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洲：唐山警世录（六）

(续前）
*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份，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
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一些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的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的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的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即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的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2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7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当时您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梅世蓉：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说。当时没看出是大地震。
我没看出是大地震，凭什么说是个大地震呢?
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
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
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这个呢你问我，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
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
我想，梅教授说的都是真话，她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这是让人尊敬的年龄。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确切地说，主管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我们就不得不沉下心来想一想了。
1.群测群防与专业队伍两条线，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
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
2.我们公正、客观地分析，1976年5月的济南会议和1976年7月的唐山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的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3.梅教授讲，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者。
4.我不想再声明什么了，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5.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气力，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台站观测、野外测量的同志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震例。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呢?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员简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1947-1952　四川重庆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6-1960　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学专业。
1974年以来，历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河北省地震局在一九七六
济南　大雨　胡长和的寓所。
梅女士推荐了胡女士。
我必须采访她。
我写了北京和唐山，中间的重要环节——河北省地震局干什么去了？1976年唐山地震的当事人，大部分已经离退休，有的去世了，有的身患重病，健在的他们也已经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了。
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存在空白。
唐山地震后，胡长和从河北调到山东，从山东退下来赋闲在家，写点诗词歌赋什么的。这一年她又去大连儿子那里避暑去了。追踪她还真有点难呢，费了几多周折我们才通了电话。
她在大连海边吟诗作画。
我就像傻小子一样傻等着。
她回来的第二天，我便追到济南。
歪打正着，她丈夫更有发言权
胡长和给我的印象是，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人，还是个见多识广的政府官员。一开口，就很有点左右逢源的感觉。
她回忆说，二十多年了，有些事记不清楚了。唐山地震前我是河北省地震局综合预报组的成员，但不是负责人。
写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呢，她（梅世蓉）挑选的人，我就参加了。
胡长和女士娓娓道来，好像是一不留神，就说出了她老伴当时是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我可是留着神呢，听着听着就听出点意思来了，就问业务处管什么。
胡长和女士说，管台站、管预报、管科研、管监测、管计划，甚至连群测群防的事都要管。地震局业务上的事一大摊子。
我就请她丈夫一块谈。胡女士似乎愣了一下，但还是到书房请来朝夕相处几十年的老伴。侯立臣先生方脸，很仁义也很深沉。这可能跟他当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的经历有关。
侯立臣先生说，在大连，她跟我说你要采访，我考虑了许多。我们想离唐山地震的事远点。你既然来了，（潜台词：也不能往外轰。）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了解的可以毫不保留地给你讲，但是我们就事论事，不涉及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多深多浅，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再加上我们退下来这么多年了，不想翻那本老账了。我们也没那个精力。
