讲台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马洪把三帧墨宝张贴在支部办公室，以勉励支部全体同志，因为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全体学员的关怀和希望。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蒋介石提出的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12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抗大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和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纭错杂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5月1日到30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反对###。

中共中央在4月5日和4月27日先后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5月1日，延安各界三万人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于1939年4月下旬撰写《五四运动》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上，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抗日战争也快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建国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重申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检验一个青年是革命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的献旗，旗上书写着“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

与萧三说《聊斋》谈《传记》

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吃饭时，萧三问有没有辣椒。毛泽东说有，还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大家听得都笑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他和萧三从北京去大沽口看海之行，他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毛泽东与萧三有10多年没见面了，晚饭后，毛泽东特邀萧三一人单独到他住的窑洞里去谈天。

5月5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来看望萧三，边走边笑说：“特来拜谒。”萧三忙说：“真不敢当！”萧三的窑洞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便坐在木床上，背靠着墙谈了起来。他们谈起文学问题。谈到《聊斋》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狐精来呢？《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了‘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萧三告诉毛泽东，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请能再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四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谈话后，毛泽东邀请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月12日傍晚，萧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读《宋史演义》。他告诉萧三，他这次用了40元在西安买了200种旧历史小说。毛泽东告诉萧三，昨天中央开会，决定萧三在鲁艺做编辑部的工作。谈到诗，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手抄诗本留下请毛泽东看。谈到萧三与其兄萧子升决裂的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兄弟关系，有点像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萧三说：“那我可不敢媲美。”毛泽东说：“是说在兄弟关系这一点上。”大约谈了三个小时，萧三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萧三收到毛泽东寄还的手抄诗本，还附有一封信，是6月17日写的：“（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办法了。”

要卡尔门在中国留八年

1939年5月中旬，苏联著名的青年电影摄影师、制片人罗曼?卡尔门来到延安。卡尔门是1938年10月到中国的，他满怀热情地要拍摄中国抗战的影片，但从武汉到长沙、衡阳和桂林，备受国民党阻挠。这次他是从重庆专程到延安的。

毛泽东几次接见卡尔门，都由萧三当翻译。

5月25日晚9时，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卡尔门，畅谈到深夜12点。毛泽东问他：到中国几个月？卡尔门回答：八个月。毛泽东说：要留八年。又说：苏联应该派20个青年作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40年……

卡尔门在延安拍了毛泽东工作日的电影。途中，还拍下了毛泽东与农民，毛泽东和几个小八路谈话的镜头，也拍下了毛泽东、萧三和红小鬼亲切谈话的合影。

警惕阎锡山投降反共

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布置投降###的重要会议，3月25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4月22日结束。阎锡山在会上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指蒋介石）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又说：“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的一系列反动言论，自然引起与会的新军干部和进步组织领导人如薄一波、续范亭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续范亭，借口前方吃紧，脱身离开秋林，专程绕道延安，于5月的一天，亲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

就在续范亭离开延安后不久，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他指出：“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关于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做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多种大小事变”。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险，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这个宣言里提出三句很重要的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有一个过程。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重要报告。6月30日，毛泽东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这篇文章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七七宣言”的内容和写法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提出，文件要反对###、防共、限共的方针，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危险便是内战。毛泽东还具体建议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七七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7月7日发出。

在7月3日和6日两次政治局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如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建议《宣言》应提出下列纲领：（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二）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三）发动全面抗战，并据此内容提出更加生动的口号。

根据周恩来的发言和其他同志的补充，“七七宣言”发表时将纲领口号归结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随后，毛泽东又把这三句口号改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定而策略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活动。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各个方面和修养的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它们所应采取的态度。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的内容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所以请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章。刘少奇把文章写好后交张闻天。按照当时《解放》周刊的工作惯例，凡是重要文章都先送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打破常规，用最短的时间很快就看完了，立即退给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他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应当快些。编辑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发排付印，在《解放》周刊第81―84期上刊出，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党中央规定了22篇学习文件，毛泽东曾亲自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干部必读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篇。1943年被正式编入解放出版社的《整风文献》。

我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帜

1939年春、夏，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抗日军政大学由罗瑞卿任校长，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一起开赴敌人后方，为坚持华北抗战，去开展国防教育。

