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北京文学》的几位编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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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

顺义

北京文学

宋体

中国青年

文化

朱家雄/文

看到《北京文学》2010年第12期(原创版)刊登了本人的中篇小说《职场争端》，觉得特别高兴，特别荣幸。在报刊亭买了本样刊，展卷翻阅间，就觉得这本杂志确实是好看的，确实是“清新感”“现实感”与“大众性”“可读性”兼备，《北京文学》在纯文学的“雅”维度与“俗”维度之间把握得游刃有余，在总体上的大气与细腻之间所取得的平衡近于完美，其在文坛的独特地位和独立、独树一帜的风范更是令人敬佩。

不过，我更愿意做的，却是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跟《北京文学》各位老大的相识及些许的交往，比如我先后在不同场合分别认识的杨晓升、张颐雯、萧夏林等，当然，重在好好赞美一番这个英雄集体。

《北京文学》的社长兼执行主编 杨晓升先生大约是广东人，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似乎一直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在1997年偶然结识他的。那几年，只要有机会，我就乐于去与《中国青年》同在一个院子里的其旗下的《农村青年》走动走动（我曾在该杂志实习过）。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向当年颇赏识我文笔的《农村青年》杂志的主编李军老师致谢了，自尚在校读书时起，当年的我曾陆续向他负责的《农村青年》投稿许多次，并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且领到许多笔多多少少都滋润了我当年生活的每笔大致在一百两百三百元左右的稿费。遗憾的是，我有差不多十年都没再联系到这位有才干有气度的老师和领导了，实在惭愧。可我总觉得，像李军老师这样的高级人才，其实还可以在更高一些的位置上做点他喜欢做的事情的。

在那个院子里，我认识了好些老师和领导，包括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兼社长的石国雄先生，我也曾斗胆进到他的办公室里满怀景仰地跟他攀谈过一会，似乎是谈自己的一个什么想法来着。可惜当时的常务副总编彭波先生我却无缘认得，该领导后来似乎到国务院新闻办做局长去了。骆爽先生当时已经是出版过多本个人文集的叱咤风云的思想随笔作家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似乎正任《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化部主任，我对他的名字印象很深是因为之前曾在《大学生》杂志看到过他开的专栏（而我也曾多次在该刊发表文章）。骆爽先生是个没有城府的明亮磊落的人，他在接到我的投稿后不久，就在他负责的诗歌版面的头条位置上刊登了我的一首诗，后来他改任《中国青年》杂志旗下新创办的《青年报刊世界》杂志的主编时，我还偶然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并认识了他的多位下属如迟宇宙、张杰、李阳泉等多位才俊，而这三位，后来都成了我主编的《北大情事》的作者。

杨晓升先生那时似乎是《中国青年》杂志社会部的主任，我先认识的是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别的同事（忘了是谁了），我大约是1997年夏在他办公室里与他的同事聊选题还是某篇文章的时候见到他的。杨主任刚开始并不在办公室里，他是后来进来的，在他的同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杨晓升老师乃主动提出让我帮他做个有关歌友会的选题。我当时写各种文章的兴趣都比较高，态度自然很积极。杨主任介绍说，做这个选题不但需要采访蔡国庆、谢晓东两位歌手，还需要我去石家庄出差，采访当地的一个以青少年歌迷为主要读者群的流行音乐类杂志，最好再采访几位歌迷，出差费用可以预支，云云。虽然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文章，但却毫不犹豫当即就答应了。那时我是在《文化月刊》杂志做编辑、记者，时间上相对比较自由，我很想去采访采访明星，也很想去出趟差啊什么的。

当我在朝阳门港澳中心大堂里采访完著名歌星蔡国庆，当我在著名歌星谢晓东和他夫人所办的公司里采访完谢晓东，当我又乘火车到石家庄“下榻”河北师范大学招待所，采访完那杂志及那杂志所推荐的歌迷，当我回到北京刷刷刷洋洋洒洒写了篇挺长的文章并择日呈送到杨主任案上，这才想起来之前连写该文章的任何要求我都没问过的时候，我的预感果然就发生了，杨主任看了我的文章后当面对我说，这文章写得太长，哪有这么多版面安排，而且写法也不太符合他的要求，所以这篇稿件就暂时不用了。我很想听听杨老师的指导性意见，我希望能通过比较大的压缩和修改能使这文章起死回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文章竟被废弃不用了。我没有探问原委，只能做如是想，这或许是因为出发前的和杨主任的沟通还不充分，我还没能充分理解和领会他的意图罢，由此导致我的采访不太到位，写得也不太到位，以致这文章没法回收再利用了吧？又或许，通过对我文章中集中显示的各种信息的分析，证明这个选题的新闻价值并没有事先估计的那么大，所以就临时决定放弃了这个选题？