侯先生语调不高，我还是觉着大伏天有了点寒意。我点燃一支烟，静静地听，只能静静地听。一宿的火车可不能白坐，蚊子叮的疙瘩还有点痒呢。
侯立臣先生继续说，唐山地理位置在河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京津唐渤张这一大块地区，不完全是河北省管的。国家地震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京津唐渤张协作组，由他们来管。唐山和张家口属于河北，就经常找我们。因为这事太重要，他们管得就多一些。
所以，很多问题我们也不完全清楚。
说得对，说得好，局长说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答记者问式的那种圆滑劲，不由你不佩服。我说了些唐山的情况，也说了些北京的情况，尽量调节谈话气氛。
侯立臣先生终于露出了笑脸，你的几个电话，我就感到了你那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笑）
让历史资料说话
唐山市地震办每星期三会商，一般来说，星期三、星期四向省地震局报会商结果。省地震局星期五会商，省局会商后报国家地震局。市在省前面，省在国家局前面。那阵儿没有双休日。
河北省地震局会商前，值班人员必须把各地区的会商意见收集起来，像唐山、张家口、廊坊、承德等地区是什么会商意见，一律登记在册。当时对群测点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视的。
短临预报认为，最有效的观测工作还是群测点的工作，特别是地下水，河北省地震局布的观测点有上千个。
《地震报》（1986.7.5第三版）：
为了配合抓大震，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大发展，骨干点由60个增到85个，一般点由468个增加到508个，此外还设有观测哨共计5552个，全区群测群防队伍多达16000余人。
侯先生介绍，观测哨是观测动物的。
海城地震以后，唐山地区的异常情况很多。说实话，这些异常有真有假。报大震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还不少。那个时候，每周五都有一大堆预报意见。
二十多年了，侯立臣夫妇没把有价值的资料毁掉，他们先后搬了几次家也始终保留着。这次他们装修房子，都不要了，只是唐山的重要历史资料留了几份。
这几份材料非常宝贵。1976年10月2日，刘长垣局长组织了几个人，有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有侯立臣，就形成了几份材料。
刘长垣是“文革”前的地震局长，9级干部，很有水平。他当时说，把所有重要事件，写成文字材料归档。
侯立臣很严肃地说，这些历史资料，我今天拿出来！
我双手捧过很老旧的资料。这些资料因唐山大地震漏报而沉寂了二十多年。刘长垣局长当初为什么留下这样的材料？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只是归档！这些文字也没帮上局长的大忙，在他被免职之际，它依然沉默，今天才重见天日。摘录如下：
今年以来在震情监视方面几项主要工作纪事
（1976年10月2日）
1975年12月下旬至1976年1月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与全国震情趋势会商会”。这次会商意见，国家地震局向中央、华总理写了报告。二月份，国家地震局将这个报告发给有关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省局回来后向省防震抗震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并于春节前先把震情传达下去了。
……
为了加强京、津、唐、张、渤震情监视，省局于4月17日至19日在唐山召开了河北省地震趋势会商会。会议根据讨论的结果，提出三条震情趋势意见。
第一，原来国家地震局的中期预报意见，基本上对应了4月6日和林格尔的6.3级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更加剧了我省北部地区发震的危险性。根据地震波速比，地震活动性和地震地质背景，认为河北北部仍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
第三，根据唐山水氡和沧州、廊坊土地电、地应力的异常变化，认为近一两个月内津、唐、渤有发生4—5级地震的可能。会商结果我们向何毅、史东生同志汇报了，并让各单位回去后向地委汇报。
……
4月22日大城发生4.4级地震。震后纪登奎副总理指示，要注意京津地震趋势的发展。省局研究后就让在唐山召开会商会的省局负责人苗良田同志继续留在唐山，同唐山地区地办一起，对各级地办，群测点及专业台站的工作进行检查。
……
5月初省局在唐山召开了“水氡、地下水、动物、气象海城地震经验介绍会”。
……
7月13日到19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前我们在廊坊召开了大城地震总结会……
7月23日省局在石家庄召开了各地、市地办，地区队负责人和少数县地办，大厂矿地办负责人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汇报会”，由于唐山地震发生，中途散会。
……
我凝视着这份材料，不禁陷入了沉思。这份既不呈送也不下达的归档材料，为什么把国家地震局于1976年7月13日至7月19日在唐山召开的经验交流会记录得如此简单？那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会议结束9天后，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便爆发了！
侯立臣说，那是唐山大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召开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议，而且就在唐山，所以专门形成了一份材料归档。我接过又一份归档材料，心顿时一沉！
《关于今年七月份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情况》（1976年10月2日）摘录如下：
7月13日至19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河北、山东、辽宁、北京、天津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交流群测群防工作经验，第二为全国群测群防工作会议做准备，第三研究讨论预报制度、预报系统问题。
会议期间组织参观了唐山市二中、八中等群众测报点。
会议后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同志去了，利用晚上时间召开了部分同志参加的震情趋势座谈会。开始有二十几个同志座谈，后来有些同志得到消息后自动地去参加会议，与会者陆续增加到八十多人……
汪成民同志谈了三点：第一，国务院69号文提出的预报已到期了，虽然发生了海城和和林格尔地震，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第二，最近收到一些预报意见，有些异常情况，主要反映在唐（山）、滦（县）、渤（海）一带；第三，临震异常现象搜集得不多，对近期的一些临震异常发个表下去，大家填一下，7月底报上来。
