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遵循经济规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遵循经济规律 

学术随笔 2010-11-24 22:15:00 阅读802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遵循经济规律

——读五中全会《建议》（之一）

赵伟（浙江大学）

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列出，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发展互为依托的重要地位。《建议》强调：“十二五”时期将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期间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同时明确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人民网理论频道特邀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就“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解读，赵伟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要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警惕政府万能意识抬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已经提了好几年了，这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更进了一步，不仅强调转变，而且还加上了“加快”二字，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发展互为依托的地步，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主题”的一条“主线”，足见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就具体区域与部门来看，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十二五”规划的提出，先须明确并予以具体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个问题的“两头”：一头是目标，即“向何处转”？另一头是起点，即“从哪里入手？”。

作为理论工作者，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域方案和部门战略思路，首先也得依循“科学发展”的思路，有一种科学思维。就经济建设而言，无疑得借助成熟经济理论，摸准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找准现实政策与体制的“扭曲”所在，方能提出“成本最小化”的转型方案。不然的话，所提方案势必仅停留在好的愿望上，实施起来事与愿违。这方面，新中国60多年经济建设史不乏经验教训！所有教训中，最令我们民族刻骨铭心的，要属“大跃进”的教训了！而“大跃进”的灾难，多半源自对经济建设规律的忽视乃至漠视！而这种忽视与漠视，多半与“政府万能”意识联系在一起。

客观地来看，经过2008年底以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大力度政策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借助政府干预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一种“强政府”与“政府万能”的意识显然在抬头，各级政府都在制定庞大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建设规划，无视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也在与时俱增。在此情形下，“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最应防止的是无视经济规律的冒进！在此时刻，历史教训值得重温。在此时刻，且不可忘记，我们还是个转型经济体，离开体制改革，离开市场化的改革，经济效率就难以提升。转变增长方式势必脱离科学发展主题。

转变经济发挥方式：高层战略的一个经济学诠释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从中共十七大报告到近期五中全会“建议”，说得都很明确，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转变”，分别为：

——“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但问题在于，要将这些目标落实到差异很大的各地区那里，变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大众的实际行动，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找到机理机制，按照事物变化的大势顺势而为。为此目的，显然需要借助规范的经济理论及方法，将政府决策层提出的战略纳入经济学框架予以分析。这样一种分析不仅可将政治家们的行动目标置于专业框架下，在各主要变量间理出逻辑联系，进而找出关键约束条件，而且可望引出达到目标的突破口。

按照规范的经济学思维定式，可将上述“三个转变”归入两个范畴：一个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另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先看前一个范畴亦即增长动力的转换。高层战略显然有两个具体内涵且彼此定位不同。其中一个定位于需求一边，另一个定位于供给一边的转换。一般而言，考察一个经济体需求一边的增长动力，须总揽三个动力结构：其一是总需求动力结构，通常以“三驾马车”对增长的“贡献率”简化之。“三驾马车”亦即消费需求、投資需求和净出口。三者各自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被归结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在总体增长率中，各自贡献了多大的份额？其二是国民产出最终去向。与“三驾马车”一致，这种去向亦可“三分”，但最为重要的则是投资与消费的比重。其三是国民产出的市场结构，最重要同时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外贸依存度，尤其是出口依存度。

就供给一边来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二：一个是有形物质要素的投入，主要是资本、劳动以及土地等要素投入；另一个是无法归因于有形物质投入的效率增进亦即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最先界定了这个源泉，认为这种增长无法用资本投入或别的传统要素比如土地和劳动积累来解释，因而称其为“余值”，后人称为“索罗余值”。这个“余值”实际上就是TFP（全要素生产率）。

再看后一个范畴的转换，亦即产业结构的转换。经济学分析证明，“二产”比之“一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要大些，“三产”比之“二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更大。由“二产化”而“三产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之结构转换的大势。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往往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非农化”与“二产化”，这个阶段一国产业重心由农业移往“非农”，主要是第二产业；第二个阶段可称为“三产化”或曰“服务业化”，这个阶段一国产业重心由二产移往三产。工业化完成时期，一国产业结构则无一例外地会呈现3>2>1的结构特征。

原载：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302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