7月9日，毛泽东应邀在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上为几千名准备奔赴前线的师生们演讲。演讲前，全体同学献给毛泽东一面旗，所以演讲从献旗开始。毛泽东说：同志们送我一面旗帜，我收了。但我要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帜，作为送你们上前线的礼物。这三面旗帜，又叫三个法宝。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与他“打神鞭”、“方天印”、“杏黄旗”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团结。接着，毛泽东对三样法宝一一作了讲解。最后他说，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18年的经验总结，又加上两年的抗战，这三样法宝是从血肉中得出的，死了许多人，艰苦奋斗，才有这样的总结。我们中国从前有一个文学家叫江淹，他作了很多的好文章，有一篇叫别赋，送他的朋友离别的赋，里边有很好的话，但是都是流泪的话，最为人所熟记的有“青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写得很好；但我今天送同志们上前线，不需要他这样写，把它改一下，成为“青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我今天算马马虎虎作了这一篇别赋。我的文墨不大行，可是有三样法宝，三面旗帜送给你们。因为同志们送我一面旗帜，所以我也送你们三面。

据当时主持演讲会的成仿吾回忆，毛泽东这次给他们讲话的主要思想，几个月后，1939年10月4日，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在这篇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文章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归结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讲完话后，由一女同学代表华北联合大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读了告别中央奔赴前线的决心书。毛泽东接过了决心书。这时，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同学涌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主席题词。毛泽东笑着接过钢笔和笔记本，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题词，并署了名。后来涌上来的人太多，毛泽东只得在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三个字。

询问杨展和看望受伤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出发上前线前一天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一个欢送晚会，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同志们出席，同上前线的师生员工代表见面送别。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出席了欢送晚会。可容800人的陕北公学礼堂，人们挤坐得满满的。当毛泽东等到达时，全场热烈鼓掌。毛泽东等也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毛泽东坐下后，问坐在他旁边的联大校长成仿吾：“杨展来了没有？”杨展是杨开慧的侄女，幼年时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生活过。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后，暴尸刑场。当时年仅10岁的杨展曾多次要去背“霞姑”的遗体。她在1938年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她常常同毛泽东通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写道：“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1页），这个学生就是杨展。她1938年秋到达旬邑陕北公学分校学习。1939年6月下旬，随校出发上前线途经延安，才得有机会同毛泽东见面。当听到招呼找杨展，联大社会科学部副部长何干之很快地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当时杨展刚满20岁。毛泽东握着杨展的手，凝视着她，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况怎样？……后来，杨展在1941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晚会开始，由党中央组织部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致欢送词，由成仿吾代表上前线的师生致答词。然后由陕北公学剧团演出一些精彩的小节目。节目开始了，但周恩来还没有到。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卫员匆匆忙忙地跑进会场，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摔伤了右臂，正在包扎中。”毛泽东和中央同志们都很震惊，晚会只草草演了一两个小节目就立即结束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们都去看周恩来。原来，周恩来从杨家岭骑马出发，到陕北公学礼堂来参加送别晚会，骑马过了延河，他的马突然受惊，跳了起来，周恩来没有防备，马滑摔下去。岸边是一个树根坑，还有嶙峋的大块乱石，周恩来的右臂摔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流血很多。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周恩来后来飞到莫斯科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已伤了筋。从此，他的这只右臂就不能伸直。几十年来，他就以这只伤残的右臂，做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从写文章，批改文件，直到纺线、种地。周恩来是为送别联大师生而受伤的。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却深深地刻在联大师生们的心里。

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就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磨擦。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件惨案称为平江惨案。

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和三记者谈话

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于9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当天晚上，毛泽东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1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他针对当时的形势，义正词严地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诫国民党，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毛泽东讲话之后，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讲话完毕，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是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等。

慰劳团在延安停留了四天后去榆林，从榆林回到延安时，又继续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刘尊棋等三位记者提出要访问毛主席。毛泽东同意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他们。会见时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外，还有新华社的向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在座，两位青年同志担任记录，大约有十几个人，不大的窑洞，坐得满满的。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郦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同三位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慰劳团是9月23日离开延安的。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位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调王震旅返回陕北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359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359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柳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毛泽东审阅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辞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篇。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120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写道：“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阎锡山、邓宝珊认可。阎锡山在给萧劲光的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但是，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了萧劲光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文章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述阎锡山、邓宝珊回电的原文，说明调359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赶走何绍南