会议结束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查志远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除了谈群测群防工作的一些意见外，还谈到，要加强震情监视，当前唐山市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
县地办有的同志说：这次会是一次麻痹群众的会。会议期间迁西、滦南、抚宁、秦皇岛（当时均属唐山地区）等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但会议始终没有安排。
有的同志听到个别群众说，国家地震局在震前在唐山召开这样的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
刘长垣局长当年不会想到，这份材料在30年以后出现在本调查中。这是份真实的史料，细心的读者可以用它来印证某些东西。
最后一个躁动的春节
侯立臣：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们无话可说。如果报出来的话，我有很多话要说！几乎所有的重要地震会议都在唐山召开。为什么在唐山？不就是唐山有异常吗？唐山是重点监视区嘛！唐山有5—6级预报意见。所以，一个一个的会几乎没断。
海城地震后，那年（1976）春节，我和苗良田副局长就是在唐山过的。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唐山如果发生地震，矿区怎么办。我们向唐山地委汇报后，就到了开滦矿务局。唐山地壳本来就是破碎的，开滦又是百年老矿，矿区地震矿井坍塌，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跟开滦总工，姓什么我忘记了，重点讨论的是开滦井下应该怎样防震抗震。
张庆洲：井下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人就会有生命危险。瓦斯爆炸、地下涌水……
侯立臣：我们就是和他们一起规划。预报是预报的事，不等于预报了矿井就不塌了。听了总工的话我们很感动，他说如果发生地震，最让局领导担心的是井下工人怎么逃生。他说，海城地震后，我们派人去海城，尤其是到矿井考察了。不安全的因素全考虑了。
我和苗局长说太好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一块研究矿工怎么逃生等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从震害的角度看，矿井下比矿井上安全一些，但是地壳运动错裂，本来是隔水的地方就会突然通水了，地下涌水出来，人就危险了……
当时就是制定规划，透水了怎么办，瓦斯爆炸了怎么办。大地震如果发生矿区首当其冲啊！这件事我印象很深，他们有了方案，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在唐山过春节，矿上还给我们两张电影票，我记得是大年初一看《创业》。
张庆洲：你们住在唐山哪里？
侯立臣：中心台刘占武那儿。中心台隶属于河北省地震局。人财物都归我们管。
大年初二吧，我们突然接到一个情况，滦县有一条狗蹿上房顶。大震前动物表现异常是明显的。所以，我和中心台一个同志在半夜就去了。开车两小时到了发生异常的地方，滦县地办的同志说，解决了解决了。过年么，原来是狗吃鱼刺卡嗓子眼了。（笑）
总是这样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况，所以必须弄清楚。
张庆洲：你指的真情况是什么？
侯立臣：地下水直往上涨啊！
国家地震局分析漏报原因
张庆洲：你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留给后人？
侯立臣：关于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于1977年1月召开了全国地震会议。会上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我这里有一份简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共印了450份。报华主席、叶副主席、在京政治局各委员、各位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央宣传口、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及以，河北省委、省革委；抄送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发会议各代表。摘要如下。
1月19日和20日，会议就漏报唐山地震有关科技方面的原因继续进行讨论，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情况来看，初步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在有中期趋势背景的条件下，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比较突出的有宝坻地电、香河水淮、昌黎地磁、滦县田疃和安各庄的水氡等，时间长，幅度大，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干扰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辨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1976年4月份，在这个地区又相继发生了内蒙和林格尔6.3级和河北大城4.4级地震，轻易地认为多数异常对应了这两次地震，导致了5月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碰头会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对本地区地震趋势背景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思想上丧失了警惕。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
……
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
……
同志们在讨论中普遍认为，这次总结还是初步的，还很浮浅，今后还要进一步分专业深入总结，认真找出漏报原因，吸取教训，搞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我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久违的震颤。国家地震局认错了，尽管只是科技方面的“三个认识不清”，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我陡然记起唐山地震监测网田金武们的精确地震预报，久违的震颤渐渐平稳，渐渐平稳……
一个无法忘却的年代！
侯立臣简介
 
侯立臣，高级工程师，1934年1月生，辽宁省大连市人。
1956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
1968年开始从事地震工作。历任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长、监测处长、预报中心主任、副局长等职。
（未完待续）