不管怎样，我都没觉得失落，而觉得自己不虚此行，多有收获。比如说，对蔡国庆、谢晓东两位的采访使我第一次获得了近距离接触明星的机会，由此开启了以后我对明星的关注，其后的几年间，我乃继续干过一些类似的事，比如陆陆续续采访了马季、李谷一、章子怡、李湘等若干明星，满足了我那时所有的对明星的强烈好奇心。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杨主任了。之后没几年，杨主任出人意料地调到《北京文学》做起了执行副主编。一晃，就过去多年，当年的杨主任似乎早就担任纯文学重镇之《北京文学》的社长兼执行主编好几年了。自他上任后的这些年间，我也曾去拜访过一次《北京文学》，可是不巧，我竟没福气碰到杨主编。不过这其实也没什么，我只要记得自他上任后，《北京文学》就发生了很明显的一次更比一次更好的变化就可以了。当然，我也记得自己向该刊屡次投稿，而总计起来竟也在该刊发表过两次诗作了——虽然每次都只是在角落里给发上一首爱情诗。

而这一回，我竟然在《北京文学》发表起了中篇小说！我不能不在此对负责终审的杨晓升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了！他的严格要求是我所难忘的。

再说近期已荣任《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的张颐雯老师。是在1996年的5月吧，当时在《中华读书报》实习的我受领导委派，以记者身份去参加《北京文学》在顺义举办的一个“新生代作家群”笔会。记得当天一早大家是在杂志社门前集合，集中乘坐两辆中巴车开赴的顺义。当天上午和下午的会程是座谈会。我听主办方的介绍，这才知道与会的都有谁了，他们是《北京文学》当时的主编浩然、社长章德宁、执行副主编兴安等人以及应邀与会的一批青年作家，当然，还有时任编辑的张颐雯。

这次聚会使我得以认识了以张颐雯老师为代表的《北京文学》各位老师和同仁。1998年我跳槽到经济日报社旗下的一家杂志社工作，经济日报社当时还都在王府井办公，因为离得近，记得有一次为了件什么事我还邀请张颐雯来我所在的杂志视察过一回，她是骑车来的，因为双方都要忙工作，时间都比较仓促，所以我们也没有多交谈，办完事她马上就离去了。

再往后，我就只在很偶尔地去拜访《北京文学》时见到过张颐雯老师了。记得最近一次去似乎是在2005年，当时她所在的办公室里坐了好几位，经她介绍，在座的有社长助理王童先生，以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见到的诗人白连春先生，等等。此后，我就一直也没见到过她了。这次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小说《职场争端》虽然是直接向杨主编投的稿，但责任编辑却正是张颐雯老师。我感觉他们俩对小说质量的要求都特别高，工作态度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都可谓是伟大的编辑家或与伟大无限接近了的编辑家啊。

上文中提到的诗人白连春先生或许我也应该提一下。前不久读到他在博客上写的关于他被人借去30万元救命钱且怎么也追讨不回的事情的文章，这才知道他竟因卖血而不幸在前两年感染上了爱滋病！惊谔之余，我也不禁为他觉到人类生命的悲伤。记得2004年我在《中国文化报》当编辑的时候，一位曾来我们部门应聘并短期工作过然后离开了的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的北方文人某某，忽然在离去后的某日中午打电话约我去地铁和平门站附近那边喝酒吃饭，说一起聚会的还有《北京文学》的诗歌编辑兼诗人白连春、《诗刊》的诗歌编辑兼诗人某某某，等等，我本打算去的，可不久又从电话中得知，他们几个临时又把聚会的地点改在了远一些的我不怎么熟悉的地方，于是我也临时决定，不去了。其实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要去报社上班（开选题会），倘去远一点的地方参加聚会的话，时间上肯定就来不及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深感这一回的聚会我还真该克服困难赶去参加的，至少可以多认识几位文友和老兄啊。

至于萧夏林先生或者说萧夏林老师，则是我1996年上半年在《中华读书报》实习时认识的，他当时在那里做编辑，负责著名的“家园”版的版面编辑工作。记得我也曾向他投过稿的，同年秋，他还真在他的版面上刊发了我所写的一篇题为《大师的境界》的文章（该文或可算是一篇近两千字的小文论）。因为结束在该报的实习后我就去别的单位混了，所以我就没再见到他。并且，竟然是自打离开之后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他了，包括他到《北京文学》工作后的这些年在内，并且也没有任何联系。

总而言之，这次能在《北京文学》发表一个中篇小说，对我来说还真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为了表达自己由衷的感谢，我要在这里高声赞美这家伟大的文学刊物，以及当中的编辑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