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是顽固的###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等，无恶不作。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率359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逃出陕北，到西安去了。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毛泽东修改了电文，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取名延生如何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东那么忙，难以启齿。8月18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学系的学生，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毛泽东九月五日。”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发表谈话。这一谈话建国后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话指出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苏德协定的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就在毛泽东发表谈话的同一天，法西斯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为该报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讲演论述了战争的新阶段；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战争的前途10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会见第二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7月至10月。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谈到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谈到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毛泽东还和斯诺谈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他在欢迎会上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这个刊物共出了19期，于1941年8月停刊。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建国后，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起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阐明了三###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毛泽东指示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本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包括了毛泽东指示的四点，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危险；才能在投降与###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刘岘原名王之兑，1915年生于河南省兰封（今兰考）县。1933年夏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同年10月发起成立无名木刻社，并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曾给他写过17封信，对其木刻作品予以认真的评述。1938年，刘岘投身新四军彭雪枫部。1939年调往延安鲁艺任木刻教授。这一时期，刘岘除教学外，创作热情极为高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创作了数十幅新作。他把这些作品手拓，贴在马兰草纸上，装订数册，分别呈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阅赏。

11月末，毛泽东阅后挥笔为刘岘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这幅题词由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转交刘岘。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这两章于1940年春先后在《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本书原是由毛泽东主持和其他同志参加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原计划共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第二章，毛泽东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接着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在当时环境的有利条件下，使其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适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反对第一次###高潮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

鱼不能没有水

当时干部教育教材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书；二是自己编写，最早编了一本教材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一共计划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一些同志分头起草。

李维汉起草第三章中的两节，他把这两节的草稿送毛主席审读。第一节里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李维汉说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处，作了一句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李维汉知道后，很受教育和启发，以后他在讲课时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条批语。第三章的第二节是写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写作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两章。

       诗歌以押韵为宜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

      12月，毛泽东很快写来回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关于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为防止和对付晋西北武装冲突，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和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电报强调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和旧派之间的矛盾。要估计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同时，阎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为此，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电报还指示要经常与决死队第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联系。他们办法较多，要同他们多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纪念白求恩

1938年3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欢迎马占山

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马占山下车打猎，不料猎枪炸裂，伤了左手指，拇指炸飞，中指折断，血流如注。随从急忙把不省人事的马占山送往延安医院急救。延安立即组织抢救，使马占山安全脱险。毛泽东知道了立即前去看望，他对马占山说：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接着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泽东说：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说到目前的投降危机，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但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

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到延安。宴会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941年9月，马占山的新兵队开入八路军防地，八路军误以为胡宗南部队进攻了，就包围缴了新兵先头部队约700人的枪。不久，毛泽东致电马占山表示歉意，大意是纯系误会，希即派员来接。马占山派人将新兵全部接回，枪支弹药完整无损。毛泽东还特地送了七八斤延安土产糖带给马占山。马占山复电毛泽东说：接兵部队已如期安全到达陕北防地哈拉寨，承你赐赠糖果和新兵过延安时期有劳关怀之处，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顺祝你健康愉快。

驳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的谣言

1939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该报记者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

自晋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晋西北的领导问题。1939年12月9日，曾指派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

1940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令贺龙、关向应直接负责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作战的指挥。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告知聂荣臻、彭真、贺龙、关向应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

贺龙、关向应接到命令后，即率120师师部及主力五个团于2月2日至8日分批返回晋西北。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保证了晋西北斗争的胜利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关于陇东事件的谈判

自1939年4月至12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两次陇东事件。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出动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的770团，杀伤干部战士300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非常重视以萧劲光名义发出的每封电报，这些电文多是通过毛泽东修改或是重新起草的。毛泽东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

在修改萧劲光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在修改萧劲光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

在萧劲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竞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双方均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选派陕甘宁边区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0年1月8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关于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是在陇东西峰镇进行的，从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得到积极成果，只达成了像毛泽东在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暂维现状，由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